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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景钦

高铁发现装有三百万元的行李箱，经查属立委陈明文所有，致引发是否为政治献金的质疑。虽其已委请律师，准备以讼止谤，却有民众主动至地检署告发洗钱犯罪。惟依现行法制，就算对此笔金钱来源难以交代，但能否成立洗钱罪，却有很大的疑问。

为因应亚太防制洗钱组织的洗钱防制评鑑，在2016年底，立法院全面翻修洗钱防制法，并于评鑑前夕的2018年底再为微幅修正。由于洗钱罪不可能独立存在，致须依附于壹个前置犯罪，而在修法前，洗钱防制法第3条所列举者，仅止于重大犯罪，就大大限缩了洗钱罪的适用范畴。故在全面修正后，依据洗钱防制法第3条，就将列举的前置犯罪类型加以扩大，甚至最轻本刑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类的非重罪，也在其中。而因依洗钱防制法第14条第1项，对掩饰或隐匿前置犯罪不法所得的洗钱行为，可处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洗钱罪从原本在追查其他犯罪的配角属性，逐渐转变成主角地位。

分次提款似有隐匿资产用意

不过，即便修法后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但如此次事件，对于三百万元的来源，当事人就算交代不清、违乎常理或前后矛盾等等，但只要查无任何刑事不法，就没有后阶的洗钱罪问题，这不免会造成防制的漏洞。故于2016年修法时，即参酌澳洲刑法的规定，于洗钱防制法第15条第1项第3款新增，对持有之财产，就算无涉犯罪，但只要故意规避洗钱防制，而无合理来源且与收入显不相当者，仍可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五百万元以下罚金。故以三百万元来说，如为避免壹次提领五十万元以上而遭金融机构为洗钱通报，致拆分数笔领出，似乎就有隐匿资产的用意，致落入这种无须前置犯罪存在的洗钱罪范畴。


惟须注意的是，拆分数笔提领只能彰显壹种意图，若开启侦查，检察官还是得要求被告说明财产来源。惟若被告行使缄默权而拒绝说明，或者提出的证明不被接受，就必然遭起诉，致碰触到不自证己罪权的红线。即便撇开此违宪争议不谈，但法条的所谓合理来源、收入相不相当等，都属极模糊的法律概念，实严重违反罪刑明确性。如三百万元，于壹般人或许是大数目，但对于企业家或政治人物，能否算是不相当的收入，就会有因人而异的恣意解释，也易使司法者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洗钱防制法成效待检验

而同样的适用疑难，也出现在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上。因依据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之1，只要公务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务员涉嫌犯罪时及其后三年内，有财产增加与收入显不相当时，得命本人就来源可疑之财产提出说明，正当理由未为说明、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此罪的适用前提，必须是检察官于侦查公务员涉及贪渎或重大犯罪时，发现有财产与受入显不相当时，才可要求公务员说明，这与洗钱罪必须有壹个前置犯罪存在，有着相同结构。又对于衡量收入相不相当的范围，除本人、配偶外，但对于子女，仅限于未成年，若已成年，即便显不相当，也不能成为对象。再来，与前述特殊类型的洗钱罪相似，亦会碰触到不自证己罪权与缄默权保障，且对于合理说明、收入相不相当，亦会是由检察官所专断。

虽然，目前这三百万元，除非无视罪刑法定而扩张法条的解释，否则，要成立洗钱罪的可能性，似乎不高。但因今年六月，我国已被亚太防制洗钱组织，评鑑为洗钱防制的最佳等级，则此次高铁事件，或可成为很好的检验范例，以来证明台湾的洗钱防制法，到底真能发挥成效，抑或仅具有纸上宣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