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十世纪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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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求二十世纪俄国史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年2月20日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2011-01-13 11:41:27)
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作者: 得瑟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 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 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 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 “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 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 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 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 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 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 “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 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 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 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 “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2011-01-13 11:41:27)
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作者: 得瑟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 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 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 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 “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 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 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 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 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 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 “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 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 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 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 “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 求二十世纪俄国史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年2月20日
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凭什么说列宁创建了人间地狱？ 颜昌海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最近，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这套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为避免“卖国贼”的谴责，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1964年4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甚么大忌。
事情的经过是：1964年4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谈列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名叫印涅萨·阿曼德的女人。其实这个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后来英国的《交流》又加以转载，苏联并没有有对这两家杂志大动干戈。而当《泰晤士报》提到这个故事并说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时，苏联方面终于隐忍不住，把这家世界大报的记者扫地出门。但此举实际上适得其反，等于是大加张扬了一件本来没有多少人关心的事。
印涅萨·阿曼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被在俄国的姑妈领养，在俄国长大。她聪明美貌，会说五国语言，弹得一手好钢琴。青年时代她思想激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影响。后来她嫁了人，生了四个孩子，但对职业革命生涯的向往使她和丈夫最终分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1910年阿曼德和列宁在巴黎相遇。列宁青年时期也是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车氏的书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题目，而这个共同点成了他们之间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读过列宁那篇《怎么办》，对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十分倾心。而列宁也早就听说了这个美貌能干的女人。阿曼德身上既有法国贵族女性的高雅和教养，又有俄国女革命家的热情、干练和牺牲精神，难怪列宁要为之着迷。
在列宁和阿曼德相遇后，他们一起在巴黎、波兰的克拉可夫和德国的波恩之间辗转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时就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为列宁弹钢琴，也为他做饭和缝补衣服。1912年列宁还派遣阿曼德回俄国从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被逮捕，后来由她当时还没有正式离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宁的身边。列宁对这女人十分信任，1914年7月甚至派她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颇为不满。
列宁夫人对丈夫和阿曼德之间的关系完全知晓，她比列宁年长两岁，而且没有子嗣。然而这个女人也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她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她几次向列宁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们，但列宁命令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她忠诚地执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没有对阿曼德表现出半点醋意。列宁于是得以安享他的齐人之福。
列宁对阿曼德也从未放松过思想教育。有一次阿曼德在信中提到了“爱的自由”，对“自由”二字深恶痛绝的列宁立刻回信批判这个“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信中竟然质问起阿曼德来:你的“爱的自由”难道包括婚外通奸的自由吗？可笑的是，列宁给他的情人的这封信后来竟然成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妇女问题”的重要文件。
阿曼德死于1920年。据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回忆，在参加她的葬礼时，伤心过度的列宁看上去几乎要昏厥。尽管苏俄高层对阿曼德和列宁之间的真正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们却把这段私情视为国家机密，一直掩盖了大半个世纪。
最近还读到一份材料，讲的是当初末代沙皇是如何对待列宁以及列宁是如何对待那位沙皇的。相信所有善良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后，对于“列宁与末代沙皇谁更残暴？”这个问题会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列宁不但没与沙皇沾亲带故，其弟还是阴谋刺杀沙皇的未遂犯。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家属，本人也是“现反”，但他的这些要求都被一一满足了。列宁被流放后，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写信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在流放地结的婚，婚礼还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
十月革命成功后，末代沙皇的位置与当年的列宁掉换了，被苏维埃政府同样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他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了。1918年7月17日，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19岁的玛丽亚，17岁的阿娜斯塔茜雅。遇害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1826至1905年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三十多年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性死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过去人们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思想家有关系，与大封建大资产阶级势不两立，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德皇威廉二世曾给予列宁很大帮助。2007年12月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文章披露，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串联，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没有威廉二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明镜》周刊文章用大量证据证明，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为列宁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这些共谋者书写了世界的历史：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就没有9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1918年），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
一切都开端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堂兄弟，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前者属于中欧奥匈及德意志帝国；后者则参加了因为担心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形成的协约国，其成员包括法兰西共和国、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独裁的俄国。战争使得战略家们不仅在战壕内寻找战胜敌人的办法，而且要在敌人内部瓦解他们。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门提供数亿马克，用来煽动摩洛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抗巴黎和伦敦。落后的沙俄帝国也成为德国“从内部瓦解”的对象。
在超过一百个民族和种族的沙皇帝国里，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梦想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威廉二世有所谓的桔皮战略：将热带水果的皮从果肉上分离下来，受德国资助的新兴国家自然要寻求德国的监护——这就是迈向世界权力道路上的一步。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二月革命中最终垮台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管了政权，俄国出现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革命的走向还是一个大问题，身在瑞士的列宁渴望着尽快返回祖国来引导革命。当时，列宁返回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回国。但德国当时是俄国的交战国，祖国的仇敌会给他回国的机会吗？二是取道法国，然后渡海到英国，再返回俄国，但英法是俄国的协约国，俄国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位革命者再回来闹革命，英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借道给他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
通过1917年二月革命上台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顾俄国人民要求退出战争的呼声，继续严令缺弹少粮的俄军向武装到牙齿的德军进攻，结果导致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数十万计的俄军士兵战死。面对这样一个“不死不降不走”的俄国临时政府，德国转而希望与坚持共产主义和欧洲革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以便促使俄国退出战争。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建议德皇允许列宁取道德国返回俄国。与此同时，正在中立国瑞士流亡的列宁也发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据监视列宁的瑞士特工记载：“1916年12月28日，列宁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走出苏黎世的住所，我们跟随他乘火车于上午10时来到首都伯尔尼。下车后他直接住进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半个小时后，他走出旅馆坐上一辆开往边境小城福索祖尔斯方向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边走边环顾四周，随后走进德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大楼，此时是上午12时30分。直到第二天下午16时，列宁才走出领事馆。大约4个小时后，他坐上了返回苏黎世的火车。”
事后获悉，列宁此次福索祖尔斯之行，是与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特使冯•罗姆贝格伯爵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俄国革命党人回国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经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临时政府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我们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
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并在计划上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俄国革命党人被分为两组，分批取道德国返回祖国。1917年4月9日，以列宁及其家人为首的第一批革命党人从苏黎世登上了德国专列。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窗户被用黑色亚麻布制作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车上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幸运的是，瑞士政府并未进行任何阻拦，行程十分顺利。4月12日清晨，列宁一行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列宁在那里参加了俄国移民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举行的联席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政治局，间接领导俄国国内工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做斗争。不久，列宁等人回到彼得格勒，受到工人和士兵们空前热烈的欢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还开来带探照灯的装甲车，负责列宁的警卫工作。苏联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的场景时写道：“在欢呼的人群当中，水兵指挥官马克西莫夫邀请列宁讲几句话，列宁登上了装甲车，发表了著名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演说……”1917年4月17日，德国在斯德哥尔摩的情报机构头目向柏林总部发出电报说：“列宁幸运的进入了俄国。他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使。”
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境内的活动立刻活跃起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对其恨之入骨，除了采取镇压外，还利用一切手段诋毁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名誉，而列宁经德占区回国一事正好被用来炒作。
1917年7月4日，曾与列宁一起在国外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班克拉托夫在媒体上指责列宁与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宣称列宁、加米涅夫、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德国派往俄国的间谍”。这些人“要在德国的资金资助下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另外，彼得格勒法院还引用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自首”后交代的材料。伊尔莫列科宣称，他是受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派负责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伊尔莫列科还公开指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他曾奉命与列宁进行过接触。1917年7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幸好警察出动时列宁并没有在家。列宁十分气愤，打算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由于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党内同志的劝说下，列宁放弃了这一打算，转而前往芬兰，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
临时政府在煽动舆论时牢牢抓住“列宁是经德国返回俄国”这一事实，一时间，列宁成为众矢之的。他每天都能收到海外侨民和俄国文化界发来的谴责信，一些人在信中将列宁称为“叛徒”和“被德皇收买的人”。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意大利钢琴家布佐尼也加入了声讨列宁的行列。罗兰认为，列宁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与德国合作，列宁的行为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由于临时政府的煽动，当时俄国内局势变得对布尔什维克相当不利。列宁在芬兰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证明自己的清白。列宁指出，那个伊尔莫列科准尉的证词没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严谨高效著称的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找一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准尉来与他这样的人物联系的。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连列宁的政敌也拒绝相信伊尔莫列科的证词。不久，列宁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在中国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十月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夺权”。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的一面。临终前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份历史文献。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
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伺候，而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列宁获准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那里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并且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他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梦。
列宁也曾被关押在监狱里。有一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房间黑乎乎的，只有一个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在这样的环境里，列宁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他让家人送来了许多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地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发现了，就得延长期限。列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牛奶干了，只要在火上一烤，字就会显出来。列宁写的时候非常小心，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看守一天要来检查好几次，但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有一天，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列宁的行为如果被发现，仅仅可能被延长关押，而不是吊打、反铐、小号站笼等酷刑。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墨水瓶和墨水。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列宁却和斯大林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据此写了令人看后心惊肉跳的《古拉格群岛》。
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跟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他说，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明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
历史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给出了答案，正是那些砸向无辜而善良人们的不必要的拳头，捣毁了自己的根基，苏联在倒塌前没有人再相信谎言以及为掩盖谎言而制造的更多的谎言。即使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飞机、坦克，依然没有保住苏共的政权，貌似超级强大的苏联，不幸被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说中，“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更为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欺骗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历史，那么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它，错了，不论它标榜自己多么正确。
就像人类历史上血腥的杀戮一样，所有那些毫无人性的暴行实行者都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会扯起“爱国”，“解放全人类”和“主义”之类的大旗。但人民自有终能拨开历史迷雾的慧眼，俄罗斯人民终于抛弃了那个骗人的主义，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和被迫害的人们的尊严。
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于圣彼得堡沙皇葬礼上对世人讲演道：“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人们再不能自我欺骗。……..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著想。让我们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继斯大林之后，列宁也被“请出”水晶棺的日子大概不远了。当初，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要把“主义”留给中国，而土地“一寸也不给”。现在，据说俄罗斯有人提出要把列宁的尸骸送给还坚持“主义”的中国，可不知道那些坚持“绝不”的决策者们有没有人会以接受这件“礼物”为荣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最近，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这套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为避免“卖国贼”的谴责，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1964年4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甚么大忌。
事情的经过是：1964年4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谈列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名叫印涅萨·阿曼德的女人。其实这个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后来英国的《交流》又加以转载，苏联并没有有对这两家杂志大动干戈。而当《泰晤士报》提到这个故事并说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时，苏联方面终于隐忍不住，把这家世界大报的记者扫地出门。但此举实际上适得其反，等于是大加张扬了一件本来没有多少人关心的事。
印涅萨·阿曼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被在俄国的姑妈领养，在俄国长大。她聪明美貌，会说五国语言，弹得一手好钢琴。青年时代她思想激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影响。后来她嫁了人，生了四个孩子，但对职业革命生涯的向往使她和丈夫最终分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1910年阿曼德和列宁在巴黎相遇。列宁青年时期也是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车氏的书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题目，而这个共同点成了他们之间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读过列宁那篇《怎么办》，对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十分倾心。而列宁也早就听说了这个美貌能干的女人。阿曼德身上既有法国贵族女性的高雅和教养，又有俄国女革命家的热情、干练和牺牲精神，难怪列宁要为之着迷。
在列宁和阿曼德相遇后，他们一起在巴黎、波兰的克拉可夫和德国的波恩之间辗转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时就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为列宁弹钢琴，也为他做饭和缝补衣服。1912年列宁还派遣阿曼德回俄国从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被逮捕，后来由她当时还没有正式离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宁的身边。列宁对这女人十分信任，1914年7月甚至派她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颇为不满。
列宁夫人对丈夫和阿曼德之间的关系完全知晓，她比列宁年长两岁，而且没有子嗣。然而这个女人也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她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她几次向列宁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们，但列宁命令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她忠诚地执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没有对阿曼德表现出半点醋意。列宁于是得以安享他的齐人之福。
列宁对阿曼德也从未放松过思想教育。有一次阿曼德在信中提到了“爱的自由”，对“自由”二字深恶痛绝的列宁立刻回信批判这个“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信中竟然质问起阿曼德来:你的“爱的自由”难道包括婚外通奸的自由吗？可笑的是，列宁给他的情人的这封信后来竟然成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妇女问题”的重要文件。
阿曼德死于1920年。据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回忆，在参加她的葬礼时，伤心过度的列宁看上去几乎要昏厥。尽管苏俄高层对阿曼德和列宁之间的真正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们却把这段私情视为国家机密，一直掩盖了大半个世纪。
最近还读到一份材料，讲的是当初末代沙皇是如何对待列宁以及列宁是如何对待那位沙皇的。相信所有善良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后，对于“列宁与末代沙皇谁更残暴？”这个问题会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列宁不但没与沙皇沾亲带故，其弟还是阴谋刺杀沙皇的未遂犯。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家属，本人也是“现反”，但他的这些要求都被一一满足了。列宁被流放后，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写信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在流放地结的婚，婚礼还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
十月革命成功后，末代沙皇的位置与当年的列宁掉换了，被苏维埃政府同样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他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了。1918年7月17日，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19岁的玛丽亚，17岁的阿娜斯塔茜雅。遇害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1826至1905年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三十多年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性死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过去人们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思想家有关系，与大封建大资产阶级势不两立，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德皇威廉二世曾给予列宁很大帮助。2007年12月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文章披露，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串联，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没有威廉二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明镜》周刊文章用大量证据证明，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为列宁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这些共谋者书写了世界的历史：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就没有9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1918年），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
一切都开端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堂兄弟，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前者属于中欧奥匈及德意志帝国；后者则参加了因为担心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形成的协约国，其成员包括法兰西共和国、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独裁的俄国。战争使得战略家们不仅在战壕内寻找战胜敌人的办法，而且要在敌人内部瓦解他们。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门提供数亿马克，用来煽动摩洛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抗巴黎和伦敦。落后的沙俄帝国也成为德国“从内部瓦解”的对象。
在超过一百个民族和种族的沙皇帝国里，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梦想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威廉二世有所谓的桔皮战略：将热带水果的皮从果肉上分离下来，受德国资助的新兴国家自然要寻求德国的监护——这就是迈向世界权力道路上的一步。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二月革命中最终垮台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管了政权，俄国出现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革命的走向还是一个大问题，身在瑞士的列宁渴望着尽快返回祖国来引导革命。当时，列宁返回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回国。但德国当时是俄国的交战国，祖国的仇敌会给他回国的机会吗？二是取道法国，然后渡海到英国，再返回俄国，但英法是俄国的协约国，俄国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位革命者再回来闹革命，英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借道给他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
通过1917年二月革命上台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顾俄国人民要求退出战争的呼声，继续严令缺弹少粮的俄军向武装到牙齿的德军进攻，结果导致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数十万计的俄军士兵战死。面对这样一个“不死不降不走”的俄国临时政府，德国转而希望与坚持共产主义和欧洲革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以便促使俄国退出战争。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建议德皇允许列宁取道德国返回俄国。与此同时，正在中立国瑞士流亡的列宁也发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据监视列宁的瑞士特工记载：“1916年12月28日，列宁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走出苏黎世的住所，我们跟随他乘火车于上午10时来到首都伯尔尼。下车后他直接住进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半个小时后，他走出旅馆坐上一辆开往边境小城福索祖尔斯方向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边走边环顾四周，随后走进德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大楼，此时是上午12时30分。直到第二天下午16时，列宁才走出领事馆。大约4个小时后，他坐上了返回苏黎世的火车。”
事后获悉，列宁此次福索祖尔斯之行，是与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特使冯•罗姆贝格伯爵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俄国革命党人回国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经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临时政府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我们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
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并在计划上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俄国革命党人被分为两组，分批取道德国返回祖国。1917年4月9日，以列宁及其家人为首的第一批革命党人从苏黎世登上了德国专列。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窗户被用黑色亚麻布制作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车上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幸运的是，瑞士政府并未进行任何阻拦，行程十分顺利。4月12日清晨，列宁一行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列宁在那里参加了俄国移民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举行的联席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政治局，间接领导俄国国内工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做斗争。不久，列宁等人回到彼得格勒，受到工人和士兵们空前热烈的欢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还开来带探照灯的装甲车，负责列宁的警卫工作。苏联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的场景时写道：“在欢呼的人群当中，水兵指挥官马克西莫夫邀请列宁讲几句话，列宁登上了装甲车，发表了著名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演说……”1917年4月17日，德国在斯德哥尔摩的情报机构头目向柏林总部发出电报说：“列宁幸运的进入了俄国。他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使。”
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境内的活动立刻活跃起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对其恨之入骨，除了采取镇压外，还利用一切手段诋毁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名誉，而列宁经德占区回国一事正好被用来炒作。
1917年7月4日，曾与列宁一起在国外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班克拉托夫在媒体上指责列宁与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宣称列宁、加米涅夫、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德国派往俄国的间谍”。这些人“要在德国的资金资助下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另外，彼得格勒法院还引用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自首”后交代的材料。伊尔莫列科宣称，他是受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派负责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伊尔莫列科还公开指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他曾奉命与列宁进行过接触。1917年7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幸好警察出动时列宁并没有在家。列宁十分气愤，打算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由于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党内同志的劝说下，列宁放弃了这一打算，转而前往芬兰，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
临时政府在煽动舆论时牢牢抓住“列宁是经德国返回俄国”这一事实，一时间，列宁成为众矢之的。他每天都能收到海外侨民和俄国文化界发来的谴责信，一些人在信中将列宁称为“叛徒”和“被德皇收买的人”。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意大利钢琴家布佐尼也加入了声讨列宁的行列。罗兰认为，列宁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与德国合作，列宁的行为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由于临时政府的煽动，当时俄国内局势变得对布尔什维克相当不利。列宁在芬兰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证明自己的清白。列宁指出，那个伊尔莫列科准尉的证词没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严谨高效著称的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找一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准尉来与他这样的人物联系的。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连列宁的政敌也拒绝相信伊尔莫列科的证词。不久，列宁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在中国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十月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夺权”。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的一面。临终前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份历史文献。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
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伺候，而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列宁获准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那里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并且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他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梦。
列宁也曾被关押在监狱里。有一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房间黑乎乎的，只有一个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在这样的环境里，列宁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他让家人送来了许多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地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发现了，就得延长期限。列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牛奶干了，只要在火上一烤，字就会显出来。列宁写的时候非常小心，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看守一天要来检查好几次，但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有一天，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列宁的行为如果被发现，仅仅可能被延长关押，而不是吊打、反铐、小号站笼等酷刑。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墨水瓶和墨水。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列宁却和斯大林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据此写了令人看后心惊肉跳的《古拉格群岛》。
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跟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他说，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明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
历史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给出了答案，正是那些砸向无辜而善良人们的不必要的拳头，捣毁了自己的根基，苏联在倒塌前没有人再相信谎言以及为掩盖谎言而制造的更多的谎言。即使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飞机、坦克，依然没有保住苏共的政权，貌似超级强大的苏联，不幸被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说中，“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更为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欺骗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历史，那么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它，错了，不论它标榜自己多么正确。
就像人类历史上血腥的杀戮一样，所有那些毫无人性的暴行实行者都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会扯起“爱国”，“解放全人类”和“主义”之类的大旗。但人民自有终能拨开历史迷雾的慧眼，俄罗斯人民终于抛弃了那个骗人的主义，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和被迫害的人们的尊严。
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于圣彼得堡沙皇葬礼上对世人讲演道：“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人们再不能自我欺骗。……..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著想。让我们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继斯大林之后，列宁也被“请出”水晶棺的日子大概不远了。当初，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要把“主义”留给中国，而土地“一寸也不给”。现在，据说俄罗斯有人提出要把列宁的尸骸送给还坚持“主义”的中国，可不知道那些坚持“绝不”的决策者们有没有人会以接受这件“礼物”为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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