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酉潭：中国民主转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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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酉潭：中国民主转型的方法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8日
作者 李酉潭
壹、前言
2011年1月，著名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刚发表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其标题为《威权主义者对民主的挑战》（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开宗明义便指出：“全球自由度在2010年为连续第五年倒退，这也是该调查近四十年来连续衰退最久的时期。自由国家（free countries）与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目持续减少，而中东与北非国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恶化当中”。其中，选举式民主国家的数目从2005年的123个降为2010年的115个，且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数目。自由国家的数目则从2009年的89个降为87个。（注1）
然而，就在大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衰退抱持悲观看法的同时，没想到北非与中东的民主化运动却在大家没有预期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已经初步成功，巴林与利比亚独裁统治者负隅顽抗。利比亚已经执政42年的强人领袖卡扎菲，甚至于冒着国家陷入内战或分裂的危机，也要力抗到底。他特别援引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统治者镇压民众的经验，认为自己可以像当时的中国壹样，镇压成功而挺过这波民主化浪潮的压力。
就在这期间，中国大陆虽也有不少网民发起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但在中国当局全力防堵镇压之下，似乎以艾未未被抓放的戏剧性事件平息下来。然而，当20 世纪末期以来澎湃汹涌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已近尾声时，大家的目光转而集中在众多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和广大的中国大陆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运动（Diamond，2000：13-33；Karatnycky，2002：99-112）。
其中，中国的“大国掘起”被评为成功地结合资本主义与威权统治的例子（Haerpfer et al.，2009：369），但其是否启动民主化更受到世人普遍的关注。学者们正努力从各种角度研究中国大陆，以避免重蹈当年“苏东波事件”的复辙。（注2）笔者长期关心台湾的民主化经验与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的可能，本文拟透过民主化理论的再检视，来分析中国未来可能的民主化变迁。本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简介民主化研究的各种途径，以及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原因与方式，接着以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作为观察途径，最后分析中国未来民主化前景与可能途径。
二、民主化研究的各种途径
民主化的研究对象包括：对威权统治的民主化突破时机、因素和方式，民主化的动力、条件，新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设计，以及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等壹系列问题。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实现由极权到民主的民主化突破或转型。壹般而言，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外部与内部，而极权专制国家若要進行民主化，就其内部动力来看，壹则是由上而下，由政治领袖发动，主动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壹则是由下而上，由人民在无法忍受国家剥削与控制的情况下，愤而起义革命，推翻专制政权。
1、民主化途径理论
在过去，学界探讨民主化的途径理论的文献众多，但其中能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学者寥寥可数，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的Democratization壹书是探讨民主化原因同类书中的佼佼者。该书提出民主化的三种途径：(1)现代化途径：代表学者为Seymour Martin Lipset，该途径强调民主化成功的要素中社社会与经济面向的要素；(2)转型途径，该途径强调从政治过程中政治菁英的主动与选择，来解释民主化的原因，代表学者为Dankwart A. Rustow；(3)结构途径，此途径所关注的焦点在于权力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民主化成功与否，代表学者为Brington Moore（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1997）。
此外，2002年Michael McFaul在World Politics期刊所发表的“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壹文当中为了解释后共产主义政权变迁，采用了四种不同的转型途径去解释其转型的原因：通往政权变迁的合作途径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regime change)；转型的非合作模式 (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transition)；后共产主义政权变迁的因果路径(causal path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解释异常现象：边界和“西方世界”(explaining anomalies: borders and the “West”)，其结论认为：“第四波”的政权变迁与“第三波”民主化，不仅两者之间的转型过程不同，甚至连转型后所产生的体制也有所差异。
而民主政治如何产生？威权政体又何以转型为民主政体？转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与变量为何？都是学术社群关注的重要议题。Larry Diamond从“民主的动力”此壹观点，从“内在”（internal）与“外在”（external）两个途径解释这个重要的问题。Diamond认为：（1）威权体制的分裂；（2）威权整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3）自由价值的萌芽；（4）公民社会的掘起等因素是民主转型最重要“内在”变量（Larry Diamond，2008：88-106）。此外（1）传播与示范效果；（2）和平压力；（3）制裁的限制与援助的条件；（4）民主的协助；（5）以武力推动民主化等因素为主要的“外在”变量（Larry Diamond，2008：106-135）。内在变量强调威权政体内部的菁英权力互动、经济发展与相关效应、社会价值的开放等面向，着重“微观”与”制度内生性”的分析；外在变量强调民主化的扩散效应、垂范效果、国际社会的软性与硬性压力，着重的是“宏观”与“结构变迁”的分析。
2、亨廷顿民主化的原因与模式
不过，除了上述民主化理论之架构之外，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实证分析中，亨廷顿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壹书乃是公认研究民主化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分析造成民主化的各种原因，认为不同国家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是几个因素相互激荡下的结果。也就是说，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没有壹体适用的模式 (Huntington，1991：38-39) 。尽管如此，Huntington仍归纳出造成70年代与80年代产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诸多因素中，以下列六项因素最为重要 (Huntington，1991：46-108) ：
（壹）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经济发展使得人民教育水准、收入提升，進而使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加。追求自由社会的中产阶级也成为民主政权的基础。根据Huntington的看法，当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经济危机或经济破产，则威权体制将可转型为民主政府。
（二）合法统治权威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威权政体统治权威的正当性不但往往因为政绩困局而逐渐遭到人民质疑，且这些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又因为后来的军事挫败、经济破产与两次石油危机而逐渐消失。
（三）宗教立场的改变：基于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与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及许多新教与天主教教会领袖，在反对政府压迫运动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现象，Huntington合理假设基督教的扩张，会促進民主的发展。
（四）外来势力的新政策：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壹个国家的民主化。换言之，外国的势力既可以帮助推翻专制政权，也可以阻止壹个国家走向民主化。
（五）滚雪球效应：国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将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内部政治发生问题的国家，更可能会希望借由民主化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困境。
（六）领导人的决策：Huntington认为民主制度的出现，并不是经济发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结果，而是国家领袖制定相关决策所致。不管政治领袖决定走向民主化的动机为何，他们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驱动力。
除了这六项主要的因素之外，Huntington接着探讨不同民主化过程的类型。他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变革（Transformation）、替换（Replacement），以及移转（Transplacement 或Ruptforma）（Huntington，1991：112），在此，笔者也简略加以说明：
（壹）变革
执政菁英带头实现民主时，就会出现变革。而变革又可分为下列五个阶段（Huntington，1991：127-142）：
（1）改革派的出现：在威权体制出现壹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领袖或潜在领袖，進而成为诱发政治变迁的第壹股力量。
（2）权力的获得：改革派必须透过威权领袖死亡、定期更换领袖，或者是驱逐威权领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权中取得主导地位，如此才能展开民主化的工程。
(3) 自由化的失败: 民主化的过程不必然都是壹帆风顺的，可能也会遭遇到不同团体提出压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势力的反扑。
(4) 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派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领袖的第壹要务常常是肃清政府、军队，必要的话也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以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官员中的保守派。
(5) 与反对派合作: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改革派也需要与其他反对派领袖、社会团体進行磋商，使变革过程更加顺利。
（二）替换
当反对派团体带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即出现替换。同样地，替换也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Huntington，1991：142-151）：
(1) 为推翻政权而斗争:由于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对派必须结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权政权的团体组织，形成足以与政府内部之保守派進行抗衡的壹股势力，以实践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
(2) 政权的垮台:当反对派的势力日渐强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权政府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透过军事政变，或者是透过领导人定期接班或罢黜行动来实践。
(3) 垮台后的斗争:在威权政府垮台后，改革派必须要尽快做好准备，填补当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并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因为改革派内部可能出现角逐合法性的抗争，自然也需要透过协商来化解。
（三）移转
若因为政府与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而造成民主化的实现时，即出现移转。在移转过程中，虽然政府愿意就政权的更叠進行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动地与反对派中支持民主的温和派产生互动。在此互动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都承认，没有任何壹方能够片面决定国家未来的体制走向，而是需要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达成移转式的民主化（Huntington，1991：151-163）。
而他在结论中特别指出“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须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壹种最好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具备高明的手法来完成民主的转型，既防患激進派，也要防患保守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Huntington，1991：316）
三、亨廷顿理论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再检讨
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民主动力，似乎至今都无法撼动中国专制威权体制，甚至在近年来中国威权体制不但不见衰退，甚至更显示其稳定发展的特色，Andrew Nathan (2003) 提出韧性威权体制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的概念，有别于威权体制的脆弱特质，中共借由政治继承的规范化、常规化限制派系政治、政治体制的分殊与专业化、建制化政治参与和政治输入等制度化途径，得以持续国家对于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控制力，避免民主转型的到来。林佳龙与徐斯俭在《退化的极权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壹文中认为，在2002年中共召开第十六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后，中国的国家体制已转型为极权与威权体制的混合体，并将之称为“退化的极权主义”(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它在组织上仍保有极权主义的重要本质，但在运作上却呈现出相当多威权主义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苏联或东欧共产政权的演变经验，类似的退化极权主义并无自发而渐進地民主转型成功的案例 (林佳龙、徐斯俭，2003：17-19) 。
1、中国的民主化──是否可能从自由化开始
那么中国要如何走向民主化呢？学者们在研究民主化时，大致上皆会先区别自由化（liberalization）与民主（democratization）的不同。学者史迪潘（Alfred Stepan）于1988年提出清楚的说明，并且于1996年与林兹（Juan J. Linz）在壹本探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的名著中重申同样的观点：自由化是指非民主政体的机制之下可能伴随壹些政策与社会变迁，例如比较少的媒体检查，有时候给予自主性劳工运动较大的空间，引介壹些诸如人身保护令的个人防卫，释放大多数的政治犯，让被放逐者回来，也许改進所得分配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容忍政治反对。民主化需要伴随着自由化，但更广泛也更具有特别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公开竞争的权利以赢得控制政府，也需要自由竞争的选举已决定谁统治。使用这样的定义，很明显地有可能有自由化，但没有民主化（Stepan，1988：6；Linz and Stepan，1996：3）。
而杭廷顿在《第三波”壹书中则指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选出最高决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就是，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以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不过，选举之前和选举之后的整个民主化过程通常十分复杂，而且旷日费时，通常牵涉到非民主政权的终结、民主政权的登台，然后是民主体制的巩固。相比之下，自由化只是威权政体的局部开放，这种开放没有经由自由竞争的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正在展开自由化的威权政体通常会释放政治犯、开放某些论题给民众辩论、放松新闻检查、开放壹些低层的公职举行选举、允许公民社会的某种复兴，以及循着民主化的方向采取其他步骤，但不把高层的决策者交付选举来考验（Huntington，1991：9）。
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两个相关、但却显著不同的概念（Monshipouri，1995：12）。我发现，学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两句简单清楚的话区分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概念。他说：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权体制内压制的舒缓与公民自由的扩张；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转向民主政治的运动，亦即转向不同的政治体制（Mainwairing，1992：298）。
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者来说，自由化可能优先于民主化。因为若没有经过自由化的松绑，民间任何维权运动或公民社会的组织与活动，皆很容易受到政府的打压。但对于威权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任何自由化措施的松绑，必然很难压制人民对于進壹步民主化的诉求与主张。就此观之，诚如Huntington所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政治菁英的选择更显得关键。（注3）
而中国的政治环境，诚如王天成在其著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中所提到的，“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是个相当重要的视角，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菁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進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注4）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前提——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自由化），需要政治改革派也就是温和派的领导；但中国的高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相当高，壹般谈到的改革与保守派阵营之划分，依旧是以支持或是反对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几乎”可以说政治上的改革派并不存在。回顾中国曾经所做的政治改革，所主张的其实基本是行政改革，例如干部年轻化、给地方与企业分权等。（注5）
2、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再检讨
根据前述，若依Huntington的民主化模式来检验，则透过政治领导来实现民主化的“变革模式”，似乎最为符合中国政治高层的动向。只可惜，政治上的温和改革派昙花壹现，导致这条路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政治高层，不但不主动進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反而因为对“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高度紧张，加大政权维稳的控制力度。
依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上涨了15.6%，为5490亿人民币。而2010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涨幅是7.8%，为5334亿人民币。财政部的报告还说，2010年的国内公共安全经费超过预算6.7%，也就是多花了346亿人民币。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壹起的总合还要高。（注6）
因此，笔者观察中国大陆社会的状况，就像壹个沸腾的超大压力锅壹样，里面随时在冒泡，但因为锅子太大，因此壹时之间很难将锅盖掀开。但如果中国威权统治者，壹直采用严打的方式来对待任何维权运动，那就像是煮沸壹个超大压力锅但却不让它冒气排烟壹样，真不知何时会产生大爆炸！要解决这样危险情境的方法，唯有期待中国政治高层重新出现“温和派”来進行自由化的改革开放。
四、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前景
深入而言，中国面对的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权所造成的冲击。这些问题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不公平迅速扩大，進而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例如过去国家所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现今反被拥有政经资本的党内高干、太子党所组成权贵资本所垄断，贪腐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强烈的社会剥夺感来源，遂构成中国社会反抗与骚动的潜在力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危机变量，更对中共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李酉潭，2011：95）。
不过，在官方的组织、行政与政治的掌控下，中国的社会团体与公民社会欠缺与中国政府抗衡的条件与基础。再者，为了避免群众的民怨透过网络产生汇集与串连效果，当局更希望透过官方所建构的政协、信访与上访制度，将前述效应内锁在官方所能控制的范围。同时运用威权政体所存在国家镇压能力，遂行对社会团体、社会反抗势力与因特网的监控与渗透（李酉潭，2011：96）。
如上所述，由于受到政府的压制，以自下而上方式進行的维权运动可以说很难发展，其可能伴随的民主改革自然也无从谈起。不过，相较于政治高层选择以压迫方式阻挡任何有关民主改革运动的進行，这样前途暗淡、较为悲观的观察，也存在着壹种较为乐观的态度，如李凡所提出来的观点：
（1）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是不可阻挡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也逐渐成长，社会的自由度已经空前提高，要求社会自由的呼声还在继续增长。这种要求将会导致中国社会進壹步的人权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过有尊严的、平等的日子。这种要求将会使社会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回退，也就是社会的自由将進壹步扩大，人民的尊严将会得到進壹步尊敬，而这就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专制主义之中，即使民主倒退，专制主义出现，也不会得到中国大众的接受和尊重。这种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确实是不可阻挡的。
（2）代际变化
代际变化是壹个不可阻挡的社会变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个变化。代际变化不仅涉及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阶层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中国社会整体的变化。目前中国年轻壹代的人，他们没有体会过专制主义，他们生活在较为自由、富裕和开放的社会中，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财富，他们的教育也不可能会认同专制主义，而只会认同自由和民主。因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代际变化将会使得中国现在壹代年轻人或下壹代人更倾向于自由和民主，想要改变他们，使他们认同专制，恐怕很难。建立在这样的较现代社会人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尽管中国民主的发展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不会壹帆风顺，会有很大的曲折，也会有倒退，这都是可以预想到的，但是从前景来讲，走向民主是必然的，而且也不会太久。（李凡，2008：284）
以乐观的态度观察，中国除非整体发展停滞不前，否则必将迎来民主；不过，为何至今中国政府高层仍旧能够成功地压制任何维权运动？其中壹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国大众的观念中，对于其所期待与追求的此“民主”非彼“民主”。根据亚洲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在2003年的资料中显示，有82%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目前的政治体制为民主，也有79%的中国人表示满意目前的民主现状（参考Haerpfer et al.，2009：371）。但从“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可知，中国从2003年至今依旧是自由度平均为6.5的不自由国家。换言之，中国的民众多数满足于现状，并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而非自由主义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维护自由与人权为依归的民主模式。
再者，根据王天成的分析，中国的专制政权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壹个新阶段，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说的，它成了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倡导、推动的高层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当然是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领导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来。2002年，江泽民与胡锦涛、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的交接，是权力继承制度化的标志。“继承问题的不确定、内部精英政治的不稳定性”，会使威权政体“在内部分裂过程中衰败或‘转型’”（黎安友，2007：43），而退休制度则使“发动政变或進行政治斗争以策动政变的诱因和机会减至最小”（黎安友，2007：53）。（注7）
笔者认为，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退休制度）除了让政治领导阶层分裂的可能减小之外，也同样加强了领导阶层维护现有体制的决心。系因有良好的入退场机制，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危与利益，自然会增强其维稳的力度，更加不遗余力地压制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声音。例如媒体与网络科技的发达，虽然可说是凝聚公民力量的有效途径，但也可能反过来被政府所利用。像是李凡提到在中国的因特网（Internet）是壹个通讯的平台，本身是加强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这是壹个工具，谁都可以用。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因特网来宣传政府的观念和意图，当然中国社会也可以利用因特网来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在因特网领域展开了壹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注8）
正如Diamond所云：“不管如何，科技只是壹种工具，能用它来实现高贵的目标与邪恶的目的。就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可以是资讯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的工具，它们也可被用于狂热的动员，被实施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权霸占。威权国家也可以霸占资讯通信技术达到类似的效果。”（Diamond，2010：71）（注9）
整体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不能说完全悲观，但即便以乐观的态度来分析，也需要中国政府领导阶层愿意积极正视社会大众的要求，而非选择以压制的方式来面对。
五、结论
然而，既然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不愿意主动改革，因此，大家期待的变革模式已愈来愈不可能发生，在此情况之下，若改革派的执政菁英与温和派的反对派合作，民主化方式将可能为移转模式，这总是比替换模式更加稳健、和平。在移转模式中，政府的领导高层多是扮演着被动的协商角色，而要形成这样的条件，来自外部（指政治领导阶层之外）的契机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可能途径取决于以下四项：
1.客观条件为经济发展发生瓶颈，尤其是长期停滞成长。
2.主观要件则需观察统治阶级是否产生分裂，尤其是强而有力的温和改革派是否出现。
3.再配合人民运用二十壹世纪新型武器——网络与手机的使用。
4.在全球性气候变迁与环境生态危机之下，中国大陆突然发生大灾难，并产生大量的生态难民。
除了第二点依旧期待中国的政治高层出现温和改革派的出现之外，其余三点皆很有可能让中国当前政府领导愿意成为被动的协商者。例如虽然Linda Cook（1993）曾说过，社会有可能在政体能够提供就业、教育、住房等措施与福利时，放弃某些政治与个人权利。但当经济长期停滞成长时，政府由于无法继续履行先前的承诺，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反对的团体，使得政府必须与其协商来解决当前的局面。
经济的冲击与政权的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能忽略的是，网络媒体（如Facebook和Twitter）串联革命热情的力量（Kenny，2011：31）。网络与手机的力量显而易见，网络论坛、博客与即时讯息是中国近来网络活动发展的重点，其中尤以即时传讯的弹性较高，成长尤为快速，其影响是结合或超越传统的人际关系，扩大人际交往的范围与可能性，使得人际关系网络化。换言之，因特网成为中国人们沟通互动的新平台，也成为人们讯息互动的管道桥梁，更成为進行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动员的媒介（李酉潭，2011：95-96）。壹旦意识被凝聚，民众被动员起来，反对团体就有足够的资本能够与政府领导進行协商。虽然网络也可是专制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但公民也可以改進并善用这些工具，只要到达了壹定的程度，他们就可以击败威权主义（Diamond，2010：71）。
环境治理的议题壹向是近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之壹，尤其历经了日本311大地震所带来的核灾变事故，核能安全与污染又再度成为大家瞩目的话题。而在中国，先前有因开发所带来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如今大量兴建的核电厂又因日本事故而受到关注。虽然今年中国很快宣布了核电相关的新规定，表示将暂停审核所有新送件的核电厂申请案，全面检查所有兴建中的核电厂，不符安全标准者立刻停工，并调整中长期核电规划。但部分中国专家及外资券商认为，官方只是暂时停止审核作业，中国发展核能发电的长期方向并未改变。目前，全球在建的核电站壹共有56个，其中亚洲国家在建的有37个，而中国就占了21个。（注10）
如果类似日本的核安事故壹旦发生，以中国的状况而言只会更严重，届时产生的大量难民，倘若集体对政府产生不满，这样的反对团体无疑将会是壹股相当大的力量，迫使政府与其协商。（注11）
正如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常常无法预知壹样，以上三项的共同点是因为不可预期的事件，而产生了政权合法性上的危机，并且拥有足够大的驱动力，使得政府的领导高层愿意進行协商。不过，笔者要特别指出，政治上的温和改革派虽然并没有来自外部的促進功能，仍旧是值得期盼的，因为在政治领导与反对团体的协商中，如果有温和改革派在其中作用，过程将可以更为和平与顺畅。
诚如Huntington所言：“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不论是先前所期待的变革模式，或是推论较为理想的移转模式，中国政府的政治领导阶层都是关键性的因素。如果中国的政治高层中，温和改革的“派系”无法再成立，也希望可以出现偏向温和改革的政治菁英个人选择，以利预期的协商时机出现时，能够发挥催化的作用，让移转模式可以良好地运作。
壹、前言
2011年1月，著名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刚发表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其标题为《威权主义者对民主的挑战》（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开宗明义便指出：“全球自由度在2010年为连续第五年倒退，这也是该调查近四十年来连续衰退最久的时期。自由国家（free countries）与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目持续减少，而中东与北非国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恶化当中”。其中，选举式民主国家的数目从2005年的123个降为2010年的115个，且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数目。自由国家的数目则从2009年的89个降为87个。（注1）
然而，就在大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衰退抱持悲观看法的同时，没想到北非与中东的民主化运动却在大家没有预期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已经初步成功，巴林与利比亚独裁统治者负隅顽抗。利比亚已经执政42年的强人领袖卡扎菲，甚至于冒着国家陷入内战或分裂的危机，也要力抗到底。他特别援引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统治者镇压民众的经验，认为自己可以像当时的中国壹样，镇压成功而挺过这波民主化浪潮的压力。
就在这期间，中国大陆虽也有不少网民发起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但在中国当局全力防堵镇压之下，似乎以艾未未被抓放的戏剧性事件平息下来。然而，当20 世纪末期以来澎湃汹涌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已近尾声时，大家的目光转而集中在众多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和广大的中国大陆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运动（Diamond，2000：13-33；Karatnycky，2002：99-112）。
其中，中国的“大国掘起”被评为成功地结合资本主义与威权统治的例子（Haerpfer et al.，2009：369），但其是否启动民主化更受到世人普遍的关注。学者们正努力从各种角度研究中国大陆，以避免重蹈当年“苏东波事件”的复辙。（注2）笔者长期关心台湾的民主化经验与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的可能，本文拟透过民主化理论的再检视，来分析中国未来可能的民主化变迁。本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简介民主化研究的各种途径，以及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原因与方式，接着以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作为观察途径，最后分析中国未来民主化前景与可能途径。
二、民主化研究的各种途径
民主化的研究对象包括：对威权统治的民主化突破时机、因素和方式，民主化的动力、条件，新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设计，以及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等壹系列问题。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实现由极权到民主的民主化突破或转型。壹般而言，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外部与内部，而极权专制国家若要進行民主化，就其内部动力来看，壹则是由上而下，由政治领袖发动，主动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壹则是由下而上，由人民在无法忍受国家剥削与控制的情况下，愤而起义革命，推翻专制政权。
1、民主化途径理论
在过去，学界探讨民主化的途径理论的文献众多，但其中能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学者寥寥可数，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的Democratization壹书是探讨民主化原因同类书中的佼佼者。该书提出民主化的三种途径：(1)现代化途径：代表学者为Seymour Martin Lipset，该途径强调民主化成功的要素中社社会与经济面向的要素；(2)转型途径，该途径强调从政治过程中政治菁英的主动与选择，来解释民主化的原因，代表学者为Dankwart A. Rustow；(3)结构途径，此途径所关注的焦点在于权力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民主化成功与否，代表学者为Brington Moore（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1997）。
此外，2002年Michael McFaul在World Politics期刊所发表的“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壹文当中为了解释后共产主义政权变迁，采用了四种不同的转型途径去解释其转型的原因：通往政权变迁的合作途径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regime change)；转型的非合作模式 (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transition)；后共产主义政权变迁的因果路径(causal path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解释异常现象：边界和“西方世界”(explaining anomalies: borders and the “West”)，其结论认为：“第四波”的政权变迁与“第三波”民主化，不仅两者之间的转型过程不同，甚至连转型后所产生的体制也有所差异。
而民主政治如何产生？威权政体又何以转型为民主政体？转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与变量为何？都是学术社群关注的重要议题。Larry Diamond从“民主的动力”此壹观点，从“内在”（internal）与“外在”（external）两个途径解释这个重要的问题。Diamond认为：（1）威权体制的分裂；（2）威权整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3）自由价值的萌芽；（4）公民社会的掘起等因素是民主转型最重要“内在”变量（Larry Diamond，2008：88-106）。此外（1）传播与示范效果；（2）和平压力；（3）制裁的限制与援助的条件；（4）民主的协助；（5）以武力推动民主化等因素为主要的“外在”变量（Larry Diamond，2008：106-135）。内在变量强调威权政体内部的菁英权力互动、经济发展与相关效应、社会价值的开放等面向，着重“微观”与”制度内生性”的分析；外在变量强调民主化的扩散效应、垂范效果、国际社会的软性与硬性压力，着重的是“宏观”与“结构变迁”的分析。
2、亨廷顿民主化的原因与模式
不过，除了上述民主化理论之架构之外，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实证分析中，亨廷顿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壹书乃是公认研究民主化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分析造成民主化的各种原因，认为不同国家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是几个因素相互激荡下的结果。也就是说，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没有壹体适用的模式 (Huntington，1991：38-39) 。尽管如此，Huntington仍归纳出造成70年代与80年代产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诸多因素中，以下列六项因素最为重要 (Huntington，1991：46-108) ：
（壹）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经济发展使得人民教育水准、收入提升，進而使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加。追求自由社会的中产阶级也成为民主政权的基础。根据Huntington的看法，当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经济危机或经济破产，则威权体制将可转型为民主政府。
（二）合法统治权威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威权政体统治权威的正当性不但往往因为政绩困局而逐渐遭到人民质疑，且这些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又因为后来的军事挫败、经济破产与两次石油危机而逐渐消失。
（三）宗教立场的改变：基于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与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及许多新教与天主教教会领袖，在反对政府压迫运动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现象，Huntington合理假设基督教的扩张，会促進民主的发展。
（四）外来势力的新政策：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壹个国家的民主化。换言之，外国的势力既可以帮助推翻专制政权，也可以阻止壹个国家走向民主化。
（五）滚雪球效应：国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将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内部政治发生问题的国家，更可能会希望借由民主化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困境。
（六）领导人的决策：Huntington认为民主制度的出现，并不是经济发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结果，而是国家领袖制定相关决策所致。不管政治领袖决定走向民主化的动机为何，他们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驱动力。
除了这六项主要的因素之外，Huntington接着探讨不同民主化过程的类型。他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变革（Transformation）、替换（Replacement），以及移转（Transplacement 或Ruptforma）（Huntington，1991：112），在此，笔者也简略加以说明：
（壹）变革
执政菁英带头实现民主时，就会出现变革。而变革又可分为下列五个阶段（Huntington，1991：127-142）：
（1）改革派的出现：在威权体制出现壹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领袖或潜在领袖，進而成为诱发政治变迁的第壹股力量。
（2）权力的获得：改革派必须透过威权领袖死亡、定期更换领袖，或者是驱逐威权领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权中取得主导地位，如此才能展开民主化的工程。
(3) 自由化的失败: 民主化的过程不必然都是壹帆风顺的，可能也会遭遇到不同团体提出压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势力的反扑。
(4) 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派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领袖的第壹要务常常是肃清政府、军队，必要的话也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以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官员中的保守派。
(5) 与反对派合作: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改革派也需要与其他反对派领袖、社会团体進行磋商，使变革过程更加顺利。
（二）替换
当反对派团体带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即出现替换。同样地，替换也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Huntington，1991：142-151）：
(1) 为推翻政权而斗争:由于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对派必须结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权政权的团体组织，形成足以与政府内部之保守派進行抗衡的壹股势力，以实践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
(2) 政权的垮台:当反对派的势力日渐强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权政府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透过军事政变，或者是透过领导人定期接班或罢黜行动来实践。
(3) 垮台后的斗争:在威权政府垮台后，改革派必须要尽快做好准备，填补当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并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因为改革派内部可能出现角逐合法性的抗争，自然也需要透过协商来化解。
（三）移转
若因为政府与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而造成民主化的实现时，即出现移转。在移转过程中，虽然政府愿意就政权的更叠進行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动地与反对派中支持民主的温和派产生互动。在此互动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都承认，没有任何壹方能够片面决定国家未来的体制走向，而是需要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达成移转式的民主化（Huntington，1991：151-163）。
而他在结论中特别指出“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须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壹种最好的政体。他们同样必须具备高明的手法来完成民主的转型，既防患激進派，也要防患保守派，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Huntington，1991：316）
三、亨廷顿理论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再检讨
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民主动力，似乎至今都无法撼动中国专制威权体制，甚至在近年来中国威权体制不但不见衰退，甚至更显示其稳定发展的特色，Andrew Nathan (2003) 提出韧性威权体制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的概念，有别于威权体制的脆弱特质，中共借由政治继承的规范化、常规化限制派系政治、政治体制的分殊与专业化、建制化政治参与和政治输入等制度化途径，得以持续国家对于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控制力，避免民主转型的到来。林佳龙与徐斯俭在《退化的极权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壹文中认为，在2002年中共召开第十六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后，中国的国家体制已转型为极权与威权体制的混合体，并将之称为“退化的极权主义”(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它在组织上仍保有极权主义的重要本质，但在运作上却呈现出相当多威权主义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苏联或东欧共产政权的演变经验，类似的退化极权主义并无自发而渐進地民主转型成功的案例 (林佳龙、徐斯俭，2003：17-19) 。
1、中国的民主化──是否可能从自由化开始
那么中国要如何走向民主化呢？学者们在研究民主化时，大致上皆会先区别自由化（liberalization）与民主（democratization）的不同。学者史迪潘（Alfred Stepan）于1988年提出清楚的说明，并且于1996年与林兹（Juan J. Linz）在壹本探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的名著中重申同样的观点：自由化是指非民主政体的机制之下可能伴随壹些政策与社会变迁，例如比较少的媒体检查，有时候给予自主性劳工运动较大的空间，引介壹些诸如人身保护令的个人防卫，释放大多数的政治犯，让被放逐者回来，也许改進所得分配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容忍政治反对。民主化需要伴随着自由化，但更广泛也更具有特别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公开竞争的权利以赢得控制政府，也需要自由竞争的选举已决定谁统治。使用这样的定义，很明显地有可能有自由化，但没有民主化（Stepan，1988：6；Linz and Stepan，1996：3）。
而杭廷顿在《第三波”壹书中则指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选出最高决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就是，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以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不过，选举之前和选举之后的整个民主化过程通常十分复杂，而且旷日费时，通常牵涉到非民主政权的终结、民主政权的登台，然后是民主体制的巩固。相比之下，自由化只是威权政体的局部开放，这种开放没有经由自由竞争的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正在展开自由化的威权政体通常会释放政治犯、开放某些论题给民众辩论、放松新闻检查、开放壹些低层的公职举行选举、允许公民社会的某种复兴，以及循着民主化的方向采取其他步骤，但不把高层的决策者交付选举来考验（Huntington，1991：9）。
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两个相关、但却显著不同的概念（Monshipouri，1995：12）。我发现，学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两句简单清楚的话区分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概念。他说：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权体制内压制的舒缓与公民自由的扩张；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转向民主政治的运动，亦即转向不同的政治体制（Mainwairing，1992：298）。
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者来说，自由化可能优先于民主化。因为若没有经过自由化的松绑，民间任何维权运动或公民社会的组织与活动，皆很容易受到政府的打压。但对于威权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任何自由化措施的松绑，必然很难压制人民对于進壹步民主化的诉求与主张。就此观之，诚如Huntington所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政治菁英的选择更显得关键。（注3）
而中国的政治环境，诚如王天成在其著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中所提到的，“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是个相当重要的视角，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菁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進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注4）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前提——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自由化），需要政治改革派也就是温和派的领导；但中国的高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相当高，壹般谈到的改革与保守派阵营之划分，依旧是以支持或是反对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几乎”可以说政治上的改革派并不存在。回顾中国曾经所做的政治改革，所主张的其实基本是行政改革，例如干部年轻化、给地方与企业分权等。（注5）
2、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再检讨
根据前述，若依Huntington的民主化模式来检验，则透过政治领导来实现民主化的“变革模式”，似乎最为符合中国政治高层的动向。只可惜，政治上的温和改革派昙花壹现，导致这条路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政治高层，不但不主动進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反而因为对“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高度紧张，加大政权维稳的控制力度。
依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上涨了15.6%，为5490亿人民币。而2010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涨幅是7.8%，为5334亿人民币。财政部的报告还说，2010年的国内公共安全经费超过预算6.7%，也就是多花了346亿人民币。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壹起的总合还要高。（注6）
因此，笔者观察中国大陆社会的状况，就像壹个沸腾的超大压力锅壹样，里面随时在冒泡，但因为锅子太大，因此壹时之间很难将锅盖掀开。但如果中国威权统治者，壹直采用严打的方式来对待任何维权运动，那就像是煮沸壹个超大压力锅但却不让它冒气排烟壹样，真不知何时会产生大爆炸！要解决这样危险情境的方法，唯有期待中国政治高层重新出现“温和派”来進行自由化的改革开放。
四、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前景
深入而言，中国面对的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权所造成的冲击。这些问题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不公平迅速扩大，進而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例如过去国家所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现今反被拥有政经资本的党内高干、太子党所组成权贵资本所垄断，贪腐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强烈的社会剥夺感来源，遂构成中国社会反抗与骚动的潜在力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危机变量，更对中共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李酉潭，2011：95）。
不过，在官方的组织、行政与政治的掌控下，中国的社会团体与公民社会欠缺与中国政府抗衡的条件与基础。再者，为了避免群众的民怨透过网络产生汇集与串连效果，当局更希望透过官方所建构的政协、信访与上访制度，将前述效应内锁在官方所能控制的范围。同时运用威权政体所存在国家镇压能力，遂行对社会团体、社会反抗势力与因特网的监控与渗透（李酉潭，2011：96）。
如上所述，由于受到政府的压制，以自下而上方式進行的维权运动可以说很难发展，其可能伴随的民主改革自然也无从谈起。不过，相较于政治高层选择以压迫方式阻挡任何有关民主改革运动的進行，这样前途暗淡、较为悲观的观察，也存在着壹种较为乐观的态度，如李凡所提出来的观点：
（1）社会的发展和壮大是不可阻挡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也逐渐成长，社会的自由度已经空前提高，要求社会自由的呼声还在继续增长。这种要求将会导致中国社会進壹步的人权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过有尊严的、平等的日子。这种要求将会使社会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回退，也就是社会的自由将進壹步扩大，人民的尊严将会得到進壹步尊敬，而这就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专制主义之中，即使民主倒退，专制主义出现，也不会得到中国大众的接受和尊重。这种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确实是不可阻挡的。
（2）代际变化
代际变化是壹个不可阻挡的社会变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个变化。代际变化不仅涉及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阶层的变化，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中国社会整体的变化。目前中国年轻壹代的人，他们没有体会过专制主义，他们生活在较为自由、富裕和开放的社会中，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财富，他们的教育也不可能会认同专制主义，而只会认同自由和民主。因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代际变化将会使得中国现在壹代年轻人或下壹代人更倾向于自由和民主，想要改变他们，使他们认同专制，恐怕很难。建立在这样的较现代社会人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尽管中国民主的发展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不会壹帆风顺，会有很大的曲折，也会有倒退，这都是可以预想到的，但是从前景来讲，走向民主是必然的，而且也不会太久。（李凡，2008：284）
以乐观的态度观察，中国除非整体发展停滞不前，否则必将迎来民主；不过，为何至今中国政府高层仍旧能够成功地压制任何维权运动？其中壹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国大众的观念中，对于其所期待与追求的此“民主”非彼“民主”。根据亚洲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在2003年的资料中显示，有82%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目前的政治体制为民主，也有79%的中国人表示满意目前的民主现状（参考Haerpfer et al.，2009：371）。但从“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可知，中国从2003年至今依旧是自由度平均为6.5的不自由国家。换言之，中国的民众多数满足于现状，并认为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而非自由主义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维护自由与人权为依归的民主模式。
再者，根据王天成的分析，中国的专制政权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壹个新阶段，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说的，它成了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倡导、推动的高层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当然是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领导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来。2002年，江泽民与胡锦涛、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的交接，是权力继承制度化的标志。“继承问题的不确定、内部精英政治的不稳定性”，会使威权政体“在内部分裂过程中衰败或‘转型’”（黎安友，2007：43），而退休制度则使“发动政变或進行政治斗争以策动政变的诱因和机会减至最小”（黎安友，2007：53）。（注7）
笔者认为，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退休制度）除了让政治领导阶层分裂的可能减小之外，也同样加强了领导阶层维护现有体制的决心。系因有良好的入退场机制，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危与利益，自然会增强其维稳的力度，更加不遗余力地压制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声音。例如媒体与网络科技的发达，虽然可说是凝聚公民力量的有效途径，但也可能反过来被政府所利用。像是李凡提到在中国的因特网（Internet）是壹个通讯的平台，本身是加强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这是壹个工具，谁都可以用。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因特网来宣传政府的观念和意图，当然中国社会也可以利用因特网来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在因特网领域展开了壹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注8）
正如Diamond所云：“不管如何，科技只是壹种工具，能用它来实现高贵的目标与邪恶的目的。就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可以是资讯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的工具，它们也可被用于狂热的动员，被实施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权霸占。威权国家也可以霸占资讯通信技术达到类似的效果。”（Diamond，2010：71）（注9）
整体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不能说完全悲观，但即便以乐观的态度来分析，也需要中国政府领导阶层愿意积极正视社会大众的要求，而非选择以压制的方式来面对。
五、结论
然而，既然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不愿意主动改革，因此，大家期待的变革模式已愈来愈不可能发生，在此情况之下，若改革派的执政菁英与温和派的反对派合作，民主化方式将可能为移转模式，这总是比替换模式更加稳健、和平。在移转模式中，政府的领导高层多是扮演着被动的协商角色，而要形成这样的条件，来自外部（指政治领导阶层之外）的契机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可能途径取决于以下四项：
1.客观条件为经济发展发生瓶颈，尤其是长期停滞成长。
2.主观要件则需观察统治阶级是否产生分裂，尤其是强而有力的温和改革派是否出现。
3.再配合人民运用二十壹世纪新型武器——网络与手机的使用。
4.在全球性气候变迁与环境生态危机之下，中国大陆突然发生大灾难，并产生大量的生态难民。
除了第二点依旧期待中国的政治高层出现温和改革派的出现之外，其余三点皆很有可能让中国当前政府领导愿意成为被动的协商者。例如虽然Linda Cook（1993）曾说过，社会有可能在政体能够提供就业、教育、住房等措施与福利时，放弃某些政治与个人权利。但当经济长期停滞成长时，政府由于无法继续履行先前的承诺，此时就有可能出现反对的团体，使得政府必须与其协商来解决当前的局面。
经济的冲击与政权的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能忽略的是，网络媒体（如Facebook和Twitter）串联革命热情的力量（Kenny，2011：31）。网络与手机的力量显而易见，网络论坛、博客与即时讯息是中国近来网络活动发展的重点，其中尤以即时传讯的弹性较高，成长尤为快速，其影响是结合或超越传统的人际关系，扩大人际交往的范围与可能性，使得人际关系网络化。换言之，因特网成为中国人们沟通互动的新平台，也成为人们讯息互动的管道桥梁，更成为進行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动员的媒介（李酉潭，2011：95-96）。壹旦意识被凝聚，民众被动员起来，反对团体就有足够的资本能够与政府领导進行协商。虽然网络也可是专制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但公民也可以改進并善用这些工具，只要到达了壹定的程度，他们就可以击败威权主义（Diamond，2010：71）。
环境治理的议题壹向是近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之壹，尤其历经了日本311大地震所带来的核灾变事故，核能安全与污染又再度成为大家瞩目的话题。而在中国，先前有因开发所带来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如今大量兴建的核电厂又因日本事故而受到关注。虽然今年中国很快宣布了核电相关的新规定，表示将暂停审核所有新送件的核电厂申请案，全面检查所有兴建中的核电厂，不符安全标准者立刻停工，并调整中长期核电规划。但部分中国专家及外资券商认为，官方只是暂时停止审核作业，中国发展核能发电的长期方向并未改变。目前，全球在建的核电站壹共有56个，其中亚洲国家在建的有37个，而中国就占了21个。（注10）
如果类似日本的核安事故壹旦发生，以中国的状况而言只会更严重，届时产生的大量难民，倘若集体对政府产生不满，这样的反对团体无疑将会是壹股相当大的力量，迫使政府与其协商。（注11）
正如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常常无法预知壹样，以上三项的共同点是因为不可预期的事件，而产生了政权合法性上的危机，并且拥有足够大的驱动力，使得政府的领导高层愿意進行协商。不过，笔者要特别指出，政治上的温和改革派虽然并没有来自外部的促進功能，仍旧是值得期盼的，因为在政治领导与反对团体的协商中，如果有温和改革派在其中作用，过程将可以更为和平与顺畅。
诚如Huntington所言：“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不论是先前所期待的变革模式，或是推论较为理想的移转模式，中国政府的政治领导阶层都是关键性的因素。如果中国的政治高层中，温和改革的“派系”无法再成立，也希望可以出现偏向温和改革的政治菁英个人选择，以利预期的协商时机出现时，能够发挥催化的作用，让移转模式可以良好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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