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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此文写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最初出现在电脑网络上，而后迅速在中国境外各种媒体上传播开来，至2004年8月，已被翻译成至少22种语言，英文译本也有多个。作者因此遭受当局停止上课、停止指导研究生的处罚。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者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新闻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好的防腐剂，是确保一个透明度的基本前提，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从而致使中国社会贿赂公性，邪恶势力猖獗？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触目惊心、俯拾即是的事实证明，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最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進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的颜面亦将扫地以尽。因而我们欲挽中国于将亡，必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万言书，在海内外引起激烈震荡。

　　焦国标今年4月份在网上发表长达1万4000字的文章，指中宣部公然践踏新闻自由，扼杀中国社会的正气，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

　　中宣部是中共分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属于党组织，并非政府单位，但向来“位高权重”，政府部门如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反而都受其“指导”。历届的中宣部部长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位处中国最高政治领导核心。

　　《讨伐中宣部》一文列举了中宣部所害的14种“大病”，对中宣部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可以轻易不许媒体报道群众上访等负面消息，可以下令媒体不让“民主”、“自由”等字眼在报章电视中随意出现，批判尤其深刻。

　　“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焦国标指责这些行为是对媒体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最残暴的蹂躏”，为有钱有势者封杀对自己不利的报道提供了渠道，“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障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

　　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副教授的焦国标，昨天在北大校园接受本报访问时，对中宣部至今仍然对文章保持低调表示“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目录
◆自序：唱衰中宣部
◆讨伐中宣部
◆我的后《讨伐中宣部》时代
◆后“讨伐”时代随感录
◆“不能给焦国标这个讲坛”
◆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
◆人权三题
◆毛泽东二题
◆赵紫阳三题
◆《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 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
◆论兼听权
◆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
◆美国归来答客难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
◆中国后集权时代的“焦国标现象”
◆我们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编后

自序：唱衰中宣部

　　有朋友真真假假地责备我，说你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不仅没有改好，反倒变得更坏了，更多的“不许”出台了，更严的控制实行了，对新闻业的反攻倒算更加变本加厉起来了，明目张胆宣称要向北朝鲜、古巴学起新闻管制来了，新闻自由的梦想离中国更远，连影儿都看不见了；你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大大恶化了，课不许你上了，研究生不让你带了，去南京讲学不让你登台了。

　　我说“子姑待之”，你不要着急，中国人做事就这德行，这是必然的。怎讲？你想啊，如果我一讨伐它它就学好，必然的结果是，一证明它从善如流，二成全了我的名节，三必然会激励其他人踵武前贤焦国标，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争相批评中宣部；你屈指算算，咱中国五千年里，有几个人是从善如流的？有几个是成人之美的？又有几个是乐于听取批评、闻过则喜的？可是像近来中宣部这样变本加厉压榨新闻自由，中国是要付代价的呀。是的。可是这代价是老百姓付的，比如不许报道上访，代价是上访者的生存环境更加严酷，他们蒙冤的岁月无限期加长，而宣传部长们是一点代价不用付的。不仅代价不用付，而且还有可能从中获益。比如说他们中有些同志的兄弟、妹夫、同学、朋友之类，说不定就是上访者的制造者，如此从大面上一规定上访问题不许报道，就好比给兄弟、妹夫、同学、朋友们罩上一个大大的保护伞，吃下一颗灵效的定心丸，起到庇护亲友、恩荫相好之效。如此以来，既可以恶化中国新闻自由的环境，又可以打击批评它的人；不但不用自己付出代价，甚至还可以藉以恩荫亲朋好友，名曰稳定，内藏私利，以大忠售大奸，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只是从最小的角度，即当事人的心理角度立论，实际上压榨新闻自由当然远远不止是他们的心理明暗的问题。

　　这么说你写《讨伐中宣部》不就完全是负面作用了吗？当初辛辛苦苦写出来，自己遭罪不说，中国的新闻自由跟着倒霉，上访者跟着遭罪受连累。不。不完全是负面作用，还有许多正面作用。

　　先从我自己说起吧。固然，由于批评中宣部，课不许上了，研究生不让带了，去南京讲学被封杀了。此外，本来2004年在大陆要出版四本书结果一本也出不来了，本来在2004年要参加正教授的晋升自然也泡汤了，甚至2003年底在非正式场合下有领导鼓励我好好干明年准备提拔我做新闻系副主任更是化为泡影了。总之是损失多多，亏大发了。可是我的所得也是不可估量的。

　　略略数说一下：

　　第一，我的写作生涯升级提档了。一些文坛长辈评说道：你焦国标过去文章写得也相当不错，可是到底还是有与你比肩幷排的。这下好了，一篇《讨伐中宣部》，甩他们一大截，再也赶不了。还有文友说：你封笔吧，别写了，干别的去吧，反正再写只能是“次品”了，一辈子写这一篇就够了。

　　第二，我的写作跨出国门了。过去我写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文章，也有走出国门的；不过据我所知，仅限于海外华人圈。《讨伐中宣部》以后大不一样了。 2004年八月的时候，有朋友就告诉我，据他掌握，这篇文章起码已被翻译成22种语文，像英文，还被翻译成多个文本。我所知道的，韩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的报刊和出版社，开始发表我的文章和出版我的文集。恕我孤陋寡闻，当代中文作品被外国语文看中的，小说、诗歌、散文有一些，政论类文章实在是微乎其微。

　　第三，以此文为媒，我与海外中国人和海外媒体广泛结缘，眼界更宽了。驻北京的海外媒体，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媒体，几乎悉数采访了我。它们帮我推销了我的关于中国新闻自由的思考和见解。欧洲有英、法、德、瑞士等国的记者，美洲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记者，澳大利亚的记者，非洲和中南美洲的记者没有谁采访过我，亚洲四五十个国家，只有韩、日、新加坡三国记者做过采访。从中我有一个发现：新闻不自由的洲和国家，也不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英雄爱英雄，恶棍结恶棍，只有新闻自由才关心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度差的国家，他们的驻外记者也不会或不敢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难怪我看中国驻外记者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报道几乎篇篇面目可憎，一副人类文明渣滓洞里阴沟生物的口吻。最近我写一篇文章《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负有责任》，中心思想是说民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要想方设法“干涉”非民主国家的内政，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人士，挤压这些专制独裁国家倒行逆施的弹性空间，否则你们将受连累，甚至不排除被国际政治浊浪倾复的可能。同样，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只希望全世界各国的新闻都不自由，如果各国都退回到野蛮时代他们才最称心，所以它们对别国发生争取新闻自由的事件不感兴趣。

　　下面我说说《讨伐中宣部》对当下中国社会所起的正面作用。第一，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那么吓人了，可以谈论了，虽然可能被停课，被封杀，可是毕竟不再会右派了他，司马迁了他。第二，据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朋友说，2004年七八月份，中宣部曾经在一些媒体做过调查，征询对中宣部工作的意见。这在中宣部的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起码是少见的。第三，我亲眼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去年有新华社记者在湖南被打，我老乡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先生向湖南喊话，敦促当地政府迅速查办此事。为记者撑腰，在中宣部历史上恐怕也是创记录的——真情假意暂且不论。第四，去年，大陆大约有五六位宣传部长，其中包括云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因经济问题而被媒体暴光，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第五，就在这两天，2005年2月初，大陆审计长李金华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中组部和中宣部也已经進入审计范围。这分明是对《讨伐中宣部》的回应，是对《讨伐中宣部》引起的社会反响做的一个交代。第六，一枪戳進去，内部伤口愈合的机制皮外是看不到，但是肯定会有一个自愈、自新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还将持续。梁启超名义上流亡海外十多年，实际上清廷后来立宪活动的许多思想资源来自梁启超，包括暗中直接派员到日本请教这位“朝廷钦犯”。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动静儿挺大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的报告，就是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与其这么费劲，干脆平反让他回来就是了，朝廷用着也方便。那不能。如果给你平反，首先得给你一个说法吧？说你没错，朝廷不就得承认有错吗？要朝廷认错，是比让朝廷吃屎难更难的事。其次，既然平反，总得给个位子或待遇吧？不经济。第三，当初扳倒你的人怎么办？处理不处理？人事麻烦大了。所以，用你的智慧，又不给你一个说法，既用你的马力，又不付草料钱，是最划算的，因而是最上策。所以现在名义上我在停课，实际上中宣部在从我的批评取经也未可知呀。爱国不计名分，课停就停呗。人类都有这样的无赖心理，中国人尤甚。为什么中国人尤甚，因为中国是块无主之地。清廷不是中国的主人吗？不是。在清廷眼里，在任何王朝眼里，中国都是能糟蹋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地方。江山如此多娇，是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折腰干什么？折腰上床，糟蹋我们的锦绣河山，只见人在她身上撒野，没见人怜香惜玉，他们把中国当成用于过瘾的妓女。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新闻管制这桩公案。去年年底，社会上流传中宣部在各省宣传部部长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新闻管制。我听了非常愤怒。过去忆苦思甜常说，刘少奇、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不就是活脱脱的走回头路，让中国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吗？中国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才有点人模人样了，就有人心里不舒服，誓要把她整回狗模狗样的时代。我坚信人模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狗样时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上面会蹦出这么昏聩糊涂没水平、没成色、没材料儿的混帐话来。所以当有外国记者问我怎么看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时，我轻描淡写地回答：“第一这不可能，第二他这是找死，活得不耐烦了”。当然，既然不可能，他自然也就死不了。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新闻管制，这不是提高执政能力，这是要糟蹋中国，这是要蹂躏人民，这是中国是一块无主之地，谁逮住机会能多糟蹋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新证据。你们把中国当成娼妓在她身上撒野过瘾，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敢把中国新闻业整得跟北朝鲜和古巴一样，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本来就有人指责我的《讨伐中宣部》有文革语言暴力之遗风，怎么说着说着文革用语又使出来了？你还别说，文革语言有文革语言的魅力，它有它的过瘾之处。有人只听得懂文革时期语言恶霸的声音，听不懂民主、自由、理性的声音，就像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说萨达姆只懂枪炮语言，别的语言一概不懂。我今天止不住又语言恶霸一回，实在是万般无其奈了。

　　最近同性恋者赵紫阳先生逝世……什么？赵紫阳是同性恋者？谁说的？你怎么知道？关于赵紫阳先生去世，新华社发过两次消息，只说赵紫阳同志，没说他是前国家总理和前党的总书记，我还以为他是同性恋呢。同性恋不也称同志吗？

　　最近赵紫阳先生逝世，关于他的功过评价引起上层很大争议。维持八九“原判”的理由是武力镇压学生是对的，证据就是这十五六年中国尚称稳定。这个论证有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见得当初如果不用武力镇压，这十五六年就一定不稳定？难道就没有可能如果当初和平解决，这十五六年可能更稳定吗？二是从价值观层面上讲，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杀学生换稳定是对的这个逻辑。当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机会坐大，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是正确的。没有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就不可能泣血抹泪上南昌，上井冈，独立建军，所以四一二是正确的。没有甲午战争，中国上下就不会有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就不会有后来的各种维新举措，所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正确的。没有建国后二十多年的极左，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以当年的极左是对的。这是人话吗？这样的逻辑我们能接受吗？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宣部严控新闻媒介，肯定有它的一套说辞，就是这有利于稳定。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一建国就把中宣部撤消，一建国就确立新闻自由原则，中国现在该是什么气象？中国是生生让中宣部耽误五十多年，而且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尚不确知。我说它还有六七八年的寿命，也只是个人的感觉，没办法论证。

　　《讨伐中宣部》初起时，有几位长者或直接，或捎话，劝我见好就收，说差不多就行了，等大气候好一些再说话，否则可能吃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起初我是打算接受这些老人之言的。后来想想，老狼有老狼的哲学，小狼有小狼的哲学，总听老狼的话，总听太上皇之言，中国将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一百年前出生的太上皇的脑子，支配一百年后的青春现实，这现实新鲜不了！只有小媳妇才看婆婆脸色，只有奴隶才看主人脸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是谁的小媳妇，也不是谁的奴才，因而我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说话，我爱数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说怎么说。如果我说话你不高兴，我还不高兴你呢，少给我吊你那驴脸子。只有农民种地才看季节，而言论自由不是农民种地，因而也就无须看物候，看季节。宪法是全天候全年候有效的，一年到头，我爱怎么说怎么说，不用拣季节；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叫宪法，只要它里面还明文写着言论自由，我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必拣时候。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了，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谁言论自由就要谁的小命儿，那时我自然闭上我的乌鸦嘴。吃亏云者，什么是吃亏？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吃亏兮孕育着占便宜，占便宜兮孕育着吃亏。如果吃亏患上不孕症，生不出来占便宜，那我就更应该吃亏了——我不吃亏谁吃亏？一如西方先哲说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玩过梁园月（梁园在开封），饮过东京酒（在开封上七年学），赏过洛阳花（在洛阳工作四年），可惜没有攀过章台（在西安）柳。围棋、踢球、打围、插科、歌舞、吹弹、宴作、吟诗、双陆我全不懂，只懂言论要自由。你便是打落我的牙，撕歪我的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尚兀自不肯休。则除非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时候才不向那言论自由路儿上走！

　　屡屡有朋友问：当初你批评中宣部不怕因此失去北京大学的教职吗？我当然怕。可是一者批评中宣部与丢北大教职，二者恐怕没有必然联系吧？再者北大人不敢批评中宣部还叫北大人吗？在中国人心目中，北大清华幷举，实际有其侧重：对清华，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对北大，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之外，更敬重其社会政治担当。除却后者，北大不成其为北大。我到北大三年，享受到的社会尊重比过去三十年还多。一说是北大教授，老百姓马上肃然起敬。老百姓为什么敬重我呢？我拿什么报答他们呢？如果在北大呆下去的条件是面对任何社会不公正，都必须屁都不能放一个，那么我不配老百姓的尊重。我唯一能报答老百姓的就是一支笔，封掉这支笔，我无从报答他们。我不能欺世而盗名，我不能得其敬重而却不为他们呐喊几声。如果一定要我在要么噤声做北大教授，要么说话但从北大滚开，我最终会选择后者。因为在我心里，寒蝉教授比捡垃圾的窝囊，比捡垃圾的脏，捡垃圾的比寒蝉教授体面。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文章，谈中国书画雅则雅矣，可它是一种鸦片。在眼下的中国，教授、博导这些头衔，也是雅则雅矣，可是弄不好就成为鸦片，成为大恶大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赵紫阳不为总书记之位而苟同开枪杀人，都是好汉，心灵荒芜，胡不归！

　　我在大陆出版过五部文集，可是没有一部不是书出版了，心也给恶心透了。为什么？出版社抽你的文章，删你的文章，砍得疤疤瘌瘌，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给弄得恶心之极。还是香港好哇，出版社尊重言论自由，不出你的书便罢，一旦决定出，就全依你作品的原貌。十几二十年前，刘晓波先生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就缺三百年殖民地。这话说得好，有“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之气。为什么香港尊重作者呀？不都是中国人吗？差别就在香港做过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时代不同了，现在你就是想做殖民地，人家也懒得来殖你了，要想言论自由，还得自己争取。嗟吁小子，勉乎哉！

　　我发誓用十年时间唱衰中宣部，其实光别人唱是唱不衰的。世间所有衰的，没有一个是别人唱衰的，都是自己混衰的，自己作衰的。苏联、东欧垮台，大陆一些不要脸的学者说是美国之音给搞垮台的。那时莫斯科电台也整天搞美国，而且经费比美国之音多，语种比美国之音多，播出时间比美国之音多，什么都要压过美国之音，可是到头来为什么莫斯科电台没有搞垮美国，反倒是美国之音搞垮了苏联？以王辑思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以朱锋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学者，以阮光头阮次山为代表的凤凰卫视一些评论员，发表言论皆以唱衰美国为主旋律，实际上美国决不是几个鸟人能唱衰的。正如中宣部只要它自己行端表正，做事合乎天文人文，我一个刀笔小丑是断不可能唱衰一向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的中宣部的。

（写成于2005年2月4日）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编后

　　亚衣（美国）

　　受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宋永毅兄之托，编辑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这本书。事情几近完成，心中五味杂陈。

　　有点痛快。虽然早就耳闻“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但是全文拜读却是在这次编书的时候。如此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地痛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种种罪过的文字，读来确实使人感到畅快。这是众目睽睽下对官僚体系的责问，是法庭上对罪犯的公开审讯，是面对东方巴士底狱的大声呐喊，它喊出了中国公众——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受体群对新闻自由的急切向往。我虽然离开中国多年，但是中宣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在脑海中依稀清晰。中宣部历来是一个限制和反对中国新闻自由的重要堡垒。对中宣部的讨伐，就是对中国新闻奴隶制度的讨伐，是对新闻现代世界的追求。就此而言，焦国标可谓是当代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言人。

　　有点惊讶。中宣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独一无二“伟大光荣正确”因而批评不得的执政党。在我的记忆中，中共历史上首先公开批判中宣部的是毛泽东，他称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進军号。不过那时他是红太阳，是大救星，中宣部长即便是阎王，在他眼里还是小鬼不如。今天，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出自一个据说是受中宣部及国家教委双重监管的大学新闻系教师之手，而且行文如此直截了当，无所畏惧，在国内民众争相传阅之后飞速流出国境，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新闻自由这个当代人权的大课题，令人刮目相看。据说海外有人指责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倒想建议这些轻松的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你能够像焦国标如此这般“反贪官”吗？

　　本人毕业自中国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北京大学还没有新闻系，我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重返新闻系，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中国新闻系离政治实在太近，没有学问可言；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党的“耳目”与“喉舌”——而不是“人”。我当时就读研究生的哲学系与新闻系在同一栋小楼，因而经常回“娘家” 看看师长学友，也曾经与朋友一起将日本杂志上一篇关于“公众传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文章译成中文，登载在新闻系的内部刊物上。记得“传播学”的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進入中国新闻学界的。对中国新闻学界的痼疾，我有切身的感受，所以，焦国标的许多文章读来犹感亲近。

　　中国共产党在牢牢掌握“枪杆子”与“笔杆子”上久享盛名，它对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对新闻系教学系统的控制，世人凭常识难以理解。一九五七年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教授右派份子就出在新闻系，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当时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点名批判为“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代理人”的原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其主要罪名不过就是他在《新闻学大纲》中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不仅要宣传党的方针，还要满足读者的需要）”和“报纸商品论（报纸不但是宣传品，还是几分钱买一份的商品）”。这一镇压造成了中国新闻界近三十年的鸦雀无声。焦国标的讨伐檄文以及本书中关于民众“兼听权”和现代传播学的文章，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知识界为追求新闻自由显示出来的不同以往的胆略。它不是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不是文化革命的“四大”——那时新闻系统不少人曾经利用大字报这个“自由”的武器批判过“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也不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学生研究生们曾经在半民办的杂志上呼吁制定“新闻法”，鼓吹“同仁报”，也有一些精英起劲地朝党内开明派把持的中共组织部、宣传部跑。这本书告诉人们，被焦国标描述为在“猪圈”中生活的中国人毕竟不是猪，人的尊严和智慧让他们认识到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作为人的一切自由。现代民主国家普遍享用的新闻自由，是中国人必须回归的天性。

　　有点心酸。在焦国标一些批评文章中指名道姓涉及的，有我在中国哲学界、新闻学界的熟人、朋友和同学。读到这里，也感惭愧。

　　有些人习惯做官方理论家——不过平心而论，他们的人品并非个个都坏。如果你与之私下交谈，也会发觉这些人心中忠厚与诚实的一面，偶尔也会看到灿烂的思想火花。可是一旦公开发表文章，必定惨不忍睹——当他们拿起笔的时候，就习惯地看强权的颜色。

　　焦国标提到的作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新闻学专业权威教材”两本书的编著者，正是我三十多年前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焦国标批评说在这两部书中没有“新闻自由”应有的份量。因为现在手头不可能找到这两部书核对求证，所以我专门就此仔细询问过焦国标。我真的觉得心酸甚至悲凉。新闻的灵魂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失去了新闻存在的价值。这些道理，我当年的同窗，今天中国著名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权威教科书的编著者，他们不会不懂。究竟是他们本来写入教科书的内容在领导审稿的时候被删，还是自己写作的时候就聪明地“自律”了？我不得而知。感慨之余也不禁自问：倘若我至今仍然留在国内，依旧在复旦大学教书，我写的文章，编的教科书又会怎样？我自信不会顺从权势者，但是我也不会公开声讨那些检查官。也许会在遮遮盖盖打什么“擦边球”，为了公开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而煞费心机地搞文字游戏。

　　有点希望。焦国标自诩“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希望这缕阳光照進中共各级宣传部，让其中良知未泯者改恶从善；希望这缕阳光映入中国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总编、书记的心坎，让他们壮起胆来，解除对记者编辑和自身的束缚；希望这缕阳光洒向中国各个大学新闻传播院系教授们的讲台，让他们在课堂上，在教科书里多说一点新闻自由。我在《流亡者访谈录》中与一些媒体朋友多次讨论过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多年致力于新闻自由“试验田”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认为，在中共的强权底下追求新闻自由需要“够胆”。原《世界经济导报》北办主任，曾经为中国新闻自由蒙受牢狱之灾的张伟国老弟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拱出一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在中国，新闻自由不是当权者恩赐的，而是老百姓自己拱出来的。好一个“够胆”，好一个“拱”字！每人手捧一支蜡烛，可以将黑夜照亮，大家带有一缕阳光，中国便会阳光普照。焦国标为知识份子提供了一个不畏权势的标杆。在当代中国，如果有一百个焦国标式人士各发表一百次公开的言论或文章，中国新闻界就会发出自由的万丈光芒。我期待这一天到来。

　　（作者附记：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书２００５年５月已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

　　——民主中国(5/29/2005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