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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雲《思想國》

作者簡介
代序：從理想國到思想國

第一篇 法國往事
米哈博橋上的眼睛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鄉愁
街道上的巴黎
巴黎媒體如何搞笑高層權爭
殺人不償命，欠債要還錢
風範大國民
薩特的鴉片
漢字與國運
巴黎墓地書
做蝴蝶，還是做蚊子
尋訪羅曼?羅蘭

第二篇 中國力量
一個人的憲政
爭自己的傳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
章子怡，肉身大戰國體
從魏珍怎樣到郝思嘉
為什麼學外語
誰是新青年
好女色還是好國色
中產階層為什麼要有社會關懷
必須保衛公民自救權利
數字馬戲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該有
吾民吾國，上下求索
同一個世界，無數個夢想
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將前途無量
為了生活，我們立法
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

第三篇 世界公民
國家是個珠寶盒
左腳社會，右腳經濟
海灣：瓷器一條街
美國化與法國病
從今天起，做一個世界公民
……
附錄 識時務者為俊傑——談我們如何參与時代命運
代序：把一生當作自己的遠大前程——給朋友的信




作者簡介

　　熊培雲，1973年生，祖籍江西。畢業於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與傳播學。《南風窗》雜誌主筆，駐歐洲記者，兼任《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專欄評論員及社論主筆。
　　
　　熊培雲的文字，以自由、明辨、寬容、溫暖見長。近年來在《南風窗》、《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南方周末》、《信報月刊》、《鳳凰周刊》等知名華文媒體發表評論、隨筆數百篇，成為中國評論界一種清潔、溫和而向上的力量。2005年，以其理性且有情懷的思想，入選世紀中國網友「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寫作、講學之餘，主要從事政治傳播學研究。譯著有《中國之覺醒》（法文，2006）。




代序：從理想國到思想國

「柏拉圖要理想國，熊培雲要思想國。」這是我寫在自己博客網站思想國上的 一句話。從「理想國」到「思想國」，首先要解釋這兩個國的源起。「理想國」取自 柏拉圖的名著 Republica（原意為《共和國》）中譯本書名。至於「思想國」，則語 出維克多?雨果的著名小說 Quatre-vingt-treize（《 九 三 年 》）。

《九三年》敘述的故事發生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以保王黨朗特納克伯爵 為首領的叛軍在布列塔尼地區發動反革命叛亂。為了醫治法國革命這塊「第三等級 的疥瘡」，他們平均每天要槍殺三十個革命黨人，口號是「燒光殺光，絕不留情」。 與之相對應的是，革命黨人認定「恐怖必須用恐怖來還擊」，因此實施革命恐怖。 正是這種「形勢不由人」，革命初期曾經極力主張廢除死刑的羅伯斯庇爾祭起了斷 頭台，一時間塵土飛揚，人頭滾滾。

在革命者隊伍里，藍軍司令戈萬相對溫和理性。他認為路易十六是只被投到獅 子堆里的羊，逃跑是其本能，而革命的恐怖會損害革命的名譽。「真正的革命觀點 是不指控任何人。誰都不是無辜者，誰也都沒有罪。」人們不應該為了行善而作惡， 推翻王位不是為了永久豎起斷頭台，打翻王冠，但要放過腦袋 (Abattonslescouronnes，épargnonslestêtes.)。

小說的高潮是最後發生在關押戈萬的監牢里的思想交鋒，它以對話的形式似乎 揭穿了法國大革命所有血腥的謎底。在受刑的前夜，戈萬對前來看望他的革命強硬 派、恩師西穆爾丹說：

「老師，我們兩人的烏托邦區別就在這裏:您要義務兵役，我要學校；您夢想 人成為士兵，我夢想人成為公民；您希望人擁有強力，我希望人擁有思想。您要一 個利劍共和國……我要一個思想共和國（uneRépubliqued』esprits）。」

本文所說理想國與思想國，各有所指。如何理解上一段話，亦是本文的主旨所 在。前者是柏拉圖意義上的理想國，人人都是國家的戰士，奉行專制主義；後者則 屬於一個開放的公民社會，是一個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國。在某種意義上說， 千百年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流變，就是一場從理想國到思想國的漫長 革命。

專制樣本理想國

《理想國》是一部經典的烏托邦政治讀本。如波普爾所說，世界受柏拉圖著作 的影響（無論好壞）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說，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圖哲學的就是反柏 拉圖哲學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圖哲學的。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及《開放社 會及其敵人》等書對專制主義的源流考，便是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這一專制主義 樣本國家開始的。

拜神諭式啟蒙運動之所賜，20世紀，傳說或幻想中的美麗新世界徹底撕裂了一 個按部就班的人類世界。對於今人來說，了解啟蒙者關於知識的立場是至關重要的 。

顯然，在《理想國》中以啟蒙者自居的柏拉圖是一位典型的「真理病」患者——自 己永遠正確，其他人等則想當然的錯誤或愚昧。

蘇格拉底說，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每個人都有一雙認識知識的眼睛。他的 學生柏拉圖則認為只有受到過高度訓練的哲學家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神聖的 形式或理念的知識。老天造人時在不同的人身上摻進了不同的金屬元素。有的人身 上摻了黃金，他們因而最寶貴，是統治者；有的人身上摻了白銀，於是成了統治者 的輔佐；像農民和工匠則分別摻了鐵元素和銅元素。

柏拉圖說，在城邦里每個人只能幹一項工作，也就是那項最適合他的本性的工 作。每個人應當牢記自己的職責；木匠就應該本本分分干木活，鞋匠就該老老實實 做鞋。兩個工人對調他們天生的位置，帶來的傷害並不很大，但是如果不同的階級 之間發生流動，就意味著城市的陷落與倒退。如果城邦三個階級（賺錢階級、輔助 階級和護衛階級）的任何一個都能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城邦就是公正的。

當說，「各司其職，各盡其責」與西方三權分立思想不無淵源。然而，通覽柏 拉圖主義，它更適合作為維持一個封閉社會的階級統治論而存在。其所謂「創製一 個最美好的國家，在那裡每個公民都真正幸福」的理想，不過是讓奴隸與奴隸主相 安無事的安慰劑。所以，波普爾在總結理想國的五大特徵時，首要一個就是「嚴格 的階級區別」——統治階級是牧人和看家狗，而其他人都是家畜。

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是人人在思想與行動上都處於半軍事化的國家。如波普爾 所指出，像其他極權主義軍事家和斯巴達的崇拜者一樣，柏拉圖相信對軍事紀律的 強烈需要是至關重要的，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必須由它們制約全體公民的整個生活， 因為不僅全體公民（他們全是戰士）和孩子們，而且也包括那些地道的牲畜，必須 在持續總動員的國家裡度過其一生。一切當中最為重要的原則是：「任何人，無論 男女，一刻也不能沒有領袖。」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 的習慣。

在理想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國家政治就是人民的生活。在柏拉圖看來，首 要準則是國家利益和實現統治（穩定）。只要是推進國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 公正的，與此相反的就是壞的、邪惡的、不公正的。換言之，人的幸福感不是源於 人的天性以及人們關於幸福的體驗與直覺，而是來自國家的定義；或者說，來自柏 拉圖本人的定義。說你幸福，你就幸福。如果國家提倡這種道德，一個人為了所謂 城邦或國家的利益犧牲，不計較個人的自我實現，不但死得其所，而且幸福無與倫 比。

哲人王即思想+強制

野心勃勃的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除非，在他們的城邦里，哲學家們被 授予王權，或者我們現在稱為國王和寡頭的人成為名副其實的哲學家；除非政治權 力和哲學二者合而為一（而現在許多順乎自然、得此失彼的人應由暴力加以鎮壓）， 除非這樣的事發生，我親愛的格勞孔，否則的話，將永無寧日……」

「哲人王」是《理想國》里的一個核心概念。弔詭的是，據柏拉圖理解，真正的哲學家是那些熱愛真理，同時又可以利用謊言進行矇騙的人。「為了城邦的利益」
——多麼偉大的詞！——統治者便可以欺騙大眾。換句話說，理想國里的哲學家們 不是真理追求者，而是真理擁有者。真理只是這些哲學家們腦子裡的產品，為了謀 取最大的利益，可以隨行就市。哲人王，不過是話語權與強制的合謀，是大一統思 想的發源地。哲人王所統領的哲學家，就是官方意識形態專家。

作為「人類的醫生」，柏拉圖認為運用謊言和欺騙是統治者的職責。所以，當 柏拉圖聲稱哲學素養在抵制退化的危險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時，這種素養同樣包 括了統治者撒謊成性的能力。

教育是為了統治，而不是為了獲得幸福自由的真諦。柏拉圖說：「我們首先要 審查故事的編者，接受他們編得好的故事，而拒絕那些編得壞的故事。我們鼓勵母 親和保姆給孩子們講那些已經審定的故事，用這些故事鑄造他們的心靈，比用手去 塑造他們的身體還要仔細……」這或許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媒體審查的敘述之一。

毫無疑問，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是專制主義的。如其所說，「聰明人應當領導和 統治，無知者應當服從。」理論上這句話並無不妥，倘使讓無知者統治世界，定然 行之不遠。然而，柏拉圖沒有解決以下諸種問題：誰是真正的聰明者？依賴怎樣的 路徑去發現最聰明者？以什麼樣的條件讓他的聰明才智能夠得到盡情發揮？關於 人智力高低的「金銀銅鐵」說完全出自柏拉圖的臆想，並無合法性基礎，更不可能 通過凡胎肉眼直接看出摻了金子的統治階級里誰有最多的「含金量」，以充當哲人 王駕馭權柄。

敘述者手持枷鎖

盧 梭 說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在《理想國》里，我們至少可 以看到兩重枷鎖。

柏拉圖給世人講了一個關於洞穴的經典寓言：所有人都身處黑暗的洞穴之中， 身戴鐐銬枷鎖，只有哲學家才有覺悟和能力跑到洞穴外面喝咖啡、曬太陽，哲學家 還要把外面的陽光帶回洞里。然而，細心的人會發現，那根冗長的所謂拴住了全體 居民的腳鐐，卻是從柏拉圖腦子裡憑空生長出來的。從敘述的語序來說，柏拉圖內 心有無光明尚未可知，卻已先入為主、肆無忌憚地將人類關進了洞穴。所謂「人生 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敘述者的枷鎖之中」。

無疑，這種先驗式的敘述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得到了繼承：「有些人天生是自由 的，而另一些人則天生是奴隸；對後者來說，奴隸制是最適宜不過的……」

還應該看到的是，除了給被描述者帶來枷鎖外，作為敘述者本人的柏拉圖也給 自己安上了枷鎖。這個枷鎖就是政治唯美主義。

柏拉圖的激進主義與政治唯美主義緊密相關，就像希特勒和波爾布特所犯下的 滔天罪行之於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美麗新世界。柏拉圖試圖建立一個最美好 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醜惡。如波普爾所指出，這種審美熱情，僅當它受到 理性、責任感以及幫助他人的人道主義的迫切要求約束時，它才會變得有價值。否則，它就是一種危險的熱情，有發展成為一種神經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險。


可想而知，一些畫家或詩人，具有藝術潛質的人成為政治領袖並將唯美主義這 毫無約束的熱情複製並擴大到政治領域將是件多麼糟糕的事情。如波普爾指出，我 們同情這種唯美主義的衝動，我建議這樣的「政治藝術家」尋求以另一種材料來表 現，而不是拿人來做試驗。因為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 之以對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擲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許多絕望卻是敘述者手持枷 鎖，憑空捏造的。

面對人類與語言的局限，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說，「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 同樣，在《反對大詞》中，波普爾主張每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很特殊的責任，任何 不能簡單、清楚地講話的人都應住口。

思想為什麼必須自由？

與柏拉圖及其後有意無意的追隨者相反的是，波普爾主張「零星社會工程」， 局部地設計社會系統，反對烏托邦或整體論。這一點，和胡適的「大胆的假設，小 心的求證」、「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進步」如出一轍。

本質而論，烏托邦既可歸咎於人類的自負，同時也是對人類已經獲得的知識的 非分之想。如果我們承認啟蒙運動的精髓是通過知識尋求解放，我們就必須承認人 類的知識是一點一滴地累積而來，而不是先驗地可以一攬子獲得。人若不能一攬子 獲得所有知識，就不可能成為絕對真理的擁有者。知識的貧困使人們不可避免地會 犯錯誤。在此意義上，所謂偉大人物，不過是有機會犯下最大錯誤的一些人而已。 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識的貧困，是我們主張思想必須自由的兩個前提。與黑格爾等 歷史理性主義者、「預言家」和「救世主」們不同的是，波普爾認為個人的尊嚴只 有在自由批評的氛圍中才能得到體現，具有真理意味的見解只有在公共批評空間中 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與人們懷有何種「動機」參与辯論無關。

「你可能是正確的，我可能是錯誤的；即使我們的批評性討論不能使我們明確 決定誰是正確的，我們仍會希望在討論后對事物看得更清楚。我們都可以互相學習， 只要我們不忘記真正重要的不是誰正確，而是我們更接近真理……我們需要別人， 以便使我們的思想受到檢驗，弄清我們的哪些觀念是正確的。批評性討論是個人思 想自由的基礎。但是這意味著，沒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 政治自由成為每個人充分運用他的理智的條件。」

如波普爾所言，世界上只有兩種政體，一種是被統治者只能通過流血才能擺脫 統治者的政體，另一種是不用流血就可以擺脫的政體。前一種是暴政或獨裁，后一 種是民主政體。兩者的根本區別，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有與無的問題。前者屬 于封閉社會，人們的生活習慣是一種神秘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 忌；而後者是開放社會，人們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對象。前者的成員像 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各據其位，各司其職，有發號施令的大腦，有唯命是從 的手腳；而後者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競爭與流動的。

換言之，在哲人王時代，國家只有一個大腦，當這個大腦失靈，整個國家就會出現「腦癱」，無論多健康的肢體，都不得不為這個癱瘓的大腦付出僵死的代價。 專制社會最難解決的王位繼承問題因此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驟然腦死亡后的改朝 換代。然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腦，都可以自由思想。個體的 腦死亡，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混亂甚至崩潰。因為國家之腦源源不斷彙集了全體國 民的智慧。它是海納百川的知識，而不是自上攤派的真理。我們提倡多元化的社會， 主張不要把一個國家裝在一個籃子里，同樣意味著不要把一個國家裝在某個人的腦 子里。所謂思想共和國，就是一個有機會讓各種思想互相抵達，同時又分散了思想 最壞的風險的知識共同體。

不久前，筆者與一位法國外交官聊天。言及對中國人的最深刻的印象，這位朋 友的回答是：當下許多中國人還不會獨立思想，喜歡盲從，隨大流。或許正是這個 原因，在近現代中國，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適和倡導「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在中國至今「奇貨可居」，引領精神。如歷史學家唐德剛所 言，中國將以兩百年之功完成中國政治及文化意義上的大變革與大轉型。筆者相信， 它同樣需要一場漫長的關於知識與思考的革命，藉此通過數代人的努力建立一個思 想共和國。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與旅行。這將是一個人道 的、人本的，以知識為信仰的新新中國。

2005年1月28日，巴黎，米哈博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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