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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反省補充材料-路憲文-10.pdf

　　我的思想反省補充材料

　　路憲文

　　最近地委派人兩次來和我查對材料，對每個問題都很嚴肅認真而又實事求是，對我的思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個別問題在情節上又不夠確切的地方，我向來查對材料的同志談了我的意見，供領導上參考。

　　看了地委所寫的材料，使我心驚肉麻。我的錯誤所造成的罪惡是駭人聽聞的，比我原來估計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惡滔天，殘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認識了我的錯誤的嚴重性。

　　我的錯誤思想腐蝕了信陽地區黨的組織，使它離開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離開了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走上了一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路線，給黨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造成極其嚴重的也是慘痛的損失。同時也跟進一步的深刻的體會到我們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的英明和偉大。經過貫徹黨的九中全會決議，在信陽地區開展的整風運動，發動黨內外群眾徹底的清算了我的錯誤和罪惡，從思想上組織上和作風上純潔了信陽地區黨，在信陽地區重新樹立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紅旗。正確地貫徹了黨的有關農村工作的各項政策，保衛了三大（面）大旗，把信陽地區黨的工作引向正確的軌道，恢複發展了信陽地區的生產，救信陽地區人民出水火，使信陽地區人民重現真理，再見光明，過幸福的生活。回頭看我的錯誤和罪惡遺臭萬年，千刀萬剮碎屍萬段也難以彌補。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欣欣向榮，前途無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贖罪，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力量的前途，鼓舞和增強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決心從錯誤和失敗中站起來，用流過血淚的經驗和教訓把自己武裝起來，鍛煉成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為共產主義事業效犬馬之力。

　　過去的兩年，使我們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遇到的極大困難的兩年。外有帝國主義的破壞，現代國際修正主義的壓迫，內有三年自然災害的襲擊，特別是我的錯誤給黨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造成的損失。但是這兩年也是我們黨取得偉大勝利的兩年。在國際上我們高舉馬列主義紅旗徹底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揭露了現代修正主義的陰謀，保衛了馬列主義，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組織了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高潮。我們黨和國家在國際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深入世界人心，成為世界人民的旗幟。在國內我們黨的九十（原文如此，應為「中」）全會總結了大躍進的寶貴經驗教訓，制定了新的方針政策和有關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使黨的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政策更加完善，使國民經濟建設走上更健康的發展到了，勝利的進行了整風和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提高了全黨的思想水平，改造了黨的作風，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國民經濟的各方面，國民經濟的各方面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兩年的進步實在是巨大的。我由於犯了錯誤使我長期離開黨的政治生活，離開了群眾隊伍，我思想上落後了一個時期。我從報紙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過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認為我錯誤的曾經加以反對的事，現在都成了正確地為黨所提倡的事；過去自己認為好的東西按在都成了壞的東西，加以反對的東西。今昔對比正確的和錯誤的東西對比，更深刻的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認識、工作作風、以及思想意識等方面遠遠的離開了黨的原則。在大躍進的勝利的聲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經不自覺的僵化了，變質了。自己的頭腦怎麼能不犯嚴重錯誤呢？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沒有比這更危險了。

　　越想越后怕。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信陽地區所犯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主要表現在：把特大的災年當作豐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產救災，大搞徵購，大搞工農業基本建設，在工作方針上完全脫離實際脫離了群眾。在爭購糧食工作中錯誤的強調兩條路線鬥爭，大搞反瞞產運動，把災情引起的一切社會現象（逃荒、殺牛、丟小孩、破壞屍體）都歸之於兩條路線鬥爭、或敵人破壞，把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相混淆，用專政的辦法加以處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脫離了黨的原則，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實際。在反右傾鬥爭中之行了一系列的錯誤的方針和方法，打擊了堅持正義意見的同志，縱容了錯誤思想，打擊了正氣，發展了邪氣，發展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作風，特別是以錯誤的辦法打擊了用書面或口頭向黨反映真實情況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黨內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緒。大刮共產風，把群眾私有的一些財產也收走浪費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錯誤發生以後又不敢大胆正視錯誤，採取徹底的堅決的措施加以糾正，反而顧慮重重，多方面隱蔽錯誤，使錯誤長期不能糾正，一錯再錯，就不能不給黨的事業造成駭人聽聞的慘痛的損失。致使大批群眾死亡或身體遭受摧殘，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產能力，極其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有些嚴重的地方妻離子散，絕戶滅村田地荒蕪，房倒屋塌，十室九空，棄屍山野，使人民群眾遭受極其慘痛令人寒心的損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損失則更是無法估計的。實在痛心。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失，使人民群眾遭受如此嚴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雖然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是經過全黨全民的鬥爭，仍然取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確的分析形勢，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的進行分配安排群眾生活，認真的組織領導群眾生產救災，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難是可以渡過的，這樣嚴重的損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嚴重的損失，主要是由於我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離開了馬列主義原則，違背了中央的方針路線，執行了一套完全錯誤的方針政策，錯誤的工作方法，嚴重的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人為的擴大了災情，製造了緊張和混亂。我是信陽地區黨的主要負責人，我的錯誤思想起了主導作用，因此，對信陽地區的錯誤我應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一個黨員的地位越高，他所擔負的責任越大,他的錯誤的影響和造成的惡果就越大,我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脫（托），給黨和人民造成了罪惡，萬分痛心。

　　經過兩年來的學習和反省，我深刻地認識了使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腦子裡非無產階級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發展，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統治了我的頭腦。區別幹部隊伍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重要標誌之一是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個人和集體和群眾的關係。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行為應當儘可能地符合客觀實際，尊重客觀真理。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應當無條件的代表最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全意的為群眾服務，當群眾的公僕，一刻也不應該脫離群眾。而我的錯誤正集中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一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小知識分子，從小嬌生貫養，過著較富裕的生活，養成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主觀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勞動人民。入黨以後一帆風順，未受挫折，我的，我的這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未得到徹底改造。

　　大躍進以來，勝利沖昏了頭腦，滋長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工作上取得了一點點成績就沾沾自喜，把功勞記在自己帳上，喜歡表揚，怕受批評，願聽好的，不願聽壞的，不敢也不願正視工作中的錯誤缺點，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為了個人榮譽，不顧客觀可能，不顧群眾利益，不聽群眾意見，根據主觀願望，站在群眾之上發號司令，不講政策，不講方法，不擇手段，強迫命令群眾去完成任務。這樣就使自己的思想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逐漸僵化變質，失去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思想品質。

　　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進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變成一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難於接受新鮮事物，識別方向，明察真偽，就不能虛心傾聽群眾意見，關於（注：疑是「心」）群眾生活，正確的領會和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就必然走上脫離黨的方針路線的錯誤道路，犯嚴重的錯誤。尤其這種錯誤反映在一個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身上，就必然給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我的這些錯誤思想表現在工作上：首先，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表現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極端嚴重的主觀主義。我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恰合在一起，就發展到了使人難以相信的、迷信主觀想象，一點也不相信群眾的荒謬絕論（應為「倫」）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於群眾的所謂「聰明人」，總認為自己比群眾覺悟高，經驗多，是革命的，而把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則看做一群庸俗無智（應為「知」）、思想落後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頭上叫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實際工作上則要求群眾聽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難，不檢查自己的思想計劃方針政策是否脫離實際，則即不加分析的責備基層幹部和群眾右傾保守落後，尤其在糧食工作上表現的最突出，這完全是一種剝削階級對待群眾的觀點和態度。

　　大躍進以來，信陽地區颳起了嚴重的浮夸風。這種浮夸風所以能在全區範圍內刮起來，長期不能得到糾正我應該負主要責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在工家業生產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實際的計劃和指標，號召下邊去完成，只要報成績大就不變（應為「辨」）真偽盲目相信加以表揚，或開現場會加以傳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評其右傾，光看缺點，否定成績，給群眾潑冷水。逼得下邊弄虛作假，不敢反映真實情況。一九五八年羅山縣委小麥估產低，認為其右傾，忽視兩條道路鬥爭，錯誤地批評了羅山縣委。西平縣委組織部長反映西平小麥七斤（千）三百斤有虛假，地委支持了西平縣委，批評了反映真實情況的組織部長。這些錯誤的作法，促進了浮夸風，起了極壞的作用。黨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糾正浮夸風，但是信陽地區始終沒有認真的進行過糾正。一方面我錯誤的認為怕糾正浮夸風打擊了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錯誤的認為，許多數字已經公布，甚至開了現場會組織了參觀，公開糾正覺得不好講，不好看，自己也怕強調反浮夸犯錯誤。這完全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觀點在我腦子的反映。由於許多數字沒有落實，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長期不摸實底，浮夸風欺騙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傾鬥爭以後浮夸風共產風發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陽地區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我在反右傾鬥爭中執行了錯誤的方針政策，把信陽地區的反右傾鬥爭引導到了一個錯誤的道路上，打擊了實事求是的反映真實情況的同志，打擊了執行黨的政策關心群眾利益的同志，保護和發展了浮夸風、共產風。

　　首先我在省三級幹部會議上對信陽地區夏季糧食徵購工作做了錯誤的保證。一九五九年信陽地區夏季徵購沒完成任務主要是浮夸產量估計過高，脫離實際，當時強調貫徹分配政策，超產獎勵，妥善解決大隊和生產隊之間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我卻錯誤的認為沒有完成任務主要是片面強調照顧群眾利益忽視兩條道路鬥爭的結果。實際上夏季有些地區已經透底，群眾生活發生了困難，而我卻認為群眾私分瞞產，麥收后多吃浪費了糧食。夏季沒有完成任務，我思想感到有壓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強調秋季要早下手抓糧食徵購，注意兩條道路鬥爭。要保證完成任務。

　　其次在我這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鬥爭了曹銘同志，認為平輿縣夏季糧食徵購沒有完成任務，主要是曹銘同志思想右傾，忽視農村兩條道路鬥爭。實際上曹銘同志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對群眾情況是關心的，對曹銘同志的鬥爭是錯誤的。對黃德功、息縣農場張場長的批判也是錯誤的。由於對曹銘同志的鬥爭主要是以糧食徵購問題為中心，對造成信陽地區的錯誤影響極大。曹銘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災情，主張早搞生產救災計劃是正確，批判曹銘同志不積極抗旱，及早提出生產救災也是錯誤的。

　　其三，三級幹部會上批判獎勵生產隊開荒、副業下放生產隊，把大隊豬下放給生產隊食堂和群眾餵養，等都是錯誤的。反右傾鬥爭以後，提倡大搞集體養豬，大辦百頭豬場，普遍試辦窮隊過渡，共產風又刮起來了。實際上在許多方面違背了中央關於執行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產風給群眾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難, 破壞了群眾私有的一點家庭付業。其四，對張樹藩同志的批判是錯誤的。張樹藩同志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是正確的，春季在遂平縣撥糧食安排群眾生活是關心群眾的，對秋季糧食產量的估計較接近實際，我的思想觀點是錯誤的。胡友錄同志反映生產中的問題是正確的，我認為胡友錄同志思想右傾，只看缺點不看成績，因而批判胡友錄同志是錯誤的。信陽地區在反右傾鬥爭中，突出地批判了對糧食問題和浮夸傷風有意見的同志，認為對糧食徵購有意見是右傾思想代表富裕中農叫喊，否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認為對浮夸有意見，是否定成績否定大躍進。現在看來這些同志絕大多數的意見是實事求是的反映真實情況的，對這些同志的批判是錯誤的，其結果就打擊了反映真實情況關心群眾利益的同志，堵塞了黨內言路，保護和發展了浮夸的不關心群眾利益的壞思想作風。造成這種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我錯誤的以非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去領會和執行中央廬山會議的精神，結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實情況和反映工作中錯誤缺點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認為是反對總路線、大躍進的右傾思想，把一切反映糧食問題和群眾生活問題的意見都認為凶（是）替富裕中農叫喊，是糧食問題上的兩條道路鬥爭在幹部思想上的表現。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不關心群眾的痛苦，不敢正視工作中錯誤缺點。由於我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使許多正確的同志受了打擊，忍受了冤屈，現在想起來實在痛心。

　　一九五九年秋，信陽地區遭受了嚴重自然災害，但是在我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對當時政治經濟形勢作了錯誤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分析，把災年當作豐收年，按大豐收年安排工作。提出了一套不切實際的計劃指標，強迫下邊去執行。當時我根據一些片面的虛假的材料和主觀臆斷，估計秋季產量五十億斤，安排群眾生產完成徵購任務沒有問題。當時下邊報六十億七十億斤，我思想上是不相信的，但沒有積極去糾正，不敢提反浮夸，怕犯錯誤。反右傾打擊了反映真實情況的同志，自己也不敢正視實際。有了個人主義情緒就利會（令）智昏不能尊重真理。對有些水源條件不好的地區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受災，部分田地無收的情況自己是知道的。但認為旱災面廣，插花性大，大隊統一分配，不會形成災區。認為有災情無災區。錯誤的認為在分配徵購任務時照顧一下即可，不敢提生產救災，怕戴災帽，影響下邊積極性，同時認為一方面講抗旱成績，一方面又講救災不好看。這種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的思想作風，突出的反映了我不從實際出發，不關心群眾生活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結果由於產量估計浮夸，徵購任務分配過多，對災區沒有查災減免，豐收區購了過頭糧，災區購了口糧，人為的造成了災情，擴大了災情。

　　其次，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注：原「緒」字缺，此補），表現在我對待群眾的態度上，豪（注：應為「毫」）無群眾觀點，對群眾的生活漠不關心，對食堂停伙、逃荒要飯、丟棄嬰兒、路旁死人、破壞屍體等極端慘痛情況，無動於衷，見死不救，反映了我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一種國民黨作風，是統治階級對待群眾的態度。說明我已完全喪失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

當年十月下旬已聽到有部分地區徵購底食堂停伙等現象，但我沒有正視這種情況，及時的向上級反映。當時主觀臆斷的認為，十月分秋尚未收完，徵購任務才完成百分之七十，就叫喊缺糧顯然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錯誤的認為是兩條道路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集中反映。認為反右傾精神尚未貫徹到農村，右傾思想尚未解決。當時聽說其他專區已經完成任務，信陽地區落後了，思想上更加急燥起來，連續開電話會議組織突擊。強調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開展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雇開展兩條道路鬥爭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反瞞產運動在全區範圍內開展起來。省委批轉了湟川召開貧雇會談搞糧食徵購的經驗，更堅定了我反瞞產的思想，認為自己抓對了。十一月上旬王秉林同志兩次向我反映了雞公山謝橋大隊食堂停伙，浮腫病死人，我不但沒有解決糧食問題，反而批評工作組不深入，有右傾思想，叫工作組深入下去依靠貧雇實行三同，群眾吃什麼你們吃什麼，群眾三天不吃飯，你們也三天不吃飯。較工作組頂著，堅決突開（原文如此），一定要搞出糧食來，十七號工作組又派人向地委反映情況，我同意先給一些糧食解決當前生活問題，繼續作工作搞糧食。

當時認為雞公山是千斤社，徵購僅四百多斤，按七百斤計算安排生活也不成問題。雞公山如果吃統銷全區就成大問題了。在我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支配下不敢正視這種情況，十二月初又派縣委書記徐國良同志到雞公山去搞反瞞產。徐國良向我回報雞公山搞出七百萬斤糧食，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認為雞公山問題解決了。叫王秉林在電話會議上給各縣傳播經驗，我和王達夫同志商議在雞公山召開現場會組織參觀。後來又人反映有虛假，但認為沒有七百萬斤有三百萬斤也是好的。地委又批轉了雞公山反瞞產的報告。對反瞞產可能造成的惡果毫無警惕。十一月下旬我到確山，聽邵魯民同志回（應為「匯」）報三萬人大會交心運動的經驗，當時我對報出的三千萬斤糧食數字有懷疑，我向邵說搞出百分之三十就是勝利，況出百分之五十是偉大勝利，確山問題就解決了，錯誤的認為用回憶對比訴苦三個十年前後對比階級教育的辦法啟發乾群階級覺悟，向黨交紅心說實話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參觀了展覽館感覺不壞，在電話會議上推廣了確山的經驗。現在想起來以交心逼糧食實際上是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辦法。

羅山縣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回報了五條經驗，說五類分子評比搞出很多糧食，交出很多破壞事件。當時反映三類地區地主富農造謠破壞糧食煽動群眾瞞產私分，我認為在三類地區整一下五類分子有好處，當時也提出不準讓五類分子反幹部的瞞產，指出這是個階級立場問題。又讓潘局長到羅山召開五個落後縣會議推廣羅山經驗。潘局長回來向我彙報了，我還問潘沒有讓五類分子搞幹部嗎？潘說他沒有講這一點，電話會議結束時我又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後來韓處長向我彙報說省廳不同意開五類分子大會，當即讓韓給各縣打電話進行了糾正，已集中的解散，未集中的停止。潢川會議上我又問許文波同志他說沒有搞幹部，實際上搞了幹部。開五類分子會議反瞞產是一種反動的作法。

　　我不加警惕的推廣了這一經驗，說明我的思想上視糧食為珠寶，只要搞出糧食就能解決問題，發展到不講政策，不講方法，不擇手段的嚴重程度。

　　十一月下旬在平輿、潢川兩地召開了縣委書記碰頭會議，會議上回報了許多私分瞞產的情況，糧食（食堂）停伙，丟小孩等情況，以及基層幹部不敢見領導幹部等情況。當時感到有問題。當時懷疑有災情，但在個人主義思想支配下，沒有認真組織查實情。根據一些虛假彙報，認為私分瞞產是普遍的。落後地區甚至是社社隊隊有。錯誤的認為，當前緊張現象主要是前段工作沒有區別對待，私分瞞產企圖搞誇（注：應為「垮」）是兩條道路鬥爭，有些私分一點糧食想多吃一點是本位主義，應當說服教育。提出核實產量，在搞好分配安排好群眾生活的基礎上開展六好運動。寧書記同意了我的方針。潢川會議雖然提出分配安排群眾生活，但沒有查實落實產量，沒有解決糧食問題，仍是用反瞞產辦法安排群眾生活，只強調了方法上區別對待問題。更錯誤的是由於我思想上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突出，敵人必然乘機破壞，敵我毛段也必然緊張。因而根據當時彙報的一些片面的虛假的典型材料，把一切社會現象都說成是富裕中農進攻和敵人破壞。如有的同志說有的富裕中農煽動說成立託兒所所收的小孩管吃管穿，有的人偷引別人的小孩往城裡丟，就錯誤地認為是富裕中農煽動製造緊張空氣。有的同志說，有些地方要公安局破案。實際上這些都是明顯的災情造成的，群眾被迫求生的手段，而我卻把這一切現象歸之於富裕中農和敵人破壞，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完全混淆，用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用專政的手段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置農民于死地。真正荒謬絕倫，罪大惡極，危險萬分。

　　在平輿開會路過息縣包信，到街上散步發現街后一個死人，當時一個群眾在旁說是餓死的。我叫秘書叫這個人到公社談一談，半路逃跑了，我當即找公社（住）隊人工作組的書記問死人情況，他說這個人生癆病好幾個月，公社給他治病花了六十元，醫院說他是慢性病，把他送在她親戚家裡，昨日病重他親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裡把他抬到街後去了。並說那個隊生活暫時沒有問題。我說那個群眾吃的肥胖可能是富裕中農造謠挑撥黨群關係。路過寨河在公社上看到一個青年婦女抱一個小孩坐在一個大車上，看見汽車過去了跪下叫喊要錢，我未停車就過去了。路過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車，一個婦女引一個孩子找我要糧票，我問了他（原文如此，應為 「她」）那社那隊（原文如此，應為「哪社哪隊」）姓名，他（「應為她」）說糧食少她引孩子來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糧食叫他吃飽好勞動，我沒給他（應為她）糧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亂跑，把情況告訴公社黨委書記叫去查。路過湟川付店見公路上兩個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車走了。路過羅山竹點桿店有幾個外流群眾攔車要坐車到信陽去，司機把曲種哄（原文如此，應為「轟」）開開走了。不多遠又看見稻田有兩個屍體，未停車過去了。當時我感到問題嚴重了。到羅山慌忙下車告訴羅山縣委，提出解決問題的三點意見：⑴派人掩埋路旁屍體。⑵信湟公路二旁（原文如此，應為「兩旁」）有災情，派人把生活安排好。⑶把外流人員收留起來，每人每日半斤糧食，實報實銷。我看到群眾擠買點心，我叫停賣點心，在街後設攤賣稀飯，在大街上擠著不好看，也容易發生車禍。回地委後向地委常委做（原文如此，應為「作」）了彙報，晚上又開了電話會。第二日根據省委的指示，宣布徵購結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開電話會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撥了五百萬斤糧食給各縣安排生活。當時認為停止徵購緊張情緒即可緩和。除少數災區外（估計百分之十）多數地區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瞞產。

　　當時情況已經萬分嚴重，到處發生食堂停伙，浮腫病死人、丟小孩、破壞屍體等嚴重情況，我為什麼不停止反瞞產，反而把這些現象都歸之於敵人破壞富裕中農進攻，用專政辦法處理呢？回憶起來主要是：主觀主義不承認災情那樣嚴重，認為下邊有糧食。思想上有糧食是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和主流，以及人民內部矛盾突出敵我矛盾必然緊張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觀點。反瞞產搞出的一些糧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右傾后我有嚴重的個人主義，糧食徵購未完成任務，感到不好看丟人，怕省委批評，冬季就要糧食搞統銷怕批評右傾。對一些棄小孩、食堂停伙嚴重情況，不敢正視，怕犯右傾錯誤。由寧左勿右的情緒。當時看到這些問題，思想上急躁，害怕，顧慮崇崇（重重），慌手慌足，束手無策，本來開鎖鑰匙只有一個，拿糧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省反映情況要糧食，總怕犯右傾錯誤。我思想上這種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個人主義結合在一起，實際上已發展到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為了個人榮譽地位，不顧人民死活的反黨反人民的嚴重程度。完全是一種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在我腦子裡的反應，根本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條件。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害了群眾也害了自己。

　　十二月省委擴大會議，我向省委彙報了信陽地區的情況，估計災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億五千萬斤糧食。省委給了二億八千斤。楊書記講了在糧食工作上不能搞反瞞產，不能搞兩條路線鬥爭，我思想上才明確了。在地委擴大會議上和二次潢川會議上我檢討了三條教訓。但由於思想上有怕犯錯誤右傾錯誤的個人主義情緒，總是強調成績，對問題不敢深挖，不敢嚴肅批判。因而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同時看到省委糧食已不多，省委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糧，因而自己仍主張作工作，搞一部分糧食安排生活。反瞞產變為做工作實際上仍未停止。

　　其三、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風上是：簡單粗暴，強迫命令，違法亂紀。

　　在省三級幹部會議上鬥爭曹銘同志時，曾發生過推拉等違法亂紀行為，由於我沒有採取堅決認真嚴肅的態度加以糾正，對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中普遍發生違法亂紀行為起到了開導作用。在鬥爭曹銘同志最初兩天，採取擺材料講道理的方法，一個人發表一套道理，互不交鋒，在小組長會上研究改進鬥爭方法，我錯誤地認為會議開的不嚴肅，不緊張，不像鬥爭會樣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項追根相結合。在閑談中我又講了鬥爭潘復生時的一些情況，使大家思想上發生了錯覺。在最後幾次鬥爭會上曾發生推拉等現象，我當時讓大家坐下來一個一個的講，叫曹銘坐下紀錄。在小組會上我提出不要指手動腳，沒有嚴肅批評這是一種錯誤。在會議結束安排工作時，我又講了回去要注意防止違法亂紀，你們都是縣級幹部還老想動手動足，基層幹部就可想而知更難避免。同時告訴大家既不要給基層幹部潑冷水，又要防止違法亂紀現象發生的指導方法。在鬥爭形成相持頂牛局面時，就主動停止會議幫助幹部研究方法等。由於我對這種違法亂紀現象的嚴重性認識不夠，沒有當作一個大問題嚴肅地糾正，結果使大家思想產生錯覺，在各縣擴干會議上違法亂紀行為得到更進一步發展，一級比一級嚴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在反瞞產鬥爭中，我強調兩條道路戰爭，逼著下邊搞糧食，三天一個電話會議，五天一總結，對搞得好的，成績大的，不辨真假，不問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揚推廣，對搞不出成績的就批評右傾，推廣了許多錯誤的反瞞產經驗，領導上強迫命令，逼著下邊違法亂紀，形成了反瞞產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嚴重違法亂紀行為。

　　聽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我在電話會議上講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是不能允許的，但不要簡單的批評處分基層幹部，要保護基層幹部的積極性，不要潑冷水，主要幫助繼承幹部總結經驗，告訴基層幹部方法。同時我認為在群眾運動中發生一些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死個別人是難免的。在我這種極端錯誤思想支配下，對違法亂紀現象沒有認真檢查處理，縱容了違法亂紀的思想和行為。造成違法亂紀成風，逢會必鬥打，打人合法的極其嚴重的現象。階級敵對分子乘機實行階級報復，殘害群眾。各種手段千奇百出，殘酷毒辣。馬龍山打死了張福洪向地委報告，危（畏）罪自殺，地委雖然派人檢查了，但沒有查出問題來，沒有認真的繼續追查，使冤案長期不能處理。

　　在第一次平輿會議上發現西洋店群眾大量外流，我和宋書記專門召集五個外流嚴重的大隊幹部和公社書記開了一天座談會。會議上除了統計外流情況外還反映了許多地富偽軍官富裕中農破壞抗旱鬥爭，帶頭煽動群眾搶秋，煽動群眾等外流現象，以及一些貧農積極分子在極端困難情況下，保護耕牛，堅持生產，維護食堂的模範行為。當時有些群眾回來感到上了當，當時強調安排生活，對壞分子破壞等情況穩定后再處理。回地委后召開電話會議。曾指出有些群眾外流是災情生活問題，有些是富裕中農瞞產私分逃避鬥爭，有些是五類分子破壞，有些是投機商販。當時指出不論什麼地方外流來的一律收容管飯吃，每人每天半斤糧食，實報實銷，集中送回原地。每個收容所要拍三種幹部，公安幹部負責審查壞分子，民政幹部管生活，衛生幹部管治病，當時公安局長正在專區開會，我又給公安局長講了一次。在這次會議上，特彆強調有些農民外逃是富裕中農煽動的，有些是少數富裕農民幹部瞞產私分不叫群眾吃飯農民群眾外逃，有些是富裕農民瞞產私分怕鬥爭外流，有些是敵人破壞等。因為當時蘇聯專家到信陽查礦，空軍等部隊開現場會，怕影響不好，要求各縣在二三天內消滅外流，要深入各社隊調查地富反壞右，富裕中農外流情況，揭發他們的破壞活動，開展鬥爭，斗后管制不準外逃，有犯罪行為的要法辦。要組織民兵巡邏等。我曾經說過：外流沒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話，我這種對待外流群眾的錯誤分析，和極端錯誤的辦法，實際上是一種違法亂紀行為。群眾外逃求生，我把他當作壞人，不準外流更堵殺了群眾的求生之路，這完全是一種國民黨對待群眾的辦法。反映了我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

　　信陽五里店公社社員羅付業，貧農成分，十五歲，父母餓死。殺吃了四歲的妹子，我批准了法辦，錯誤的認為殺人犯法行為。而不（問）①犯法原因。實際上這種殘暴行為應當由我負責，因為我反瞞產餓死了他父母，使他無飯吃，逼他殺人。在光山馬畈公社時聽了該縣委書記劉文才（彩）②的彙報還當場批准逮撲了三個破壞屍體的貧農。後來兩人均死於獄中，我對這一冤獄應負直接的責任。

　　我的錯誤思想作風，縱容了違法亂紀的思想行為。我把許多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相混淆，用專政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提出的許多辦法政策都是違法亂紀的。我對違法亂紀行為又熟視無睹，強調保護違法亂紀的積極性，怕給違法亂紀潑冷水，實際上就是支持縱容了違法亂紀，使之殘害人民，打擊了堅持正確工作作風的同志。完全違背了毛澤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違背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我這種對待群眾利益漠不關心，對群眾生死無動於衷，對許多政策問題採取信口開河，輕率了③（潦）草的態度，說明我的思想已經僵化變質，失去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我已經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脫離了群眾的土皇帝。對群眾的呼聲利益傾④（聽）而不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順我者昌，還⑤（逆）我者亡。我的錯誤實在嚴重極了，危險極了。

　　其四，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表現在對待組織的態度上是不忠誠的，存在著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

　　信陽地區這樣嚴重的情況，我沒有及時向省委彙報，許多重大政策問題既沒有向省委請示，也沒有在黨的會議上討論，就自作主張獨斷專行的進行了處理。我有嚴重的個人主義情緒，在向省委彙報工作時講好典型多，講壞典型少，怕說看消極面多受批評。死人問題一直到省委指示時才向省委作了極不深刻的檢討。

　　我對待錯誤的態度是不老實的，想方設法掩蓋錯誤。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輿開會，路過新蔡時見路旁村莊有群眾扒樹皮，我當時就認為那裡的生活有問題，當即告訴縣委書記叫他親自派人去查明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又認為剝了皮的樹留著不好看，叫群眾砍了。路過萬金店見村莊有五棵沒皮的樹，我將同樣的話告訴了平興縣委宮書記。

　　我在火車上看到信陽長台附近有一個村有幾棵剝了皮的樹，我又告訴余書記派人去查，看生活是否問題把樹砍掉，我說火車上來往的各種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楊書記路過光山潑河南一個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裡已無人。我見了馬龍山說，你那破房不扒了，放在那裡展覽嗎？我的各種錯誤思想對下邊起了極壞的影響，助長了下邊封鎖消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為告訴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韓仁秉同志為此事省里開了會。延炳玉回來向我傳達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準備死人浮腫病等材料向毛主席彙報。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檢查一下生活的問題安排的怎樣，把原來的展覽館再收拾一下，食堂土蒸汽恢復起來，沒有集中的浮腫病集中起來。我去了以後，聽說韓仁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幹部都調離了，把群眾也準備調到遠地生產，只留少數幹部積極分子接見主席，我和老延都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不叫群眾見主席不好。研究結果，叫中央下放幹部的組長審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類分子和對黨不滿的富裕中農調離以外，多數政治上可靠的群眾留在公路兩旁和村莊附近接見主席。現在聽說把浮腫病人調走了，把託兒所小孩調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吃了幾天大米飯。實際上形成了布置假現場，蒙蔽主席，對群眾影響很壞。我的思想可能對延炳玉同志有影響，我應負一定責任。

　　我對死人數字的統計存在少比多好的個人主義思想，因而每次都強調叫下邊劃清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這種錯誤思想對下邊起了極壞的影響。一九六零年元月十號左右到湟川見了宋書記，他告訴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並說老梁思想有顧慮，在縣委擴大會議上說省委工作來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黨團員，到處統計死人數字，以後沒有縣委通知不準給他。湟川會議上我問老梁和老楊，他們都不承認有那麼多。

　　當時我批評梁德柱同志不改在縣委會上批評省委工作組，因該和他們組長商量一下統計死的辦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說工作組的組員有許多不是黨團員，團員，給他們說了也沒有什麼好處。同時告訴他們對上級領導同志有什麼說什麼，對下要保密，不要亂髮通報文件，叫敵人知道了不好。當前應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於統計死人數字，以免發生消極情緒，結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再向省委寫報告，張甫同志對老梁意見很大，當時我批評老梁不該和張甫頂嘴，固始死人多，對張甫招呼很好，張沒啥意見，你死人少，你對張甫態度不好張甫對你意見很大。這是一種庸俗的錯誤觀點，我的這些話促進了老梁對張甫同志不滿，影響很壞。元月底我回地委，王達夫同志向我說，公安處年終統計全區死人二十三萬，浮腫病死人八萬，已叫各縣委審核一下再報省。我同意了王達夫同志的意見，弄清楚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再向省委寫檢查報告。在我錯誤思想支配下，沒有及時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開會，楊守跡（績）同志和我說死人二萬多，我說有那麼多麼，再審核一下，劃一下界限。我也沒有即時向省委寫報告。只到三月初固始開始向省委報告死人四萬多，趙書記電話會議上點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對固始死人問題向省委寫了檢查報告。三月下旬省委吳書記和我談了話，我才把全區的死人情況向省委寫了報告。這樣嚴重的人命關天的大問題長期沒有主動向省委寫書面的正式的檢查報告，是一種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行為；是毫無黨性的表現。

　　我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對中央、省委派來的同志不夠尊重。李堅（中央監委）同志在省找我談了兩次話，我把信陽地區的死人情況向李堅同志作了彙報，李堅同志從固始、光山回來我找李堅同志談了一次。決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堅同志彙報，下午正開常委會，邱進敏同志說李堅同志叫你談話，本來因該停止常委會去見李堅同志，但當時我即借口開會未去見李堅同志。晚上地常委集體向李堅同志作了彙報。李堅同志對問題認真負責，態度嚴肅，這是對黨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值得我學習，但當時我思想有顧慮，怕李堅同志批評，對李堅同志有些意見，說了一些不滿意李堅同志的話。現在檢查起來我對李堅同志的態度是非常錯誤的，是一種消極抗拒檢查的態度，是黨所不允許的。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擴大會議結束我把馬龍山樑德柱留下，我問他們死人數字為什麼一下由九千增到五萬多。當時我思想上對這個數有懷疑。梁德柱說省委檢查組逐戶登記的，按工作組統計的數字，加現有人口比選舉時統計的人口多一萬七千多，死人沒有那麼多。我和梁德柱、馬龍山說，你們再派縣委同志親自摸兩個大隊，核對一下看是出入，不要和工作組講。到底多少心中也有個底。我對省委檢查組統計的數字有些懷疑，怕統計得不準確，這是一種對工作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錯誤態度，嚴格說來也是一種抗拒檢查的態度，我的這種錯誤思想，對梁德柱的抗拒檢查起了支持作用。是黨紀所不允許的。

　　我對人民群眾的來信採取了違法亂紀的態度。光山白雀園公社民校老師給我寫了一封信反映群眾生活問題，當時我看了以後認為情況可能有擴大，寫信的動機是好的，我不準備再去檢查了，王達夫同志說還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達夫同志就派陳正卿同志去檢查。省四級幹部會議上我見了馬龍山和黃文儒，問他們查的怎樣，他們說沒弄清，我說還是查清楚好一些。結果黃文儒回去就追查起來，並把來信人扣起來了，陳正卿同志回來回報才知道扣起人來了，我和王達夫叫他立即放出來，我雖未叫扣人，但我叫黃文儒查來信人是錯誤的我應負責。專署工程局黨員幹部邢貴良用地委信紙和名義給信陽縣委寫了一封信批評縣委，我聽說后認為借地委名義批評縣委是違法行為。叫公安局破案，並進行批判鬥爭，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後來雞公山會議后糾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陽縣監委書記胡修玉同志向中央寫匿名信反映信陽地區死人情況，轉信陽地委處理，我同意王達夫同志意見叫公安處偵察破案，進行鬥爭划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察看。現在看來這些同志都是對黨負責的，關心群眾生活，同黨如實反映情況的好同志，但是我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支配下，對這些同志的來信採取了壓制民主，打擊向黨反映真實情況的好同志，是一種違犯黨紀國法的行為。

　　我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給黨和人民群眾造成的罪惡是駭人聽聞的。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了登峰照（造）極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經僵化變質，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我願接受黨任何嚴厲處分。我希望黨給我留一個自我改造、立功贖罪的機會。

　　由於我長期脫離黨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後了。再加我的錯誤對我自己精神上的壓力很大，思想很混亂，因此我的檢查寫的仍不系統不深刻，有些觀點還可能有錯誤。我熟（熱）誠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給我以幫助，挽救我。

　　路憲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