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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體西用論

   「中體西用」是晚清洋務派關於中西文明關係的核心命題，也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主張在堅持儒家主體和君主國體的基礎上，輔以西方船堅炮利之術。儘管其代表人物張之洞對西學、西政的優點頗有認識和肯定，但思想局限顯然很大。

   東海多年前曾經提出「新中體西用論」：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為我所用。換言之，立足於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優點，同時廣泛學習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東西。無論制度科技何處發明，只要是利民利國的好東西，來者不拒，從善如流。體用即本體和作用，本位和工具，本體性價值工具性價值。

   或說中體西用行不通，因為民主制來自西方，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與中國文化和儒家存在本質衝突，不能強行移植。答以兩點，首先，仁門廣大，海納百川，見善思遷，無所不容，只要是好東西，與儒家就不存在本質衝突。

   其次，仁本涵蓋民本，民本包括民主，《禮記》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公天下的禪讓制，是大同王道的原始模式，民主精神特別豐沛，天子正式登基之前要獲得民意認可，可以稱為中國古典民主。

   儒家是仁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有精粗高低之別，但無本質矛盾。確立儒家根本，汲取民主精華，是中國政治的理想選擇。民主制固然缺憾多多，不盡人意，但比起君主制來，更能落實儒家民本原則。只要得到儒家的政治指導、文化滋潤和道德充實，完全可以彌補缺陷提升品質，更好地體現其根據價值。

   西式民主制植根于自由主義價值觀，哲學其背景是個人主義。儘管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都非中道，比較而言，個人主義距離儒家近得多，與儒家有交集處和共鳴點。民主憲政因此較易儒化，上升為儒家憲政，從人本位提升為仁本位，個體性集體性兼備。儒家憲即中華憲，是民主時代的新禮制，兼取古代禪讓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華。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義，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場批判儒家，固然錯誤，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閉儒家，同樣不對。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來，現代民主制無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和主權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則。故對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對，而應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新中體西用論」反對「全盤西化論」。

   啟蒙派的全盤西化追求必然事與願違，南轅北轍。道理很簡單，的「全盤西化論」的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學全方位的西化。而倒孔反儒意味著中華文化道德的自絕自滅，包括民主制在內的任何好制度和好文化都喪失了立足之基，正好為北狄化掃清了道路。

   倒孔反儒是最嚴重的文化道德逆淘汰，必然導致社會政治和制度逆淘汰。因此，倒孔反儒的民族，必然付出最慘重的代價。民國的失敗就是政治逆淘的結果。倒孔反儒的啟蒙派，昧於文化真諦、道德真理和歷史真相，實屬蒙昧派和蒙啟派，越啟越蒙。

   胡適認為，全盤西化只是一個方向，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他說：「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歷史和胡適開了一個大玩笑，全盤西化的追求的結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盤夷狄化和叢林化。如果說「是兩種文化的融合」，那是中西兩大邪惡文化的融合。

   「新中體西用論」也反對復古主義。《中庸》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復古主義，生乎漢世，返用周禮，災及其身，家破人亡，為這句聖言作了最好的註腳。制度考文，制禮作樂，時王之職。三代不同禮，古今異宜，豈能刻舟求劍？

   關於王莽，胡適說過不少胡話。他說：「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無知可笑。儒家重視社會建設，近似自由主義左派，但不可能以社會為主義和主體。王莽固然不堪，還不至於墮為社會主義者。

   胡適又說：「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王莽的魄力和手腕只體現在奪權和作秀上，但嚴重缺乏政治智慧和能力。這個偽君子，作為陰謀家算不錯，作為政治家則不合格。王安石雖差，比王莽卻強了千萬倍。

   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君主立憲制），也是一種復古主義的表現。在民主時代和民主大潮中試圖自立為君主，太不合時宜了，其敗也宜。袁氏雖然尊儒，然儒學修養和德行智慧皆不足，只能勉強算是儒學愛好者。

   禮之精神萬古常新，禮之形式與時偕宜。「新中體西用論」主張返本開新：返文化之本，開政治之新；返道德之本，開制度之新；返中道之本，開時代之新。2014-10-23

（2015/06/1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