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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圣经不怕批判，儒家不会批判圣经

   或说：“儒家学派首先应该对儒学进行系统化的批判，这样才会使儒学重生、发扬光大于新世纪。”

   答：唯有圣经圣言，可以代表儒学。理论与实践很难完全一致，历代儒家在政治实践和个人道德实践中当然出现过很多问题，那是实践未能贴近理论，未与理论一致，不是儒学本身的问题。我们今天弘扬儒学，反本开新，是以圣经圣言为本。难道言者认为只有对四书五经进行系统化批判，才能使儒学发扬光大吗？注意，本文的批判，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

   真理不怕批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不怕批判，欢迎批判，经得起批判，就像不倒翁，怎么批都批不到。可以打到，但很快又会反弹回来，重新挺起。但圣贤君子不会批判圣经圣言。原因很简单，圣贤君子对于圣经圣言，必有生命体验深度领悟，必能深刻领会其至高无上的三性（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怎么可能昧起良知批判之？

   王阳明说得好：“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对于圣经圣言“求之于心而是”，想不坚信不疑都不可能。

   结论：儒家圣经不怕批判，儒家不会批判圣经。也就是说，真理不怕批判，君子不会批判真理。四书五经皆儒家正经即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内可以成就圣德，外可以建设王道。圣经、圣心、圣德、圣境、圣王、王道，唯在儒家，非其它任何学派宗派所能。凡批判圣经者，纵称儒家，亦未入门或为伪儒。

   再次重申，圣贤君子不会批判圣经，并非不允许别人批判。古往今来批判圣学、诋毁圣人者无数无量，儒家如果回击，只会诉诸言论，言论问题言论解决，这与两极主义对异议人士进行各种迫害乃至生命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注意两点，一、明清以言治罪，与圣学无关，而是它们偏离圣学的恶果，二、批判圣学、诋毁圣人者丧失为政为师资格，那是合礼要求，并非迫害。

   或问：“不知哪项礼有此要求或规定？”答曰：合礼要求与具体礼条有别。《论语》说“学而优则仕”，“君子之德风”；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都是礼制精神的表达。为政需要学而优，具有君子风，为师需要有道，方能传道授业解惑。而批判圣学、诋毁圣人者，必不仁不义不明儒学，轻则为小人，重则成奸邪，自无为政为师资格也。

   牟宗三四儒说：“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牟宗三等民国诸儒的儒学认知有其不足，言之不当，但只是误以为儒学有缺，并非对儒学进行批驳否定。

   诸儒的缺点，实非儒学之缺点，而是历史之局限。历史的局限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解决。儒家宪政构想可以完善地“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但儒家宪政只能由现代儒家发明而不能苛责于古人。不同时代的儒家，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条件，就有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责任。

   儒学的原理原则，是高明中正、大中至正、普适天下、万古不易的，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同时，儒学又是开放发展、与时消息的，永无封闭、停滞之时。《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周易》蒙卦彖辞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时有时代性、适宜性之义。时中者，时时允执厥中也。

   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王道的原则万古不易，王道的形态及礼制的形式与时偕宜，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都要从儒家的制度、法律、方针、政策中体现出来。《礼记》说：“礼，时为大。”意谓时代性是礼制的根本要求；“礼以义起”，意谓礼制、礼条、礼仪都可以根据需要制作建设起来。2019-11-12余东海

（2019/11/11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