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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年華》，一冊可貴的中國讀本，一冊難以掩卷、淚透紙背的書。作者李梧齡原為上海復旦大學教師，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倖存者。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共主席毛澤東的鼓勵下，知識分子向執政當局提意見，五十五萬受邀發言者被打成右派，淪為賤民，更有人被送去「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獲平反。一般人以為，這段歷史已有定論，成了中國人集體心靈中難以磨滅的印記。但並非如此。歷史真相是可能模糊、淡化直至迷失的。君不見多少親歷者回憶當年反右運動時搜索枯腸，目光由自信變得迷離甚至悲哀？哲學家桑塔那亞說過，「凡是忘掉過去，註定要重蹈復轍」。一個民族的慘痛教訓沒于忘川，是極其可怕的！

好在這個健忘的世界，總還有人擁有天生的好記性，更不乏責任心和正義感。於是，他們成為我們時代良知的座標，留下的文字則是歷史紀念碑。李梧齡寫下《泣血年華》就是明證。儘管健康已被長年勞改和牢獄生活嚴重損毀，但他支撐病體，寫出個人的苦難歷程，這也是國家的曲折經歷，告訴後人並呼籲勿遺忘左禍，勿重蹈復轍。

令人訝異的是，樸質無華的十五萬字竟寫盡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大事：「蘇聯熱」、胡風案件、反右鬥爭、冤案、勞教制度、牢獄、酷刑、「自然災害」、社教運動、「思想彙報」、文化大革命、檢舉信、「黑七類」、上告信、「造反宣言」、「鬥私批修」、市民心態、大字報、批鬥會、牛棚、幹校、上海民兵、學習班、檢討書、黨內鬥爭……時代風雲由他筆端呼之欲出。追尋歷史真相的過來人，可藉《泣血年華》重溫歲月。對學界而言，該書的「含金量」也不可低估。

李梧齡在學生時代成績優異，復旦大學擔心他畢業時被強勢部門「搶」走，提前邀聘他當教師。可是，學校也具雙重性格，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個識才、惜才的復旦大學又把李梧齡打成右派。回憶如此痛徹心脾：運動後期，校方不準李教書，將其下放到圖書館抄卡片，此乃懲罰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處罰，可以離職自謀出路」。但幾天後李梧齡應校長約談，卻在校園內遭到逮捕，「尾隨我緩緩開著的吉普車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著我，掏出一張紙念道：『……現經批准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李被押上了吉普車后仍奪門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則即是戰爭法則，就是兵不厭詐，不講恕道，絕對的「恐怖主義」。

「性格決定命運」，真是殘酷的定律。在一九五七年的歷史關口，李梧齡不是不知道只要採取大多數人的態度和「謀略」——假積極、扮天真或死活不開口，就能有另一種遭際，至少不會被政治毒焰燒傷。可是李梧齡不僅沒這樣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這可是天性使然。追溯得更遠一些，五十年代初，大學生李梧齡就對不正常的政治大格格不入。譬如，復旦校方強行規定大學生課後在草地上玩拋手帕遊戲，唱「我們要找一個人」的兒歌，以培養集體主義觀念，大學生竟也為之「沉迷」。李梧齡看不下去，為中國知識分子逆來順受、苟且偷生的本能感到羞恥。但李梧齡也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本能，那就是「寧可做痛苦的人，不做快樂的豬」（哲人蘇格拉底語）。這本能一直到他身陷囹圄的六、七十年代也不改變：在任何場合拒唱宣揚個人迷信、哪怕響遍全國的頌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

還有「蘇聯熱」。五十年代初，中國眾多知識分子喪失獨立判斷，大學生李梧齡卻在抵抗這股「熱」。校方發下的兩大本政治教科書，李發現它們改寫自斯大林的小冊子《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一個下午便可讀完。他認為，斯大林的本事不過「事後諸葛亮」罵罵人而已，十分淺薄。他訝異，課堂上教授中國革命史，居然不談推翻滿清的國民革命，卻立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李追問，十月革命究竟送來了甚麼？列寧承諾「廢除沙皇政府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承人斯大林可以不履行，反而迫使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接受外蒙獨立和新的不平等條約。李尤其反感蘇聯物理教科書把世上許多偉大發明都說成是俄羅斯的成就，還有那莫名其妙的「列寧寫道……」，「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這種不堪入目的外國個人迷信，後來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的政治生活，令民眾吃盡苦頭。

李梧齡的精神世界深植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者，人民的國家」一類信念。五七年夏天，復旦大學生開始對新中國的人事制度「發難」稱，每人都有一個「人事袋」，裝著當事人無法知曉更談不上分辯的告密條子，嚴重影響當事人的前程。青年教師李梧齡則對到場的大學人事科長說，有關部門做這種黑暗、見不得人的勾當，太不應該了……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與群眾應當是平等的，怎麼可以管到黨外人士頭上來呢？反之，如果有人私下建立黨員的檔案，共產黨又如何看待呢？所以，如真有這種性質的「人事袋」，應該燒掉！

李梧齡的發言邏輯嚴密，思維敏捷，言辭生動，不容駁斥。在一些吃政治飯、作風強硬的幹部眼中，這類知識分子是「天敵」，必須嚴厲打擊。校方當時三番五次邀請他參加各種「鳴放會」，並派專人動員他出席。李梧齡一再迴避「盛情」邀請，甚至提出「無請柬不出席」的促狹條件，但這也難不倒動員者，對方立即拿出早已準備好的請柬。這天李梧齡甚至成功地把動員者騙上公共汽車，但又為拂了人家的「盛意」而不好意思，終於搭乘下一班車，趕去出席「鳴放會」。

在所謂的「鳴放會」上，肅殺之氣籠罩全場。李梧齡遭到更加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挑戰圍攻，但他毫無懼色，奮起反擊。有人追問他在「肅清反革命」時是否說過當局在「殺雞儆猴」？李梧齡坦然承認，並進一步闡釋「大家是雞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此時，反右參戰者何其興高采烈，因為不用他們「循循善誘」，李已自投羅網。觀戰者則為李梧齡的「狂妄」驚懼不已。不管是參戰還是觀戰，在場者都認定李梧齡毀了自己。但是，誰也沒有感到李梧齡言說中透出的悲情。此後，膽小怕事的觀戰者「被蔑視」、「被改造」、「被監管」，一生戰戰兢兢，不得開心顏。而最慘的還是參戰者，這些政治上追名逐利、唯恐黨的「寵愛」被他人分薄的反右悍將，在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一人逃脫紅衛兵的誣陷和拷打，更有人受盡屈辱，命喪黃泉。這難道不是報應？他們圍攻了李梧齡，或在李與政治惡勢力苦苦周旋時袖手旁觀，而李梧齡當時道出的，正是知識分子共同命運的真相：活在圍剿良知的時代，你不可能有善終。

「鳴放會」成為李梧齡血淚斑斑生命史的分水嶺。從此，他一生中最珍貴的二十一年光陰，在勞教制度下一尺一寸、一點一滴地被勾銷了。荒謬的是，有關當局始終不承認他們是罪犯，把羈押說成是「關心和愛護」，還告訴家屬，他們的親人「在勞動，農場不遠，有真山真水，風景比上海的公園還好……主要是改造思想，勞動不過是手段」。

但是，被拘者面對的是「何時能回家，或者永遠不能回家」的陰鬱現實（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的紀實長篇《古拉格群島》）。你看，復旦大學哲學系余助教因為多次申請補助，被學校當局以「無理取鬧」為由送去教養。余助教堅持絕食抗議，後來真地被餓死。徐姓中學生跟哥哥一道參与流氓打架，事先向派出所報告，因密報有功，「從輕發落」，送勞動教養。哥哥被判刑，三年後刑滿釋放回家，而弟弟仍被關在勞教農場，餓得半死，哥哥還來探望接濟呢。

勞教當局有一種「邏輯」：流氓小偷固然是社會的蛀蟲，但不過是蛀「社會主義牆腳」而已。而所謂的「右派」則是要將「社會主義大廈」推倒。幹部得出結論，政治犯比流氓小偷壞得多！於是，他們想出利用刑事犯來管理、壓制政治犯的辦法，直至親自製造恐怖。勞教幹部警告右派「不要忘記你們在這裡是接受改造的，要是膽敢不服管教，就把你們當肥料！」勞教人員再無想像力也明白，在這種地方是可以被隨便處死的。山東作家尤鳳偉的長篇小說《中國：一九五七》，也寫到勞教幹部「把你們當肥料」的恐嚇。這一口頭禪得以廣泛流傳，是因為毛澤東說過「毒草可以肥田」。恐怖籠罩著整個勞教農場，以至於一個幹部用北方口音說「我們自己」，在勞教人員聽來就像「我們屍體」一樣可怕。一位原從事外國電影配音的勞教人員回憶說，他以前「配音配到納粹軍官對猶太人說話的腔調時，總要從喉嚨里逼出聲音來，顯得凶神惡煞，惡形惡狀」。而這位隊長卻是自然而然的腔調。

好在勞教人員終於產生了忍受恫嚇的「抗體」，但飢餓卻是任何「抗體」也抗拒不了的。李梧齡等勞教人員一直半飢不飽，糧食標準為三十斤，從事重體力勞動顯然不夠。勞教農場就在飯中摻糠、摻麩皮。李梧齡寫到，中國的勞改犯在大田裡抓到青蛙烤著吃，一位外號叫「老寧波」的勞教人員餓得來不及烤，把青蛙連皮生吞下肚。無獨有偶，《古拉格群島》也披露，幾近飢瘋的蘇聯勞改犯在凍土層挖到價值連城的古生物遺體，三口兩口將其吞食。

六十年代初是中國「人禍大飢荒」時期，李梧齡親眼看見勞教人員大量慢性死亡，「先是消瘦，再是浮腫，然後又消瘦，這就完了」。「和我同過小組的難友直接去醫務室后就死掉的，算起來就有２７人之多。而調往病號隊的就無法統計了。有一位睡在我旁邊的老者，平時很能克制，被送往醫務室的當天下午就去世了」。醫務室的人說：『他被發現死去時，已將枕芯咬破，吃了一嘴的糠』」。

勞教人員經常從事築路工程，肩挑人扛，勞動強度遠超過田間作業，其殘酷性可從管理方式上顯示出來，「上面一層層壓任務，到了小組裡，每天不完成任務就不收工。這事實上即為一種連坐法」。有一天收工時，一位老年勞教隊員累得走不動拖在後面。天很冷，風也大，夜色將臨，大家吃完粥還不見老者的影蹤。等到派人去找，才發現他已倒斃在工地上。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同勞教人員的小組長還口口聲聲地罵他磨洋工、裝死。

《泣血年華》揭發了酷刑現象。在羈押李梧齡的勞教農場，「有些隊長將烤煙房當作禁閉室，那裡四周無通風窗戶，悶熱無比，捆綁起來關在裏面喂蚊子，可不是好受的」。李被五花大綁過，綁得兩手腫脹發麻。李揭露，在文革后，銬人的方式跟原來又不一樣，這叫穿心銬，「即將兩個銬圈互相穿過而使銬圈間的一個鏈條圈不起作用，這樣一來，把人銬得兩手完全不能動，再加上總是在背後上銬，吃飯、如廁都不行」。李梧齡隔壁牢房關著復旦化學系助教葛滬生，被上了穿心銬，當局令另一同監犯照管他。碰到可惡的同監犯，他們不喂飯，反而將飯朝洗臉盆里一倒，要被銬的人像貓狗一樣俯身去吃，大解時更不幫助清潔。被銬者無法換衣，一銬就是幾個月，銬子嵌入肉里，血肉模糊。還有一種叫扁擔銬，將一條手臂從肩上彎到後背去與另一隻從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後銬起來。而最厲害的是「豬玀銬」，將犯人腦袋彎下塞在兩大腿之間，把人銬成一個糰子。

公平地說，李梧齡所在勞教單位的刑罰再慘烈，仍屬「尋常事」。魯迅說過：中國「虐殺異已，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酷刑是中國之痛，是中國之恥。中國史書上記載了大量觸目驚心的個案。譬如，明朝魏忠賢當權時代，負責監察的御史楊漣慘死於官方的拷打，由家屬領回潰爛的屍體，不僅胸前仍扣著致命的刑具，耳朵里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鐵釘；負責評議的官員魏大中在獄中受刑而死，屍體生蛆之後才被拖出來。到了文化大革命，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因有不同政見便遭槍決，刑前監獄當局擔心她呼喊口號，醫務人員就將她的頭按在磚塊上切斷喉頭，再襯上鋼管；機械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專政隊鞭打致死，體無完膚，慘不忍睹。從中央專案組到紅衛兵囚室，骸人聽聞的酷刑比比皆是，越演越烈，就連倡導文革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出面「斥責」，也成了曠野的呼聲。

暴行是否出自缺少文化、孤陋寡聞？有一次，勞教人員家屬寄來的郵包中有幾個捲筒手紙，幹部從未見過這種柔軟的手紙，異想天開以為是特務寫密碼的專用紙，興師動眾仔細核實。還有一次，一個場員探親回來不久，其妻來信被他們偷拆，看到了寫著「這個月ｍ、ｃ（月經）沒有來。」又大驚小怪一番。他們還憑想當然，在審訊中宣稱「思想有罪」，結果遭到勞教人員揶揄：「我昨晚做夢，夢中想和伊麗莎白女王談戀愛，為甚麼不送我上國際法庭呢？」

李梧齡一直在思考勞教幹部的精神世界。他以法國作家雨果《悲慘世界》中的警察局長沙威為例，認為他「一旦……發現自己原來做了害人之事，當然後悔，痛不欲生」。而中國一些勞教幹部從無懺悔和反省之心，只知一味替自己狡辯，甚麼「在當時形勢下，那樣做還是對的」，「責任是當時過左的政策，我們已經糾錯，所以還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他們把責任推給時代、上級甚至最高領袖。其實，就以這種言行而論，這類幹部對當局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僅有沙威的冷血，卻無沙威的忠誠。

在失去自由的漫長歲月里，李梧齡一天也不承認「非法羈押」的現實，暴力無法令他屈服。他被批鬥時，幹部不許他昂頭，將沉重的糞桶掛在他脖頸上，下令打手往下拖，李就故意從長凳上跌下來，把糞桶砸在他們身上。李被捆綁禁閉時，總是拿出暗藏的刀片，將繩子割斷。在審訊中，李挨耳光，他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打人者抵賴時，李指著地上被打碎的眼鏡說：「沒人打，眼鏡會碎嗎？」在拷打成風、人人自危的日子，李梧齡儘可能保護難友。他被關在禁閉室里，聽見批鬥會場即將動手打人時，就把電燈開關接通。原來他預先在燈泡上放了一小塊刀片，電源短路，會場漆黑，幾個打手在混亂中也挨了打。

像李梧齡那樣反抗的，還有農場的勞教醫生孔祥瑞。幹部抄檢時搜到日記本，認定他「罵共產黨」，於是開庭審判。那天地上積雪，孔醫生穿著用被單縫製的白衣白帽，大步地走出來，抗議道，「明明是辦公室怎麼變成了法庭？明明就是這幾個警察和偵探，卻忽然憑著桌上的幾塊三角木牌牌變成了法官、陪審員？他們問我為甚麼穿得如此，我告訴他們，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為法律死了！」

難得也有幹部向勞教人員討教學問的「溫馨」場面。六十年代初，中共對義大利共產黨首領陶里亞蒂展開批判，幹部把李梧齡叫去，指著報紙說：「這類文章大概也就是你這樣的大學生能寫、能懂了。」幹部抱怨，「政治上這樣說來說去，我們怎麼弄得懂是非呢？你能講講這是怎麼回事嗎」？李梧齡說，他從來不看這種文章，也不認為其中有甚麼道理。「要說修正主義，又有哪一個主義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變的主義呢？……政治上罵來罵去不就是誰凶誰有理？我們還是省點腦筋，眼不見看心不煩為妙。」一番話竟說得幹部點頭稱是，原來他們心頭也是一片迷茫。

《泣血年華》是文化大革命的控訴書。僵化制度以往整人的「小奸小壞」，在文革中發酵成了「大奸大惡」，弄得中國冤獄遍地。李梧齡難以忘懷的是，同濟大學校醫王祖德被定為「漏網右派」，造反派學生把他關了起來，批鬥、毒打八個多月之久。最殘忍的是將王的父親抓來，關在對面的牢房裡，讓王聽父親被拷打的慘叫聲。王醫生終於屈打成招，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師範學院讀書的小妹也受牽連，不堪凌辱，在校門口撞車而亡，父母親先後懸樑自盡，妻子被逼與他離異。

李梧齡家人文革中更飽受欺凌。妻子被小學生追逐毆打，黃砂、污物整簸箕的朝她頭上身上傾倒，她東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學生上李家抄家，見好玩的、好吃的，樣樣都拿。李的長兄少年時患類風濕病，僅頸椎關節可以動，長年卧床不起，小紅衛兵連他也不放過，將舊皮鞋往他臉上戳，說這是阿飛皮鞋。他們還用皮帶抽他，拿條帚掃他的臉。整個虐待過程，就在中風癱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攔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絕食抗議，悲慘死去。李梧齡的岳父亦被無理批鬥，服毒自盡，幸而被救起。

李梧齡本人則在探親期間被上海民兵抓進「集中營」，即原來的蘇聯駐滬領事館內。當然，仍是勞教當局在暗中操控。被拘者每天須背誦毛澤東的三篇小文章，背完了立正，由一個帶白手套的漢子□耳光。走廊時時傳來慘叫聲，女號里的尖聲叫喊尤其可怕。上海民兵以維護社會治安為名亂抓人，有的少女僅因為坐在男友自行車後座上，就被抓來當作流氓阿飛亂打一通，「打手盡往女性身體的敏感部位打，巴不得扯破人家衣服窺視一番」。民兵還莫明其妙地侮辱回農場的女場員，把她們「拉下車來，頭髮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亂七八糟，兩人大聲痛哭，一路上兩人更是哭得淚人兒一般」。凡此種種，全是流氓為滿足淫虐心態而干出的無恥勾當。

「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文化大革命，扭曲了部分中國女子的心靈。《泣血年華》書中，有對李梧齡家屬突然翻臉、劃清界線的女教師，有趁人之危企圖侵佔李家住房的女鄰居。最駭人聽聞的是，上海民兵「集中營」的主審官，是罕見的冷血女人，頻繁下令用竹板抽打男性被拘者的臀部，其殘暴性格跟文革初期嗜血的北京女紅衛兵如出一轍。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中，似乎也僅有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最一個烏兌格人》中出現過一個酷愛觀看男性受刑的變態女子，但人家是「白匪」家屬。上海民兵的女主審官和北京女紅衛兵，算是哪個階級呢？

但是，政治運動和文革也令中國優秀女性的心靈大放異彩。李梧齡所在監獄禮堂後院有一個亭子，北京大學女生、右派林昭就在此被處決。當時她已瘦得皮包骨頭，但仍然很勇敢。林昭勞教時曾向北大校長發出「戳心戳肺」的責問：「當年蔡元培先生任校長，慨然向北洋政府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

復旦大學女生、「大右派」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非文革紅人王海容），有人逼她在大會上檢舉自己的父親，她佯裝同意，但上台後卻說：「我的父親，他，他……他是很偉大的。」全場嘩然。在以後的批鬥會上，她帶英文小說去看，宣稱：「你們的話我愛聽就聽，聽不進就不聽」。王海容同學英年早逝，其父也于文革監獄中去世。李梧齡十分佩服王海容，「我寫回憶至此，忍不住停筆唏噓。」。

李梧齡的妻子是在未婚夫打成右派後跟他結婚的，上司驚異地問：「甚麼？你怎能和他結婚？」她理直氣壯回答：「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為甚麼就不能結婚？」因為婚姻，她忍受了二十多年減薪和降為校工的不公待遇。復旦女生趙麗珠敬重老師李梧齡的人品學問，儘管遭校方勒令退學，仍陪同李的妻子和嬸娘一同前往勞改收容站探望老師，「半小時左右的接見很快就過去了，警笛一聲聲地催促著，大家都依依不捨。我狠了狠心，說了聲『你們放心』，掉轉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幾步，趙同學追了上來，欲言又止，隨手將身上的一枝金星鋼筆送給我」。這種無價的親情之愛、師生之愛，在那些鐵石心腸的酷吏、脅肩諂笑者、為虎作倀者的人生中，可曾出現過一次？

文革，中國血腥而恥辱的一頁終於翻了過去。許多人慶幸劫後餘生，一些人的「心靈拷問」卻登場了。中共承認文革和五七年反右是重大的極左錯誤，冤案製造者坐立不安，想當年他們出擊右派唯恐下手不夠狠，猶如「一個扒手沒有偷到皮夾會比失去皮夾還要難過」！他們現在成了校領導人，恭維李梧齡業務上是「是一員大將」，又忙不迭地把當年的錯誤推給了毛澤東，稱給李梧齡戴右派帽子是他老人家的「欽賜」，李大度但有原則地表示：「這怎麼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決不信這是毛澤東指定的。」

更難堪的可能是勞教幹部了。他們與李梧齡之間的所有恩怨和爭論，都由歷史作了結論。李梧齡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前後有五所大學到勞改局來調他的檔案，但被複旦大學搶了先。他仍然是「有用之材」，上海科技大學問他如果到了該校，有何打算。李說：「如有機會再執教，我想將所有理論物理的課程全部教一遍再說。」負責人對他說：「想不到你還有這樣的雄心壯志，現在已沒有人能承擔所有的課程了。」對此，勞教幹部有何感想？享有此殊榮的人被他們虐待了二十一年，他們可願意誇耀這一「德行」？

當然，這首先是制度之錯。但勞教幹部不可能不知道，未經審判而羈押公民，嚴重違背了《世界人權宣言》中「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條款。至於「酷刑是對個人權利和尊嚴的可恥而邪惡的踐踏，是違反人類本性的罪孽（見美國學者伊恩斯《人類酷刑史》）」早就成為中國普通人的常識，文革中唱得響徹雲霄的革命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不也有「不許虐待俘虜」的規定？可是這一切全被知法犯法的執法者踐踏乾淨了。不過，經過文化大革命，勞教制度在中國的輿論界和公眾心目中終於成了「可恥」、「非法」的代名詞。北京如今每年召開人大政協會議，都有代表大聲疾呼要求廢除這一制度。不知呼籲者中可有勞教局的代表？說起來，他們也算「親歷者」，深知其中的殘酷與荒謬。

李梧齡吃盡政治的苦頭，卻始終堅持個人的政治操守。中國的「民主黨派」諳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學社」出於好意邀請李梧齡加入，李凜然表明：「你們的黨在黨章上寫明了擁護共產黨，那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若要加入你們這個兒子黨，何不直接加入你們的老子黨呢。」事實上，當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復旦大學領導人也明確表示願意介紹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

李梧齡對極左政治堅守原則，對其他事物也一樣。九十年代初，中國各種迷信活動風靡一時，「神醫」藉一點芒硝包醫百病，「大師」以小餅乾、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紅紙字元治病……即使在上海，動物園也出售虎尿、虎糞供人作為神葯。而堂堂大學出版社為賺錢，出版疏漏百出、荒唐謬誤、不堪卒讀的「氣功」讀物。李梧齡以極其諷刺的筆觸描寫「氣功」大師如何作「帶功報告」：一位不過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士，拖長聲音叫道：「各位首長，各位領導，各位大師，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海外僑胞」「……下面的聽眾此起彼伏，紛紛響應，面露幸福的微笑，似乎聞到了異味仙香，進入長生不老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李梧齡是九十年代初「氣功熱」的氛圍中，以科學工作者的「良心」抵制氣功、神醫的，跟當前北京取締法輪功的運動毫無關係，而之前不知多少高級幹部、馬列教授沉迷在反科學的這「熱」那「熱」之中呢！

李梧齡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可以想像，他的「存在」，令周圍許多人不自在。不自在，是因為在「人性和尊嚴」的領域內，他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在全國人民噤若寒蟬的恐怖年代，他嘗試能否憑藉常人的精神力量捍衛自由、人格和尊嚴，他贏了。請略略回顧，李梧齡一次次從勞教農場逃跑，理直氣壯，絕無犯罪感。上海民兵綁架李梧齡，把他押上卡車，他卻偷眼觀看民兵的表情，他們權充鋼盔的藤帽「在我看來卻是廢紙簍」。身為勞教人員的李梧齡還給勞教幹部「上課」，批駁「黨的馴服工具」論，稱「馴」字的偏旁是馬，可見「馴服」一詞絕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況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難道主人是工具？

李梧齡這位有才之士的特點是，對謬誤之說、淺薄之論「咄咄逼人」，但又極具悲憫情懷。你看，逃亡途中，遇到逆水行舟的航程，李梧齡會上岸跟船娘一同背纖。李梧齡的長兄文革中被上海小紅衛兵虐待至死，他每想起這一慘劇，總不禁捶胸慟哭。可是，小紅衛兵幾年後上山下鄉，車站上「車廂一開動……有的哭喊、有的沉悶、有的借酒澆愁……亂作一團」。李梧齡稱，即便在哭喊者中間認出了毆打長兄的孩子，見他們遭此下場，也不忍心追究了。

不用說，這個世界不可能多虧有了李梧齡等人才存在，但確實因為有他們，這些在磨難中絕不降志的有才之士，一副副錚錚鐵骨，一顆顆悲憫心靈，我們這個世界才豐富、才有意義、才有希望。

——章海陵　香港《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