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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天安門》，關於天安門廣場最堅實的報告。（Robin Munro，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1990年11月發表于《The Nation》）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一直是不解之謎。此份由人權觀察組織觀察員提供的目擊者報告詳實地紀錄了這場恐怖的屠殺。
在1989年點燃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的抗爭之中，中國的反抗以大失敗告終。在6月3日和4日之間的那個夜晚，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表明，它將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其專政。
那天夜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很少有當代事件像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那樣被西方新聞媒介如此詳盡地報道。然而，（運動的）結局在很多關鍵的方面仍然不為人知。事件的直接後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記者們總會談及屠戮學生，談到「天安門慘案」。一年後，「天安門慘案」正式成為此事的代名詞。
目前，在西方又出現了一種「修正」歷史的傾向，認為慘案沒有發生。這簡直是荒謬之極。大屠殺確實發生了，但不在天安門廣場，也不是以學生為主要目標。絕大多數死者（也許總數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們多數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廣場附近有幾十人死亡，廣場上也有少數死難者。但是僅以此稱其為大屠殺，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質，也低估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政治含義。
當夜，有數百名記者在北京，但是在軍隊清場的關鍵時刻，卻僅有幾位記者在廣場上。很多記者在真正的殺戮現場，沿著城西的長安街及復興門大街，發出翔實的報道。記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攔在路障之外，還有些在賓館趕著發晨稿。在軍隊到達廣場的時候，附近的大部分記者完全是出於安全考慮，都匆匆忙忙地離開了廣場。
但是，在天安門事件中，西方媒體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由於受到全世界的關注，記者們常常感到他們是學生的安全保障。學生身上體現的平和的理想主義，喚起了人們對六十年代和民權運動的回憶，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學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關鍵作用。
還有其它問題。也許是媒體的一廂情願，人們相信廣場上的屠殺，是天真無邪，自我犧牲與救贖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結局。學生自己的話也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5月13日，廣場上的絕食學生表示，「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歷史召喚我們，我們必須前往。」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國廣播公司（ABC）特別節目中接受Ted Koppel採訪時回憶起一位學生的話，「我們現在已經準備面對死亡，我們不想讓你與我們同命運，再見。」大多數記者撤走了，而後填入由此產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們確信無疑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本報告試圖解釋大屠殺發生的前因後果，指出當局對學生相對寬容，卻對工人階級的騷動可能把學生和市民的抗議演變成全方位的暴動深懷恐懼。報告也探討了戒嚴部隊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現顯現出對執行屠殺並不情願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義。
有些人的確承認屠殺大多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別節目中，指出了兩種屠殺的區別，但是他把它淡化為被中國政府利用了的一個「漏洞」。可是，尋求事實真相絕不是吹毛求疵。屠殺發生的地點，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邏輯和對殺戮目標的選擇，也揭示了中國下一輪民主鬥爭的概貌。中共政權在民眾中僅存的一點合法性，在這場一夜之間發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揮霍掉了。由於相當一部分「群眾」準備捲土重來，部隊中也潛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學會妥協，否則羅馬尼亞式的起義將會重演。
新聞報道可能只是歷史的初稿，但如果錯誤的報道不加以更正，就會永久性地扭曲歷史的走向。學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飾的真相，因為它昭示了他們的大無畏的精神，鞭撻了當局的懦弱與殘酷。根據對天安門廣場清場的不實報道所做的評論，已經在聯合國和其他場合拱手把宣傳上的勝利無謂地讓給了北京的儈子手們。這種報道還會把人們的視線從繼續鎮壓的主要目標上轉移：從學生的抗議行動中發展出來的民眾運動。人們是不會忘記學生的功勞的，因為他們是運動的發起者，是非暴力旗幟的捍衛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在一年之後，中國的統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來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