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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贫济富的五重境界（外六篇）
   杀贫济富的五重境界：一杀弱势以济强权，二杀穷苦以济富豪，三杀本族以济异族，四杀国人以济异国，五杀善良以济邪恶。
   
   强权者，特权阶级也。富豪者，特权阶级之附庸或白手套也。异族者，在中国特指少族。济异国，所有外援也，包括对各国权贵富豪的收买。济邪恶，特指对全球所有邪恶政权和势力的支援。
   

   五重之上还有一重，是杀破落的、过时的邪恶以济新邪恶。这不是杀贫济富，而是杀旧富以济新富，是前五重境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到了这里，至矣尽矣，蔑以加矣。邪恶分子没有未来，是因为它们一旦失势，也会沦为别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2020-6-8
   
   通天地人曰儒
   关于儒，我欣赏扬雄的定义。他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扬子法言•君子》）儒者，通达天道、地道、人道者也。关于天道、地道、人道，《易经》乾坤二卦的彖象辞和文言说的最为中肯透彻。
   
   在中西文化中，佛道两家通地而不通天，或者说半通天地而不通人，逊于儒而高于伎，是儒家之外最高级的文化体系。人本主义通人而不通天地，是儒佛道之外最高级的文化体系。其它神本主义物本主义之类，天地人一无所通。
   通天地人，相辅相成，天人不二故。圆通人道，必通天地；圆通天地，必通人道。通人道岂易言哉。人道政为大，政治制为大。通人道，必然通达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要有机会有权位，都可以建设与时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这唯有通儒能够，非其它学派所能及也。2020-6-8
   
   关于天理人欲
   或问：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今党讲党性批人性，讲主权反人权。两者有何不同？能否相通？东海答曰：两者截然相反，毫无相通之处。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欲，特指非正常的、不符合天性的欲求。人类正常的、天性发而中节的欲求，正欲，是被纳入天理范畴的。所谓的党性，反天理反正欲，是人类恶习邪欲的集大成。
   
   另外，我曾多次指出，灭人欲之灭字下得过严，用克、导、寡诸字都更好。欲望之正常与非正常、良性与非良性之间，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其间难免有些灰色地带。用灭字，容易伤及无辜，导致人生偏枯。
   
   《朱子语类》中有一段话：“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东海一直大不以为然。要求美味实属人性之常，只要力所能及，不去刻意要求，何妨尽量美味，何必一定要视为非正常非良性的人欲而灭之呢。我更喜欢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不仅饮食，只要条件允许，衣食住行都无妨精细些。2020-6-9
   
   辟邪尽天职，安危听天命
   孟子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圣人门下，中道君子，就必须以辟邪说为己任。孟子辟杨墨，程朱辟释老，东海辟蚂，时代不同，批判对象不同，但批判精神一脉相承。程朱辟释老，老代表道家。程朱对道家的态度也与孔子一脉相承。
   
   孔子对于道家人物，虽有品德赞赏，更有思想批评，但多数学者都忽略了后者。孔子斥责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提醒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批评荷蓧丈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等等，虽然态度温和友好，思想旗帜则非常鲜明。到了程朱，对道家主要就剩批评了，且更加严厉起来。
   
   东海面对的时代环境，又与孔孟程朱大不相同。孔孟时代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程朱时代敌国外患危机渐深，但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言论自由（程颐朱熹晚年，理学被当权派诬蔑为伪学，他们被禁止公开讲学。）而这个自由在东海时代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其次，杨墨释老，影响虽大，并无意识形态地位。对他们的批判，无论怎么严厉，不至于招致山巅罪和巅妇罪。这就值得这个时代的学人羡慕。
   
   这个时代，扬正的自由度最小，辟邪的风险性最大，大量正人君子被送入监狱乃至被迫害致死，不仅仅是不自由、边缘化而已。这就需要特别雄浑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正因为如此，扬正辟邪的意义和功德也最大。置身兹时兹世，我甚为自己庆幸。一己安危如何，早已听天由命。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 万章上》）不作而成的是天道所作，不求而至的是命运所为。花的开放，人的成长，宇宙万物和人类生命新新不已，都是天道生生的结果，莫之为而为者。舜禹不求为天子，却被推戴为天子，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这是命。孔孟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样有圣德，不仅不得大位，欲求一实权高位而不得，修其天爵而人爵不从，这也是命。
   
   因此，修其天爵，应该尽心尽力，尽我人事。至于人爵如何，安危如何，乃至生死如何，一切听其自然，一切交给上天安排和命运指挥吧。2020-6-8
   
   “马门杂家”乱中国
   红旗文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一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混杂在一起，为东海“马门杂家”和“马家杂时代”的判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文章指出：
   
   “我们的文化自信的底气和骨气在于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民族创新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所谓革命文化，实为极端反华、反常、反动的造反文化，既反传统也反西方，既反仁义也反自由。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为集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为一体的极端落后的劣质野蛮文化。以儒家为主统、佛道为辅统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它们格格不入。把三种正邪善恶尖锐冲突、不可调和的文化，强行杂烩在一起作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必然导致政治颠三倒四、国家精神分裂和广大官民思想混乱无所适从。2020-6-9
   
   先富后富
   先富带后富，唯君子能之。而君子只会视富裕为副产品，对于单纯的致富工作兴趣不大。同时，君子在位，既不允许官府和官员与民争利，更不允许自家及亲友通过自己的权力先富起来。
   
   其实，中国地大物博、人民智慧勤劳并非虚言，只要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优好，在现代社会，人民致富不难。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广大人民先富起来，国家、政府和三界精英何忧不足？在现代王道社会，君子不用先富而带，民众自然富有；不用致力求富，自然生活富足。
   
   至于极权社会，民众欲普遍富裕是不可能的，主观能力智力和客观政治环境都不允许。为了维护极权主义的稳定和特权阶级的利益，不能不坚持愚民弱民政策。同时，先富起来的特权阶级及其附庸阶层，也根本没有带领人民富裕、追求共同富裕的内驱力。相反，它们富起来，只会更加极欺骗欺压奴役人民之能事。
   
   当然，先富起来的它们，也逃不脱悖入悖出的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难免迅速衰败并付出各种沉重代价。盖邪恶与贫困孽缘极深，暂时藕断而依旧丝连，偶尔分开又迅速结合。换言之，邪恶者即使暂时、侥幸摆脱贫困，也会迅速返贫，并且堕入更深的困境。无论个体、集体、家庭、国家都一样。
   
   君不见，数十年来大量富豪富不过三代甚至即身而灭，马邦四十多年发展成果被一场疫情彻底毁灭，无数中产阶级迅速返贫。故邪说恶制不改，一切努力都是杨白劳，甚至迎来更大的苦难。邪恶、贫困、苦难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邪恶是母，贫困苦难是子。2020-6-9
   
   
   大恶不满百
   监狱是一旦建成，就很难从内部打破。现代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一种监狱式恶制。这个恶制下，统治阶级思想特别反常，心性特别败坏，特权利益特别庞大，故坚持恶制的意志力特别强大。同时，被统治阶级特别弱势和愚昧，反抗的能力和内力特别低弱。尽管受到的压迫、剥削和奴役极端沉重，他们也无力反抗，甚至或无意或故意地支持这个恶制。
   
   这样的制度特别难以改良，无论怎么改良，也无法触及根本，又似乎无法撼动。这会让很多人产生绝望感。其实可以毋忧，从历史的高度看，这样的制度必然短命。因为它最容易造祸最方便积恶。所以，它罪恶的胃口虽然极大，恶贯满盈的深度也是极快，快则十几年、慢则几十年就满盈了，不太可能超逾百年的，大恶不满百也。一旦恶贯满盈，任何微不足道的人物事件都可能导致它的崩溃灭亡。
   
   现代极权主义恶制在某些国家坚持较久，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共业、国民恶业特别深重，故苦难特别持久。但再怎么持久也有限，因为这个恶制消业的能力太强大了。2020-6-9
   
   

此文于2020年06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