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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随笔：流俗毁誉靠不住（外一篇）对公众人物的评价，民间的声音比官方正常、可靠些。因特权和利益的蒙蔽，官方往往有意混淆是非颠倒善恶，把狗熊当作英雄，把英雄变成囚犯。

   但“民声”的正常、可靠也是相对的。由于对有关事实信息的掌握有限，绝大多数民众对公众人物的了解都是浮皮潦草的，即使有智慧，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何况民众学识智慧普遍不高。

   因此，“民声”对各种公众人物赞美过度或批评过火是常有的事，甚至也有可能骂了值得赞誉的，誉了应该鄙弃的。如果是价值观、道德观失常的时代，民间的毁誉就更容易失常了。连包括孔孟在内的历代圣贤都遭到广泛的诋毁、侮辱和攻击，何况其余？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有两则关于“民声”的议论。其一：

   “以名誉动人而取文士，且也跻潘岳于陆机，拟延年于谢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轩轾失衡，公论犹绌焉，况以名誉动人而取将帅乎！将者，民之死生、国之存亡所系者也。流俗何知而为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为之扼腕。浸授以国家存亡安危之任，而万人之扬诩，不能救一朝之丧败。故以李广之不得专征与单于相当为憾者，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系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广出塞而未有功，则曰数奇，无可如何而姑为之辞尔。其死，而知与不知皆为垂涕，广之好名市惠以动人，于此见矣。三军之事，进退之机，操之一心，事成而谋不泄，悠悠者恶足以知之？广之得此誉也，家无余财也，与士大夫相与而善为慷慨之谈也。呜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讥仅此耳。可与试于一生一死之际，与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乎？卫青之令出东道避单于之锋，非青之私也，阴受武帝之戒而虑其败也。方其出塞，武帝欲无用，而固请以行，士大夫之口啧啧焉，武帝亦聊以谢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广深矣。不然，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燕疑乐毅而偾，而武帝何以收绝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陈余以违李左车而丧赵，武侯以沮魏延而无功，而卫青何以奏寘颜之捷，则置广于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将将之善术，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测，固矣。东出而迷道，广之为将，概可知矣。广死之日，宁使天下为广流涕，而弗使天下为汉之社稷、百万之生灵痛哭焉，不已愈乎！广之为将，弟子壮往之气也。“舆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飞之能取中原与否，非所敢知也；其获誉于士大夫之口，感动于流俗之心，正恐其不能胜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钺，以躯命与劲敌争死生，枢机之制，岂谈笑慰藉苞苴牍竿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欢慕者所可任哉！”

   这里，王夫之对饱受世人称赞的李广乃至岳飞都提出质疑，认为民众很可能过誉了。李广本非大将之才，李广之死，“知与不知皆为垂涕”，正说明他有“好名市惠”之嫌；岳飞“获誉于士大夫之口，感动于流俗之心”，反而让王夫之对他的军事才能产生怀疑。

   其二：“流俗之毁誉，其可徇乎？赵广汉，虔矫刻核之吏也，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国有此臣，以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也，不可复救。乃下狱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蜂涌相煽以群迷，诚乱世之风哉！　　　小民之无知也，贫疾富，弱疾强，忌人之盈而乐其祸，古者谓之罢民。夫富且强者之不恤贫弱，而以气凌之，诚有罪矣。乃骄以横，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恶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强，勉贫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势自戢，岂无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见德。酷吏起而乐持之以示威福，鸷击富强，而贫弱不自力之罢民为之一快。广汉得是术也。任无藉之少年，遇事蠭起，敢于杀戮，以取罢民之祝颂。于是而民且以贫弱为安荣，而不知其幸灾乐祸，偷以即于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习为阴憯，伺人之过而龁啮之，相雠相杀，不至于大乱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饵，酷吏之阱也。而鼓动竞起，若恃之以为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

   宣帝以刻核称，而首诛广汉刻核之吏，论者犹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识者忧其致乱，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

   王夫之认为汉宣帝诛杀酷吏赵广汉是正确的，当时吏民为赵广汉守阙号泣以鸣冤，属于“蜂涌相煽以群迷”的“乱世之风”。

   王夫之可谓别有眼光，两则议论都很精彩，值得认真一阅。俗话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不一定，由于主观见识智慧和客观事实信息的双重局限，在很多问题上，世俗的眼光往往难免短视和浅视。只有圣贤才有识人的慧眼和“择法”的法眼，易言之，只有圣贤的眼睛才是真正雪亮的。2011-4-24东海儒者余樟法

   菽粟如水火，民仍难为仁或曰：“管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里，经济建设和道德教化有很清晰的逻辑关系——水火充足，所以人们不吝啬水火。菽粟不充足，所以人们吝啬菽粟。假如菽粟充足，人们自然不会吝啬菽粟。”

   东海谨答：菽粟泛指粮食，属生活必须品。使有菽粟如水火，并非容易。而且，即使粮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仍然远远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和欲望。

   所谓饱暖思淫欲，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其它方面的欲望更加强烈，如果没有文化导良道德制约制度又跟不上去，国民反而会更加贪婪、更加不仁。现实的社会状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见，经济和道德、物质和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那么“清晰”、简单和机械。儒家性善论，是就本性而言，对人类习性之恶亦有充足深入的认识。

   《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圣人治天下，当然要致力于经济建设，使民丰衣足食，但更强调文化启蒙、智慧开发、道德教化，强调礼法的建立，儒家的礼法，既有刚性的底线以制恶，又有柔性的规定以导良。

   同时，在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不是先做大蛋糕而后分之”，而是在做大蛋糕之前就设置好分配方案，规定好做蛋糕的手段；不是“先求效率而后公平”，而是既要效率又要公平。手段的善、分配的公平，也都属于道德的范畴。

   管子的观点与马克思异曲同工。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说“据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退一步讲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

   富有儒学修养者很容易看出这种观点的幼稚武断来。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对政治、宗教哲学艺术当然有重大影响，可是，这种影响毕竟不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作为本心本性的良知决定物质和意识。2011-4-24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4/29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