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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文庫第19集王書瑤《燕園風雨鑄人生》


黑色文庫第19集王書瑤《燕園風雨鑄人生》序

在這裏，我敘述我個人寫「高度集權是危險的」的過程和後來的遭遇，也寫「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這個大背景和許多右派學生與老師的活動與遭遇。

我是個極右派。在1979年改正之後，同許多老同學見面，我聽到最多的話是：誰讓你發現真理比我們早二十年！

鄧小平是在中國大地經過了火和血的洗禮之後，才說權力不能過份集中在個人手裡，權力過份集中在個人手裡是危險的。可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就明白地說：高度集權是危險的！我早說了二十年，我是右派；鄧晚說了二十年，他是領袖。

為了歷史，我也要把這段經歷寫出來。

寫出來是為了自省和反省。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沒有自省就沒有前途，為了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高度集權下所受的苦難和防止悲劇重演，我也要把這段經歷寫出來。

（一）

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學習物理，1957 年春,共產黨進行整風，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大飯廳的東牆上，貼出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張作用最大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直接掀起了我們稱為「五一九運動」的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幾天之內在整個北大校園貼出的大字報就數以千計。我雖然沒有參加運動主流的活動，但是從運動一開始，我對它就極為關注，而且我後來也寫了大字報，所以在這裏，我以個人經歷為主線，概述我所見運動的全貌。重點當然是「高度集權」這一命題和我的遭遇。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缺乏對「五一九運動」的全面歷史的記述。

運動開始，我既感到迷惑、也感到興奮。5月26日,數學系任大熊、陶懋頎兩位助教節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我才弄清了問題的本質,我才找到自己的位置。到了6月1日,----「五一九」運動開始后的第14天,我貼出了自己的大字報――「高度集權是危險的」。「高度集權」的可能含義就是專制，就是沒有約束的權力。斯大林在他那個時期，犯了那麼多錯誤，就是因為他的權力是沒有約束的，是沒有限制的。沒有一個體制、一個制度，可以限制他個人的權力。可是當時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認為民主已達到了極點，我說「高度集權是危險的」，自然是反動言論，是惡毒攻擊，因此,我的右派言論是「情節嚴重」;反右之後,我又拒絕檢查,所以就「態度惡劣」,結果,我就受到對右派最重的處分:勞動教養。那是在1958年。1960年的飢餓年代也是在那裡度過的。很多右派就餓死在那裡。與我關係比較密切的就有北大的陳洪生和清華的張行陶與林建榮。他們都是非常健壯的小夥子和誠實的青年。

1962年解除勞教,並且就業。作過拉圾裝卸工、船工、木工、曬鹽工。1966年8月,也就是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集體被遣送到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先是修築從庫爾勒到若羌的公路,戰鬥在八百里戈壁瀚海之中,最後定居於農2師設在焉耆的21團。1973年,我退職回遼寧開原農村,又當上了人民公社的社員。1979年改正之後,先後經過與我素昧平生的北大的胡代光、人大的李宗正和遼大的宋則行三位教授的輾轉推薦,1980年,落戶于遼寧社會科學院,從事數理經濟學研究。此時,我已完全從自然科學轉向了社會科學。從勞動教養到此時，已經過了二十二年。

從1958年起,我就已放棄了物理,改向社會科學。我不相信自己是錯的。高度集權就是危險的，怎麼會是錯的？而且,在北大時,法律系二級教授、國際法教研室主任龔祥瑞說,我的理論是從他的老師、英國工黨理論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那裡抄來的。天知道,我一個20歲學物理的毛頭小夥子,怎會知道拉斯基其人？這件事情對我的關係是如此重大,於是,我自然想知道自己是處在一個什麼位置。因此,我轉向社會科學。

到1979年,我已經讀了一些書,並且開始研究「無形價值論」的一些問題。實際上,是已經寫出了「無形價值論」初說，７萬字。這個「無形價值論」最核心部分是改寫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公式：把Ｑ＝Ｃ＋Ｖ＝Ｃ＋ｖ＋ｍ改寫為Ｑ＝Ｃ＋Ｖ＋jw＝Ｃ＋ｖ＋ｍ＋jw。其中的jw，就是科學技術進步對物質產品價值貢獻的份額。專著《無形價值論》直到1992年才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如果說，在改正之前是沉重的壓力的話，那麼，在進入遼寧社會科學院之後，則是強烈的觀念的衝擊。我一次在遼寧社會科學院報告了我的「無形價值論」之後，一個人說；「你不能在政治上保持與黨中央的一致。」這是在當時最嚴重的政治評語，僅次於再戴一次右派帽子。1986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進入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轉而從事賦稅理論研究，與人合作完成60萬字的《賦稅導論》一書，最後在研究員崗位上退休。

這本小冊子裏面所記述的，就是我40年中的所見所為，和我對社會發展的認識。它是我生活的經歷，也是我認識的經歷。

我真實地寫我自己和我所見的右派，也真實地寫我生活的這個社會。

（二）

可以說，「五一九運動」是繼「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之後，北京大學的又一次重要的學生民主運動。它是「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與民主精神在新時期的新的表現。但是,這一次運動卻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更有甚者，它還對共產黨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質疑，所以從一開始，就受到懷疑和壓制，到後來，凡是積极參加這一次學生民主運動的同學和老師，都被打成了右派。這一次運動也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一個組成部分。「五一九運動」先是被否定了，後來又被抹煞了，在中國學生運動的歷史上，在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歷史上，也就不存在「五一九運動」。直到1978年，北京大學八十周年校慶的時候，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著名的學者周培源先生在校慶慶典講話時，仍然說，1957年北京大學的反右派鬥爭是積極的，它純潔了教師和學生隊伍，增強了北京大學的實力（大意）。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對此也隻字不提。1957年在北大什麼事情也發生過。既沒有轟轟烈烈震動全國的大字報運動，也沒有錯劃了幾百個右派，也沒有一百多人被勞動教養，也沒有人因為右派而被判刑，也沒有人被送去勞動考察。也沒有人為此而喪生！沒有，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發生過，沒有對民主的追求，也沒有對真理的追求。也沒有對這種追求所付出的犧牲，可怕的一片空白。

這是一起冤案。

唯其是一起冤案，所以我更有義務把這個運動寫出來。告訴世人，我們當時都幹了些什麼，我們追求的是什麼，我們做出了那麼多的犧牲是為了什麼？

同時，我們還要反省，為什麼我們的目的與手段都是正當的，但是目標卻沒有實現。

（三）

這次運動的性質是民主的和科學的，從它第一張大字報上就體現了民主的性質。1957年5月19日貼在北大大飯廳東牆上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質問北大團委：北京大學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團員代表是怎麼產生的？是誰選舉了他（她）們？這明明白白是要求按民主的原則、按民主的精神辦事。在運動中，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本身也是民主精神的具體體現。在運動中，同學們和老師們，通過眾多的大字報，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批評和討論，對斯大林的問題，對胡風「反革命」的問題，對肅反問題，對黨的領導問題，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對當時充斥在學校教學中的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醜惡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要求實事求是地對待科學和歷史上的問題。這些意見，後來證明，多數是正確的。

他們都是真誠的愛國者，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真理熱血沸騰的有為青年！他們是盛開的右派之花！

但是，參加這次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都遭到打擊，都被錯劃成右派或極右派，僅在當時，就有七人被判刑，後來又有二、三十人被判刑，有數十人被勞動教養，也有人說，有120多人被勞動教養，其他則受到勞動考察或留校察看等項處分。

（四）

這次迫害持續了二十余年。在這期間，有人死了，多數人活了下來。儘管無人不在逆境當中，但是，他們大都能不屈不撓地艱苦奮鬥。寫大字報，參加運動，不是這些人的目的，我們都學有專業，在自己的專業上做出成績，對祖國、對科學做出貢獻，才是我們生活的根本目的。但是，沒有民主，這些都是空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知識分子受迫害，有多少科學與文化成果被毀壞！

從1978年以後，情況才有了很大的轉變。由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我們陸續得到改正。鄧小平解開了縛在我們身上的部分繩索。鄧小平解放了我們，我們才能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做自己的工作。在我生活的70個年頭中，我只工作了不到20年。

值得慶幸的是，我還工作了近20年！

但是，是誰縛住了我們呢？如果我們當時得到肯定，或者，即使不肯定，也不否定，那又會是一種什麼情形？整個中國又會是一種什麼情形？中國會發生後來的慘劇嗎？

五十年過去了，那一次轟轟烈烈的學生民主運動一直不被人知，甚至連現在北大的學生對此也毫無所知。其實，1978年改革開放中的許多做法，在1957年的「五一九運動」中就已經被提了出來，比如，要民主政治而不要個人崇拜，反對個人迷信，最基本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那時貫徹運動始終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更遑論其他?

由於那次運動時至今日還沒有被重新評論過,所以,那次運動的光輝,不為人知,那些參加運動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已經消沉,有的仍然在奮鬥,就是最好的人,也有20年的慘痛生活。「九州生氣恃風雷」，如果一個社會中積極的東西得不到肯定，消極的東西得不到批判，誰來關心國家大事？為什麼要以天下為己任？為什麼要研究歷史？今日大學生之各種頹廢現象，能說與此沒有關係嗎？

我寫這個經歷,就是為了緬懷死者,悲歌生者，憑弔往事，繼往開來。我們都是主動關心國家大事才成為右派的，不是「牧馬人」。我講的故事是真實的，不是傳奇。

儘管我們深受壓迫，我們還是用自己年輕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命運抗掙過，我們無愧於自己的人生！在黑暗即將到來的時候我們曾經高聲吶喊，呼喚過光明之神！

我們雖都歷經坎坷，可是我卻寧願人說我是奮鬥的一生，而不是坎坷的一生。

雖然同樣都是苦難的生活，可是抗掙和不抗掙大不一樣：精神狀態不一樣，效果也不一樣。

我的經歷，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了民主而跋涉的經歷。

我們這一代人，雖經苦難而不悔，就是這樣生活的！前進吧！

讓鮮花再次盛開吧！

（五）

這本書寫的既然是經歷，當然就有回憶錄的性質，於是就產生一個所述事實是否真實的問題。1957年我的大字報的文稿已被沒收，日記被抄看，我憤而燒毀。後來，在勞教中、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不可能留下日記。因此，寫這份經歷，就真正成了回憶。在寫作的時候，我盡量找一些參考資料，但是，一些具體事實，就很難說了。我的記憶又時常出問題，我只能做到盡量忠實於我的記憶，不文飾，不歪曲。

為了忠實地紀錄那個時代，為了使那個運動中的許多事件忠實地再現於讀者面前，我曾找過一些當事人，希望他們能向我提供我沒有參加的活動的情形。不過，這種努力多少使我有些失望。許多與我共患難的朋友，現在的情形已不同往昔。他們只向我提供了少量的資料。

1957年共產黨抓右派，就好像一個愚蠢而強大的漁人，他撒下一具碩大無朋的大網，本來是想捉章魚，可是卻把所有的魚類都捉了進來，其中可能有章魚，也可能一條也沒有。（就北大而言，後來都得到了改正，就是一條章魚也沒有。在全國可能有「擴大化」，可是對於北大，卻是全錯了。）漁人把這些魚都關在一個淺灘上，任他們生生滅滅。這些不同的魚類，雖然生活習性各不相同，但是，一樣困於淺灘，也只能「相濡以沫」。1978年「改正」之後，就好像打開了關閉他們的閘門，有的人回歸大海，呼風喚雨，騰蛟起鳳，在他們從事的科學領域中，發出耀眼的光芒；有的人仍然困守于淺灘，對往事不堪回首；多數則是在自己的工作領域中過著平靜的生活。於是，對於幾使他們處於滅頂之災的運動，就有不同的態度，環境變了，人也就變了，這倒應了一句古話：「相濡以沫，何若相忘于江湖？」

但是，所有的右派也還生活在一條苦難的延長線上，就是那些騰蛟起鳳、位高權重的右派也都一樣，他們每個人都有一首滄涼悲壯的歌，都有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在長達二十年的歲月里，他們有的婚變，家破人亡，有的不能成家；他們帶給他們子女和親屬的只是災難、屈辱和貧困。在那個漫長的歲月里，他們子女和親屬對他們只是憎恨。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代表顧准先生臨終的時候也不能見到親生老母一面；他至死也不能得到他的子女的諒解。改正之後，也只是解開了縛在他們身上的部分繩索，沒有道歉，沒有賠禮，沒有賠償，我在四十二歲時改正，也只給我56元的工資，孑然一身，一切都要從頭做起。在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們身體受到摧殘、精神受到折磨、意志受到考驗。他們就是做牛做馬，粉身碎骨也不能償清不是由於他們的過錯所欠下的債。他們仰不愧於皇天，俯有情於後土，世間有多少災難，為什麼都降落到他們的身上？為什麼都降落到知識分子身上？為什麼都降落在中國人的身上？

倒是我一個不是右派的同學宋禮庭，為我找到了兩份很重要的文獻：一份是《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彙集》，一份是《校內外右派言論彙集》，另外，我還碰巧買到了葉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這樣，我的回憶錄才變得豐富一些。

除此之外，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我的許多思想感情和觀念也都有了相當的改變，今天來敘述往事，不論在判斷上還是在敘述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今天認識的烙印，這恐怕是毫無辦法的。我想，所有的回憶錄恐怕都是如此，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地要批判和評論過去。

雖然如此，在具體事件的敘述上，我還要力求真實。

書中提到的具體的人，大部份都用真名實姓，對於我攻擊和我讚揚的人都一樣。比較敏感的用了假名，有的人為了名譽，不用名，或只用姓。用名或不用名，只對本人和他（她）周圍的人有意義，對於一般讀者，是張三還是李四，都是一樣的。另外有些人的名字是記不清了。

還有，這幾十年來，我的工作，主要是寫論文，論文要求的是簡潔，可是回憶錄卻是文學性的，在敘述上很難避免給人以跳躍和混亂的感覺，我除了努力改進之外，也只好請讀者原諒了。

有些小事，我也用了一點文學筆法，以增加可讀性。我敘述的也並不全是苦難，也有苦中做樂的時候。

（六）

我的經歷大致分為以下幾部分：「五一九」運動半年；勞動教養四年；清河農場就業四年；發配新疆六年；回鄉做公社社員當臨時工五年；在遼寧社會科學院工作六年；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十二年。日前只完成了第一和第二兩部分，即，從「五一九運動」到勞動教養。其他部份則有待于來日。

1999年5月19日

1999年定了稿，今年已經是2007年了，這中間又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些文字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主體都沒有變。
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