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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甘地用「和理非」成功了；而柴玲用「和理非」卻慘敗？——「和理非」制勝的不是非暴力，而是施壓現政權的能力

甘地主義者、中國「八九」學運前學領張伯笠，今天都沒搞明白：為什麼甘地用「和理非」成功了；而他和柴玲用「和理非」卻慘敗？已經進化成基督徒的張伯笠想了近40年，居然只悟出中共政府不比英國殖民政府、「英國人素質高」、或者中國人不信基督教，不得上帝保佑...等教訓，這也反映出，他們領導的89學運，輸得不冤。

首先，張伯笠之流對「甘地主義」認識就是錯誤的，「甘地主義」勝在能給施加巨大壓力的動員力，非暴力只是在武力不如對手情況下，佔據的道德高地。

張伯笠、劉曉波、柴玲之流，愚蠢地以為甘地式的「和理非」，能夠感化統治者作出讓步。

但實際上，統治者是否讓步，是利益問題，而不是道德和認知問題：統治者的自我維護，動力來自對既得利益的捍衛，而捍衛既得利益之心，是不可能被道德感化的，就象任何富豪，都不會因為窮人的可憐，而放棄家產一樣。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所以能瓦解英國的殖民統治，為印度掙得獨立，關鍵在甘地領導的政治力量，能夠對英國殖民政府施加其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40年代甘地領導的「國大黨」，擁有1000多萬黨員，是印度第一大黨，甘地憑藉自身的威信，擁有巨大的動員能力，他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打出的一系列組合拳：印度人不當兵、不當差、不納稅、抵制英國銀行、抵制英國產品、罷工、罷市...能夠對英國殖民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並嚴重地打擊了英國的經濟——令英國在印度的收入大幅減少、統治成本高漲，最後（1947年）因不堪重負，而被迫撤出印度...

1989年春夏的中國學運，本來也得到全國範圍社會各界的支持，工人甚至組織「工自聯」響應...

但柴玲、張伯笠、封從德等學領非但不擴大民主運動，發動全國總罷課、總罷工、總罷市...

反而與包括工人在內的市民群體「劃清界限」，組織學生糾察隊，排除參与學運的市民，以保持所謂「學運的純潔性」，甚至「跪著造反」，以學領常委會表決的方式，把潑污毛澤東像的湖南民間志士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扭送中共公安機關...

人為地放棄了社會動員能力，把八九民運搞成了一場佔據天安門廣場的絕食維權運動（主要訴求矮化為撤銷「四二六」社論，保證不對學領秋後算賬...）。

這使得八九學運喪失了要挾/施壓中共政權的能力。

因為中共並不在乎你絕食餓死，光是佔據天安門廣場，並不能阻斷中共政權的運轉，不能打擊中共的經濟，也不能改變中國社會...這就註定了八九學運必敗無疑。

在這裏不能不提和平示威運動的一大誤區，就是因擔心政府鎮壓，而追求百分之百守法，新加坡、2020年之前的香港，和平示威的組織者都有這個特點：百分之百「守法」的遊街，等於自我放棄對政府施壓的手段，那不是抗爭，而是政治「走秀」，因為遊行示威法的許多條款，都是為限制遊行示威者對政府施壓，而精心設立的。

規規矩矩「守法」的遊街，等於去掉了抗爭的稜角與鋒芒，這樣的遊行哪怕規模再大，也是不可能迫使政府讓步的。

包括當年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政府在內，統治者面對抗爭的讓步，無一例外都不是出自道德感動，或良心發現，而是出自統治成本的的考量——不讓步的代價難以承受。

另一典型的例子，就是滿清的退位。

在武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反對派選擇非暴力的抗爭，是明智的選擇，但如果「和理非」得放棄了施壓/脅迫政府的手段，這種「和理非」是毫無意義的，柴玲、張伯笠和劉曉波的「和理非」就屬於這一種。

同時，也不能完全否定暴力的作用，因為暴力能給統治者施加巨大的壓力，哪怕是自衛的暴力，也能大幅抬高專制者的統治成本。

歷史到了中國反對派放下對「和理非」的執念，重新審視抗爭手段的時候了。

曾節明 2026.9.30 凌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