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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隐（外一篇）

   儒道两家都有隐者，但两家隐的动机、目的及方式都有所不同。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的“见”和“隐”，都是就政治层面而言的。儒家的隐，是另一种方式、另一个角度的积极入世，是为了维护“道”的完整、真正和尊严，是守死善道。对野蛮无道的政权，儒家不与之合作，不为之捧场，不为之站台，故不得不隐，堪称中国特色的不合作主义。

   这种隐，逃避的仅仅是政治的龌龊，不是逃避责任逃避社会逃避个人风险，也不是避名逃名、隐姓埋名、洁身自好、自命清高。恰恰相反，儒家的隐，是为了更好地传良知之道授仁义之业，更好地担当起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责任。

   从道家的角度看，儒家即使迫不得已而隐，也是似隐非隐、很不彻底的。而在儒家看来，道家的隐，有利也有弊，其不合作的精神值得肯定，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值得效仿。因此，孔子在《论语》中，对道家的隐士既有认同又不完全认同，曾直言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人类终究是不能象鸟兽一样生活或与鸟兽共同生活的。

   天下有道（指适合行道的时代），可以堂堂正正地建功立业显身扬名，如果避而不“见”，那是逃避责任，“邦有道，贫且贱，耻也。”天下无道，必然瓦釜雷鸣小人得志逆淘汰，这种时代追求富贵显达，难免付出人格代价，儒者不隐何为？不隐非儒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现，为了行道，隐，为了守道。儒家不论现和隐，都是为了“于红尘中清修”，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直到将生命与道合而为一。儒家的道，仁义也，中庸也，天理也，良知也，那是儒家的原则、本位、信仰，是最高的标准和真理，一切价值意义的源头。2011-1-26东海儒者余樟法

   神本唯物两皆非----学舌罗素先生儒家的高度真理性，正在于对神本唯物两“主义”的超越。仁本主义的“仁”，就形而上、第一性而言，很“神”，但不是人格神；它兼具物质性和意识性，是各种物质现象和意识现象的最高依据，但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

   奈何世人多一根筋、“两极管”思维，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此即彼，反对基督教，则信仰唯物论；反对唯物论，就支持唯心论，或者信仰基督教。殊不知神本唯物两皆非。（神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以意识为第一性，神本主义的人格神，则是意识的虚构物。）

   关于基督教，诺贝尔奖1950年获得者罗素先生如是说：“……我个人觉得支持基督教的，才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宗教愈热烈，独断的信仰愈深，残酷的事情就愈多，社会情况就愈腐败。在所谓信心时代，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基督教时，就有宗教裁判和宗教裁判的酷刑，数百万不幸的女子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宗教之名而迫害人类。环顾世上，我们发现仁慈情操的每一次进步，刑法的每一次改良，减轻战祸的每一个步骤，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次改善，奴隶制度的每一次缓和，世上一切道德进步的过程，都一致遭到有组织的教会反对。我十分慎重地说一句话：基督教以其教会组织的形态，一向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敌。”

   罗素对神本主义的批判，略改一下，用在唯物主义“身上”，也很合适。东海特学舌如下：

   信仰马克思的，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有一件事十分奇怪：“马教”愈热烈，唯物主义信仰愈深，残酷的事情就愈多，社会情况就愈糟糕。在毛时代，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马克思时，就有极权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冷酷，数以亿计的不幸的国民被打成阶级敌人，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革命之名而迫害人类。

   文革以后，刑法的改良，人祸的减轻，国民待遇的改善，专制制度的缓和，都是唯物主义信仰及其组织形态的被动退步造成的。我十分慎重地说一句话：唯物主义信仰群体，一向是而且今天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敌。2011-1-20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民主论坛

（2011/01/26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