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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文革史家宋永毅先生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今年七月由香港的開放雜誌出版社出版。《文革大屠殺》這本書，收集了從1966年到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幾起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事件。它們分別是：北京大興縣慘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血案，湖南道縣大屠殺，廣西賓陽慘案，廣西四二二屠殺，雲南沙甸事件。另外，還有一篇文章記敘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慘案，它雖然寫的只是一個家庭的遭遇，但反映出北京六六年所謂「紅八月」的恐怖暴行。

正如《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先生所說，文革中這幾件大屠殺事件，和文革中一般的政治迫害相比，具有以下六個特點：1、時間短促而集中，2、殺人方式極其野蠻，3、官方一手煽動與操縱，4、實行階級滅絕政策，5、捏造罪名，純屬冤案，6、事後無人負責。

以湖南道縣大屠殺為例。這場大屠殺發生在1967年夏季，歷時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受道縣殺人影響，全地區十個縣市也殺了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其中四類分子3526人，四類分子的子女4057人，被殺者最大78歲，最小的才出生十天。

許多人把文革期間的某些階段稱為無政府狀態，把那些濫斗濫殺行為稱為暴民政治。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文革期間發生的大屠殺是徹頭徹尾的專制統治的產物，它們不是暴民政治，而是專制下的暴政。不錯，專制統治和無政府狀態都是無法無天，但是正如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貢斯當早就指出的那樣，「無政府狀態和專制政治都把野蠻引入文明，但無政府狀態是讓所有的人都回歸野蠻，專制政治則是專為自己保留了野蠻，並打擊它的奴隸。」用當時的話就是「只准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

宋永毅在前言里深刻論述並明確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殺是「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也是一位文革史專家，他在給這本書寫的序言里也指出，「文革中發生大屠殺，並非偶然事件，並非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亂局面的失控產物」，而是有著長期的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支撐，有著相應的物質條件和制度保證的結果。我認為，宋永毅和徐友漁的這一觀點，是對整個文革史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

提起文革中的政治迫害，不少人，尤其是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青人和海外人士，包括一些西方學者，他們總以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是當年養尊處優的中共官僚和待遇不錯的知識分子，《文革大屠殺》這本書告訴我們，在文革中遭受屠殺和其他形式虐待迫害的，首先是中共掌權十七年來生活悲慘、地位低下的人，也就是被劃成「階級敵人」的各類人以及他們的子女。這對於糾正某些有關文革的片面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這對於駁斥一些所謂「新左派」對文革的肆意曲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在他寫的序言里告訴我們，當初思想解放運動興起，官方報刊也發表了一些揭露文革罪行的文章和作品，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就竭力阻攔禁止。胡喬木說，我們年青一代，本來就不知道文革的情況，這樣的作品一出來，反而讓青年們知道了文革的情況，這就影響了青年對黨和毛主席的威信。真是一語道破天機。這就是為什麼文革過去三十多年，而中共當局始終對文革的揭露和研究諱莫如深並百般阻撓的原因。

徐友漁沈痛地指出：「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了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識無睹，這是另一重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恥辱。」

古人曰：「知恥近乎勇」。我相信，認真閱讀這本《文革大屠殺》能夠激起我們正視歷史的勇氣。唯有敢於正視歷史，我們才能超越歷史。□

《北京之春》2002年11月號

《胡平文庫》讀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