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酉潭：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法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李酉潭：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法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月28日
作者 李酉潭
壹、前言
2011年1月，著名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剛發表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其標題為《威權主義者對民主的挑戰》（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開宗明義便指出：「全球自由度在2010年為連續第五年倒退，這也是該調查近四十年來連續衰退最久的時期。自由國家（free countries）與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持續減少，而中東與北非國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惡化當中」。其中，選舉式民主國家的數目從2005年的123個降為2010年的115個，且是1995年以來的最低數目。自由國家的數目則從2009年的89個降為87個。（注1）
然而，就在大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衰退抱持悲觀看法的同時，沒想到北非與中東的民主化運動卻在大家沒有預期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突尼西亞與埃及革命已經初步成功，巴林與利比亞獨裁統治者負隅頑抗。利比亞已經執政42年的強人領袖卡扎菲，甚至於冒著國家陷入內戰或分裂的危機，也要力抗到底。他特別援引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統治者鎮壓民眾的經驗，認為自己可以像當時的中國壹樣，鎮壓成功而挺過這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
就在這期間，中國大陸雖也有不少網民發起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但在中國當局全力防堵鎮壓之下，似乎以艾未未被抓放的戲劇性事件平息下來。然而，當20 世紀末期以來澎湃洶湧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已近尾聲時，大家的目光轉而集中在眾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的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Diamond，2000：13-33；Karatnycky，2002：99-112）。
其中，中國的「大國掘起」被評為成功地結合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的例子（Haerpfer et al.，2009：369），但其是否啟動民主化更受到世人普遍的關注。學者們正努力從各種角度研究中國大陸，以避免重蹈當年「蘇東波事件」的復轍。（注2）筆者長期關心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與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的可能，本文擬透過民主化理論的再檢視，來分析中國未來可能的民主化變遷。本文共分為四部分：首先簡介民主化研究的各種途徑，以及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接著以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作為觀察途徑，最後分析中國未來民主化前景與可能途徑。
二、民主化研究的各種途徑
民主化的研究對象包括：對威權統治的民主化突破時機、因素和方式，民主化的動力、條件，新民主制度的建立與設計，以及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等壹系列問題。對於共產主義國家而言，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實現由極權到民主的民主化突破或轉型。壹般而言，民主化的動力來自兩個層面：外部與內部，而極權專制國家若要進行民主化，就其內部動力來看，壹則是由上而下，由政治領袖發動，主動改變國家的政治體制；壹則是由下而上，由人民在無法忍受國家剝削與控制的情況下，憤而起義革命，推翻專制政權。
1、民主化途徑理論
在過去，學界探討民主化的途徑理論的文獻眾多，但其中能提出系統性分析的學者寥寥可數，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的Democratization壹書是探討民主化原因同類書中的佼佼者。該書提出民主化的三種途徑：(1)現代化途徑：代表學者為Seymour Martin Lipset，該途徑強調民主化成功的要素中社社會與經濟面向的要素；(2)轉型途徑，該途徑強調從政治過程中政治菁英的主動與選擇，來解釋民主化的原因，代表學者為Dankwart A. Rustow；(3)結構途徑，此途徑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權力結構的變遷來解釋民主化成功與否，代表學者為Brington Moore（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1997）。
此外，2002年Michael McFaul在World Politics期刊所發表的「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壹文當中為了解釋后共產主義政權變遷，採用了四種不同的轉型途徑去解釋其轉型的原因：通往政權變遷的合作途徑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regime change)；轉型的非合作模式 (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transition)；后共產主義政權變遷的因果路徑(causal path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解釋異常現象：邊界和「西方世界」(explaining anomalies: borders and the 「West」)，其結論認為：「第四波」的政權變遷與「第三波」民主化，不僅兩者之間的轉型過程不同，甚至連轉型后所產生的體制也有所差異。
而民主政治如何產生？威權政體又何以轉型為民主政體？轉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與變數為何？都是學術社群關注的重要議題。Larry Diamond從「民主的動力」此壹觀點，從「內在」（internal）與「外在」（external）兩個途徑解釋這個重要的問題。Diamond認為：（1）威權體制的分裂；（2）威權整體與經濟發展的關係；（3）自由價值的萌芽；（4）公民社會的掘起等因素是民主轉型最重要「內在」變數（Larry Diamond，2008：88-106）。此外（1）傳播與示範效果；（2）和平壓力；（3）制裁的限制與援助的條件；（4）民主的協助；（5）以武力推動民主化等因素為主要的「外在」變數（Larry Diamond，2008：106-135）。內在變數強調威權政體內部的菁英權力互動、經濟發展與相關效應、社會價值的開放等面向，著重「微觀」與」制度內生性」的分析；外在變數強調民主化的擴散效應、垂范效果、國際社會的軟性與硬性壓力，著重的是「宏觀」與「結構變遷」的分析。
2、亨廷頓民主化的原因與模式
不過，除了上述民主化理論之架構之外，國家發生民主轉型的實證分析中，亨廷頓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壹書乃是公認研究民主化的經典著作。本書深入分析造成民主化的各種原因，認為不同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是幾個因素相互激蕩下的結果。也就是說，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沒有壹體適用的模式 (Huntington，1991：38-39) 。儘管如此，Huntington仍歸納出造成70年代與80年代產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以下列六項因素最為重要 (Huntington，1991：46-108) ：
（壹）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經濟發展使得人民教育水準、收入提升，進而使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追求自由社會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民主政權的基礎。根據Huntington的看法，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可轉型為民主政府。
（二）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正當性不但往往因為政績困局而逐漸遭到人民質疑，且這些政權的合法性通常又因為後來的軍事挫敗、經濟破產與兩次石油危機而逐漸消失。
（三）宗教立場的改變：基於西方基督教強調個人的尊嚴與政教分離的主張，以及許多新教與天主教教會領袖，在反對政府壓迫運動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現象，Huntington合理假設基督教的擴張，會促進民主的發展。
（四）外來勢力的新政策：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壹個國家的民主化。換言之，外國的勢力既可以幫助推翻專制政權，也可以阻止壹個國家走向民主化。
（五）滾雪球效應：國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將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內部政治發生問題的國家，更可能會希望藉由民主化來解決當下的政治困境。
（六）領導人的決策：Huntington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並不是經濟發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結果，而是國家領袖制定相關決策所致。不管政治領袖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動機為何，他們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驅動力。
除了這六項主要的因素之外，Huntington接著探討不同民主化過程的類型。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Ruptforma）（Huntington，1991：112），在此，筆者也簡略加以說明：
（壹）變革
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會出現變革。而變革又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Huntington，1991：127-142）：
（1）改革派的出現：在威權體制出現壹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領袖或潛在領袖，進而成為誘發政治變遷的第壹股力量。
（2）權力的獲得：改革派必須透過威權領袖死亡、定期更換領袖，或者是驅逐威權領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權中取得主導地位，如此才能展開民主化的工程。
(3) 自由化的失敗: 民主化的過程不必然都是壹帆風順的，可能也會遭遇到不同團體提出壓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勢力的反撲。
(4) 壓制保守派:獲得權力使得改革派能夠開始民主化，但卻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戰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領袖的第壹要務常常是肅清政府、軍隊，必要的話也包括黨務官僚機構，再以改革的支持者來取代高級官員中的保守派。
(5) 與反對派合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改革派也需要與其他反對派領袖、社會團體進行磋商，使變革過程更加順利。
（二）替換
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台或被推翻時，即出現替換。同樣地，替換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Huntington，1991：142-151）：
(1) 為推翻政權而鬥爭:由於政權內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對派必須結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權政權的團體組織，形成足以與政府內部之保守派進行抗衡的壹股勢力，以實踐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
(2) 政權的垮台:當反對派的勢力日漸強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權政府的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或者是透過領導人定期接班或罷黜行動來實踐。
(3) 垮台後的鬥爭:在威權政府垮台後，改革派必須要儘快做好準備，填補當時出現的權力真空，並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因為改革派內部可能出現角逐合法性的抗爭，自然也需要透過協商來化解。
（三）移轉
若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時，即出現移轉。在移轉過程中，雖然政府願意就政權的更疊進行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動地與反對派中支持民主的溫和派產生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政府和反對派中的主導團體都承認，沒有任何壹方能夠片面決定國家未來的體制走向，而是需要透過協商的方式來達成移轉式的民主化（Huntington，1991：151-163）。
而他在結論中特別指出「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未來的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須相信民主體制對他們社會、對他們自己來說是壹種最好的政體。他們同樣必須具備高明的手法來完成民主的轉型，既防患激進派，也要防患保守派，而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Huntington，1991：316）
三、亨廷頓理論分析中國民主化的再檢討
不論是內在或外在的民主動力，似乎至今都無法撼動中國專制威權體制，甚至在近年來中國威權體制不但不見衰退，甚至更顯示其穩定發展的特色，Andrew Nathan (2003) 提出韌性威權體制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的概念，有別於威權體制的脆弱特質，中共藉由政治繼承的規範化、常規化限制派系政治、政治體制的分殊與專業化、建制化政治參与和政治輸入等制度化途徑，得以持續國家對於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控制力，避免民主轉型的到來。林佳龍與徐斯儉在《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壹文中認為，在2002年中共召開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後，中國的國家體制已轉型為極權與威權體制的混合體，並將之稱為「退化的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它在組織上仍保有極權主義的重要本質，但在運作上卻呈現出相當多威權主義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蘇聯或東歐共產政權的演變經驗，類似的退化極權主義並無自發而漸進地民主轉型成功的案例 (林佳龍、徐斯儉，2003：17-19) 。
1、中國的民主化──是否可能從自由化開始
那麼中國要如何走向民主化呢？學者們在研究民主化時，大致上皆會先區別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democratization）的不同。學者史迪潘（Alfred Stepan）於1988年提出清楚的說明，並且於1996年與林茲（Juan J. Linz）在壹本探討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的名著中重申同樣的觀點：自由化是指非民主政體的機制之下可能伴隨壹些政策與社會變遷，例如比較少的媒體檢查，有時候給予自主性勞工運動較大的空間，引介壹些諸如人身保護令的個人防衛，釋放大多數的政治犯，讓被放逐者回來，也許改進所得分配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容忍政治反對。民主化需要伴隨著自由化，但更廣泛也更具有特別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公開競爭的權利以贏得控制政府，也需要自由競爭的選舉已決定誰統治。使用這樣的定義，很明顯地有可能有自由化，但沒有民主化（Stepan，1988：6；Linz and Stepan，1996：3）。
而杭廷頓在《第三波」壹書中則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不過，選舉之前和選舉之後的整個民主化過程通常十分複雜，而且曠日費時，通常牽涉到非民主政權的終結、民主政權的登台，然後是民主體制的鞏固。相比之下，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的局部開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放某些論題給民眾辯論、放鬆新聞檢查、開放壹些低層的公職舉行選舉、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復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不把高層的決策者交付選舉來考驗（Huntington，1991：9）。
自由化與民主化是兩個相關、但卻顯著不同的概念（Monshipouri，1995：12）。我發現，學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兩句簡單清楚的話區分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概念。他說：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體制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Mainwairing，1992：298）。
對於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者來說，自由化可能優先於民主化。因為若沒有經過自由化的鬆綁，民間任何維權運動或公民社會的組織與活動，皆很容易受到政府的打壓。但對於威權專制的統治者來說，任何自由化措施的鬆綁，必然很難壓制人民對於進壹步民主化的訴求與主張。就此觀之，誠如Huntington所言：「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在中國當前的背景下，政治菁英的選擇更顯得關鍵。（注3）
而中國的政治環境，誠如王天成在其著作《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中所提到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是個相當重要的視角，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統治菁英的分裂。這種意義上的分裂並不是日常的利益之爭或低層次政策分歧，而是關於是否進行政治開放、是否維持威權統治的分歧；不僅統治集團內部要分化出溫和派、改革派，而且變革的力量要佔據相對於強硬派的優勢；分裂有兩種形式，即政治決策層的分裂或軍隊與政治領導人的分裂，它們既可能單獨、也可能同時發生。（注4）
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提——政治上的改革開放（自由化），需要政治改革派也就是溫和派的領導；但中國的高層在政治上的保守性相當高，壹般談到的改革與保守派陣營之劃分，依舊是以支持或是反對改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實行對外開放，「幾乎」可以說政治上的改革派並不存在。回顧中國曾經所做的政治改革，所主張的其實基本是行政改革，例如幹部年輕化、給地方與企業分權等。（注5）
2、亨廷頓民主化模式的再檢討
根據前述，若依Huntington的民主化模式來檢驗，則透過政治領導來實現民主化的「變革模式」，似乎最為符合中國政治高層的動向。只可惜，政治上的溫和改革派曇花壹現，導致這條路前景堪憂。當前的中國政治高層，不但不主動進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反而因為對「可能出現」的社會不穩定高度緊張，加大政權維穩的控制力度。
依據中國財政部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公共安全經費上漲了15.6%，為5490億人民幣。而2010年中國的國防開支漲幅是7.8%，為5334億人民幣。財政部的報告還說，2010年的國內公共安全經費超過預算6.7%，也就是多花了346億人民幣。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預算數據中，公共安全預算開支為6240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6020億人民幣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加在壹起的總合還要高。（注6）
因此，筆者觀察中國大陸社會的狀況，就像壹個沸騰的超大壓力鍋壹樣，裏面隨時在冒泡，但因為鍋子太大，因此壹時之間很難將鍋蓋掀開。但如果中國威權統治者，壹直採用嚴打的方式來對待任何維權運動，那就像是煮沸壹個超大壓力鍋但卻不讓它冒氣排煙壹樣，真不知何時會產生大爆炸！要解決這樣危險情境的方法，唯有期待中國政治高層重新出現「溫和派」來進行自由化的改革開放。
四、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前景
深入而言，中國面對的問題在於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對政權所造成的衝擊。這些問題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社會不公平迅速擴大，進而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例如過去國家所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現今反被擁有政經資本的黨內高幹、太子黨所組成權貴資本所壟斷，貪腐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民眾強烈的社會剝奪感來源，遂構成中國社會反抗與騷動的潛在力量。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內部的危機變數，更對中共政權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李酉潭，2011：95）。
不過，在官方的組織、行政與政治的掌控下，中國的社會團體與公民社會欠缺與中國政府抗衡的條件與基礎。再者，為了避免群眾的民怨透過網路產生彙集與串連效果，當局更希望透過官方所建構的政協、信訪與上訪制度，將前述效應內鎖在官方所能控制的範圍。同時運用威權政體所存在國家鎮壓能力，遂行對社會團體、社會反抗勢力與網際網路的監控與滲透（李酉潭，2011：96）。
如上所述，由於受到政府的壓制，以自下而上方式進行的維權運動可以說很難發展，其可能伴隨的民主改革自然也無從談起。不過，相較於政治高層選擇以壓迫方式阻擋任何有關民主改革運動的進行，這樣前途暗淡、較為悲觀的觀察，也存在著壹種較為樂觀的態度，如李凡所提出來的觀點：
（1）社會的發展和壯大是不可阻擋的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社會也逐漸成長，社會的自由度已經空前提高，要求社會自由的呼聲還在繼續增長。這種要求將會導致中國社會進壹步的人權發展，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過有尊嚴的、平等的日子。這種要求將會使社會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回退，也就是社會的自由將進壹步擴大，人民的尊嚴將會得到進壹步尊敬，而這就是中國民主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發展情況下，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專制主義之中，即使民主倒退，專制主義出現，也不會得到中國大眾的接受和尊重。這種民主發展的內在動力確實是不可阻擋的。
（2）代際變化
代際變化是壹個不可阻擋的社會變化，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誰也不可能阻擋這個變化。代際變化不僅涉及到中國領導人和中國領導階層的變化，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中國社會整體的變化。目前中國年輕壹代的人，他們沒有體會過專制主義，他們生活在較為自由、富裕和開放的社會中，他們想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財富，他們的教育也不可能會認同專制主義，而只會認同自由和民主。因此，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代際變化將會使得中國現在壹代年輕人或下壹代人更傾向於自由和民主，想要改變他們，使他們認同專制，恐怕很難。建立在這樣的較現代社會人的基礎上的政治體制，不可能是專制主義的。儘管中國民主的發展由於歷史、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不會壹帆風順，會有很大的曲折，也會有倒退，這都是可以預想到的，但是從前景來講，走向民主是必然的，而且也不會太久。（李凡，2008：284）
以樂觀的態度觀察，中國除非整體發展停滯不前，否則必將迎來民主；不過，為何至今中國政府高層仍舊能夠成功地壓制任何維權運動？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國大眾的觀念中，對於其所期待與追求的此「民主」非彼「民主」。根據亞洲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在2003年的資料中顯示，有82%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目前的政治體製為民主，也有79%的中國人表示滿意目前的民主現狀（參考Haerpfer et al.，2009：371）。但從「自由之家」的報告中可知，中國從2003年至今依舊是自由度平均為6.5的不自由國家。換言之，中國的民眾多數滿足於現狀，並認為這就是他們所追求的民主（也就是所謂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與民主監督），而非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維護自由與人權為依歸的民主模式。
再者，根據王天成的分析，中國的專制政權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說的，它成了有韌性的威權政體（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這主要得益於鄧小平從80年代初開始倡導、推動的高層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當然是權力繼承的制度化、領導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來。2002年，江澤民與胡錦濤、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之間的交接，是權力繼承製度化的標誌。「繼承問題的不確定、內部精英政治的不穩定性」，會使威權政體「在內部分裂過程中衰敗或『轉型』」（黎安友，2007：43），而退休制度則使「發動政變或進行政治鬥爭以策動政變的誘因和機會減至最小」（黎安友，2007：53）。（注7）
筆者認為，權力繼承的制度化（退休制度）除了讓政治領導階層分裂的可能減小之外，也同樣加強了領導階層維護現有體制的決心。系因有良好的入退場機制，可以確保自身的安危與利益，自然會增強其維穩的力度，更加不遺餘力地壓制民間追求自由民主的聲音。例如媒體與網路科技的發達，雖然可說是凝聚公民力量的有效途徑，但也可能反過來被政府所利用。像是李凡提到在中國的網際網路（Internet）是壹個通訊的平台，本身是加強人們交流和溝通的平台。這是壹個工具，誰都可以用。中國政府可以利用網際網路來宣傳政府的觀念和意圖，當然中國社會也可以利用網際網路來推動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政府和社會在網際網路領域展開了壹個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注8）
正如Diamond所云：「不管如何，科技只是壹種工具，能用它來實現高貴的目標與邪惡的目的。就像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可以是資訊多元主義和理性辯論的工具，它們也可被用於狂熱的動員，被實施國家控制的極權政權霸佔。威權國家也可以霸佔資訊通信技術達到類似的效果。」（Diamond，2010：71）（注9）
整體而言，中國民主化的前景不能說完全悲觀，但即便以樂觀的態度來分析，也需要中國政府領導階層願意積極正視社會大眾的要求，而非選擇以壓制的方式來面對。
五、結論
然而，既然中國共產黨統治者不願意主動改革，因此，大家期待的變革模式已愈來愈不可能發生，在此情況之下，若改革派的執政菁英與溫和派的反對派合作，民主化方式將可能為移轉模式，這總是比替換模式更加穩健、和平。在移轉模式中，政府的領導高層多是扮演著被動的協商角色，而要形成這樣的條件，來自外部（指政治領導階層之外）的契機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途徑取決於以下四項：
1.客觀條件為經濟發展發生瓶頸，尤其是長期停滯成長。
2.主觀要件則需觀察統治階級是否產生分裂，尤其是強而有力的溫和改革派是否出現。
3.再配合人民運用二十壹世紀新型武器——網路與手機的使用。
4.在全球性氣候變遷與環境生態危機之下，中國大陸突然發生大災難，併產生大量的生態難民。
除了第二點依舊期待中國的政治高層出現溫和改革派的出現之外，其餘三點皆很有可能讓中國當前政府領導願意成為被動的協商者。例如雖然Linda Cook（1993）曾說過，社會有可能在政體能夠提供就業、教育、住房等措施與福利時，放棄某些政治與個人權利。但當經濟長期停滯成長時，政府由於無法繼續履行先前的承諾，此時就有可能出現反對的團體，使得政府必須與其協商來解決當前的局面。
經濟的衝擊與政權的不穩定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但也不能忽略的是，網路媒體（如Facebook和Twitter）串聯革命熱情的力量（Kenny，2011：31）。網路與手機的力量顯而易見，網路論壇、博客與即時訊息是中國近來網路活動發展的重點，其中尤以即時傳訊的彈性較高，成長尤為快速，其影響是結合或超越傳統的人際關係，擴大人際交往的範圍與可能性，使得人際關係網路化。換言之，網際網路成為中國人們溝通互動的新平台，也成為人們訊息互動的管道橋樑，更成為進行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動員的媒介（李酉潭，2011：95-96）。壹旦意識被凝聚，民眾被動員起來，反對團體就有足夠的資本能夠與政府領導進行協商。雖然網路也可是專制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但公民也可以改進並善用這些工具，只要到達了壹定的程度，他們就可以擊敗威權主義（Diamond，2010：71）。
環境治理的議題壹向是近年來國際關注的焦點之壹，尤其歷經了日本311大地震所帶來的核災變事故，核能安全與污染又再度成為大家矚目的話題。而在中國，先前有因開發所帶來的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如今大量興建的核電廠又因日本事故而受到關注。雖然今年中國很快宣布了核電相關的新規定，表示將暫停審核所有新送件的核電廠申請案，全面檢查所有興建中的核電廠，不符安全標準者立刻停工，並調整中長期核電規劃。但部分中國專家及外資券商認為，官方只是暫時停止審核作業，中國發展核能發電的長期方向並未改變。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壹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佔了21個。（注10）
如果類似日本的核安事故壹旦發生，以中國的狀況而言只會更嚴重，屆時產生的大量難民，倘若集體對政府產生不滿，這樣的反對團體無疑將會是壹股相當大的力量，迫使政府與其協商。（注11）
正如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革命常常無法預知壹樣，以上三項的共同點是因為不可預期的事件，而產生了政權合法性上的危機，並且擁有足夠大的驅動力，使得政府的領導高層願意進行協商。不過，筆者要特別指出，政治上的溫和改革派雖然並沒有來自外部的促進功能，仍舊是值得期盼的，因為在政治領導與反對團體的協商中，如果有溫和改革派在其中作用，過程將可以更為和平與順暢。
誠如Huntington所言：「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不論是先前所期待的變革模式，或是推論較為理想的移轉模式，中國政府的政治領導階層都是關鍵性的因素。如果中國的政治高層中，溫和改革的「派系」無法再成立，也希望可以出現偏向溫和改革的政治菁英個人選擇，以利預期的協商時機出現時，能夠發揮催化的作用，讓移轉模式可以良好地運作。
壹、前言
2011年1月，著名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剛發表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其標題為《威權主義者對民主的挑戰》（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開宗明義便指出：「全球自由度在2010年為連續第五年倒退，這也是該調查近四十年來連續衰退最久的時期。自由國家（free countries）與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持續減少，而中東與北非國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惡化當中」。其中，選舉式民主國家的數目從2005年的123個降為2010年的115個，且是1995年以來的最低數目。自由國家的數目則從2009年的89個降為87個。（注1）
然而，就在大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衰退抱持悲觀看法的同時，沒想到北非與中東的民主化運動卻在大家沒有預期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突尼西亞與埃及革命已經初步成功，巴林與利比亞獨裁統治者負隅頑抗。利比亞已經執政42年的強人領袖卡扎菲，甚至於冒著國家陷入內戰或分裂的危機，也要力抗到底。他特別援引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統治者鎮壓民眾的經驗，認為自己可以像當時的中國壹樣，鎮壓成功而挺過這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
就在這期間，中國大陸雖也有不少網民發起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但在中國當局全力防堵鎮壓之下，似乎以艾未未被抓放的戲劇性事件平息下來。然而，當20 世紀末期以來澎湃洶湧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已近尾聲時，大家的目光轉而集中在眾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的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Diamond，2000：13-33；Karatnycky，2002：99-112）。
其中，中國的「大國掘起」被評為成功地結合資本主義與威權統治的例子（Haerpfer et al.，2009：369），但其是否啟動民主化更受到世人普遍的關注。學者們正努力從各種角度研究中國大陸，以避免重蹈當年「蘇東波事件」的復轍。（注2）筆者長期關心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與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的可能，本文擬透過民主化理論的再檢視，來分析中國未來可能的民主化變遷。本文共分為四部分：首先簡介民主化研究的各種途徑，以及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原因與方式，接著以Huntington所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作為觀察途徑，最後分析中國未來民主化前景與可能途徑。
二、民主化研究的各種途徑
民主化的研究對象包括：對威權統治的民主化突破時機、因素和方式，民主化的動力、條件，新民主制度的建立與設計，以及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等壹系列問題。對於共產主義國家而言，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實現由極權到民主的民主化突破或轉型。壹般而言，民主化的動力來自兩個層面：外部與內部，而極權專制國家若要進行民主化，就其內部動力來看，壹則是由上而下，由政治領袖發動，主動改變國家的政治體制；壹則是由下而上，由人民在無法忍受國家剝削與控制的情況下，憤而起義革命，推翻專制政權。
1、民主化途徑理論
在過去，學界探討民主化的途徑理論的文獻眾多，但其中能提出系統性分析的學者寥寥可數，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的Democratization壹書是探討民主化原因同類書中的佼佼者。該書提出民主化的三種途徑：(1)現代化途徑：代表學者為Seymour Martin Lipset，該途徑強調民主化成功的要素中社社會與經濟面向的要素；(2)轉型途徑，該途徑強調從政治過程中政治菁英的主動與選擇，來解釋民主化的原因，代表學者為Dankwart A. Rustow；(3)結構途徑，此途徑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權力結構的變遷來解釋民主化成功與否，代表學者為Brington Moore（Potter，Goldblatt，Kiloh and Lewis，1997）。
此外，2002年Michael McFaul在World Politics期刊所發表的「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壹文當中為了解釋后共產主義政權變遷，採用了四種不同的轉型途徑去解釋其轉型的原因：通往政權變遷的合作途徑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regime change)；轉型的非合作模式 (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transition)；后共產主義政權變遷的因果路徑(causal path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解釋異常現象：邊界和「西方世界」(explaining anomalies: borders and the 「West」)，其結論認為：「第四波」的政權變遷與「第三波」民主化，不僅兩者之間的轉型過程不同，甚至連轉型后所產生的體制也有所差異。
而民主政治如何產生？威權政體又何以轉型為民主政體？轉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與變數為何？都是學術社群關注的重要議題。Larry Diamond從「民主的動力」此壹觀點，從「內在」（internal）與「外在」（external）兩個途徑解釋這個重要的問題。Diamond認為：（1）威權體制的分裂；（2）威權整體與經濟發展的關係；（3）自由價值的萌芽；（4）公民社會的掘起等因素是民主轉型最重要「內在」變數（Larry Diamond，2008：88-106）。此外（1）傳播與示範效果；（2）和平壓力；（3）制裁的限制與援助的條件；（4）民主的協助；（5）以武力推動民主化等因素為主要的「外在」變數（Larry Diamond，2008：106-135）。內在變數強調威權政體內部的菁英權力互動、經濟發展與相關效應、社會價值的開放等面向，著重「微觀」與」制度內生性」的分析；外在變數強調民主化的擴散效應、垂范效果、國際社會的軟性與硬性壓力，著重的是「宏觀」與「結構變遷」的分析。
2、亨廷頓民主化的原因與模式
不過，除了上述民主化理論之架構之外，國家發生民主轉型的實證分析中，亨廷頓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壹書乃是公認研究民主化的經典著作。本書深入分析造成民主化的各種原因，認為不同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是幾個因素相互激蕩下的結果。也就是說，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走向民主化的方式也沒有壹體適用的模式 (Huntington，1991：38-39) 。儘管如此，Huntington仍歸納出造成70年代與80年代產生第三波民主化的諸多因素中，以下列六項因素最為重要 (Huntington，1991：46-108) ：
（壹）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經濟發展使得人民教育水準、收入提升，進而使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人數增加。追求自由社會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民主政權的基礎。根據Huntington的看法，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可轉型為民主政府。
（二）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正當性不但往往因為政績困局而逐漸遭到人民質疑，且這些政權的合法性通常又因為後來的軍事挫敗、經濟破產與兩次石油危機而逐漸消失。
（三）宗教立場的改變：基於西方基督教強調個人的尊嚴與政教分離的主張，以及許多新教與天主教教會領袖，在反對政府壓迫運動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現象，Huntington合理假設基督教的擴張，會促進民主的發展。
（四）外來勢力的新政策：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壹個國家的民主化。換言之，外國的勢力既可以幫助推翻專制政權，也可以阻止壹個國家走向民主化。
（五）滾雪球效應：國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將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尤其是那些內部政治發生問題的國家，更可能會希望藉由民主化來解決當下的政治困境。
（六）領導人的決策：Huntington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並不是經濟發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必要結果，而是國家領袖制定相關決策所致。不管政治領袖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動機為何，他們仍然是民主化最重要的驅動力。
除了這六項主要的因素之外，Huntington接著探討不同民主化過程的類型。他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Ruptforma）（Huntington，1991：112），在此，筆者也簡略加以說明：
（壹）變革
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會出現變革。而變革又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Huntington，1991：127-142）：
（1）改革派的出現：在威權體制出現壹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領袖或潛在領袖，進而成為誘發政治變遷的第壹股力量。
（2）權力的獲得：改革派必須透過威權領袖死亡、定期更換領袖，或者是驅逐威權領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權中取得主導地位，如此才能展開民主化的工程。
(3) 自由化的失敗: 民主化的過程不必然都是壹帆風順的，可能也會遭遇到不同團體提出壓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勢力的反撲。
(4) 壓制保守派:獲得權力使得改革派能夠開始民主化，但卻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戰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領袖的第壹要務常常是肅清政府、軍隊，必要的話也包括黨務官僚機構，再以改革的支持者來取代高級官員中的保守派。
(5) 與反對派合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改革派也需要與其他反對派領袖、社會團體進行磋商，使變革過程更加順利。
（二）替換
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台或被推翻時，即出現替換。同樣地，替換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Huntington，1991：142-151）：
(1) 為推翻政權而鬥爭:由於政權內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對派必須結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權政權的團體組織，形成足以與政府內部之保守派進行抗衡的壹股勢力，以實踐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
(2) 政權的垮台:當反對派的勢力日漸強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權政府的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或者是透過領導人定期接班或罷黜行動來實踐。
(3) 垮台後的鬥爭:在威權政府垮台後，改革派必須要儘快做好準備，填補當時出現的權力真空，並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因為改革派內部可能出現角逐合法性的抗爭，自然也需要透過協商來化解。
（三）移轉
若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時，即出現移轉。在移轉過程中，雖然政府願意就政權的更疊進行磋商，但是往往是被動地與反對派中支持民主的溫和派產生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政府和反對派中的主導團體都承認，沒有任何壹方能夠片面決定國家未來的體制走向，而是需要透過協商的方式來達成移轉式的民主化（Huntington，1991：151-163）。
而他在結論中特別指出「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未來的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須相信民主體制對他們社會、對他們自己來說是壹種最好的政體。他們同樣必須具備高明的手法來完成民主的轉型，既防患激進派，也要防患保守派，而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Huntington，1991：316）
三、亨廷頓理論分析中國民主化的再檢討
不論是內在或外在的民主動力，似乎至今都無法撼動中國專制威權體制，甚至在近年來中國威權體制不但不見衰退，甚至更顯示其穩定發展的特色，Andrew Nathan (2003) 提出韌性威權體制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的概念，有別於威權體制的脆弱特質，中共藉由政治繼承的規範化、常規化限制派系政治、政治體制的分殊與專業化、建制化政治參与和政治輸入等制度化途徑，得以持續國家對於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控制力，避免民主轉型的到來。林佳龍與徐斯儉在《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壹文中認為，在2002年中共召開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後，中國的國家體制已轉型為極權與威權體制的混合體，並將之稱為「退化的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它在組織上仍保有極權主義的重要本質，但在運作上卻呈現出相當多威權主義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蘇聯或東歐共產政權的演變經驗，類似的退化極權主義並無自發而漸進地民主轉型成功的案例 (林佳龍、徐斯儉，2003：17-19) 。
1、中國的民主化──是否可能從自由化開始
那麼中國要如何走向民主化呢？學者們在研究民主化時，大致上皆會先區別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democratization）的不同。學者史迪潘（Alfred Stepan）於1988年提出清楚的說明，並且於1996年與林茲（Juan J. Linz）在壹本探討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的名著中重申同樣的觀點：自由化是指非民主政體的機制之下可能伴隨壹些政策與社會變遷，例如比較少的媒體檢查，有時候給予自主性勞工運動較大的空間，引介壹些諸如人身保護令的個人防衛，釋放大多數的政治犯，讓被放逐者回來，也許改進所得分配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容忍政治反對。民主化需要伴隨著自由化，但更廣泛也更具有特別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公開競爭的權利以贏得控制政府，也需要自由競爭的選舉已決定誰統治。使用這樣的定義，很明顯地有可能有自由化，但沒有民主化（Stepan，1988：6；Linz and Stepan，1996：3）。
而杭廷頓在《第三波」壹書中則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不過，選舉之前和選舉之後的整個民主化過程通常十分複雜，而且曠日費時，通常牽涉到非民主政權的終結、民主政權的登台，然後是民主體制的鞏固。相比之下，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的局部開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放某些論題給民眾辯論、放鬆新聞檢查、開放壹些低層的公職舉行選舉、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復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不把高層的決策者交付選舉來考驗（Huntington，1991：9）。
自由化與民主化是兩個相關、但卻顯著不同的概念（Monshipouri，1995：12）。我發現，學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兩句簡單清楚的話區分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概念。他說：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體制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Mainwairing，1992：298）。
對於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者來說，自由化可能優先於民主化。因為若沒有經過自由化的鬆綁，民間任何維權運動或公民社會的組織與活動，皆很容易受到政府的打壓。但對於威權專制的統治者來說，任何自由化措施的鬆綁，必然很難壓制人民對於進壹步民主化的訴求與主張。就此觀之，誠如Huntington所言：「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在中國當前的背景下，政治菁英的選擇更顯得關鍵。（注3）
而中國的政治環境，誠如王天成在其著作《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中所提到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是個相當重要的視角，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統治菁英的分裂。這種意義上的分裂並不是日常的利益之爭或低層次政策分歧，而是關於是否進行政治開放、是否維持威權統治的分歧；不僅統治集團內部要分化出溫和派、改革派，而且變革的力量要佔據相對於強硬派的優勢；分裂有兩種形式，即政治決策層的分裂或軍隊與政治領導人的分裂，它們既可能單獨、也可能同時發生。（注4）
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提——政治上的改革開放（自由化），需要政治改革派也就是溫和派的領導；但中國的高層在政治上的保守性相當高，壹般談到的改革與保守派陣營之劃分，依舊是以支持或是反對改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實行對外開放，「幾乎」可以說政治上的改革派並不存在。回顧中國曾經所做的政治改革，所主張的其實基本是行政改革，例如幹部年輕化、給地方與企業分權等。（注5）
2、亨廷頓民主化模式的再檢討
根據前述，若依Huntington的民主化模式來檢驗，則透過政治領導來實現民主化的「變革模式」，似乎最為符合中國政治高層的動向。只可惜，政治上的溫和改革派曇花壹現，導致這條路前景堪憂。當前的中國政治高層，不但不主動進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反而因為對「可能出現」的社會不穩定高度緊張，加大政權維穩的控制力度。
依據中國財政部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公共安全經費上漲了15.6%，為5490億人民幣。而2010年中國的國防開支漲幅是7.8%，為5334億人民幣。財政部的報告還說，2010年的國內公共安全經費超過預算6.7%，也就是多花了346億人民幣。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預算數據中，公共安全預算開支為6240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6020億人民幣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加在壹起的總合還要高。（注6）
因此，筆者觀察中國大陸社會的狀況，就像壹個沸騰的超大壓力鍋壹樣，裏面隨時在冒泡，但因為鍋子太大，因此壹時之間很難將鍋蓋掀開。但如果中國威權統治者，壹直採用嚴打的方式來對待任何維權運動，那就像是煮沸壹個超大壓力鍋但卻不讓它冒氣排煙壹樣，真不知何時會產生大爆炸！要解決這樣危險情境的方法，唯有期待中國政治高層重新出現「溫和派」來進行自由化的改革開放。
四、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前景
深入而言，中國面對的問題在於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對政權所造成的衝擊。這些問題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社會不公平迅速擴大，進而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例如過去國家所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現今反被擁有政經資本的黨內高幹、太子黨所組成權貴資本所壟斷，貪腐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民眾強烈的社會剝奪感來源，遂構成中國社會反抗與騷動的潛在力量。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內部的危機變數，更對中共政權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李酉潭，2011：95）。
不過，在官方的組織、行政與政治的掌控下，中國的社會團體與公民社會欠缺與中國政府抗衡的條件與基礎。再者，為了避免群眾的民怨透過網路產生彙集與串連效果，當局更希望透過官方所建構的政協、信訪與上訪制度，將前述效應內鎖在官方所能控制的範圍。同時運用威權政體所存在國家鎮壓能力，遂行對社會團體、社會反抗勢力與網際網路的監控與滲透（李酉潭，2011：96）。
如上所述，由於受到政府的壓制，以自下而上方式進行的維權運動可以說很難發展，其可能伴隨的民主改革自然也無從談起。不過，相較於政治高層選擇以壓迫方式阻擋任何有關民主改革運動的進行，這樣前途暗淡、較為悲觀的觀察，也存在著壹種較為樂觀的態度，如李凡所提出來的觀點：
（1）社會的發展和壯大是不可阻擋的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社會也逐漸成長，社會的自由度已經空前提高，要求社會自由的呼聲還在繼續增長。這種要求將會導致中國社會進壹步的人權發展，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過有尊嚴的、平等的日子。這種要求將會使社會只能向前走，不能向回退，也就是社會的自由將進壹步擴大，人民的尊嚴將會得到進壹步尊敬，而這就是中國民主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發展情況下，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專制主義之中，即使民主倒退，專制主義出現，也不會得到中國大眾的接受和尊重。這種民主發展的內在動力確實是不可阻擋的。
（2）代際變化
代際變化是壹個不可阻擋的社會變化，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誰也不可能阻擋這個變化。代際變化不僅涉及到中國領導人和中國領導階層的變化，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中國社會整體的變化。目前中國年輕壹代的人，他們沒有體會過專制主義，他們生活在較為自由、富裕和開放的社會中，他們想要的是更多的自由和財富，他們的教育也不可能會認同專制主義，而只會認同自由和民主。因此，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代際變化將會使得中國現在壹代年輕人或下壹代人更傾向於自由和民主，想要改變他們，使他們認同專制，恐怕很難。建立在這樣的較現代社會人的基礎上的政治體制，不可能是專制主義的。儘管中國民主的發展由於歷史、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不會壹帆風順，會有很大的曲折，也會有倒退，這都是可以預想到的，但是從前景來講，走向民主是必然的，而且也不會太久。（李凡，2008：284）
以樂觀的態度觀察，中國除非整體發展停滯不前，否則必將迎來民主；不過，為何至今中國政府高層仍舊能夠成功地壓制任何維權運動？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國大眾的觀念中，對於其所期待與追求的此「民主」非彼「民主」。根據亞洲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在2003年的資料中顯示，有82%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目前的政治體製為民主，也有79%的中國人表示滿意目前的民主現狀（參考Haerpfer et al.，2009：371）。但從「自由之家」的報告中可知，中國從2003年至今依舊是自由度平均為6.5的不自由國家。換言之，中國的民眾多數滿足於現狀，並認為這就是他們所追求的民主（也就是所謂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與民主監督），而非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維護自由與人權為依歸的民主模式。
再者，根據王天成的分析，中國的專制政權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說的，它成了有韌性的威權政體（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這主要得益於鄧小平從80年代初開始倡導、推動的高層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當然是權力繼承的制度化、領導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來。2002年，江澤民與胡錦濤、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之間的交接，是權力繼承製度化的標誌。「繼承問題的不確定、內部精英政治的不穩定性」，會使威權政體「在內部分裂過程中衰敗或『轉型』」（黎安友，2007：43），而退休制度則使「發動政變或進行政治鬥爭以策動政變的誘因和機會減至最小」（黎安友，2007：53）。（注7）
筆者認為，權力繼承的制度化（退休制度）除了讓政治領導階層分裂的可能減小之外，也同樣加強了領導階層維護現有體制的決心。系因有良好的入退場機制，可以確保自身的安危與利益，自然會增強其維穩的力度，更加不遺餘力地壓制民間追求自由民主的聲音。例如媒體與網路科技的發達，雖然可說是凝聚公民力量的有效途徑，但也可能反過來被政府所利用。像是李凡提到在中國的網際網路（Internet）是壹個通訊的平台，本身是加強人們交流和溝通的平台。這是壹個工具，誰都可以用。中國政府可以利用網際網路來宣傳政府的觀念和意圖，當然中國社會也可以利用網際網路來推動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政府和社會在網際網路領域展開了壹個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注8）
正如Diamond所云：「不管如何，科技只是壹種工具，能用它來實現高貴的目標與邪惡的目的。就像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可以是資訊多元主義和理性辯論的工具，它們也可被用於狂熱的動員，被實施國家控制的極權政權霸佔。威權國家也可以霸佔資訊通信技術達到類似的效果。」（Diamond，2010：71）（注9）
整體而言，中國民主化的前景不能說完全悲觀，但即便以樂觀的態度來分析，也需要中國政府領導階層願意積極正視社會大眾的要求，而非選擇以壓制的方式來面對。
五、結論
然而，既然中國共產黨統治者不願意主動改革，因此，大家期待的變革模式已愈來愈不可能發生，在此情況之下，若改革派的執政菁英與溫和派的反對派合作，民主化方式將可能為移轉模式，這總是比替換模式更加穩健、和平。在移轉模式中，政府的領導高層多是扮演著被動的協商角色，而要形成這樣的條件，來自外部（指政治領導階層之外）的契機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途徑取決於以下四項：
1.客觀條件為經濟發展發生瓶頸，尤其是長期停滯成長。
2.主觀要件則需觀察統治階級是否產生分裂，尤其是強而有力的溫和改革派是否出現。
3.再配合人民運用二十壹世紀新型武器——網路與手機的使用。
4.在全球性氣候變遷與環境生態危機之下，中國大陸突然發生大災難，併產生大量的生態難民。
除了第二點依舊期待中國的政治高層出現溫和改革派的出現之外，其餘三點皆很有可能讓中國當前政府領導願意成為被動的協商者。例如雖然Linda Cook（1993）曾說過，社會有可能在政體能夠提供就業、教育、住房等措施與福利時，放棄某些政治與個人權利。但當經濟長期停滯成長時，政府由於無法繼續履行先前的承諾，此時就有可能出現反對的團體，使得政府必須與其協商來解決當前的局面。
經濟的衝擊與政權的不穩定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但也不能忽略的是，網路媒體（如Facebook和Twitter）串聯革命熱情的力量（Kenny，2011：31）。網路與手機的力量顯而易見，網路論壇、博客與即時訊息是中國近來網路活動發展的重點，其中尤以即時傳訊的彈性較高，成長尤為快速，其影響是結合或超越傳統的人際關係，擴大人際交往的範圍與可能性，使得人際關係網路化。換言之，網際網路成為中國人們溝通互動的新平台，也成為人們訊息互動的管道橋樑，更成為進行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動員的媒介（李酉潭，2011：95-96）。壹旦意識被凝聚，民眾被動員起來，反對團體就有足夠的資本能夠與政府領導進行協商。雖然網路也可是專制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但公民也可以改進並善用這些工具，只要到達了壹定的程度，他們就可以擊敗威權主義（Diamond，2010：71）。
環境治理的議題壹向是近年來國際關注的焦點之壹，尤其歷經了日本311大地震所帶來的核災變事故，核能安全與污染又再度成為大家矚目的話題。而在中國，先前有因開發所帶來的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如今大量興建的核電廠又因日本事故而受到關注。雖然今年中國很快宣布了核電相關的新規定，表示將暫停審核所有新送件的核電廠申請案，全面檢查所有興建中的核電廠，不符安全標準者立刻停工，並調整中長期核電規劃。但部分中國專家及外資券商認為，官方只是暫時停止審核作業，中國發展核能發電的長期方向並未改變。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壹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佔了21個。（注10）
如果類似日本的核安事故壹旦發生，以中國的狀況而言只會更嚴重，屆時產生的大量難民，倘若集體對政府產生不滿，這樣的反對團體無疑將會是壹股相當大的力量，迫使政府與其協商。（注11）
正如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革命常常無法預知壹樣，以上三項的共同點是因為不可預期的事件，而產生了政權合法性上的危機，並且擁有足夠大的驅動力，使得政府的領導高層願意進行協商。不過，筆者要特別指出，政治上的溫和改革派雖然並沒有來自外部的促進功能，仍舊是值得期盼的，因為在政治領導與反對團體的協商中，如果有溫和改革派在其中作用，過程將可以更為和平與順暢。
誠如Huntington所言：「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不論是先前所期待的變革模式，或是推論較為理想的移轉模式，中國政府的政治領導階層都是關鍵性的因素。如果中國的政治高層中，溫和改革的「派系」無法再成立，也希望可以出現偏向溫和改革的政治菁英個人選擇，以利預期的協商時機出現時，能夠發揮催化的作用，讓移轉模式可以良好地運作。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