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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少有体现？中国的税收中存在的腐败有哪些？中国公路的违规收费究竟有多么严重？中国的政府官员是怎样通过剥削生活水平远不如自己的普通人民而暴富的？最后，是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降反升？《国富民穷之壹：中国掘起是中国政府的掘起》讲解中国政府是怎样用腐败的经济政策搜刮人民的财富，制造国家强大的假象，实际致富少数官员贵人的。

壹.中国政府富得流油

1. 2010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约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均GDP只有 44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95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不到美国的1/10。

2. 2010年财政收入8.3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1%。

这仅仅是预算内的这壹块，预算外收入不包括在内，比如2.9397万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

3. 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长时间高于实体经济增长

2010年的GDP是2000年的4倍，而2010年财政收入是2000年的6.5倍，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土地出让金、社保社会保险金等在2000年以前较少，故包括预算外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增速会更高。

4. 中国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2011年2月持有的美国国债1.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占到我国外汇储备总规模约41%。

反观世界上最穷的政府：美国其联邦政府2011年度财政赤字预算高达1.4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0.8%，美国的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迫近14.25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联邦政府甚至有关门或破产的危险。

5. 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曾撰文指出，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壹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1.2倍，且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 1/7～1/3。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二.高税负

1. 宏观税负34％，人均贡献1万

宏观税负指壹个国家或地区壹年内税收等全口径财政收入占该国同期GDP的比重。中国只公布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测算，包含社会保险金、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2010年估计达到15万亿。

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社科院蓝皮书显示，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34%左右。即中国人均贡献财政收入6000元，算上预算外财政收入则人均贡献1万。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国家占平均23%，发达国家平均占30%，我们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高税收意味着高福利，中国除特权阶层外，大多数人享受的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福利。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从16.3%提高到了34％，相比于GDP增长可以说这10年的政府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反观美国，其宏观税负从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间只上升了2.7个百分点。

2. 税收成本3%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而只有个人和企业，并且个人纳税壹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中国实行流转税制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计算税额十分方便；美国实行所得税制，以凈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壹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

不管是从纳税人还是从税制讲，中国的税收成本都应该在美国之下，但实际并非如此。据国税总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国税系统共有干部职工58.06万人，其2010年支出预算804亿元，占当期税务部门负责组织的税收收入 (小于总税收收入，还有海关等其他部门征税)的1.20%，考虑到还有壹个同样庞大的地税系统和预算外支出，中国税收成本估计达3%（也有资料认为达5—6%），而同期美国征税费用约占税收总额的0.58%，日本是1.13%。

3. 富人税负世界最轻

中国的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壹，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环球日报2005文章：中国约占总人口的20%的富人，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对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有调节作用的遗产税、资源税、奢侈税、财产税等要么没开征，要么比例偏低。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

在税收收入中，我国的商品和劳务税收比例超过50%，远高于美国的18.3%，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32.3%，而我国社保收入、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则大幅趋低。这意味着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相对于个人收入的比例远超高收入人群，税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大为削弱。

4.收费公路

据审计署2008年发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截至2005年底，北京、河北等18个省（市）收费公路总里程13.31万公里，约占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的70％。据此可知，2005年底全国收费公路约19万公里。

目前现有公路网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壹级公路、42%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收费公路集资建设的。截止2010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为400.8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7.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全国有17个省取消了9万公里的政府还贷收费二级公路。另据2010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对交通部部长李盛霖的专访，目前收费公路占全国路网的3%左右。据此推算2010年底全国收费公路12万公里左右。

2007年2月12日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了壹份有关中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披露：德国目前货车平均每公里过路费是0.15美元，中国是0.12至0.21美元；在车辆通行费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国以超过2%居全球之首，远超美日德等发达国家。

政府过分看重公路的商品属性而忽视了公益属性，中国公路收费额过高、超期收费、账目不透明等问题相当突出。据审计署2008年发布报告披露：全部由财政投资建设的沈阳过境绕城公路1993至2005年违规设站收费累计12.29亿元，在已核定的收费期内还将收费28.9亿元；河南省郑州黄河大桥总投资1.7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100万元，在1996年已用收费还清了全部银行贷款后违规继续收费14.5亿元，在核定的收费期内还将收费30亿元；投资33.8亿元的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12.65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为30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将增加社会负担275亿元；北京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在收费3年多后北京市于1997年 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

2004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但是，在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其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经依法批准，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但直到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订的《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中才规定“从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东、中部地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把终止东部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的时间压后了8年，并将取消收费的范围限定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经营性二级公路照收不误。

公路三乱（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乃历史沈屙，有统计显示，仅罚款壹项，全国每年收入可能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而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18%，比发达国家高壹倍左右，而所有的物流成本中路桥收费占到了总成本的1/3。事实上，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必然会影响到运输成本，而运输成本最终又会和物价涨幅挂钩。

三.行政成本及政府投资

1. 中国公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最高

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 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中国的公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更可怕是每年还在攀升，2007年行政开支攀升至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8%（因迎接奥运），而据周天勇教授的研究“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预算内外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

2. 三公消费

当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真正准确地拿出全国的三公消费的数据，最流行的说法是9000亿元。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旅游3000亿元、公车4085亿，合计超过9000亿。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还是年复壹年逐年上涨。

2011年1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谈到公务车过多的问题时就表示，“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

3. 官民比例

据财政部国库司、预算司编《地方财政统计资料》，2006年，我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为4626万，平均28.4人供养1人。此数据并不包含军队，也不包含退休人员，更不包括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人员和村官之类的人员，故是个相当狭义的财政供养统计。

据2007年《统计年鉴》：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如村官、城管之类）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收费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壹个平均收入高几倍的靠财政、收费供养的人员。

4.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壹种隐性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灰色收入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壹个巨大的财富黑洞，2009年大约有11万亿元，即占GDP三分之壹的财富不见了。而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所做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且这部分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速。

5.固定资产投资率

投资率通常是指壹年内总投资占GDP的比率，投资率过高与总需求增长过快或者经济过热几乎是同义语。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中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而投资实际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总投资较上壹年增长的比率）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个别年份之外，投资实际增长率都要大于消费和GDP的实际增长率.

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亿元（城镇为24.14万亿元，农村为3.67万亿元），投资率为71%，投资实际增长率19.5%。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很大比例多是政府行为，存在重复建设、过分追求豪华、搞形象工程等问题，从而导致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浪费，效率不高，项目决策随意性大。固定资产投资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有些项目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壹。

投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民生支出)，必然会引发巨大的贫富差距。

四.中国和英国政府运作比较

中国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8.3万亿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21.3％。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2.9万亿）和国有企业的利润（2万亿），中国政府2010年的总收入为13.2万亿人民币，加上6600亿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加上国有企业的全部开支为13.9万亿，占当年GDP的34.1％。英国2010年的财政开支相当于6.97万亿人民币，占英国当年GDP的48.1％，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

英国政府有17.5％的开支用于保证民众医疗卫生的需要；14.3％用于教育、儿童和家庭的保护；27.8％用于就业和养老金。这三项开支占英国政府总开支的59.7％，是英国福利的根本。这些开支保证所有儿童从4岁开始到18岁能够接受14年全日制的免费教育；保证全国公民（包括住在英国的外国人）接受全免费的医疗服务，甚至连病人住院的所有吃住都免费；保证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60英镑（现今的对人民币的汇价大约1：10.7）的养老金，每个儿童从出生到18周岁每月80英镑的生活补助，所有残废人的生活和交通的保障；还有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单亲母亲家庭的住房和生活津贴；工伤人员的基本生活收入等等。英国政府60％的财政支出直接满足了民生的需要。

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占全国财政开支只有29.2％，比英国少了30个百分点。 英国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作用，最富的20％家庭和最穷的2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例从初分配的17倍降低到再分配后的5倍，保证了穷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中国的福利比较英国，只能说规模很小，范围也很小，而且许多福利政策还只是针对壹些优势群体，而不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分配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起到平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还起到推升两极分化的作用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感到收入的增长很慢？为什么很多工薪族变成“月光族”、“蚁族”而很难积累起自己的财富？中国的经济是否是如电视报纸上说的那么光鲜？国民创造的财富究竟流向了哪儿？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否持续.......看过我们制作国富民穷系列，大家必会有自己的判断。本系列继续以收集整理资料为主，评论为辅。为力求准确，对数据、信息的来源全部作了认真而细致的核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个别被错误引用的数据，比如“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这句话的出处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10年3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后新京报的报道，报道中说“2009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1600多个亿，人均1200元”，很明显中国是13亿人，人均1200 元,相乘的话远不止1600多个亿。结合中国公布的2009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16119亿元，可以确定记者写稿时少写了壹个0。类似的问题还有壹些，就不壹壹举例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关于政治问题的探讨最终必然要回到经济上来。每壹个中国人都应该关心中国的经济问题，由经济再到体制，这样我们看问题会更全面。建议对本系列的的资料结合你自己的见解可部分、逐渐地向周围介绍，也欢迎大家对部分感兴趣的话题转载引用。

壹． 超国民待遇的中国公务员

1. 公务员的范围 公务员本质上只是壹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社会职业。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沿于英国的文官制度，而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以考试方式取录公职人员的是隋朝年间即开始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中国。各国公务员的范围不尽壹致，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类型：第壹种是小范围的，如英国和大多数英联邦成员国，公务员仅指中央政府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不包括由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及各部政务次官、政治秘书等政务官，特点是政治中立，不与内阁共进退；择优而任，没有过失可以长期任职的文职人员。 第二种是中等范围的，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政务官与事务官都称为公务员，美国基本属于此类。美国将凡是在政府领取工资的都称为政府雇员，政府雇员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政府官员，还包括警察、消防人员，以及保健人员、清洁员、水电工和餐厅服务人员，而国会雇员、法院法官、军人（文职人员除外）及在政党等非政府机构内工作的人员不是公务员。 第三种是大范围的，如法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职人员统称为公务员，大致包括中央政府公务员、地方公共政府公务员和公立公益机构（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务员，但不包括议会工作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法国公务员制度分为政务类和业务类两种。政务类由选举或政府任命产生，实行任期制，与政党共进退；业务类公务员非法定事由不被解职解雇。 2.中国公务员的涵义 中国公务员是指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中国的公职人员不分政务官与事务官，公务员的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官）和非领导职务（吏）。包括各级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共产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等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公务员范围相比较就会发现，各级政协、法院、检察院、共产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国外是不可能被划为公务员范畴的，各级政府机关的党组织工作人员也不应在公务员之列，各级人大机关也只有部分国家会认可普通办事人员为公务员，而当选的各级人大代表不能同时成为公务员。即，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公务员界定范围，中国现有公务员中壹半左右都应是非公务员身份。 中国公务员实际上是给国家干部身份贴上壹个蹩脚的洋标签而已，披着亲民的外衣实际上行的还是官本位。公务员范围的扩大扭曲了通常公务员概念中的提供公共服务这壹本质，也增加了人民的财政供养负担。 3.超国民待遇的中国公务员 在大多数国人看来，公务员就是拿着高薪，坐在办公室喊“我好累！”，然后享受带薪休假的壹个群体。 公务员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仰赖于国家财政收入而存在。在中国，公务员是工资改革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实际参与者，在利用政府的权力对国民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过程中，失去权力制约他们自然很容易将最大的壹块蛋糕切给自己。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这不是靠道德和良心所能控制的。 纵观我国历次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其程序都是通过不公开的内部调研、经高层决定后执行,整个操作没有透明性可言。公务员是属于由纳税人养活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有关仆人工资收入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广大的主人往往是缺位的，他们没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外公务员的费用是由纳税人的议会按税收后的比例讨论决定的，我国公务员的薪资本应由人民通过其代议机构来决定，而不应是由公务员自说自话。但目前,橡皮图章壹样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包括公务员薪资在内的公共财政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中国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据统计，在多数地区或部门中，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在其合理货币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低于二分之壹，有的仅占三分之壹或更小比重。最近几年，年末突击花钱和各种各样的小金库事件层出不穷，壹些公务员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住房补贴和潜规则定下的住房优先权以及各种福利好处。此外，不少公务员尤其是掌握壹定实权的公务员，除了领取工资外还不同程度地收取其他灰色收入，其日常消费、请客吃饭、外出旅游往往算到了公家头上。这等于是在转嫁开支，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不透明，同样是公务员，部门不同收入差异也很悬殊，越是握有实权的部门收入渠道也越多。公务员的工资具有极强的刚性，无论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财政状况如何，公务员的薪酬只升不降，似乎涨工资就是工资改革的全部内容，而每次涨工资落实最积极也必然是公务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在2008年城镇平均工资中，33869元的机关年均工资（含工勤人员）既高于事业单位的29758元，也高于企业的28359元。公务员工资之外的福利更是惊人，据《南方周末》报道：有关调研机构对11个省、直辖市约2万多名公务员进行的薪酬福利调查发现，壹些单位的福利性补贴多达十几、二十几项；北京市某区镇机关的处级公务员每月车补高达1300―1500元，几乎占其月基本工资的70%；诸如“菜篮子补贴”等壹系列在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过程中陆续出现的福利项目，相当部分也并未随着公务员几次调资而被调整并取消。 2010年6月深圳市水务局在深圳五届人大壹次会议上提交的部门预算材料显示，在该局人员支出项目中，人员编制700多人的水务局壹年花费在人员支出上的费用就高达1.3亿元，平均每个人每年费用达到了近20万元，而这仅仅是用于其工资等待遇上的费用。2010年1月的广州市人代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说，同样是处级，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为7000元，而退休企业员工的退休金为1700元。2010年6月1，深圳富士康的底层员工工资从原来900元／月调升到1200元／月，而深圳执法公务员的起薪为7000元且有其他各种待遇。可见，公务员与非公务员收入差距何其之大。 在中国，壹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往往取决于这个职业能不能在法律以外为周围的人谋取到见不得光的利益，毫无疑问，公务员就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壹类。正是由于公务员是超国民代遇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地位的象征，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务员考试热潮壹浪高过壹浪。2010年年底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41万人报考比7年前的8.7万人高出了16倍，而可供竞争的岗位是1.6万余个，总体竞争比例达到了87.3：1，最热门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 4. 公务员降薪 据新华网2011年5月24日报道，为了给东日本大地震的重建提供财源保障，棺直人内阁及已就国家公务员的降薪幅度达成了共识。具体降薪幅度为：科长以上干部降10%，科长助理﹑组长降8%，普通职员降5%。此外，年终奖金壹律降10%。此次日本国家公务员降薪制度将在工资法修正案通过后开始实行，壹直持续到2013年底。通过降薪，日本能从中抽调近3千亿日元资金用于援建灾区。 日本公务员最近的壹次降薪是2009年10月20，平均年薪比之前减少15.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000元)。减薪后平均薪酬水平只比中小企业职员稍高。拿公务员薪酬开刀，不独日本壹家。美国芝加哥政府推出公务员无薪休假，为政府部门节省800多万美元。而韩国政府则冻结了公务员2009年的工资和加班补贴。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公务员减薪已成为各国政府节约开支、凝聚人心、鼓舞国民士气、增强国民共克时艰的共同抉择。希腊公务员工资降薪１０％，新加坡公务员减薪两成，而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也已传出公务员减薪甚至裁减公务员的消息。 对照中国，汶川大地震死亡是日本大地震4倍多，影响的区域与人口更广，中央宣传全国人民支援灾区，但那时公务员并没有降薪；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受影响，但那时公务员也没有降薪。相反，经常可看到代表委员们在提议给公务员加薪。可惜的是这些代表委员基本都是公务员，而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同时身兼公务员议员的。

二. 其它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

1. 美国

美国政府公务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政务官或选举或任命，实行任期制,政府首脑由民选产生，部门长官由政府首脑任命、报议会批准，任期结束，就随着政府首脑的更替而更替。事务官实行常任制，主要是通过考试录用，如果不犯错误可以终身任职，主要负责处理各部门的日常业务，他们要想成为政务员就必须辞去公务员参与政党选举。

美国公务员制度中明确规定不得滥用纳税人的钱,任何有金钱价值的赠品、贷款、债务偿还期延伸以及接受无偿工作等都在被禁之列。

美国制止公务员公费旅游的方法既简明又有效，即每年在网上公布年度预算和花费，其中包括所有出差报销的单据。此外，电话费只能报销因公使用的部分，私人电话都要自付。所以美国公务员自己也很注意，哪怕和其它人吃个午饭，都会主动支付饭费。

美国的财政权是掌握在国会和地方议会手里，政府要想改变征税必须要国会或地方议会同意，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或议会审查、公开听证和批准，否则政府手里是拿不到钱。而这些钱即使到了政府手里，如何花的也要公开，还要接受议员们经常性地质询、调查，审计也从属于议会，如果出现浪费、腐败，下次不仅可能得不到拨款甚至连相关部门都取消了。美国曾发生过多次政府拿不到钱而关门的事情，更别提建立小金库了。

如果政府关门，那么所谓的美国公务员收入稳定也就保不住了，所以被叫做governmental employee”（政府雇员。联邦公务员的年收入主要在3—10万美元之间，能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以2007年为例，最低的年薪为16630美元；而最高的年薪为120981美元。但这个收入无法与很多私营部门相比，比如微软、美孚等公司的雇员收入就要高很多。实际上，1990年的公务员法就认定，联邦部门的白领工资得通过年度补贴才能与私营部门保持齐平。这是壹种基于地区差别的调节性补助，通常叫做“地方性工资”。依靠此类补助，很多低档级的公务员工资得到了提高。

在美国，当官算不上什么好差事。在美国担任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必须回答壹份“隐私”调查问卷。整份问卷长达7页，包含63个问题，涵盖了从家庭成员信息、个人网页、博客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纠纷、负债状况等各方面情况，就连同居伙伴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都不放过。

美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情况。申报财产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领域：财产及其收入、买卖交易、馈赠、补偿、旅行、债务、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就连自家生产的粮食和饲养的牲畜也要申报。美国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公务员财产申报结束的15日内申报资料应向公众公开。此后6年内，除出于非法目的查阅或公开申报资料将危害国家利益等情形，任何公众经申请可查阅。

在美国，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监督作用强大。在涉及政府的报导上，美国政府也要对媒体毕恭毕敬。

作为打击腐败的利器，美国联邦调查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联邦调查局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为，不受行政管辖和地域的限制，有权对包括政府官员贪腐在内的200多种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其反腐败的绝招中有壹个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诱引腐败，看上不上钩，壹旦上当就实施抓捕。此外，还采用模拟犯罪的方式考验和诱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员。据说联邦调查局每年在国内平均发起300多起“死叮”战术。

2. 法国：

法国的公务员目前有500多万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公共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等地谋职的工作人员、外交官、教师及医务人员。公务员约占法国就业人员的11%。从行政级别看,法国的公务员分为ABC三个等级。A类为高级公务员,属决策层,对学历有较严格的要求;B类为中级公务员,属管理层,要具备相关学历、专业知识与技能;C类为壹般公务员,属执行层,主要是基层的壹般办事人员及秘书等。

2006年，法国公务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6182欧元，而私营部门的平均薪酬为23261欧元。当然，这仅是官方数字，不包括私营部门在工资外给予员工的隐形好处。

法国对公务员管理严格，级别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限制越多，从张口说话到工资入囊，都有专门划定的界线。

财产申报是政治人物任职或成为候选人的先决条件。总统候选人在正式竞选前15天之内，议员、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15天之内，必须提交壹份详细的个人财产状况表，所申报的财产状况必须真实具体，并以名誉保证。总统候选人和离职总统的财产向全社会公开。目前，因涉嫌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刑最严重案情是由于接受企业的贿赂、回扣，涉案官员被判3年有期徒刑。

法国对违纪公务员的监督，是由人力资源部驻各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和行政行为实施人的直接上级共同承担对相关公务员行为的合法性监督。如果行政行为违法，上级要负连带责任。

法国强大的媒体舆论工具扮演着不可缺少的“民意检察官”的角色。2010年10月，在备受争议的退休改革艰难进行的关键期，媒体爆出多名法国部长级官员违规享有双份津贴，壹时间，公众舆论哗然，反对党也群起而攻之。压力之下，前住房部长布坦放弃9500欧元津贴，随后，又有四位内阁部长宣布放弃兼职议员的退休金。

3. 德国

德国规定公职人员包括家属都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从总统、总理到普通公职人员全不例外，甚至包括离职以后。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将15欧元以上的礼品上报，接受超过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就算受贿。

公务员在服务期间,每年都要与所在单位签订壹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为了防止腐败,德国还实行轮岗制度，政府官员(包括反贪工作人员)5年必须轮岗交流，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等部门则将轮岗间隔缩短为3年,此举有效地降低了贪污腐败的可能性。

4. 日本：

公务员必须遵守的义务和各种清规戒律，必须洁身自好，否则就会丢掉饭碗。2010年10月，东京都政府宣布对18名公务员给予免职、警告等处分，其中壹名公交车司机直接收取乘客的车钱，而未将车钱放入公交车上的收银器中；1名地铁司机7年里非法领取了80万日元(1美元约合82日元)的加班费；1名公交车司机闯了红灯。

神奈川县壹所中学的壹个老师与校长等同事吃饭，喝了5杯白酒及啤酒，后来在骑轻骑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查出饮酒驾车，被罚款20万日元。事情败露后，神奈川县教委对这个教师给予了免职处分，同时对与该教师壹起喝酒的校长给予了警告处分。

三. 美国的公务员和总统

（本节节选自刘植荣等人的文章，为方便阅读，将美国政府雇员称为公务员。）

1.在美国当官发不了财

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在美国，竞选总统、议员、州长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可不是为了工资去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等几个州长都主动放弃工资，有的只领取1美元的象征性工资。要想做公务员，就必须严格遵守制定出来的法律，放弃普通公民享受的部分权利——如隐私权，必须每月公示家庭财产。

在美国，听不到公务员天天嚷嚷给自己涨工资，因为法律摆在那儿，人民根据市场行情，先把公务员各个职位的价码标好，然后去市场上招聘公务员，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美国人无缘见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壹个普通公务员职位的现象。

在美国当官是发不了财的，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件极少发生。美国2009年破获的壹起腐败大案震惊全国，中国人肯定以为涉案金额至少要人民币几十亿。这个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的涉案人卡马拉诺市长仅收了25000美元的贿赂，大约是美国平均工资的壹半，相当于中国贪官受贿5000元人民币，这在中国简直就是“毛毛雨”，单位内部就处理了，这在美国可成了多少年不曾出现的特大腐败案件。

2.美国公务员的利益回避制度、封顶制度、补偿原则

美国刚建国时，就通过了壹个法律规定：“新壹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利益回避制度，谁提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要到他的下任才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这就阻止了官员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岗位上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天天琢磨给自己加薪的不道德现象的发生。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壹联邦最低工资标准。

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封顶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万美元。

2008年，美国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外科医生20.677万美元，麻醉师19.757万美元，牙医19.493万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万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万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排第16位，警察局长排第104位，普通警官排第273位。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所以，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因为私企工资在先，公务员工资在后，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

根据劳工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各州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是 47231美元，比私人企业同类型工作的雇员年薪低大约5%。美国各县和各市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是43589美元，比私人企业同类型工作的雇员年薪高大约 2%。

美国给公务员工资补偿的原则：只有在美国某壹地区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职工工资5%以上的情况下，公务员的工资才可得到补偿。并将补偿标准为工资的3.52-4.20%。也就是说，公务员工资补偿后的标准仍低于私企。

美国公务员工资虽然比私企低，但公务员的好处私企职工是无法比拟的，如名声好听、可以建立起人脉关系、假期多、工作清闲、压力小、比较稳定、失业几率小等。

3. 美国总统平均45年加薪壹次，实际工资逐年缩水

从1789年华盛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共有5次加薪。华盛顿的年薪是25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566000美元），但他没有领取，都捐献给了国家。1999年第5次加薪把总统的年薪从200000美元调整到400000美元。但美国法律有个利益回避制度，谁提加薪不给谁加薪，工资调整当任不得受益，要从下任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所以，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加薪法案是2年后在他的下任小布什开始执行的。

美国总统从1789年到2013年加薪5次，平均45年加薪壹次。尽管有5次加薪，但由于美元贬值的缘故，总统的实际工资是逐步下降的，

4. 美国总统越当越穷

美国总统虽然看上去工资也不算少，但由于总统工资相对高税率也很高。如罗斯福总统，他当时的工资是75000美元，每年纳税后拿到手的只有30000美元，60%的工资要交税。还有，由于总统身份、地位和职业的特殊性所在，花销也大，要经常招待客人，要雇家务总管、厨子、清洁工、保姆等服务人员，这壹切费用政府不给买单，都要自己掏腰包。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因为当总统富起来的，相反，总统越当越穷，不少总统卸任后债台高筑、贫困潦倒。

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卸任后，靠卖地和卖心爱的藏书维持生活。

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离任后卖地还债，最后连居身之地都没有了，只得搬到女儿家依赖女儿女婿生活。

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离任后也是出售了所有财产才还清债务，留下的遗产就是3柄剑，要求子孙们在必要时保卫合众国宪法。

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离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靠卖地生活，后来国会给她壹笔救济金，使她勉强维持生计。

第13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也越当越穷，离任时无力还债，但他很走运，1858年2月与壹位富有的寡妇结婚，新老伴替他还清了债务。

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后期连打官司支付律师的费用都拿不出来，是朋友捐款帮他请律师。

第43任总统小布什手头也不宽裕，在任上时第壹夫人劳拉?布什经常因为经济拮据和他吵架。

四.谁才是人民的公仆

1. 中美市长央视比富

2004年，在央视举办的壹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中，来自中国威海和美国雷德蒙德的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美国雷德蒙德的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 “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壹市之长，但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壹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壹笔额外开支，不在办公费用之列。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壹切费用，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

艾文市长所在的雷德蒙德市，是微软公司总部、任天堂公司在美总部，税收材源十分丰厚。而威海是壹个从数个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小城市。

注：崔市长指崔曰臣，当时为威海市委书记，他的邀请或许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如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事在官本位的中国相当普遍。

2.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

李群2000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海文市政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回国后据美国见闻写成《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书中介绍：纽海文不设副市长，部门也没有副职；美国的政府抓环境建设，间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直接惨预经济活动，直接管理企业；美国的地方政府是社会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市长是对下负责，对选民负责，对议会负责，州长、甚至总统来，市长根本不用接待。

纽海文市长上班自己开着私家车，下班时他又开着私车回家，在市镇大楼停车都是自己交钱。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不会答应。”

李群在美国的市长助理任期结束时，纽海文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按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

3. 买不到奥运会门票的伦敦市长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民选市长，生活十分平民化，永远是乱蓬蓬的满头金发，喜欢穿着西服在伦敦街头骑自行车。2008年8月他来北京惨加奥运会闭幕式，走下飞机时满脸倦容，后来英国媒体披露了原因：大概是这位市长看上去实在不太像市长，英国航空公司竟然礼貌地拒绝了他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的请求，于是他只能在狭小的经济舱空间里捱过了九个小时。在惨加奥运会旗接旗仪式时，他敞着西服扣子走过红地毯，金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趴在脑门儿上，还被摄影师拍到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画面。

新华网2011年６月8日报道，2012年伦敦奥运会第壹轮门票已经公开售完，超过半数以上的购票者无法买到，其中就包括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我个人感到有些沮丧，居然壹张也没买到，我将继续在电脑上试试运气”约翰逊说。

鲍里斯?约翰逊的地位类似于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刘琪会操心不能坐商务舱？刘琪会买不到北京奥运会门票？甚至，刘琪会自掏腰包买票？

4. 中国龙亭厚礼暴露德城市经济窘况 （中国日报网旗下环球在线网原标题）

江苏无锡与德国勒沃库森2005年结为友好城市，2006年无锡市长毛小平代表四百万市民赠送给勒沃库森市壹个8米高的龙亭。12吨重的龙亭被分装在集装箱里寄往德国后，由于无锡只付了中国到汉堡的集装箱水路运费，德国境内的运费和安装费勒沃库森市并无支付能力。幸亏赞助商们及时伸出了援手：壹家在无锡也设有分厂的朗盛集团主动承担了混凝土地基的费用；壹家运输公司提供免费境内运输。

注：勒沃库森面积约80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系著名的跨国公司拜尔公司总部所在地。该市还拥有朗盛、阿克发和日本马自达汽车等公司。

5. 美国大多数市长是兼职的

齐鲁晚报2007年报道，洛杉矶地区有近90个城市，除了洛杉矶市长外，其余80多位市长基本都非专职，他们第壹职业是是律师、医生、商人之类，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时间不过壹两天。在美国，除了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等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大多数城市的市长都是如此。至于美国大城市的副市长，多数是市长竞选班子成员，有的只管理壹两个很小的部门，壹旦市长卸任也会离职。

市长职责权限主要在公共事业，就是怎洋用材政收入做好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以及维护城市治安、规划城市发展等。市长很少直接管理经济运营，企业经营更是压根儿无权过问，且许多重要抉策要经过议会批准。

小城市市长权限更小，市长兼职就不失为节省政府开支的好办法，有些小城市干脆采取市议员轮流当市长的办法。在密歇根州还有个18岁高中生当选了壹个小城市的市长，边上学边当市长。

6. 不务正业的外国市长

. 德国第九大城市杜塞尔多夫市市长艾尔以前是壹位掏烟囱的工人，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很少，为了生活市长就不得不去重操旧业——掏烟囱。

. 美国科逻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市长斯帕克斯，跟周边大部分城市壹洋，联邦高地市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不为他支付福利。当斯帕克斯自家开的壹家餐馆生意萧条后，他抉定到该市唯壹壹家脱衣舞俱乐部去找壹份兼职工作，充当门童，每晚的报酬是100美元。2006年的壹天，警察逮捕并指控俱乐部老板违反了脱衣舞者与观众最近距离不得小于0.9米的规定，斯帕克斯的兼职就此泡汤。

. 美国纽约州小城曼利厄斯市市长马克?保逻?塞拉芬因检邻居放在路边的瓶子去卖钱于2010年11月出现在法庭上。虽然塞拉芬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并没有犯罪，但他很可能因违反当地的垃圾回收条令而被罚款250美元，并被处以最多15天监禁。

. 法国埃斯普莱特市的市长安德烈，2004年11月休年假的时候在成都索菲特酒店打工当起了大橱，打工所得工资捐给四川省宝兴县邓池钩教堂作修缮费用。由于他所在的城市人口少于5000人，按规定市长、副市长等都是不领薪金的，工作之余都会找第二份工作。

. 法国苏亚克市市镇长阿兰?沙斯达尼奥尔，平时在巴黎阿歇特集团以秘书长身份上班，周末则赶往苏亚克市政府赶完他没有做完的工作。在法国作为兼职市镇长只有津贴，并没

有工资。尽管如此，阿兰先生已经习惯于不停地转换角色，很乐意同时做两份工作。

. 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壹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政治理想放弃了每小时100欧元工资的工作当选为市长，为节省开支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车，但他的“亲民”举动反而让他获得更高支持率，连续两届当选为市长。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壹所社区大学里兼职当起计算机指导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外快。

. 德国拜恩州班贝格市的市长，在市郊承包数亩农田，种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赚点钱以贴补自己孩子的日用。

7.有关中美市长的几个不解之迷：

——为什么美国壹个城市只养壹个市长，就能把城市治理的井井有条政通人和？为什么我们随便壹个城市都要有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而且也正是这个拥有几

十号人马的领导班子，把我们的城市领导得壹塌糊涂、民怨沸腾？

——为什么美国的市长贪腐2.5万元就震惊全美政坛？为什么我们的县市长贪腐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也司空见惯？

——为什么美国的市民极少有大量的越级上访、四处告状？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市民间直就是告状成瘾、上访成疯？

——为什么薪资高出中国市长许多倍的美国市长经常在小饭店吃快餐？为什么我们的低工资市长却经常出入高级大酒店？

——为什么美国的市长就能做到公私分明：回家开私车、上班开公车，抉不搞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为什么我们的市长历来就是公私不分，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美其名曰“考察”）早已成为习惯？

——为什么美国的市长们敢于目无上级、目无州长，甚至敢于目无总统，但却从来不敢怠慢市民、怠慢社会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的市长历来就可以目无百姓、目无下层、目无弱势群体，但却绝不敢怠慢上级、怠慢领导？

——为什么美国的市民们和议员们常常在公开场合，将市长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为什么我们的市长却往往把不服领导的刁民收拾得襟若寒蝉、自认倒霉？

——为什么在号称世界第壹强国的美国经常出现抠抠索索、捉襟见肘的穷酸市长？为什么在全球最穷国家之壹的中国，却总是看到出手阔绰、壹掷万金的大款官员？

——为什么许多的官员的后代争先恐后地到美国留学或是加入美国国籍？为什么让他们去接受资产阶级的腐蚀却留下平民百姓的子弟在国内接受红色教育的洗脑？

“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壹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

初次分配的内容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发生在任何有雇佣关系的领域，壹般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包括对创造利润有益的各种因素，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贡献，谁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个经济体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内容：（1）国家以税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资本方（国家、集体、股东或个人）所得包括留存企业或其它经济体的部分；（3）劳动者报酬。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而是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以免扭曲市场竞争关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当广，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国长期以来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思想指导下，权力、资本、身份等要素成为初次分配的主要决定力量，尤其是权力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最大群体和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作为收入分配中本应处于决定性作用的劳动要素，却没有在收入分配中进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则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劳动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产值和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呈现逐年下滑的状态。

由于权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决定性力量，在分配机制不透明、贪污腐败盛行的中国，普通人群和劳动者从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么是杯水车薪，要么是根本没有，所谓的“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目标也成了空话。

“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壹种机会均等的状况的探求。”——《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

初次分配的内容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发生在任何有雇佣关系的领域，壹般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包括对创造利润有益的各种因素，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贡献，谁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个经济体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内容：（1）国家以税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资本方（国家、集体、股东或个人）所得包括留存企业或其它经济体的部分；（3）劳动者报酬。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而是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以免扭曲市场竞争关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当广，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国长期以来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思想指导下，权力、资本、身份等要素成为初次分配的主要决定力量，尤其是权力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最大群体和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作为收入分配中本应处于决定性作用的劳动要素，却没有在收入分配中进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则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劳动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产值和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呈现逐年下滑的状态。

由于权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决定性力量，在分配机制不透明、贪污腐败盛行的中国，普通人群和劳动者从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么是杯水车薪，要么是根本没有，所谓的“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目标也成了空话。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得、政府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资本报酬上升了20个百分点：据新京报2010年5月12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介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由1983年的56.5%持续下降2005年的36.7%；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据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同期企业所得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9.74%，企业所得GDP占比为31.29％。而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2006年韩国劳动报酬占比为45.4%，俄罗斯为44.55%。

中国社科院和总工会公布的两组数据稍有出入,但剑之所指都在劳动报酬所占GDP的比例过低。进壹步而言,企业利润、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是以劳动力报酬被低估、工资被利润侵蚀为代价的。

政府收入增长非常迅速：1997年到2007年，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包含预算外收入的全口径财政收入GDP占比（宏观税负）从1998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34％。反观美国，其宏观税负从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间只上升了2.7个百分点。

人均收入人均GDP的比例：与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收入为9800余元，人均GDP为23800余元，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41.2%；按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度城乡居民收入统计估算2010年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40%左右（按城乡人数相同，则比例为41%左右）。而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69.4%；美国2008年人均年收入为3.76万美元，与人均GDP比率为79%。

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有相当壹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突出反映在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垄断行业过度倾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另壹个突出问题是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不健全，很多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成本，这就导致极少数人不当得利，而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从而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业工资差距远大于国外：据2008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而国外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 .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 .3-3倍之间，没有超过4倍的。

行业工资差距15倍：2011年2月人社部劳动工资所的发布的研究显示，按大行业划分，2009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而1998年行业工资最高最低还是这两个行业，差距是2.35倍；按细分行业看，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2005年最高是最低7.78倍。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相当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没有考察社会福利、灰色收入之类。

垄断行业薪酬过高：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的报道，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各为45.62万元、39.82万元和34.61万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为13.04万元。而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2010年国内券商人均税后薪酬30万元。

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劳动供养率达不到1：1.5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文宗瑜2010年8月的文章介绍，美国1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个人，劳动供养率为1：4.8；德、英、法三国的劳动供养率为1：6.8；日本、韩国劳动的供养率为1：3.8。而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劳动供养率达不到1：1.5。

按照中国壹个产业工人的月收入为2500元，其生活价格指数估算的劳动供养率只有1：0.45，而且这个假设是按目前中国产业工人较高的劳动收入计算的，70% 以上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文宗瑜还认为，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人口约为3亿、0.8亿、0.57亿、0.6亿，他们也没有做到让每个人都有工作，中国13亿人更不可能实现让每个人都有工作的目标。美、德、英、法就业政策思维是让30%的人拼命工作来供养70%的人。中国应大幅提高工资，当壹个就业者的劳动收入能够供养2个人或3个人甚至更多个人时，就业模式就会发生变化及替代。

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工薪阶层个税负担达到个税纳税总额的50% 九三学社在2010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介绍，九三学社中央在调研中发现,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而在个税负担方面,九三学社中央表示,当前我国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比重达到个税纳税总额的50%,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却占到总额的80%以上。

职工工资总额GDP占比下降到11% 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 2000年下降到12%，2007年下降到11.3%(国家统计局的职工工资总额只统计城镇单位在岗职工)。

最低工资标准大多在当地GDP30%以下 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占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但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09年各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多数只略高于30%，2010、2011年各地最低工资有程度不同的增长，但仍未达到国际惯例标准。

工薪族72%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11年4月2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个税起征点将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将由28%下降到12%左右。由此可以推算，中国工薪族中月收入3000以上的占比为12%（大多是国企职工、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2000至3000的占比为16%，其余72%为月收入2000元以下。

农民工：干得最多，挣得最少

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农民工时说：“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你们盖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多劳本应多得，可惜的现实不是这样。今天农民工地位远不如国民党时期的工人兄弟，城市的繁荣是农民工亲手创造的，农民工却在城市里受尽各种歧视，原因在于他们脱离不了党和国家给予的身份——农民！

农民工平均工资在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壹半以下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的文章介绍，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壹倍甚至两倍。2008年长三角和珠三角九个城市（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的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而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壹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千至5千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壹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

珠三角：农民工月12年工资只提高了68元 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壹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更多壹点的工资收入。中国网2009年9月9日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介绍，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在1400块钱左右，这壹估算数字与学者们的调查稍有出入，但显然农民工工资还是很低的。

农民工每周工作58.4小时，走出国家规定14个小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

谁榨取了农民工的超额剩余价值？

谁？谁？谁？

同工不同酬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时，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区域等差别，只要提供相同的劳动量，就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社保、福利等也应壹视同仁。

《劳动法》四十六条更多地是体现了壹个原则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实施中缺少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实际沦为了半残废条文。中国这样壹个没有民主没有权利制衡的专制国家，类似的残废、半残废法律条文不可计数。

现实情况是，非正式工在工资报酬、福利和社会保险、加班工资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低于正式工，农民工更是遭受歧视。

对于私营企业、外企来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较少，主要可能存在于外来农民工和本地户籍工，普通员工和关系员工之间。而国企的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严重，这主要是由不同身份造成的，有了身份就能享受企业正式员工待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曾调研了43家大型国有企业，发现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国企改革进展较慢的地区更为普遍，如山西壹家国有企业从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实际收入差距甚至高达10倍。

同工不同酬现象最严重要算行政事业单位。在行政事业单位，达到壹定级别就可以离岗休息，任何待遇都不少(也就是在职养老)，而没有达到壹定级别的就不能离岗休息，上下班制度也需要严格遵守。而正式工与合同工在工资、福利等上的差距是壹个在天，壹个在地。

目前来说，应该对同工同酬立法操作细则，且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先行无条件地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然后再以铁腕重典强制企业执行。

中国工资的解决之道

工资制度的国际惯例是：吃皇粮的工资必须经人民批准才合法；建立可比性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资高低是对比出来的，工资对比的参照系是人均GDP、法定最低工资和全国人均工资。中国工资现状是：

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为58%，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

从业人员最低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

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国际上公务员最高阶层与最低阶层工资差别壹般在60%左右，中国则等级森严，工资、福利、社会保障上高层与基层的差别是天与地的差别。

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国际上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大致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

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倍，世界平均为不超过2倍。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劳动强度大和劳动环境恶劣工种的工资明显高于空调办公室里公务员的工资，如2009年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235475元/年，而工资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筑路打桩工的工资为286848元/年，公务员工资不如修路工人高。中国则相反，干得越多阶层挣的越少。

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合理的工资制度，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经过人民的同意悄悄涨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这在世界绝无仅有。而壹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几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到少数人手中。公务员是人民的雇员，公务员工资必须经过人民批准才合法，而国有企业的工资不应与他的后台老板——中国人民——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差太多。

造成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务员涨工资是悄悄地大涨，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体涨前涨后也不作任何报道，壹涨就是上千元，而且壹年还要发13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是大张旗鼓地小涨，几个月甚至壹年以前媒体就铺天盖地宣传，百姓苦苦期待结果只涨了百八十元。

提高中国工人工资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用法律形式把国家最低工资提高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人均GDP的58%，按2010的GDP折算大约合1400元/月。经济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区人均GDP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全国任何地区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这个标准。

当然，要想使收入分配永久合理公平，就必须制定《工资法》，把在中国工作的所有劳动者的报酬用这部法律约束。该法必须体现同工同酬原则，体现公务员和吃政府财政人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职工工资原则，任何吃国家财政人员的工资增长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从下壹任期开始执行，以避免公务员不干公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薪的卑鄙行为。

政府还必须还税于民，不能把税款都用在给公务员涨工资上、用在吃喝上、用在公费旅游上、用在腐败上、用在援助生活比我们还好的非洲国家上。政府必须增大福利投入，把全体国民置于同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系统内，对低收入家庭给予各种补贴，加大对农业生产补贴力度，这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必由之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要想建设真正和谐社会，要想增加国民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就必须藏富与民，必须提供让人生活有尊严的各种福利。

高的税负没带来高福利

壹. 二次分配与福利权利

1.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也称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指经济主体不必直接通过劳动而可依法获得的收入，或是国家与其他经济主体自愿的资助，如退休工资、退休金（官员）、失业补贴等。国防安全、文教卫生、行政等开支也属于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过大差距进行矫正，以维护社会公平。

福利制度是二次分配的壹个重要内容，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壹个手段。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认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壹就是将钱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由于中国壹党专制之下干部终身制、身分等级制的存在，中国的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严重的逆向二次分配，表现在低收入及其边缘人群福利保障很少甚至没有，而行政事业单位、国企等吃国家饭的人员福利保障较好，级别越高福利保障水平越高。

2. 福利国家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英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政府为穷人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选择了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而由于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等产油国也成为了福利国家。

现代福利国家特点在于保障民众的各项基本福利权利，特别在卫生、医疗、保险、教育、婴幼儿保障等方面尤为突出。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降低了贫困现象，这些国家的福利支出基本要占GDP的五分之壹以上。2001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包括教育经费在内的国家福利开支占GDP%比例：美国 19.4%，法国 34.9%，英国 25.9%，德国33.2%，瑞典 38.2%，日本 18.6% 。

形成福利国家有两种方式：

第壹种是国家只负责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这种方式需要政府官僚去区分谁是“最需要”的人，政府要密切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将作弊减到最低，故会将人民划分为两类，壹类是接受福利的人，另壹类是需要为政府福利提供的人。美国就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

另壹种是将政府干扰减到最少，向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为了提供福利需要高税收。这种方式受到公民的广泛欢迎，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从福利体系中受益，北欧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体系。

福利国家大多为国（指政府或官）穷民富，与中国恰恰相反。福利国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开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全面福利政策导致壹些人懒惰，不利于社会进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阻碍了市场繁荣。

3. 没有政治权，福利权也无法保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属于第壹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通常称为福利权）属于第二代人权。西方国家壹般认为，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第壹代人权最重要，是人权之本；中国等专制国家则强调人民的经济权利，大谈生存权、发展权。照理说中国等专制国家国家应该比西方国家更重视人民福利才是，但现实恰恰相反：很多重视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其公民的福利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其公民的福利权保障很差或极为不平等。产生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壹国公民没有政治权，他们就很难为自己争取到福利权。

政治权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的权力来自民选，它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谋福利。在中国，财富分配、福利保障是与权力中心的远近直接挂钩的，离权力越近分得的蛋糕越多，反之则越少。出现这壹局面的根源就在于国人被集体剥夺了选举与被选举权，权力并非来源于民选而是私授。

小知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1976年3月23日生效，截至2006年12月底，联合国共192个成员国中已有16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中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该公约，至今该公约仍处于被有关部门“研究与准备”状态而未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如体制没有大的手术动作，则该公约将不可能获得批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1976年1月3日生效，中国2001年加入该公约。但该公约中“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等不少条文并未在中国得到遵守。

由此可知，中国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也可说人权）按多少排列的话，中国在192个成员国中至少排名在倒数32之后，实际位置应在倒数10名以内。

二. 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

1. 中国政府每征收100元，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只有20元

据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财政收支情况》，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方面合计社会性支出2863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31.9%，占预算外收入在内的全口径财政收入（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折算后为13.5万亿元）的21%。占GDP的比例为7.2%。可以如此理解，政府收了100元钱，只有20元左右是用于民众的福利上的。

西方国家政府支出的主要保障国民的社会福利，加之对资本家等高收入人群加征以很高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社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慈善捐赠制度，这些使得被腐朽而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收入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趋向均等化。

以北欧国家丹麦为例，2007年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或曰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1.6%。另外壹些发达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分别高达70.8%、68.5%、61.9%、66%、58.4%。

2. 宏观税负占GDP的34％，人均给党和国家贡献1万，钱到哪儿却了？

2010年中国宏观税占GDP34%，人均给党和国定贡献1万左右。而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国家平均23%，发达国家平均占30%。我们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但我们并没有如发达国家的公民壹样享受高福利。党和国家收的那么多钱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大部分都用来进行政府投资，以及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这样党和国家收再多的钱也不够用，以致2010年居然出现了6495亿元财政赤字。即使在西方国家，政府投资效率都远低于非政府投资，中国当然不会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通过政府投资产生了相当多的灰色收入（参国富民穷壹）。福利事业产生不了多少灰色收入，党和国家自然无积极性在社会福利上过多投入。

社会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壹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社会和谐。但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等使二次分配出现了明显的逆向调节，即这种较少福利并非是人人平等享受或是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为主的，而是以各级官员为代表的财政供养人员拿了大头，更多的人没有享受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国家给的福利。壹次分配的不公加上二次分配的逆向调节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阶层越来越趋于固化。

3.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世界第壹（公务员除外）

据2010年3月10日财新网报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壹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壹，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白重恩认为，当前的社保缴费费率过高，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白重恩教授计算的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之外个人负担的福利支出还有不少，比如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缴存比率为5—20%，个人缴存比例等于或高于单位缴存比例。如此算来，法定福利缴费占工资的比率50—90%。苛税猛于虎，工薪族的工资又怎么高得起来呢？

相较与普通工薪族，公务员缴费比率是少得多，养老、医疗基本不需要缴，主要支出在于住房公积金。

4.中国特色的养老双轨制

养老双轨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续至今，企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公务员（也包括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正式职工）则按照退休前岗位工资高低发给退休金，退休金全部由财政负责。

两相比较：公务员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不缴纳养老保险，而企业职工在工作时就要缴养老保险金，这个费用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二十万元；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达退休前工资90%以上，全部由纳税人的钱全数为其买单，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的40%左右。由于退休前公务员平均工资本就比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很多，这样进壹步扩大的两者之间的差距。

很明显，这样的双轨制是不合理的，公务员有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之嫌。这壹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既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双重身份存在着利益冲突。深壹层次从体制方面次分析的话，原因主要在于壹党专制的体制导致官员的权利不是来自人民选举，故而损害民众利益时无所顾忌，伤害到自己小集团的些许利益时就拼命维护，或者是暂时退步却堤内小损堤外大补，这就是所谓改革阻力的真相。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壹步扩大。到现在二者的差距已到三倍以上，比2006年差距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从国际趋势来看，全世界大约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全民养老制度，其中覆盖率较高、体系较为成熟的国家，养老保险大都采用统壹制度和全国统筹模式。

三.养老保障

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但中国的社保制度由于缺乏民主、公平的理念因而人为地造成了不同群体间社保待遇的不公平。壹方面是很多实际需要帮助的人群并没有纳入到保障中来导致低收入者老无所依，另壹方面是本就高收入的群体退休之后反而保障更多，这样的二次分配逆向调节使贫富差距进壹步扩大。 美国等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障改革经验表明，成功的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出台不仅仅是政府在推行壹项新的措施，而且是经过社会激烈讨论、长时间酝酿之后的结果，改革的过程体现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改革过程也体现了政党和社会主要利益集团的协商壹致。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改革是壹种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上层单方面地强行推出改革措施企图壹步到位，这样政府与社会互动不够、协商不足，民众的参与热情没有被激发起来，民众对于政策的理解度往往较差，改革措施推行就困难。这是体制的问题，不独养老保障壹途。

1.社保基金规模

社会保险基金包含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不含新农保、新农合）。2010年收入合计18823亿元，支出合计14819亿元，历年累计结余约2万亿元。老百姓平时领到的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以及报销的医药费就是从这部分基金中支付。 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拨入资金、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划拨资产、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投资收益所形成的基金。该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统壹使用。到2009年底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为7766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信息不公开、运作不透明，有效监管特别是社会监管的缺失，是滋生社保基金腐败、引发社保基金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保违纪违规特点是资金数额巨大，动辄几千万、上亿，如涉案金额达百亿人民币的上海社保资金被挪用大案，挪用8.9亿12年、追回1亿元的广州社保案。

2. 中国还有5—6亿人无任何养老保障

据中新社报道，截至2010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5673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3亿，覆盖面达到24%。我们可以推算，不计财政供养人员7000千余万和18岁以下的人口3亿左右，则中国还有6亿人无任何养老保障。

3. 中国主要的养老保障

(1).单位退休金制度

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而来、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享受，在职期间个人无需缴费，财政和单位承担退休人员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本人工资的比例）为90%，根据在职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资上调而提高，还可以享受物价、生活补贴和各项福利待遇。 对于公务员而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级之间差别是相当大的。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公务员退休金发放标准过度依赖行政级别，而轻视供职年限，这对基层公务员十分不公平。 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是整个养老改革的核心问题。虽然国家早已批准5个省市试点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障改革，但至今无壹动真格。事业单位都改不动，公务员社保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改革必然会损害公务员的利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公务员其改革动力不足是显见的。

(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企业职工、城镇居民、部分地方的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参加，由企业或单位与个人共同缴费。经过连续七年的上调，企业退休人员的总体待遇水平方才达到每月1370元，但因上调幅度小，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替代率）在40%左右，参考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或全球劳工组织的数据属全球较低水平。而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 替代率的下降意味着企业退休职工养老权益的不断流失，如果这壹趋势不扭转则中国的老年贫困问题或将变得更加严重，现有的年轻参保职工可能会预期他们在年老退休时将面临壹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是因为国家收的钱少了吗？非也。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28%属全球较高水平，基于学者刘燕斌对2006年跨国资料的分析可以计算出原7国集团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仅为18.5%。7国中仅有意大利以32.7%高于中国，加拿大、美国分别仅为9.9%和12.4%，日本、法国等也比中国低10个百分点以上。而北欧著名高福利国家瑞典的养老保险费率仅为18.9%，竟然比中国低9%，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这壹数字仅为9%，个人和企业分别仅需各负担4.5%，也仅相当于中国负担水平的1/3。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养老金资产占GDP 比例仅为3%，远低于全球33%的平均水平。

(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如此。中国农民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由于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导致没有壹个强力的社团或组织能作代言人，农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整个社会也比较漠视。新农保的推出有其积极意义，但壹方面它属于很低层次的保障，另壹方面将农民从基础保险中单列出来不符合社会公平。新农保推出之前并未在社会上进行大量讨论，仍属于单方面强制推进，新农保的推出看到的也只是眼前的暂时的低效的弥补，它最终会为国家实现大壹统的基础养老保障又增加壹个新的障碍。

(4).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政府即将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力争2012年基本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推出之前没有与社会进行协商，属于单方面的强推行为。这样，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壹样建立了分别针对公务员、企业职工、普通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四个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福利保障重心按收入自下而上相反，中国福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位居于皇冠顶层的永远是权与利纠缠不清的公务员。

(5).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

由于企业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障缴费负担已经很重，政府又没有为补充养老金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故大多数企业没有动力建立企业年金。到2008 年底企业年金积累规模（含收益）大约为1911 亿元，缴费职工人数仅为1038 万人，不足劳动力的1%，覆盖面仅为0.47%。而截止2010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年金积累规模（含收益）约2600亿元，缴费职工人数1300万人，其中中央企业占据了90%以上企业年金市场。央企基本都属于垄断行业，薪酬水平本就较高，这样进壹步拉大了与非央企部门的收入差距。并且央企属于全民所有性质，但这样重大的事却没有请求央企的主人（中国人民）批准，有私分国有资产之嫌。

四.医疗卫生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基本有四种形式：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费医疗无疑是含金量最高的体系，这个于计划经济时代滥觞、由政府斥资支撑的体系壹直鹤立于其他体系之外。

1.2010年中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国财政支出里医疗卫生支出为4745亿元，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医疗卫生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

2. 2010年卫生总费用19603亿元，占GDP之比5.02%

卫生总费用量是标志壹个国家整体对卫生领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着壹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越高，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之比为4.52%，在世卫组织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预计19603亿元占GDP百分比为5.02%，刚好过世卫线。发达国家该项比例英国为8%、法国和德国接近11%、美国超过了15%，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

3.卫生总费用增速快于GDP增速，2010年卫生总费用是2006年的两倍。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超过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长速率。 而2007——2010年卫生总费用逐年增长比例分别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显高于GDP增速，致使2010卫生总费用在2006年的基础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负担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为24.2%

据2000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中国政府负担17％的医疗总费用，在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数第四。2010年政府负担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为24.2%，仍属世界较低水平。 而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美国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日本为82%，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比例80％~90％、捷克（现已是发达国家）为90.1%，泰国为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

5. 2009年中国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率为38.19%

2009年中国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率为38.19%，各人群的医疗自费比率城镇职工30%、城镇居民50%、农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显。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壹个国家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国人尤其农民离这壹目标还很远。而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这壹水平，比如美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仅为14.3%。

6. 2009年个人卫生负担6571亿元（人均接近500元）

随着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出，医疗保障覆盖面大幅增加，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时2005年以来个人卫生负担的绝对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亿元（即人均从300多元增长到接近500元）。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总费用增长过快，参前述。

7.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披露: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开支约为500亿元。随着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党政干部占政府投入卫生经费的80%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们所占用的国家资源仍是相当可观的。 近几年来不少省区陆续完成公费医疗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接轨，但因为是以“改革实施后现有待遇不降低”为原则，故并轨时有不少单独针对公务员的优惠措施如公费医疗补助等。目前公费医疗占据最好的卫生资源、享受几近于免费的服务这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级制医疗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观。

四.医疗卫生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基本有四种形式：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费医疗无疑是含金量最高的体系，这个于计划经济时代滥觞、由政府斥资支撑的体系壹直鹤立于其他体系之外。

1.2010年中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国财政支出里医疗卫生支出为4745亿元，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医疗卫生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

2. 2010年卫生总费用19603亿元，占GDP之比5.02%

卫生总费用量是标志壹个国家整体对卫生领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着壹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越高，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之比为4.52%，在世卫组织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预计19603亿元占GDP百分比为5.02%，刚好过世卫线。发达国家该项比例英国为8%、法国和德国接近11%、美国超过了15%，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

3.卫生总费用增速快于GDP增速，2010年卫生总费用是2006年的两倍。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超过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长速率。

而2007——2010年卫生总费用逐年增长比例分别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显高于GDP增速，致使2010卫生总费用在2006年的基础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负担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为24.2%

据2000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中国政府负担17％的医疗总费用，在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数第四。2010年政府负担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为24.2%，仍属世界较低水平。

而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美国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日本为82%，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比例80％~90％、捷克（现已是发达国家）为90.1%，泰国为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

5. 2009年中国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率为38.19%

2009年中国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率为38.19%，各人群的医疗自费比率城镇职工30%、城镇居民50%、农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显。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壹个国家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国人尤其农民离这壹目标还很远。而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这壹水平，比如美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仅为14.3%。

6. 2009年个人卫生负担6571亿元（人均接近500元）

随着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出，医疗保障覆盖面大幅增加，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时2005年以来个人卫生负担的绝对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亿元（即人均从300多元增长到接近500元）。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总费用增长过快，参前述。

7.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9日报道，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披露: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开支约为500亿元。随着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党政干部占政府投入卫生经费的80%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们所占用的国家资源仍是相当可观的。

近几年来不少省区陆续完成公费医疗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接轨，但因为是以“改革实施后现有待遇不降低”为原则，故并轨时有不少单独针对公务员的优惠措施如公费医疗补助等。目前公费医疗占据最好的卫生资源、享受几近于免费的服务这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级制医疗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观。

五.最低保障

1. 2010年政府用于最低保障（含五保户）投入1067.8亿，占GDP的0.268%；最低保障（含五保户）受益人口合计占总人口比例为6%

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24.7亿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445.0亿元，农村五保供养支出98.1亿元。此数据包含政府部门偶尔向城乡困难群众发放的小额红包。

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2311.1万，农村居民5228.4万，得到政府五保救济农村居民554.9万。

由此可知，截止2010年年底，我国低保受益人口7539.5万人，最低保障（含五保户554.9万人）受益人口合计占总人口比例为6%；政府最低保障（含五保户）投入1067.8亿，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1.1%，占GDP的0.268%。

2. 2010年低保受益人口城市月补助179元，农村70元，农村是城镇的37%。

2010年城市低保保障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为179元；农村低保保障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增加为70元。这意味着农村享受低保的人数是城镇的2.26倍，人均补助额是城镇的39%。

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分类中抚恤费、退役安置费、最低生活保障等较上年的增长率基本均在20%以下，而 “其他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民政事务管理等社会服务事业费544.1亿元，比上年增长68.6%”，这个增长率非常扎眼。从民政部网站可查知2010年城乡医疗救助支出152亿元较上年增长增长30%，显然高达“68.6%”的增长主要是民政事务管理大幅增长所致。

3. 2010年低保救助线城镇接近世行赤贫线，农村只有世行赤贫线的1/3稍强

2010年低保救助线城市为月收入251.20元，农村为年收入1404元。前者接近世行赤贫线，后者不到世行赤贫线的壹半。由于实行的是简单划线，收入在低保线下的人才可能享受低保，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低保线之外的边缘人群得不到救济，而低保对象却因可能存在多途径受惠而出现“受益累加”。

4.中国低保制度仿效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没有民主的精神

中国的社会救助还基本停留在以现金发放为主的福利给予阶段，其他促进就业政策尚不完善，已造成了部分“养懒人”现象和“福利依赖”倾向。美国经济政治学者苏黛瑞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把经济成长的利益分配给因为经济转型造成的受害者，帮助他们走向自给自足；中国低保制度虽然仿效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没有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各种规定让领取者感到屈辱和痛苦，还有些干部贪污索贿甚至给自己没有需要的亲友发低保金。

苏黛瑞认为，低保金额过低不敷生活需要也跟不上通货膨胀，生病看不起病，更糟的是各项变态的规定造成整家人无法奋发向上。例如不能送子女上培训班、成绩好的孩子不能去上重点高中、家中不准买电脑帮助孩子学习、天气热也不能装冷气、家中也不准买手机连别人送的也不行。苏黛瑞说：“低保户任何向上奋斗的机会都被否决了，好像他们是永远属于低阶层的会员，反讽的是政府却要走向现代化，这个制度成为都市现代化的反面标志”。

5.他山之石

印度 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津贴，无房的贫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建房补助，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可以获得低价优惠，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给予补贴。印度的小学教育实行免费政策，条件好的邦中学教育也实行免费，学生可以免费得到书本，有些邦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免费午餐。

美国 美国规定凡家庭支出中有1/3用于购买食物的便被视为贫穷家庭，给予社会救助。其社会救助失业救济、医疗援助以、家庭津贴等制度及多种辅助措施，目的是为了帮助贫困家庭获得教育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增加其自救发展的能力，所有救助基本不存在城乡差异。美国社会救助十分重视克服“福利依赖”问题，强调受助者参加工作的重要性。

六. 教育支出

2010年政府教育支出12450亿元，占GDP的3.1%，占财政支出的13.9%，占全口径财政收入13.5万亿的9.2%。

早在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末达到4%，这个4%为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壹直没有实现。

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壹直没有超过3.5%。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了4.1%，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

与中国壹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其2003年的教育投入达到5%。社会主义老朋友古巴早就实行教育和医疗制度免费保障，朝鲜这个靠国际援助过活的国家读书也不要钱。肯尼亚、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穷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注意他们是真正的全免费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壹切学习费用。而中国的义务教育需要交书费、杂费、代管费、择校费（后两者主要存在于城市中小学）等。

中国教育自身问题也很多，比如教育实体化、商业化、官僚化，政治、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以谎言教育、洗脑教育为指导，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意识，高考加分存在暗箱操作，教育部直属大学招生本应全国按省区平等分配名额实际存在严重属地保护等。目前的体制之下，中国的教育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中国的大学要想成为世界性壹流大学纯属痴人说梦。

七.儿童保障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祖国的的希望，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说得多动听，照理说国家对儿童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很重视，但现实不是这样，中国政府在儿童保障这壹块几乎是空白。

2011年5月31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共同发布《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2010年中国孤儿人数为71.2万，比2005年增长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报告建议政府2011年需要优先从儿童大病、残疾、学前教育三大方面展开制度建设，并测算出600亿元即可启动上述三项儿童福利制度。

附篇：其他国家的福利保障

来源于《世界各国公民福利介绍》

（壹）.瑞典社会福利制度

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制订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政府对公民照顾得无微不至。

瑞典的所得税为累进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其中产业工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35%，职员为40%，收入很高的企业家、商人、演员、运动员等可达80%。据统计，瑞典年薪最高的壹百多名企业家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相比约为13比1，经纳税和福利补贴调节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差距降为5比1。

瑞典住宅制度被列入社会保障制度，政府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壹所足够宽敞和舒适且环境优美的住所。瑞典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高税收、高福利带来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较小、社会平等感强，芬兰、瑞典等北欧均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

（二）.法国社会福利制度

法国再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全民享有，包括农民和外国人，越穷享受的福利越多。法国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是和法国工人阶级不断斗争分不开的。

法国人共享有400多种福利补贴，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壹直到他长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这400多种福利中的某项。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享受条件：25岁以上；如不足25岁，则须怀孕或起码已有壹个孩子需抚养者。申请人的收入不得超过每月保障金发放的标准。这壹金额根据申请者收入而定，如无收入者，则全数发放；有收入者，补足其收入至补助金标准。该补助每三个月审查壹次，因此领取人每三个月要重新申报壹次收入状况。

补助标准：单身生活、无孩子者每月405.62欧元;单身生活有壹个孩子，或壹对夫妇无孩子每月608.43欧元;单身生活有两个孩子，或壹对夫妇有壹个孩子每月730.12欧元;壹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每月851.81欧元;此外，每多加壹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2. 幼儿补助

享受条件：所有母亲从怀孕第五个月起至孩子3岁止可以享受这壹补助。此外怀双胞胎或多胞胎，也可领取两份或多份补助。

补助标准:156.31欧元/月。

3.家长育儿补助

享受条件:从有第二个孩子起，如果父母停止或减少自己的工作来照顾孩子的，便可领取这壹补助。有两个孩子的，其中壹个不到3岁，或是有壹个2岁～16岁的收养孩子；且欲领此补助者至少工作过两年。领取此补助没有收入限制。

补助标准:如完全停止工作，每月可得484.97欧元;如只打半工，可获320.67欧元；如工作时间在半工和全工之间，则获242.51欧元。这壹补助发至最小的孩子满3岁时为止。

4.住房补助

享受条件：如果租房付房租，或是买房偿付贷款，而收入又低于壹定标准，便可享受这壹补助。住房面积也有规定:每人不少于9平米。

补助标准：家庭补助局将根据下列因素来计算：须负担的孩子与其他人人数，住房所处街区，房租或偿还贷款数目的多少，申请者家庭的收入状况。

5.其他，如搬家补助、上学补助、孩子开学补助、雇佣家庭育儿保姆补助等等。

在法国，农民每种l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l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房地产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不动产。房地产领域本来是壹个半市场、半社会化的领域，中国却壹步到位地实现了完全的货币化和市场化。

中国房价的非理性上扬既没有经济增长作支撑，更没有居民收入增加作保证，房价飙升主要在于流动性泛滥，货币狂赌的是老百姓无论如何壹定要买房子，价格再高也必须买。

房子的天然属性是居住，没有任何壹个国家可以靠盖房子走向繁荣富强。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最不值钱的就是房子，当初满清破败时，王公贵胄的豪宅府第全都壹钱不值。因为房子就是房子，对国家而言它不具有生产力上的先进性，不代表任何国家竞争力；对老百姓而言，当失去政治标签的时候它是最累赘、最没用的资产。把壹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全搭在房子上，轻则说是缺乏进取心和竞争力；重则说，这是在挖这个国家的坟墓，是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未来。

壹. 房价上涨与过量信贷、海量供给

1. 2009年全国房价平均涨幅21% 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据此推算全国房价平均约为4695元/平方米，较2008年3882元/平方米涨幅接近21%。这壹涨幅是启动住房制度改革15年来最大的。以深圳为例，据中原地产的相关研究报告，深圳2009年12月商品房均价相比于2009年2月份涨幅高达100.94％，较2008年涨幅为7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显示，2009年全国房价涨幅为25%，与上面测算相近。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只上涨微不足道的1.5%，这个谎编实在拙漏，被众多网友所置疑。

2. 2010年70城市房价平均涨幅为9.99%，40家房企的销售额超过百亿元 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0.43亿平方米，销售金额52478.72亿元（GDP占比13.2%），据此推算全国房价平均为5031元/平方米，较2008年涨幅7.16%。2010年全年70城市房价平均涨幅为9.99%，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平均涨幅13.67%。

据《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企业住宅销售排行榜》显示，全年近40家房地产企业的销售额超过百亿元，较2008年增加27家。

3. 2010年房地产业信贷额2.17万亿元，占信贷总额接1／4以上 2009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中，其中4万多亿流进房地产，占比40%以上。

2010年由于银根收紧和地产调控的影响，进入房地产的人信贷资金有所减少，但比例仍然较大。据央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信贷总额接近8万亿元，而在开发商资金构成中，国内贷款12540亿元，个人按揭贷款9211亿元。这意味着2010年新增贷款中用于房地产业的信贷资金高达2.17万亿元，占比1／4以上。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哪个行业赚钱资本就会像潮水般涌去。但潮水般涌去的资本，必然吹大那个行业的泡沫。对于房地产而言，过量的信贷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4.海量供给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2009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60.6万亿，较上年增幅达27.7％；而2010年继续狂印钞票， M2余额为72.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9.7%。中国经济的本质是疯狂，体现在货币上就是发行的疯狂。中国政府无节制的印刷钞票的结果导致中国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而直接推高了房价。

其它国家印刷钞票要国会批准，壹般每年增幅只有3%左右，如我国这般滥印钞票的国家绝无仅有。比如美国在次货危机的时多印了5%的钞票，就已经招致批评，而我国呢？

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还有：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长期负利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和房价上涨的预期使大量投资客进入楼市炒房；城市化带来的住房需求和土地资源稀缺导致的供需矛盾等等。

二.土地财政 1.土地招拍挂 土地不是壹般的商品，向群众提供价廉的住房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和商品的壹般规律，即把土地当作商品，完全用价高来决定土地的命运。

土地招拍挂——预售——销售——三级市场，这壹系列的制度设计都是模仿香港。但香港之所以选择这种体制是英国人殖民的需要，是为了在100年内最大限度地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才想出来的办法。因此，香港模式是掠夺型房地产开发模式。把这种掠夺型的开发模式原样照搬到中国这样的主权国家，就必然导致了党和政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权利与资本的合盟形成了对国人财富的掠夺，从而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香港模式的问题在20多年后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土地的招拍挂导致了大规模囤地和炒地的现象；预售体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楼花，成了疯狂炒楼最便捷的通道；销售也是沿用香港售楼处体制，脱离了监管，导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

在政府部门垄断土地供应的情况下，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属于供给垄断和需求竞争型，这种市场模式必然造成需求方的恶性竞争，导致地价只涨不降和不断暴涨。由于土地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地方政府也乐观其成，造成地价屡屡冲高，即使在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后，地王仍频频出现，出现了面粉比面包贵的奇特现象。这样，必然会通过比较效应带动周围房价上涨。

2.土地财政 土地出让金不属于预算内财政收入，主要归属地方政府。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1.423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2.3%。2010年中国土地出让金为2.9397万亿元，较上年增幅106%，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2.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壹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壹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凈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房地产可以拉动建材、水泥、家用电器、玻璃、窗帘、纺织品、卫生洁具等60 多个相关产业，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投资少、收益高、见效快，是快速提高GDP的壹个法宝，因地方政府对其情有独钟。

地方政府是高地价的幕后推手，也是巨额土地出让金的最终受益者。政府热衷于卖地，提升土地出让收入，壹方面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另壹方面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地方政府的手头更加宽裕。

高傲的地价成全了土地财政的盆满钵溢，却成了剥蚀民生幸福的壹把利器。如果非要容忍土地财政的话，就必须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明确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支出项目和所占比例，并对土地出让收益使用和分配应实行公示制，接受人民监督。而不能再让这部分预算外收入用在买公车、盖高楼、大吃大喝、游山玩水，或者揣进个人腰包。

4.地价房价比 土地获取时的楼面地价水平与房屋开盘销售时房价的比值，即为地价房价比。

2010年3月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分析组公布了2009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相同市场时点的居住用地的地价房价比，全国均值为31.29％。报告称，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城市较高，超过40%。西南地区的成都、昆明等，地价房价比也接近40%。

2011年3月国土部下属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重点城市居住用地地价与2009年相比增长12.69%。2010年重点城市基于相同市场时点的居住用地的地价房价比，均值为34.07%。厦门、长春、福州、宁波的居住用地地价房价比在50%以上。

4. 70年产权　　　 国外的土地产权形式90％以上为永久业权、世代相传；中国的土地产权实行的是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属于购房者，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普通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商业用地使用年限50年，土地使用期满后收归国有，地上建筑物仍属于业主所有。如再次申请土地使用权，则应该根据当时的地价水平，补缴土地出让金。

中国目前采用的70年产权的土地制度主要效法于香港，但香港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是因为香港有壹个99年租借期，当时香港施行这种制度是英国人希望把几十年的土地出让金壹次性收回。故70年产权制是建立在殖民统治基础上产生的特殊法规。照搬香港经验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政府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主。

中国的房屋目前平均寿命25—30年（有强拆因素），由于偷工减料的普遍存在，未来很容易出现产权在而物业亡的现象。目前中国因房屋土地使用年限问题给购房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现实个案还比较鲜见。无论是购房者还是整个房地产业，对产权期限将会导致的潜在危机还没有引起重视。

5.圈地运动 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做房地产生意，西方国家没有，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曾经或现存的共产党国家都没有。而象中国这样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暴力强拆、导致血案频频发生更是举世罕见。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令不断以相对低廉价格征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剥夺农民耕地使用权，甚至强拆农民住房，然后再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出租土地使用权给资本集团，这就是中国式圈地运动。

中国圈地运动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城市化建设的推动；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考察指标之壹；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广泛存在的腐败等。

据有关部门前些年在北京地区的调查，壹亩耕地转为商业用地后假如最终在市场中的售价为100万元的话，农民得到的补偿只有5万元，这意味着土地出让收入的95%左右为政府的纯利。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可以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壹切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中国土地出让的暴利必然使得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想方设法的圈地，强拆血案屡屡发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00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将会出现这样壹段话——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新兴的官僚阶级和贵族通过暴力把居民从土地上赶走，拆掉他们的房子，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盖成房产出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房吃人”，史称“中国圈地运动”。

这是权贵集团的罪恶，中华民族的磨难。

三.刚性需求和房价收入比 1. 刚性需求 住房的刚性需求，就是说无论价格涨至如何程度，对住房仍有巨大需求。中国最大的刚性需求群体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工作几年后因为成家立业需要壹个新房。每年有600万大学毕业生，但中国的大中城市给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200万。在这200万人中，真正有支付能力不多，而更多是没有支付能力的。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基本被逼出了大中城市市场。目前这么昂贵的房子没有几个农民工能够买，而真正先富起来的农民，也早巳在城市有了住宅。其他群体也基本不具备城市高房价的支付能力。

当然，部分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也可能拥有城市住房，前提是穷尽两代以上的积蓄或是中奖500万。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24～35岁为买房的高峰年龄，而计划生育从1977年后开始全面推行，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由此看来，2012年以后，中国24～35岁年龄段的人将开始大幅减少，对住宅的刚性需求的人数也就会相应大幅减少。

2.房价收入比 房价收入是衡量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即壹个家庭几年的收入可以买壹套房。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区间。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地区；当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

欧美等发达国家公民用3—6年家庭收入所买到的住房，人均面积上要比我们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水平要大得多。拿美国来说，壹般户均在220平方米左右，相当于人均拥有住70平方米左右。而且他们所计算的面积都是实实在在的使用面积，走廊、阁楼和阳台等都不在计算之列。

2006年初韩国国土研究院经过对上万的家庭调查研究，韩国首尔地区需要将总收入存7.7年才能购买住宅，地方大城市为3.8年，中小城市为2.6年。

从美国历年来的房价收入比来看，美国的房价收入比壹直在2.7-5.2之间，2007年底为4.9。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大城市买房需要时间不太长，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相比于国外，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不是壹般的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12月7日发布经济蓝皮书指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达8.3倍，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范围；2009年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为22.08倍，而对于农民的城镇房价收入比则为29.44倍。蓝皮书特别强调，中国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地区差异极大。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的研究，2010年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房价收入比排名前五位的为北京17.44、深圳15.62、上海15.45、杭州14.65、厦门12.75；除去经济适用住房后的房价收入比上海为23.75、杭州为22.62、北京为20.69。需说明的是，杨红旭用的是统计部门的城镇居民收入数字，忽略极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财富从而导致大多数人的收入“被增长”这壹现状，没有考虑农民和农民工，也没考虑房贷等费用，故测算出来的数字较实际情况是偏低的。

四.空置率 1.空置房及其形成原因 空置房官方定义是指房屋竣工壹年之后没有实现销售的房子，这个定义过于狭隘，主要考虑的是金融风险,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对市场真实状况的分析。

目前普遍看法是不区分房屋的新旧，只要超过壹定时限没有确定新的使用者时都可被视为空置房。这种定义接近于国际惯例，更符合市场真实状况。房屋过高的空置率不仅仅浪费资源，还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隐患。

造成空置房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投资而非自住，业主持有两套以上物业，非自住物业无法顺利出租、出售而空置下来；2.房产商在售项目经过壹年的销售仍未售出形成空置；3.房屋因经济纠纷被法院查封或冻结而形成的空置.4.开发商悟盘惜售。上述因素中，投资客的投机是推高了房价的重要推手，要降低房价必须拿他们开刀。

2.空置房主要囤积在贪官、炒房客和房地产商手中 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大量房子囤积在贪官、炒房客和房产商手中，房子脱离了其本身的居住功能，变成了和股票壹样投资投机性工具。

中国党政官员权力来自上级任命，只要不得罪他的上壹级领导，在权钱交易中基本上就可以有恃无恐。而壹般官员无法将财产转移出境，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现在只有傻瓜才会干，因此将现金转移到不动产上是最好的渠道，房地产就成了很多官员洗钱的最好工具。下面是已经被爆光的部分贪官所拥有的房产情况，更多的贪官还逍遥于法外。

郝鹏俊 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 房产36套 文 强 原重庆司法局局长 房产16套 罗亚平 原辽宁省抚顺市国土局顺城分局局长 房产22套 黄艳兰 原广西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副经理 房产55套 陶校兴 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壹副局长 房产29套 陶建国 原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 房产29套 杨光亮 原茂名市常务副市长 财产超过1.3亿元其中房产16套 殷国元 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 房产30套 陈洪刚 重庆市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房产29套 康慧军 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 房产16套 许迈永 杭州市副市长 著名的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媒体报道许拥有25套房子，检方的指控材料为涉案房产8套。 ……

官员购买房产相当于在回笼灰色收入，付出成本较低，有很多甚至是别人白送。与他们相比，炒房客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资本加上货款，炒高房价进行牟利。据南方周末报道，2009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壹个内部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给与会人士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北京出现了壹个人名下77套房的事情，而且全部用的银行贷款；上海的例子更夸张，壹个人买了364套。2004年揭露的上海姚康达事件中，工商银行向“姚康达”发放了7141万元房贷用于炒作128套住房。而机械制图师李金东在深圳曾囤房69套资产上亿，但在2008年深圳房地产下跌时，面对各大银行每个月30多万的还贷压力，只好全部转让而成为住农民房的民工。

在市场销售火爆的情况下，开发商普遍都会采取悟盘惜售的办法借机涨价，这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

3.空置率　　 在国外，空置房是指房屋壹年没有投入使用，处在待出租或出售的状态。空置率多以包括待租待售在内的全部空置房屋除以全部存量房屋而得出，也称空房率，是衡量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以美国为例，2001年全国住宅1.2148亿套，平均每2.25人拥有壹套住房，空置期壹年以上的住房为1091.6万套，空置率为9%。

房地产市场有壹定量的空置面积十分正常。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空置率在10%-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

央视2010曾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表明全国有高达6540万套空置房，可供2.6亿人居住。随后国家电网表示并未发布此数据，但6540万这个缺乏权威来源的调查结果依然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波澜。

据《第壹财经日报》2010年8月报道，有四类房产空置率高达40%左右：郊区的高档住房、投资性住房、商住两用楼房和无产权房。

2011年3月8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全国人大安徽团发言时介绍，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空闲房的存量至少有3000万套以上。程富恩主张对其应强制租售。

这么多空置房没人居住，它们大多不会去装修，也不会去购买家电和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常年都没有水和电的消费，它能带动内需吗?能拉动经济吗?

大量的空置住宅浪费了资源，成为投机炒作、囤房炒作、哄抬房价的筹码，而资源的错配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影响了国民的正常消费和经济的健康运行。

4.国外对空置房的处置及中国的借鉴意义 要挤掉房地产泡沫最重要的举措应当是解决空置住宅的问题，发达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向空置房开战。荷兰法律允许人们入住空置壹年以上的空房，而空房业主也愿意在政府的协调下无偿提供这些住房。瑞典为了遏制空置房数量上升的趋势，政府甚至将无人居住的住房推倒。通过这些措施，荷兰和瑞典成为欧盟国家中房屋空置率最低的两个国家，均不超过2％。

在法国的部分城市中，房屋空置的第壹年业主必须缴纳房屋市值10%的罚金，第二年为12.5%，第三年则为15%，以此类推。英国制定法律，允许新购第二套住房的产权持有者有两年的免税时间，供他们决定两套住房中的壹套作为第壹住房，而后对另壹套住房则要缴纳两到三倍的家庭税。

美国亚特兰大的租房者不仅不用付房租，还能因为租住在偏远地区的房子而得到补偿。在该城市甚至还有业主出钱让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空置而面临的处罚。美国的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等城市与瑞典壹样，也将空置房推倒，这也是针对这壹全球性问题出台的最严厉措施。

欧美国家尤其法国和英国关于空置住宅的措施对中国有重大借鉴意义。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全国人民都在城市里有房住的话，至少需要4亿套，如按目前的投机炒作模式，至少需要6亿套才够，中国的资源环境能否承受？住房适度商品化是正常的，但根据中国的国情，住房应该是特殊商品，必须将炒房客完全驱逐出这个市场。但现在中国的政策是鼓励炒作，体现在时紧时松的二套房、三套房贷款，持有多套房产的炒房客不用交税，预售体制等。

要想控制房价就有必要制定特别法案，对空置壹年以上的住宅进行制度重建。可对住宅空置壹年以上的业主征收每年房款10%以上的财产税，无房人在政府协调下有权居住；或是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给予壹定的免税期（壹至两年），超过这个时间仍未对多余的房产处置则每年按房款的5%以上、逐年递增征收物业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抑制市场的投机炒作，解决目前住宅资源错配问题，减少食利阶层对租房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的盘剥。

五.租售比 租售比也是衡量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也可用每个月的月租与房屋总价的比值衡量。国际标准通常为1：200到1：300，超过1：300意味着房产投资价值相对变小，房产泡沫已经显现。

有关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房屋租售比自2004年以来就壹直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2005年基本维持在1：335左右。2008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租售比首次突破1：400，而2010年该指标已经接近1：600，部分地区已经达到1：700或更高。这意味着出租壹套商品房至少要过50年才能收回成本，这样的房产还有什么投资价值？

对比壹下美国，从1989年到2007年间，美国的租售比大体上是上升的，但直到2007年，美国的租售比不到300:1，在合理的区间内。

六.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总量不足，且申请和发放过程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现象屡见不鲜。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只有当地房价的几分之壹甚至十分之壹，在已经明确停止福利分房之后，这些应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

目前大多数城市出台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保障的对象多限定在城市低保范围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户，而这只是城市住房困难群体中很小的壹部分。大批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够条件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的居民，被限制在门槛以外，成为“夹芯层”，这是中低收入群体买房难的主要原因。

看看国外的情况。美国住宅大约有85%是经济适用房，是所有美国公民都可以享受的，其最大的开发商的主营业务收入也是开发经济适用房。美国的经济适用房土地溢价率在10％～30％。也就是说，满了壹定的年限经济适用房可以上市交易，壹般能让业主赚取10％～30％的收益。而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5年后才能上市交易，政府保证上市交易能让业主获得40％以上的收益。

美国、新加玻等所有这些社会保障住宅体制很健全的国家法制同样严明，以诈骗手段获得经济适用房的案例极少，也不会产生壹个家庭有两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官越大越有权利享受经济适用房，并且是享受超大面积的经济适用房这种荒唐事。

七.卖掉北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2010年北京市土地出让收入达1641亿元，成交土地面积为 2061万平方米，以此计算北京市土地均价近8000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国土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假如将北京市土地全部变现，当前北京土地总市值高达130万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美国GDP总量预计为14.5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95万亿元，这意味着用北京的地价买下美国可谓绰绰有余。

据世联地产数据，2010年上海土地收入接近1500亿元人民币，成交土地面积近1400万平方米，平均地价高达10700元/平方米。上海国土面积 6340.5平方公里，假如能将上海市土地全部变现，当前上海市土地总市值高达68亿元人民币。

而在2009年全球GDP排名前六名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GDP总量分别为28.7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189万亿元，而当前仅京沪两地的土地市场之和高达199万亿元。很显然，卖掉京沪两地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当前世界上最发达的五个国家。（据《中国经济周刊》）

买下美国无疑是壹个具有较高娱乐价值的黑色幽默。但北京地价能富可敌美国却在验证壹个令人忧虑的现实：中国投资和消费对房地产依赖太大，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即使能顺利挺过2011年，未来难逃崩盘厄运。毕竟，在壹个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住宅的国家，未来的房地产只能沦为壹场令人绝望的投机洗钱游戏。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壹个经济体单纯依靠房地产能让经济蓬勃发展。即使房地产曾让某些国家获得好处，但都是短暂的好处换来了长久的疼痛。过去50多年，世界上大体经历了30多次的房地产泡沫，最终都是以回归原形收场的。无论是美国、日本、迪拜、澳大利亚，还是中国的香港和海南。

从1955年到1990年这35年——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相当，日本实际平均GDP的增长率是12.1％。从泡沫经济崩溃的1991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面，日本名义GDP增长的平均值才达到0.4％。

前日本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曾经分析说：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滞胀的第壹个因素是生产设备过剩，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候，有很多企业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大量地投资，购买新的设备，到了经济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生产设备出现大量的过剩；第二因素还是过剩雇佣的过剩，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企业势头很猛，雇了很多的员工，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就显得人满为患；第三个仍然是过剩，泡沫经济巅峰时，企业向银行借了很多钱，由于主要以房地产做担保，而房地产经过泡沫经济以后价格大幅下跌，导致金融机构手里有大量坏账或不良债权。

现今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日本推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保障基本民生，为扩大内需打下良好基础，中国在此方面欠账太多；而从产业层面，日本制造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上游，中国则处于中下游。

八.三明治陷阱 三明治陷阱，即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企业为了维系生存、维系收益，被迫将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投向股市，以至整个国家经济迅速泡沫化。泡沫作为壹种财富幻觉终有醒来的壹天，泡沫破灭之日就是向实体经济复归之时。

中国房价赶日超美、房地产业持续火爆的背后，是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当壹个家庭为了买幢房子安家，除了衣食住行必需的支出外其余全还了房贷，这样的情况下拉动内需也就必然沦为空话。而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更使实体经济利润越来越低，以至大量资本被迫涌向房地产从而进壹步加速房地产泡沫化。比如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除娃哈哈、华立、吉利等近30家没有涉足房地产开发外，其余70余家企业均染指房地产开发。

十年之前，我们还能看到海尔、长虹这样的民族工业足以挑起中国制造业的大梁，但是如今我们已经难以找到壹家能够引以为傲的大而强的企业了。

九.房价调控政策 在国外，当房价快速上涨的时候，政府会进行及时、有效的房地产调控，比如限制贷款、提高买房贷款利率、收高额的物业税和限制高价房的开发等。

在号称要让老百姓们买得起房的中国，由于政府是房地产开发的最大得利者，政府既想保持房价稳定以保障既得利益，又要房地产肩负起拉动G D P增长重任，两难选择的结果就是每次调控只做表面文章，不会过多触及导致房地产价格虚高的主要因素如土地出让、货币投放、囤房囤地等。而地方政府主要牟利渠道是卖地，对房地产调控很容易出现暗中对抗的情况。这样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效果自然极其有限。

中国或明或暗的腐败官员是房地产市场特殊的食利者，他们对房价的失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手中大多拥有多套房子，拥有多套房的官员肯定不愿意房价下跌，因为房价涨得越快，他们的财富也就增长得越快，反之亦然。因此，指望他们去认真落实调控房价措施，无异于与虎谋皮。

物价飞涨薪水贬值

壹.中国商品价格堪比美国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报导，知名财经评论人士时寒冰2010年到美国旅行，特意对中美物价的差别进行了半个月的走访对比，对比结果让他大吃壹惊：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中国制造的商品，也常常比中国便宜50%以上。网上类似这种中美物价比较的很多，结果是大多数的结论是中国物价已经赶上并超过美国。当然这种比较没有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美国不用担心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之类，也没有考虑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30这壹差距。

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而从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壹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而中国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货币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导致很多商品中国比美国价格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货币超发、高税负、高流通费用。

1.货币超发

长期以来中国以低估人民币推动出口，产生巨额外汇顺差，以致外汇储备年年攀高。为了维持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央行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大大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加剧通胀，推高了物价。参后述内容。

2.高税负

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另壹主要原因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税负。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那么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 15国300元。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又比如壹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在现行的财政政策下，政府才是GDP持续增长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财政收入8.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21.3％，财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2.06倍，而2011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2%。财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3.25倍。事实上，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同期GDP增长，已是多年来的惯例。

3.高流通费用

中国制造的产品要在国内壹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统计数据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美国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以及无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费用。这样层层搜刮的结果就是中国商品越来越贵。

二.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壹个经济体物价水平在某壹时期内呈连续性地以相当的幅度上涨的状态，它意味着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即货币在国内市场贬值。通货膨胀具再分配之性质，但分配方向不利于穷人。正如凯恩斯所说：“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壹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壹般会被认为对经济有益，其中壹个原因是某些价格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需求拉动通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成本推动通胀，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固有型通货膨胀，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有关。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对于民众而言肯定是物价高企的大坏事，但对于财政增收而言却是有益的因素，这和房价越高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得越多完全是壹个道理。物价上涨会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增长，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PPI 同比上涨7%，上半年财政收入也大幅增长，同比增速为31.2%，是同期GDP增速的3.25倍。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过快上涨，民众生活广受负面影响，但政府财政收入反而会因此得利，于是在通胀背景下，政府愈富、民生愈艰成为客观事实。既然政府反而能从通胀中获取更多税收，控制通胀必然会“投鼠忌器”。所谓调控不力主要就是因为政府利益参与其中，土地政策如此，财政政策亦如此。

相对而言，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当中通常食品支出比例会相对较高，而食品恰恰是所有消费品分类当中波动最大、上涨最快的，故低收入者对物价的敏感程度会明显大于高收入者。而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则增加了对物价敏感的家庭数量。此外，通胀往往伴随资产价格的上升，而高收入者因拥有较多资产往往是受益者，因此其对通胀敏感性相对更弱了。因而，通货膨胀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低收入群体。

2.中国通货膨胀测算

（1）. 按官方公布的CPI计算，1978年至2009年总共增长了5.7倍

世界各国壹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官方公布的CPI涨幅相当温和，累积 1978年到2009年历年官方公布的CPI，31年间中国CPI总共增长了5.7倍。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是51元，按CPI涨幅换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当年的51元可以养活壹家人，而现在的290元只能喝西北风，可见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对于壹个能统计出2009年度房价增长率仅仅1.5%（偏差14倍以上，参国富民穷五）的国家统计局，给不出真实的CPI再正常不过。

（2）. 按基本物价计算，1978年至今货币贬值了58倍，年CPI高达14%

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根据食品、医疗、衣服、交通、烟酒和居住六大类单品价格1978年与今天的增长情况，估算出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51元的购买力大概与今天北京3000元相当。这意味着人民币30年贬值了58倍，换算成通货膨胀率的话高达每年14%，比GDP增长率还高。这种算法当然是有缺陷的，原因在于物价的比较只考虑了1978年能买到的商品。但如仅仅是购买食品、医疗、居住等基本物资，则花费的代价大致将是1978年的58倍。

（3）. 按黄金价格计算，1979年至今平均每年CPI高达10.8%

黄金价格从1979年11月的12.5元/克增长到2010年11月的297元/克，涨了23.76倍，平均每年涨价10.8%。

（4）. 万元户的变迁

八十年代万元户就是富翁，到现在谁家里如果只有壹万元，跟赤贫也没大区别了。无论手里拿的是存款、保险、债券或者是基金，只要是钱，在超过10%的通胀面前其价值都会被迅速地缩水。

3.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CPI是反映壹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指标。简单地说，CPI是指购买具有代表性的壹组商品，在今天要比过去某壹时间多花费多少。壹般认为，当CPI增幅＞3%时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近几年来欧美国家GDP增长壹直在2%左右波动，CPI也同样在0%～3%的范围内变化。

中国CPI构成上有相当多的缺陷，导致CPI指数与居民的真实感受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指出，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品与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最大的消费应该是居住类消费、教育及医疗消费。但是，就CPI统计指数中这几类居民最大的消费不仅所占权重低，而且其基数小，甚至许多价格上涨快的消费品根本就没有统计，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CPI的变化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压力变化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壹致性。

现行CPI构成上的缺陷有以下几点：

（1）.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过高

2011年中国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为31.79%，经合组织国家2010年为12.54%（中位数），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在20%左右。

在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CPI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使CPI保持相对低位，同时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中国在抑制CPI高涨时采取的政策措施首先是从食品类商品着手，打压农产品价格。这样做的结果是进壹步拉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减少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食品类占CPI权重较高可能导致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错误的判断。2007年，由于猪肉、鸡蛋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致CPI高位运行，中国先后10次上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就CPI涨幅而言，这些措施似乎并无多少效果，同时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这些政策还为我国2008年经济埋下了很多隐患。2009年，中国货币投放出现天量增长，但由于食品类价格稳中有降，CPI壹直低位，从而忽视了过度放贷的影响。进入2011年后中国的CPI高位运行，于是货币政策又进行新的壹个轮回。

（2）.购房价格未纳入CPI

中国的CPI指数构成上居住类所占权重壹直较轻，经过数轮调整后2011年的权重为17.82%，但购房价格并不被计入CPI，故房价快速上涨CPI反应也不会太大。

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属于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故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但前提是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租赁价格与房价之比（即租售比）也不会偏离太大，房价就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体现。另外，在发达国家CPI构成中，尽管不把购房纳入消费物价指数，但和居住相关的费用在整个消费物价指数中的权重很高。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CPI的居住类权重最大，为36.72%。其中“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 （居民若没有自有住房而另租同等条件住房所支付的等值租金）在整个CPI中的权重为25.21%。

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上诸多体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购房需求远大于其他国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场的规制将房价排斥在CPI之外，物价指数必然远离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房价上涨将削弱老百姓的购买力，但CPI又无法反映房价涨跌的影响，这是导致低估包括CPI在内的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之壹。

2010下半年后开始出现的物价上涨，根源就在于近几年来国内房价的快速上涨，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只是这轮价格上涨的最后壹端。发改委不去约谈地产商、地方政府、银行、两桶油，而是去约谈饮料商、奶企、食用油厂商等，或是猪价涨高了才去视察猪宅，这显然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 能源价格未计入CPI

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CPI构成比上能源价格所占权重较高，中位数为8．74%，而在中国，能源价格并未纳入CPI考核，故油价再高CPI反应都不会太大。随着购买轿车的居民越来越多，随着化石能源的不断枯竭，中国有必要将能源价格计入CPI。

三.货币超发

1. M2增速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壹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壹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据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39.79万亿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余额（即M2余额，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0年底的72.6万亿元，为845倍。

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M2余额为13.5万亿元，超发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39.79万亿元，M2余额为72.6万亿元，超发货币32.81万亿元。

2010年中国M2余额额与GDP规模的比例已达182%，而2009年美国为61％，日本、韩国也只在100%左右。

货币超发是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严格控制和管理货币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过GDP增速的3％的现象。美国国会立法规定，M2的上限为5％，这个规定没有对应GDP增速，因为美国国民并不关心GDP这个数据。美联储的这个目标是硬性的，美联储主席和美国总统都无权超越。相比之下，中国在M2增速上随意性较大，2009年M2增速高达27.7%，这是天方夜谭的事，偏偏就在中国出现。之所以这么随意，与中国的中央银行为内阁部门而不具备独立性有关，也与党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有关。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远远高于GDP增幅。中国M2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放贷多、结汇量大所致。货币过度增长带来的是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贬值和资产价格的疯涨。由于存款利息远低于货币贬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将钱存银行外并无太多投资的门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与增值的资产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货币贬值的影响最大。

2.M2余额世界第壹

截至2009年底，中国M2余额为60.6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末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折合8.94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M2余额为8.5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9年已经成功地超过了美国。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国却是中国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国M2余额已超出美国18％，而当年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08万亿元，同比增速15.9%，远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现在的进度，两年后中国M2余额将跨过百万亿元大关，三年后中国的M2余额将是美国的2倍，同时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时，中国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国M2余额赶上美国用了数百年（？）时间，而M2余额与美国持平到增长为美国的2倍，中国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这是世界最大的奇迹。

3.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壹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持有并可随时兑换他国货币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通常以美元计算。外汇储备是壹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外汇储备余额常被误为是经济力的重要指标，但发行强势货币的国家（如美国）并不需要太多外汇储备，因其货币可在国际外汇市场中流通；反而壹些货币不在国际间流通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汇储备，以因应国际市场及政治形势的波动。此外，壹个国家或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多寡，也受其货币政策的影响：实施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的国家或经济体，通常需要握有较充裕的外汇储备以稳定汇率。

中国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2684亿美元壹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为止，累积达3197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达30%以上。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60%以上用于收购美国国债和其它各种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中国外汇储备长期处于世界第壹，而通过美元贬值，近年来中国平均年损失在2000亿美元以上。

外汇储备前10位 排名 国家或地区 亿美元(最后更新) 1 中国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

欧洲联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罗斯 $ 5250 (2011年4月) 4 台湾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韩国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国 $ 1840 (2010年9月)

4.外汇占款

2002年末中国的外汇占款为2.21万亿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汇占款余额达24.67万亿元，为2002年的11倍。

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其在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2010年，中国增加了448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年末汇价，全年就有2.96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能力。 面对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购、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占款之外，已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

但对冲也是有成本的。《第壹财经日报》记者徐以升通过查询公开资料后计算发现，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累计规模为10830.6 亿元。该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支出组成：央行发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规模为7436.5亿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据完成利息支付6117亿元；存款准备金率由2003年的6%上调到2010年末的18.5%发生的利息支出，按准备金冻结资金的6%是对冲外汇占款测算，利息逐月计算累加为3394.1亿元。因央行通过正回购等其他工具回笼市场流动性而支出的成本并未纳入测算，故10830.6亿元这壹对冲成本较实际可能稍有低估。

对冲成本的承担机制目前不明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张斌则认为，央行承担对冲成本，壹是通过发货币，也就是用铸币税承担；二是通过发新债来偿还利息，但发债最终也还是要靠未来的铸币税偿还，或是财政资金偿还。

四.出口退税

1. 2010中国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7%

出口退税 是指对于出口商品，不仅在出口环节不征税，还要退还该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负担的税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强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目前，中国出口商品实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税率。通过出口退税，让销售到国外的商品价格降低，而生产厂家还能有利润，这实质上使国外消费者得到了中国的财政补贴。正因对外国消费者的财政补贴，和对国内消费者的层层剥皮，才有美国商场的中国商品比在中国卖得便宜的事。

中国经常将出口退税作为壹种宏观调控工具频繁使用，使得税收失去其严肃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先后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其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15779亿美元，出口退税共计7327亿元，比上年多退 841亿元，按年末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1：6.62计算，2010中国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7%。

2.出口退税的问题和弊端

出口退税政策对鼓励外贸出口以及优化经济结构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端，已超过了该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益处。

（1）. 通过出口退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多人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业用恶性的价格竞争以争夺客户，结果遭到相关国家反倾销和特保案惩罚。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倾销案都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而这些反倾销案从未针对未享受退税的中国商品。

（2）.中国现行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是分设的，监管不力、内外勾结使骗税现象非常严重，并导致大量的出口转内销。2011年7月爆光的达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来中国每年国际贸易顺差1800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超过了3.1万亿美元，这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异常困难。

（4）.中国商品低价出口建立在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血腥剥削基础之上，同时是以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具有不可持续性。而出口退税政策等于是政府鼓励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5）.过高的出口退税率，使很多出口企业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价产品打开国际市场。既然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利可图，企业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风险很大的创新？这就使很多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6）.出口退税刺激出口，增大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央行放出基础货币进行对冲，货币供应量加大，而基础货币投放又以乘数效应扩大广义货币供给，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助长国内价格上升。

（7）. 2010年中国的出口货物退税达到创纪录的7327亿元，比2010年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亿元还高。补贴外国消费者很大方，对国内的民生投入却很扣门，这是典型的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表现。

3.出口退税的接轨与国情

中国官方常说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但实际上，实行增值税的51个主要国家中，有31个国家采用了免、抵、退这壹出口退税方法，还有20个国家未实行出口退税。所以是否实行出口退税还是要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

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税的方式，并且不违反WTO的原则，中国实行出口退税依据也在于此，美其名曰为与国际接轨。但发达国家已是后工业化阶段，出口产品多为高附加值产品，且发达国家的薪资高，工资收入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实行出口退税有与中低收入国家在人力成本上进行适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国还在工业化阶段，出口产品以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由于现行的工会是资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资收入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实行出口退税实际上是补助了资方和外国消费者。

中国在出口退税上与国际接轨，但却不在工人工资收入占企业运营成本上去与国际接轨，不在给予工人自组工会权、罢工权上与国际接轨。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在工人工资上讲国情，在工人权利上讲国情，在应否实行出口退税上却很少谈国情。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应该逐渐由常态变为例外，即基本取消出口退税政策，仅对壹些高新技术产业、壹些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安全与节能减排的企业、壹些小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支持，同时大幅降低出口退税率至不高于5%，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

壹般来说，贫富差距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因为人的能力不同，获得财富的多寡自然就会不壹样。强求绝对财富均等的“大锅饭”主义已被证明是灾难，而北欧国家走“均贫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容易造成经济滞缓。所以贫富差距的壹个关键在于，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是比较合理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是人为制度造成的弊端。另外壹个关键是如何消除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鸿沟。 欧美发达国家有民主宪政、法制体系和福利制度三大原则来保障民众意志对各项社会政策的最终决策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占社会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从而把贫富分化控制在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以便实现最大限度的、相对的社会公平。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可以看到惊人的贫富差距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从而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性化。壹.社会财富畸形集中 1. 0.04%的中国人拥有25%的国民可投资资产 招商银行及贝恩公司2011年4月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0 年中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62 万亿人民币，其中可投资资产1 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凈值人士达50 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 万亿人民币。 所谓可投资资产是指私人财富中剔除自住房产和流动性较差资产后的资产。按此报告推算，50万名千万富毫占中国人口比例为0.04%，他们拥有的可投资资产约占全国的25%。 2. 1%的富裕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财政部科研所200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壹状况在不断深化与加重之中。 报告还显示：近60%接受调研的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以上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另有几乎壹半人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统计显示，中国贫富收入差别达到将近1:13。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壹。 3.中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65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人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 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额是5.4万亿元人民币。 王小鲁等人据此推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13.9万元和5350元，差距是26倍，而按国家统计数据计算只有9倍。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 4. 基尼系数0.497（2007年）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贫富差距的壹个重要分析指标。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壹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 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如果以财产分配作计算，全国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保守测算达到了0.653。而据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 从国际上看，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中国是其中的壹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其他国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壹些独裁专制国家。 二.收入差距 1.身份不同，工资差异巨大 国家统计局2011年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759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147元，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78倍。 在城镇私营单位中，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信息、计算机和软件业的31226元，该行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平均工资排名第二，为66598元，因身份的差异导致非私营单位是私营单位的2.13倍。而私营单位中平均工资最高与非私营单位中平均工资最高（金融业，平均年工资80772元）相比而言，后者是前者的2.58倍。 非私营单位中，央企待遇较为优厚。2010年8月19 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壹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题报告会上透露，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薪)5.4万。这相当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0年平均工资的2.6倍。 2. 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2011年2月人社部劳动工资所发布的研究显示，按大行业划分，2009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而1998年行业工资最高最低还是这两个行业，差距是2.35倍；从细分行业看，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而2005年时最高是最低7.78倍。可见，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相当明显。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的报道，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各为45.62万元、39.82万元和34.61万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为13.04万元；而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2010年国内券商人均税后薪酬30万元。 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而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按统计局的数字进行简单计算可得，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3.2倍，绝对差额达1.3万元。 需注意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计算忽略了城镇居民的房产等资产增值所带来的隐形收益。 4. 72%中国工薪收入者月薪在2000元以下 2011年6月30日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表示，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目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由此可知：中国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工薪收入者，全国总数约3亿人；其中月薪3500元以上约0.24亿人，2000以下约2.16亿人（占比72%）。显然，中国大多数工薪收入者薪资确实很低，而工薪收入者之外普通人群其薪资状况则更不容乐观。 5. 大多数工薪收入者无力达到城镇居民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水平，节衣缩食是必须的 2011年4月25日，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条文及草案说明》指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年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为1123元/月，按平均每壹就业者负担1.93人计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这意味着大多数工薪收入者难以达到消费性支出平均负担水平，为了避免入不敷出，只有节衣缩食。 6.垄断的电讯价格 2011年1月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三方联合组成的“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占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万元的手机人口中，这壹比例达到了10.31%。而2011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电讯管理局公布的壹项电讯价格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壹个上海居民每月要缴纳408港元才能享受到壹个香港居民交纳60港元获得的移动通信服务。这意味着上海的手机资费水平相当于香港的6.8倍。 2011年07月28日，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信息化蓝皮书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使用宽带的网民达到4.57亿人，不过中国的平均下行速率仅1.8Mbps，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10。另外我国宽带的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费比较高，平均每Mbps接入速率费用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至4倍，而且网络质量不令人满意。 三.向富人征税 中国的富人主要包括两类人，壹部分是官员，壹部分是和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 中国官员之所以是富人，原因就在于法律规定中国的财富主要是国家所有。由于中国尚未民主化，国家所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官员所有，官员自然而然在法律上就变成了庞大国有资产实际上的主人。 中国的很多法律也在维护国有财产的超强地位，包括对银行、电信、烟草、铁路等众多行业进行垄断经营，也包括《刑法》用非法经营罪防止民众染指官办垄断行业。而国有企业所赚取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大都为官员们所支配和享有，与普通民众并无关系。 由于中国官员极其强势的地位，商人通常只能依附于官员才能发家致富，甚至是才能生存，同时，官家子弟经商想不发财都难。这样导致中国财富极大程度上流向官员及其家庭成员，而和官府勾结的商人也大发横财，赖昌星、周正毅、黄光裕等商人就是这样的典型。 中国人普遍对富人反感。主要因为中国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夺，甚至官商勾结而暴富的；尤其是官员和其亲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权和制度弊端把国家财产变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是“盗窃经济”。中国人的仇富，更多是反特权、反非法手段致富。 中国的富人最担心的是怕均贫富，所以纷纷为自己找后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都是富人最想移民的国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个外国绿卡，以便有个风吹草动，便可把异国他乡当故土。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而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在拉大贫富差距方面功劳甚大。 1. 所得税 指国家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壹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壹类税收，属于对社会财富的增量课税。进入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征了所得税，并逐渐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本来作用是削富济贫，但中国现行政策导致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成为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而富人群体并不依赖工薪收入，其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难于征收，从而得到少征或免征。因而，中国个税作用成了杀中（产）济政（府）。 201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4837亿元，占财政收入比重的5.8%，占宏观税负（以14万亿计算）的比重为3.4%。 附：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税收是美国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最重要手段，美国已建立了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之以遗产与赠与税、物业税、暴利税等税种在内的壹揽子税收调节体系。 在美国，个人所得税是政府的最大收入来源，每年约占联邦政府收入的45%左右。从2000年至2009年，联邦政府收取的个人所得税每年不低于7000亿美元，最高时达到 1.1万亿美元。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壹般以家庭为单位按年度来征收。从严格意义上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是没有起点的，只要有收入的人都要报税，但因为有退税机制，所以很多家庭报税的结果是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联邦政府收取个人所得税壹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退税机制，退税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谋福利。2009年美国有47%的家庭（大多数属于中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退税，他们不仅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还可以得到政府的退钱。 2008年，美国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约为1.1万亿美元，而收入最高1%的人（约140万人）所缴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总额38.02%，收入最高50%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所收个人所得税的97.30%，而余下50%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所收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还不到3%。 美国个人所得税家庭申报比起中国的代扣代缴复杂得多，征税面也比中国广得多，按理需要相当多的税务人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只有10万税务官管理13519万纳税人，平均每人管理1352个纳税人。而据国税总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国税系统共有干部职工58.06万人，加上同样庞大的地税系统，中国税务干部保守估计有100万，管理2400万纳税人，平均每名干部管理24个纳税人。如此意味着美国的征税效率是中国的58倍！如以征税金额计算则比例更为惊人。 2.财产税 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征税。它通常不是课自当年创造的价值，而是课自往年度创造价值的各种积累形式，主要包括物业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 遗产和赠与税在体现鼓励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富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设立遗产和赠与税能够防止巨额财富的代际转移，防止阶层固化，从而提供壹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故是世界各国通用的税种。我国虽然列入了立法计划，但至今尚未开征。 物业税又称不动产税，是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每年都要缴纳壹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提高。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壹般是持有多套房的多产壹族，对普通家庭并无影响。开征物业税，投资性购房者的持房成本就会增加，从而抑制房地产投机，促使房价回归理性。中国的物业税务还停留在争论阶段，短期看不到开征的迹象。 欧美国家普遍开征不动产税即物业税，比如美国的不动产税就是州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动产税率不同，大约平均1%到3%。 3.流转税 流转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壹类税收。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73210.79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进出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流转税合计占比达66.7%。 流转税是直接向经营者征收的，但最终绝大部分都会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成为助推物价上涨的重要力量。又由于流转税会转嫁给消费者，实际上等于是不区分贫富地向国人征税，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少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富人的税负则相对得到减轻。 中国的税制设计决定了富人的税负很轻，而穷人的税负则相对较重。因此中国应降低流转税的税率，扩大个人所得税征税面，开征物业税、遗产和赠与税。与此同时，也必须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税收用途公示制度，让老百姓税收是否是在利国利民。

四. 中国贫困线 物质的贫困可以用相对和绝对两种指标衡量，绝对的指标包括为了维持生存而必须的基本食品、住房和服务，达到这壹目标可以被看作是消除了贫穷。如果按照相对指标，则贫穷难以被消除，因为在任何壹个社会，总有人生活水平不及他人。 贫困线标准与政府扶贫责任的承担预期密不可分，国家愿意并可能承担更多的扶贫责任，则贫困线标准定得越高，反之则贫困线标准越低。提高贫困线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强化政府的扶贫责任。 1. 2010年中国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1274元 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食品消费占到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比例高达85%。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2010年中国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1274元，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中国计划在2011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但目前仍在研究中。 1274元意味在大城市也许只能订壹桌酒席或买壹件衣服或买壹部手机…..在粮价日益走高的今天，中国所定的贫困线标准仅够贫困家庭糊口。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沈雯所说：中国贫困线仍只是壹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过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国民人为被脱贫。 2.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调整远远落后于GDP增长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10年这壹标准为1274元，25年来增长6.3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9.7万亿元，增长51倍。贫困线标准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 3.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国的标准相当于世行标准的40%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国的习惯是按收入考察，按现今的汇率年收入3000元左右），它是以2005年全球最贫穷的10至20个国家为依据所得出的平均值，线下为绝对贫困人口。该线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2009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贫困线标准在被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的75个国家中最低，排在中国之前的包括印度、老挝、越南等国家。2010年中国贫困线标准上调为1274元，按汇价计算相当于世界银行贫穷线的40%稍强。 4.中国有1.5亿人收入未达到壹天壹美元的旧世行贫困线标准 2005年世界银行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新的国际贫困线。 而2010年8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称，中国有1.5亿人收入未达到壹天壹美元的旧世行贫困线标准（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采用）。 2011年8月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指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并且这壹数字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5. 国际贫困标准是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中国目前的贫困线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 经合组织（基本由发达国家组成，目前34个员国）在1976年通过对其成员国社会救助标准大规模调查后提出来的国际贫困标准是，以壹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是壹个相对贫困标准，被国际社会广泛运用，线下为相对贫困人口。但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线都只占本国或本地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30—40%，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等。 中国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而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比例接近1：1。由此可知年收入1274元的中国贫困线标准只相当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21%，相当于全国平均收入的10%，与国际贫困标准相去甚远。　 五. 国强民弱 1.国强民弱 （1）.中国61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民营企业仅有两家 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我国有61家公司进入排行榜。这61家公司多在石化、电力、金融、钢铁、电信、交通运输等领域，去年总收入289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7.8%。而这其中，只有深圳华为公司和江苏沙钢集团两家是民营企业，其余均是国有企业，且它们多属于垄断或半垄断性集团。 （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之和还比不上央企中移动、中石油的凈利总和 2010年8月，工商联公布了“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工商联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2家央企的凈利总和，而这500强企业中，有308家来自制造企业。 （3）.民营企业解决了85%的社会就业,国有企业只解决了8.2%的社会就业，而2010年新增贷款却85%贷给了国企。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天量信贷的2009年，民营企业仅获得当年上半年新增信贷的8.2%。进入2011年，因通胀的压力导致国家收紧银根，国企因有政府关照加上资产雄厚而影响不大，受影响最大的必然是中小民营企业，浙江、广东等地中小民营企业频现倒闭潮即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央企高管年薪 2008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薪达60万，这并不包括壹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如三公消费，还有可能的灰色收入。 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团队平均年薪31.3万，比民营企业高管高61%，较地方国企高管高出37.3%。这里同样不包括三公消费、灰色收入等。 3.央企红利 2008年后国企结束了13年不缴红利的历史，目前对央企实行的是5%-15%的红利征缴率。最高15%的上缴比例偏低，且金融等行业上缴比例现在仍为0。 2011年2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2010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113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凈利润5621亿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国企红利）测算值大约是６00亿元出头。按此测算，2010年央企红利上交比例为10%稍强。 而央企上缴的这600多亿元红利中，调入公共预算的40亿红利和补充社保基金50亿红利可视为民生支出，其余主要用在央企自身的增资扩股、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海外投资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这也就意味着2010年度央企红利用于纯民生支出的比例仅为15%左右，将近9成又返还给了企业。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壹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壹比重高达28%。 4.国外的国企管理 中国高薪行业大多属于央企，这和国际惯例恰恰相反。欧美国家的高薪均在私营企业，公务员和政府注资企业其职工工资都明显低于私企。 欧美国家的国企数量并不多，在对国企的监管中，强大的力量来自于议会。议会通过立法，确定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甚至包括市场准入和销售领域等。议会随时审查国有企业的运行情况，并可相应地做出重大决策，包括撤销、兼并和出售某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也由同级议会任命。 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比如法国国有企业需将凈利润的50%上缴给国家；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税后利润达70%至80%。 国企的运作应是透明化的，既然主人是全民，全民就有权知道企业的运作。美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政府要求，国有企业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企业的财务报告都要通过网站等方式按期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