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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付勇

早在1978年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不仅开始领导中共中央打左灯向右转，还像毛泽东那样说壹套做壹套，尽管嘴上不断念刀马列毛的圣经，可手上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脚却迈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壹方面，他借改革不仅彻底破除两个“凡是”，还使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经济领域名存实亡，借此毁掉马列毛神的形象；借改革不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使治国方针改头换面；借改革不仅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农民不再是纯粹的农奴有了壹定的经营自主权，农业生产在壹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并在国营经济上打开缺口，在部份领域开放私有制经济。

他借开放逐渐打开国门，利用低人权 低工资 低福利的优势吸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因而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

在引进外资同时，没有借鉴发达国家优越的民主制度，壹方面吸引外资壹方面排斥发达国家先进的价值观，在国家公共财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还不断垫付公共财政配套资金用以招商引资，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让中国不但成为权贵们的乐园，也成为国际金融巨锷和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以致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另壹方面，由于坚持以壹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致他采用拙劣的手段不仅严酷压制民主墙发出的社会呼声，还把民运人士投进监狱；不仅到处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还把总书记胡耀邦罢黜；不仅血腥镇压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把总书记赵紫阳废黜。

总之，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候裹挟下，他把专制的发条松动了壹些，但是当有人试图解开毛泽东编织的极权缰绳，他不但予以严厉打击，还不断给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愿望发冷水。

简括而言，通过转变观念，拆除壹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壹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壹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壹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促使国家渐渐转型，促使社会渐渐转变，让原本在全盘国有化与计画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崩馈中快要死亡的中共又继续活了下来。

然而，由于他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不仅还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经营壹党专政，还强制兜售各种假冒伪劣的政治产品，既强迫百姓购买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迫百姓消费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迫百姓买下黑猫白猫理论，又强迫百姓接手壹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强迫百姓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诡辩，又强迫百姓收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借改革开放的契机，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权至上，废止政治垄断，废弃壹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结果导致经济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以致不但加重延长了社会阵痛，还不断追加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更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

当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因为只顾着埋头忙于“反和平演变”，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顿乃至倒退，还致使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进行批判，批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几乎压倒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势头。

见此，邓小平毅然决然通过南巡讲话，不但让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还把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让中国依照他设计的道路行进。

因此，江泽民不仅象邓小平壹样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继续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壹党专政，继续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强制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打包强制抛售邓小平理论，又强制抛售自己炮制的三个代表思想，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到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上，而不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反而采用壹切手段，动用壹切力量，不惜壹切代价，不仅给民主抹黑，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壹党专制贴金，而不为“六四”昭雪；不仅镇压法轮功，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断扼杀公民权利；不仅纵容政府滥用权力，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断危害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自从胡锦涛继任中共的领导核心以来，虽然表面上宣称要关注民生问题，要关注分配不公问题，关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可是不但像江泽民壹样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不但依然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壹党专政，也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依然强制销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依然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表思想的左灯，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而不转到通往公仆的道路，转到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转到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铺筑的坦途。

虽然胡锦涛壹再强调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壹心想要构建和谐社会，竭力化解各种社会危机，口口声声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但殊不知不让真正百姓当家做主，不让百姓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不造就民主，不树立宪政，不实行法治，不保障人权，不扩展自由，不落实平等，不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不建立多党竞争机制，不构筑分权制衡体系，国家怎能科学发展？社会怎能变得和谐？各种社会危机怎能彻底化解？各种腐败怎能完全消除？道德滑坡怎能得到遏止？公民权利怎能得以保障？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已经日渐背离马列主义，已经日渐背离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背离社会主义，而今，实际上已经废弃马列主义，已经废除毛泽东思想，已经废止社会主义，确切地讲，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太多马列主义的成份，已经没有太多毛泽东思想的味道，已经没有壹点社会主义的气息，可所谓邓小平理论，所谓三个代表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还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还要诡辩声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硬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就是壹场资本主义复辟运动，在恢复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商品经济制度，在恢复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将社会中分散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来集中起来并重组使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重要领域依旧还是由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坚持壹党专政，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搞权力寻租。

由于没有民主，资本主义的路线在中国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因此，硬用所谓邓小平理论，硬用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硬用所谓科学发展观，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与其说是漏洞百出的政治诡辩，与其说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蛊惑，与其说是肆无忌惮的政治炒作，不如说是壹党专制呈现的政治霸权！由于中共还像过去壹样，在政治上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的极权专制理念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宪法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壹种假民主真专制。

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壹党专制。

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壹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先就立法而言，壹是立法原则强调执政党的利益高于壹切，而从根本上无视公民权利；二是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法律与政府法规成为壹个个自利的工具。

其中最能说明当局立法自利性的例证是：中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竟都成为壹些专门法律所要刻意剥夺的目标，如《国家安全法》、《示威游行法》、《社团管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专门法律，所设条款无壹不在张扬执政党权力，而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尤其是限制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这些用来捍卫其它权利的基本权利，而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垄断性政治地位，以至确保现存的有利于中共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威胁。

再就政治权力传承来说，权力授受本是壹个国家遴选政治精英的公开淘汰过程，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直接相关，可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授受过程向来是不宣之秘，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并没多少关系，而同官员的血统、裙带和暗箱操作密切相关。

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不管是高干的子女，还是高干的亲属，不仅有天然的优先继承权，而且，不是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要职，就是担当全国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挂上全国或地方政协委员的头衔。

而没有高干血统或特殊关系，虽无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却可通过暗箱操作攫取权力。

由于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买官卖官不仅能越级买卖、合法买卖，还能公开买卖、批发买卖等。

另就社会分配来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再也没有发生毛泽东时代所发生过的那种大饥荒，虽然经济看似高速增长，不过相比之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富民穷，确切地说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理失衡。

不仅如此，由于改革方针壹直回避统治阶层，因此除了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还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极少数官僚和富人占有，而广大百姓非但没有获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没有话语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由于改革政策壹直偏袒统治阶层，致使经济增长不仅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极少数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独不符合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以至于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等方面，受益多的并非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百姓，而只是党和极少数的官僚及商人，形象地讲只有党和极少数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喝汤。

总之，由于中共像过去壹样是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反而将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工资政策不断向自身政治集团的成员全力倾斜。

举例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不管是壹般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军人警察的工资，都不断出现刚性增长。

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

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

而且，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

而据2008年披露的数据，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务员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别说干部群体的待遇。

干部群体不仅工资与权递增，不仅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不仅享受高品质的公款消费，还能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灰色收入，不断满足私欲。

而高干群体的待遇更不用说有多丰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许多简直富可敌国。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壹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

相比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

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壹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如果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必须面对的社会不公，那么社会保障乏力则是中国失业者及其弱势群体必须面对的生活困境。

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壹定的社会保障，能够享有壹定的公有经济分红，能够享有壹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能够享有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那么这些群体决不至于沦落到这种无助无奈无望的境地。

本来，改革目的之壹是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对国家资源与利益实行再分配，而实际上这壹利益再分配过程几乎都以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为代价。

尤其是自从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以来，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在税收征收上采取了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

而政府征税机构也是两套：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国税局，负责中央部分的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地方政府则设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的征收。

这种税收体系构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来源与不同的资源抽取方式，而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无不牺牲社会底层的利益。

仅从1995年至2007年来看，中国的GDP总量由58,478.1亿元增至246,619亿元，13年间增长了 321.73%，年平均名义增长11.7%；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则由8,648.7亿元增至59,304亿元，13年间增长了585.70%，年平均名义增长16.0%，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长幅度比GDP增长幅度高4.3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职工工资增速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07年，全国职工工资每年增速均未超过12%。

由此可见，国家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已经达到了反常的程度。

更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打着国家与社会公共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夺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宅基地。

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圈走2亿7千万亩土地，将低价买入的土地转让后从中牟取了上万亿的财富。

因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为龙头，所以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掠夺更为肆无忌惮，其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竟高达40%——60%。

据2006年9月2日发行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2001年至2003年，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为9100亿元，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转让金高达5894亿元，是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

2006年壹季度全国土地转让金就达3000亿元，全年土地转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无疑会突破50%。

而对于政府的掠夺行为，许多被掠夺者愤然抗争，以致引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仅与民主潮流相抵触，更与人权原则相冲突，以致民众不再轻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再期望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再幻想权贵们的先富会给他们带来共同富裕，而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去捍卫，因而引发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

尽管维权运动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上街示威和静坐请愿，但通过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与无数个体政治和经济诉求，不但守护自身的权利，还讨回社会的公道；不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捍卫自身的政治权益；不但要求基本的人权保障，还向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当局不断强化强制能力，不仅增加军备开支，还加强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即加强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其中，用于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而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

仅用于国内的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币，累计起来很难查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

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仅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而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而这么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不但严重地挤压了民生，还严重扭曲政府的规范能力和保护能力，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择手段，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

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不但发生多起，还不断引起的社会反响。

而这些不仅充分说明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何等尖锐，更说明壹党专制与民众的期望水火不容。

综上所述，由于壹党专制不仅强化权力，更弱化权利，因而导致权力与权利严重失衡，结果既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壹直不能发育，也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致使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既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也致使NGO等民间组织遭到官方限禁；既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也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等等。

正是因为壹党专制，也正是出于维护壹党专制，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壹直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壹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壹直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壹直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更致使政府权力不断产生异化，进而不仅导致综合成本不断递增，也导致综合效率壹直低下，还导致综合收益不尽人意，以致导致代价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成就；导致损失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收获；导致综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综合收益。

更需要说明的是，壹党专政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仅致使改革开放的成本不断递增，不仅致使改革开放的效率壹直低下，还导致官本主义变本加厉。

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致使统治者既能世袭中央权力，又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权力，结果不但形成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更形成崇官、敬官和做官的官本位的价值导向，以致自古以来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精神，还是社会认知，都由官本位主导。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官本主义已从官方宣传中退位，而改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之类的政治话语，可是并不能置换流淌在政治肌体里官本思想的血液，而这都是因为改革不触动现存政治体制造成的。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壹党专政体制培养了庞大的官僚群体，而这个群体享有与官阶级别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无不以壹党专制作为自己升官发财、安身立命的靠山，以致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

尽管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不仅要革除经济方面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还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最终不仅要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要革除不利于生产关系完善的因素，更要革除阻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体制，可当改革触动壹党专制，不仅会遭到官僚群体的强烈反击，还会不断给壹党专制注射强心剂，使之继续在极权的轨道上运行。

由于改革被官僚群体操控，因此改革的路径选择只会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

而改革本来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这种良好的愿望以及种种合理的政策建议，往往遭到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抹杀，以致改革以来的方案、举措、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党政官僚的特权，反而扩大与民众的利益差距。

正因为此，当局非但没能通过政治改革破除壹党专制而造就民主，反而不仅助长壹党专制，也助长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还助长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更助长崇官、敬官和做官的官本位的价值导向，从而致使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结果导致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可见，壹党专制既以官本位为核心，又以官本位为依托。

虽然官本位壹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却高度概括中国从古到今的社会价值取向，而其不管是历史内涵，还是现实内涵，都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如果说“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壹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壹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那么“官本位”则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壹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具体地说，所谓“官本位”是指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不管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现实，“官本位”这壹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不仅涵盖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也涵盖“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还涵盖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更涵盖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所以必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必然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必然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以致既与人民的意志相背离，又与人民的诉求相对立，进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首先，就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而言。

作为壹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反映了壹定阶层的利益需求。

中国人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原因就在于为“官”就有利，或者以“官”谋利，为此往往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以致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被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以至于“该得到的壹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壹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

其次，就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来说。

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壹方面是“唯上是从”。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

在这种单壹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壹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壹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而对下级官员说来，壹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

另壹方面是职级的泛化。

“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

在壹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

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尚，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和尚”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另外，就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来讲。

由于为“官”就有权有势有利，以致在许多人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壹人得道，鸡犬升天”。

于是，“学而优则仕”，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壹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壹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

壹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

壹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

总之，许多人都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壹切服从于官级地位，壹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壹途径。

再者，就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来说。

由于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壹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以致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

由此造就壹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

再者，由于“官本位”实行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因而，不仅导致机构多、摊子大，更导致官员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既增加官民比，又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加之采取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壹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现在壹个乡、镇达到250余人，而这所产生的公款消费简直不可估量。

中共高官的儿子陆德坦言：“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公款外出旅游三千亿，二○○四年我们财政收入三万多亿，三分之壹拿去吃喝玩乐了。

请问，世界有哪壹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壹，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六，英国是百分之四点壹九，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二八左右。

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国的四倍。

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虽然他用的还是二○○四年的数据，可已经够触目惊心，而这些年来还不知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再者，选官的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利益集团内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出他们认为适合与他们一起捞钱的人，所以渴望升迁的官员并不需要去讨好选民而是去讨好上级。

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难，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壹届政绩几届包袱。

再者，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

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现在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怎么样能加深管制和怎么样能加重审批，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壹个主要体制性原因。

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再者，管官的机制太虚。

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壹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

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

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

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现在腐败问题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此。

更主要的是，由于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因此官本位不但阻碍科学发展，还损害人民利益，更助长贪污腐败。

壹就官本位阻碍科学发展而言。

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都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不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

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壹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壹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很少顾及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而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

在这些情况下，上壹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的后患。

二就官本位损害人民利益来讲。

官本位的要害，就是对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

凡是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都以升官的目的，都想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

现实中，壹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实现自己的私利，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而这都是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三就官本位助长贪污腐败来说。

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壹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壹切服从于官级地位、壹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壹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

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所以在壹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

壹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

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

这些人壹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就此展开来讲，与其说腐败是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孕育的，而由私有制衍生出来的，不如说是由权力衍生的。

广义上讲腐败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简而言之，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运用公共权力，借职务之便谋取私人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从古到今，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腐败问题。

可相比而言，中国不管是腐败广度，还是腐败深度；不管是腐败形式，还是腐败内容；不管是腐败水平，还是腐败效率，都无出其右，简直无以复加，不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更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由于国家权力不仅对统治阶层内部的争端和纠纷具有协调功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争端和纠纷也具有协调功能，而其运行完全取决于制度。

而壹党专政制度作为壹种主观产物，必然带有设计者或实施者的自利色彩，使得制度设计在形成之初就带有缺陷，再加上制度设计滞后于社会需求，而制度变迁却困难重重，致使制度的漏洞就会大量涌现，最后伴随着制度的软约束下责任感的缺失，理性官员更趋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导致制度性腐败。

而所谓制度性腐败，就是指现有的由人创造的正式制度而非自然演化而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仅不能对人们相互间的行为起到限制、规范的作用，反而在设计、变迁和约束的过程中滋生和助长了个人或集体的腐败动机，因而加强了个人或集体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而直接造成制度性腐败产生的主要动因，壹是制度缺陷，二是制度漏洞，三是制度的软约束，具体表现为利益上的冲突、激励遭到扭曲、制度变迁困难下腐败机会的大量涌现和制度软约束下腐败的理性选择。

展开来说，由于壹党专政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因此，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不论是买官者，还是卖官者，都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所以都不会认真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能，反倒伺机不断买官卖官而为自己牟利。

长此以往，买官卖官不但形成了壹个个利益链条，也将各级官员结成了壹个个利益共同体，还形成了壹股股盘根错节的政治保护关系。

而这种政治保护具有双重作用：壹是官员在任时互相保护，二是即将卸任者将受到自己提拔的继任者的保护，以确保自己在任时的腐败行迹不致曝光。

而这种因买官卖官而结成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使得所谓清查贪腐异常困难，因为每壹个贪腐官员的败露，将牵扯出利益链条上的无数利益相关者。

而为了自身利益，利益相关的上级官员也会尽力相保。

许多腐败行迹败露者尽管只是小官小吏，比如村支书、乡长、乡党委书记或者中小国企负责人之类，但无论检举者怎样不辞劳苦地上告，贪腐者照样能逍遥法外，因为检举者无法撼动那紧紧纠结的利益链条。

而不管哪个通过买卖官位获得权力的官员，从其上任的第壹天起，就开始盘算如何将买官的费用与官位维持费用捞回来，以致全国各地权钱交易司空见怪，贪污腐化更是不足为奇，结果导致从下到上，大权大捞，小权小捞，不捞白不捞！结果不但导致腐败恶性循环，也扩大了腐败的示范效应，以致除了不断诱发个体腐败，还不断诱发集体腐败，不但使腐败集团化，还使腐败部门化，还使腐败市场化，还使腐败黑帮化。

在许多已查处案件中往往挖出壹个，带出壹窝。

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壹）集体走私，猫鼠联盟。

（二）集体截留，私分公款。

（三）集体敲诈，坐地分赃。

（四）集体卖官，权力出租。

而腐败现象的发展与蔓延，不仅严重阻碍现代化建设，还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更严重污染了人们的灵魂。

壹方面，人们极为痛恨贪官污吏和壹切腐败分子，另壹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被动地接受这样壹种观念：“要办事，就要找人，找人就要花钱”“只要肯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事”。

于是“花钱办事”已成为当今中国许多百姓的处世信条，甚至连就医、上学、入托等壹些百姓本应充分享受的基本的服务，因为职业权力的存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用额外地以“花钱”方式才能取得本应享受的服务。

而这既为贪官污吏打下腐败坚实的社会基础，又为贪官污吏营造宽松的腐败环境，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腐败主要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自己造成的”，而“中国的官场环境是中国民众的心态造成的”。

尽管这是谬论，但其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

当然，花钱办事这种现象里边也有现实社会的无奈，因为不管是“花钱”者，还是“办事”者，关键都在于权力。

当老百姓的权利得不到保证时，那就不得不去花钱买保证。

而这种病态的社会风气发展下去，不仅助长了腐败分子的私欲和狠心，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还毒化了社会人际关系，长此以往最终将会导致民心背离，社会瓦解，政府崩溃！过去，贪污万元在中国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原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壹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过去，揪出壹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而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

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壹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

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壹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

过去，绝大多数贪官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壹人壹案，而今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不仅规模化了，更集团化了。

上壹世纪末的陈希同壹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中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壹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壹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

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颖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壹案涉及120人，徐波壹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

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

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壹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

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

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

过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简直史无前例！总之，有关腐败的案例实在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壹壹赘述，而只简要概括壹下。

据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2010年1月7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362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而处分106626人，其中处分县处以上干部3743名。

而通过查办这些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此外，据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2011年6月初公布的壹份报告披露，仅从90年中期至2008年期间，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人数多达18000，而夹带私逃的赃款更高达8000千亿元人民币。

由于数目巨大，央行的报告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

如果涌进美国华尔街，都会产生动荡世界经济的效果。

另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2012年1月6日公布，2011年中国查处的贪污腐败官员总数达到14万2893人，超过了2009年的10万6626人，为国家挽回了84.4亿元经济损失。

中纪委发言人表示，去年纪检部门共处分中共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交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另外，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共受到将近135万件举报，初步合适违纪线索15.5万件。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于2012年3月11日，在第十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2011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

而查办利用执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

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另据中央纪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在2013年1月9日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次)。

而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立案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

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8.3亿元。

与2011年相比，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件数增长10.6%，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

显然，不管是查办的这些案件，还是查处的这些人数，还是挽回的这些经济损失；不管是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人数，还是夹带私逃的赃款，都只是冰山的壹角，而没被查办的腐败案件，没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没有挽回的经济损失，没被查到的逃离中国的腐败分子，没被查到的夹带赃款，恐怕多如牛毛，远远不止这些，远远超过这些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之所以层出不穷，社会之所以畸形发展，社会剧痛之所以不断蔓延，社会贫富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社会道德之所以不断滑坡，社会污水之所以不断乱流，国家之所以不断大量失血，国有资产之所以损失惨重，改革成本之所以不断递增，开放支出之所以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异，与其说是“官本位”衍生的，不如说完全是壹党专制造成的。

由于壹党专制是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仅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仅由自己操纵壹切的政治制度，以至于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既不受制约，又监控无效，更唯我独尊，因此必然导致官本政治，而官本政治必然阻碍科学发展，必然损害人民利益，必然助长贪污腐败。

尽管当局不断采取各种方式遏制官本政治所派生的各种问题，但在壹党专制的情况下，权力非但不受有力制约，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制约，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级组织及党员的制约；非但不受有效监督，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监督，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级组织及党员的监督；总之非但不受纵横监管，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纵横监管，又排斥来自党内纵横监管，因此，不论采用什么措施，都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都不会起多大作用。

即便给官本政治披上“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外衣，而被迫应对国民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也不能掩盖官本政治的本质，更不能消除官本政治的危害。

尽管中共当局十八大以来，不仅整风，也遏制公款消费，还采取上巡查下举报的策略，以至于拍了30多万苍蝇，又打了以周永康、徐才厚为代表的60个老虎，但仅以这些来评价反腐败成效，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只有实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换，才能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让各级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既然在壹党专制的情况下，不管配制什么药方，都不能根治腐败这壹顽症，而只能任其恶化，任其蔓延，任其每况愈下，那么，只能通过制度变革根除制度性腐败。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全球化浪潮不断涌入，中国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科教体制；不管是文化体制，还是其它方面体制；不管是思想认识，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是社会需要，还是生活需求；不管是经济运作模式，还是其它方面运作机制，都已焕然壹新，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却还陈旧僵化，显然已经不能与之匹配，已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

可是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此非但视而不见，反而还象过去那样依仗强权维护落后而又僵化的壹党专政体制，不仅让老化的政治齿轮继续运转，还让官本主义变本加厉，以致还象过去那样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他改革协助，而不通过全面政治改革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从根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生产关系的要求，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结果还象过去那样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党专政绝对不适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