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占便宜的中国式聪明,是价值观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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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占便宜的中国式聪明,是价值观的沦丧

帖子张海豚 » 2021年8月27日

美国,你去商店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还钱。因此,有一些人(一些台湾人和更多的大陆人)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退钱。 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 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众多的别人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

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了。 今天你会钻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了。

十年前,我带年仅三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 亲戚拿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人。”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退货。店员一声不吭,钱全数奉还。 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大陆人甚至连电视都‘借’哩!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第二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 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多。”他说。 “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 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养停车位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 没想到他没有“悟道”的狂喜,只淡然说:“真要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就住东京,没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上司及正派的人不会这样做。”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也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 我们则是“假到真时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整个社会是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扩及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

记得去罗马搭乘地铁时,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 当场起了疑惑,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那这样地铁不就铁定亏钱嘛?这是我们的习惯想法,总是想要替自以为的小聪明或贪小便宜寻求应对之道。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想法当下有了差异。 如果你真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要买票搭车?可以,的确可以入站搭车,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又鸡婆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举发你。到时候罚款可就是车价的数倍,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很重要!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 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给我们一个约10圆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友人告诉我参观中途可以随时出来,如果还要再進去,门票就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進入。确定不再進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压克力玻璃柜中。 我问:“门票的形式、颜色有每天换吗?”朋友回答:“没有”。“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几天再来呢?或是 10人進去只买 5 张门票,其中一人再把门票带出来给其它人?” 朋友大笑:“只有台湾人会这么想!美国人想法单纯多了,進去就是要买门票,不再進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工作人员很少。” 刹那间让我觉得很惭愧,我们的防弊多于兴利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文化的一部份。

最近帮台积电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它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明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己来,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人限拿一袋(洗好切好的)。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進餐厅自己用识别证刷卡,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 一位台积电副理告诉我:有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

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

各位亲爱的伙伴……您是否也发现当您和周边的朋友、同事处于信任的环境中,做起事情来都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默契十足;但是,处于猜忌和不谅解的情形下,任何事物都進展的很不顺利…… 您了解了这道理,从现在开始,就将心胸打开,用开放的心情,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伙伴;或许刚开始,会发现,吃了很多亏,大家都还是防来防去,那是因为您的伙伴还不习惯。

从我做起努力!告别“中国式聪明”,因为我们都不想活在一个崩溃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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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最坏者当权?

帖子张海豚 » 2021年8月27日

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

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

极权的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看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

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足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

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進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限政和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帝国走向覆灭,把它的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
张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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