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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关于中西文明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主张在坚持儒家主体和君主国体的基础上，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尽管其代表人物张之洞对西学、西政的优点颇有认识和肯定，但思想局限显然很大。

   东海多年前曾经提出“新中体西用论”：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为我所用。换言之，立足于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同时广泛学习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东西。无论制度科技何处发明，只要是利民利国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从善如流。体用即本体和作用，本位和工具，本体性价值工具性价值。

   或说中体西用行不通，因为民主制来自西方，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和儒家存在本质冲突，不能强行移植。答以两点，首先，仁门广大，海纳百川，见善思迁，无所不容，只要是好东西，与儒家就不存在本质冲突。

   其次，仁本涵盖民本，民本包括民主，《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公天下的禅让制，是大同王道的原始模式，民主精神特别丰沛，天子正式登基之前要获得民意认可，可以称为中国古典民主。

   儒家是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精粗高低之别，但无本质矛盾。确立儒家根本，汲取民主精华，是中国政治的理想选择。民主制固然缺憾多多，不尽人意，但比起君主制来，更能落实儒家民本原则。只要得到儒家的政治指导、文化滋润和道德充实，完全可以弥补缺陷提升品质，更好地体现其根据价值。

   西式民主制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哲学其背景是个人主义。尽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非中道，比较而言，个人主义距离儒家近得多，与儒家有交集处和共鸣点。民主宪政因此较易儒化，上升为儒家宪政，从人本位提升为仁本位，个体性集体性兼备。儒家宪即中华宪，是民主时代的新礼制，兼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场批判儒家，固然错误，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闭儒家，同样不对。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对，而应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新中体西用论”反对“全盘西化论”。

   启蒙派的全盘西化追求必然事与愿违，南辕北辙。道理很简单，的“全盘西化论”的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全方位的西化。而倒孔反儒意味着中华文化道德的自绝自灭，包括民主制在内的任何好制度和好文化都丧失了立足之基，正好为北狄化扫清了道路。

   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道德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和制度逆淘汰。因此，倒孔反儒的民族，必然付出最惨重的代价。民国的失败就是政治逆淘的结果。倒孔反儒的启蒙派，昧于文化真谛、道德真理和历史真相，实属蒙昧派和蒙启派，越启越蒙。

   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他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历史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全盘西化的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夷狄化和丛林化。如果说“是两种文化的融合”，那是中西两大邪恶文化的融合。

   “新中体西用论”也反对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复古主义，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制度考文，制礼作乐，时王之职。三代不同礼，古今异宜，岂能刻舟求剑？

   关于王莽，胡适说过不少胡话。他说：“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无知可笑。儒家重视社会建设，近似自由主义左派，但不可能以社会为主义和主体。王莽固然不堪，还不至于堕为社会主义者。

   胡适又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王莽的魄力和手腕只体现在夺权和作秀上，但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和能力。这个伪君子，作为阴谋家算不错，作为政治家则不合格。王安石虽差，比王莽却强了千万倍。

   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君主立宪制），也是一种复古主义的表现。在民主时代和民主大潮中试图自立为君主，太不合时宜了，其败也宜。袁氏虽然尊儒，然儒学修养和德行智慧皆不足，只能勉强算是儒学爱好者。

   礼之精神万古常新，礼之形式与时偕宜。“新中体西用论”主张返本开新：返文化之本，开政治之新；返道德之本，开制度之新；返中道之本，开时代之新。2014-10-23

（2015/06/11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