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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文库第19集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


黑色文库第19集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序

在这里，我叙述我个人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过程和后来的遭遇，也写“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这个大背景和许多右派学生与老师的活动与遭遇。

我是个极右派。在1979年改正之后，同许多老同学见面，我听到最多的话是：谁让你发现真理比我们早二十年！

邓小平是在中国大地经过了火和血的洗礼之后，才说权力不能过份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过份集中在个人手里是危险的。可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就明白地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早说了二十年，我是右派；邓晚说了二十年，他是领袖。

为了历史，我也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写出来是为了自省和反省。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没有自省就没有前途，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在高度集权下所受的苦难和防止悲剧重演，我也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一）

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物理，1957 年春,共产党進行整风，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张作用最大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掀起了我们称为“五一九运动”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几天之内在整个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就数以千计。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主流的活动，但是从运动一开始，我对它就极为关注，而且我后来也写了大字报，所以在这里，我以个人经历为主线，概述我所见运动的全貌。重点当然是“高度集权”这一命题和我的遭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乏对“五一九运动”的全面历史的记述。

运动开始，我既感到迷惑、也感到兴奋。5月26日,数学系任大熊、陶懋颀两位助教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才弄清了问题的本质,我才找到自己的位置。到了6月1日,----“五一九”运动开始后的第14天,我贴出了自己的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高度集权”的可能含义就是专制，就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斯大林在他那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的权力是没有约束的，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一个体制、一个制度，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可是当时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认为民主已达到了极点，我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自然是反动言论，是恶毒攻击，因此,我的右派言论是“情节严重”;反右之后,我又拒绝检查,所以就“态度恶劣”,结果,我就受到对右派最重的处分:劳动教养。那是在1958年。1960年的饥饿年代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很多右派就饿死在那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有北大的陈洪生和清华的张行陶与林建荣。他们都是非常健壮的小伙子和诚实的青年。

1962年解除劳教,并且就业。作过拉圾装卸工、船工、木工、晒盐工。1966年8月,也就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集体被遣送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先是修筑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战斗在八百里戈壁瀚海之中,最后定居于农2师设在焉耆的21团。1973年,我退职回辽宁开原农村,又当上了人民公社的社员。1979年改正之后,先后经过与我素昧平生的北大的胡代光、人大的李宗正和辽大的宋则行三位教授的辗转推荐,1980年,落户于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此时,我已完全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科学。从劳动教养到此时，已经过了二十二年。

从1958年起,我就已放弃了物理,改向社会科学。我不相信自己是错的。高度集权就是危险的，怎么会是错的？而且,在北大时,法律系二级教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龚祥瑞说,我的理论是从他的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那里抄来的。天知道,我一个20岁学物理的毛头小伙子,怎会知道拉斯基其人？这件事情对我的关系是如此重大,于是,我自然想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因此,我转向社会科学。

到1979年,我已经读了一些书,并且开始研究“无形价值论”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已经写出了“无形价值论”初说，７万字。这个“无形价值论”最核心部分是改写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公式：把Ｑ＝Ｃ＋Ｖ＝Ｃ＋ｖ＋ｍ改写为Ｑ＝Ｃ＋Ｖ＋jw＝Ｃ＋ｖ＋ｍ＋jw。其中的jw，就是科学技术進步对物质产品价值贡献的份额。专著《无形价值论》直到1992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在改正之前是沉重的压力的话，那么，在進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之后，则是强烈的观念的冲击。我一次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报告了我的“无形价值论”之后，一个人说；“你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这是在当时最严重的政治评语，仅次于再戴一次右派帽子。1986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進入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转而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与人合作完成60万字的《赋税导论》一书，最后在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这本小册子里面所记述的，就是我40年中的所见所为，和我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它是我生活的经历，也是我认识的经历。

我真实地写我自己和我所见的右派，也真实地写我生活的这个社会。

（二）

可以说，“五一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北京大学的又一次重要的学生民主运动。它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在新时期的新的表现。但是,这一次运动却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進行的，更有甚者，它还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和压制，到后来，凡是积极参加这一次学生民主运动的同学和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这一次运动也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五一九运动”先是被否定了，后来又被抹煞了，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上，在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历史上，也就不存在“五一九运动”。直到1978年，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学者周培源先生在校庆庆典讲话时，仍然说，1957年北京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是积极的，它纯洁了教师和学生队伍，增强了北京大学的实力（大意）。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对此也只字不提。1957年在北大什么事情也发生过。既没有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大字报运动，也没有错划了几百个右派，也没有一百多人被劳动教养，也没有人因为右派而被判刑，也没有人被送去劳动考察。也没有人为此而丧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没有对民主的追求，也没有对真理的追求。也没有对这种追求所付出的牺牲，可怕的一片空白。

这是一起冤案。

唯其是一起冤案，所以我更有义务把这个运动写出来。告诉世人，我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同时，我们还要反省，为什么我们的目的与手段都是正当的，但是目标却没有实现。

（三）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民主的和科学的，从它第一张大字报上就体现了民主的性质。1957年5月19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质问北大团委：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这明明白白是要求按民主的原则、按民主的精神办事。在运动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本身也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运动中，同学们和老师们，通过众多的大字报，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对斯大林的问题，对胡风“反革命”的问题，对肃反问题，对党的领导问题，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当时充斥在学校教学中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丑恶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科学和历史上的问题。这些意见，后来证明，多数是正确的。

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真理热血沸腾的有为青年！他们是盛开的右派之花！

但是，参加这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遭到打击，都被错划成右派或极右派，仅在当时，就有七人被判刑，后来又有二、三十人被判刑，有数十人被劳动教养，也有人说，有120多人被劳动教养，其他则受到劳动考察或留校察看等项处分。

（四）

这次迫害持续了二十余年。在这期间，有人死了，多数人活了下来。尽管无人不在逆境当中，但是，他们大都能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写大字报，参加运动，不是这些人的目的，我们都学有专业，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成绩，对祖国、对科学做出贡献，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目的。但是，没有民主，这些都是空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受迫害，有多少科学与文化成果被毁坏！

从1978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陆续得到改正。邓小平解开了缚在我们身上的部分绳索。邓小平解放了我们，我们才能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做自己的工作。在我生活的70个年头中，我只工作了不到20年。

值得庆幸的是，我还工作了近20年！

但是，是谁缚住了我们呢？如果我们当时得到肯定，或者，即使不肯定，也不否定，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整个中国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中国会发生后来的惨剧吗？

五十年过去了，那一次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一直不被人知，甚至连现在北大的学生对此也毫无所知。其实，1978年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做法，在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中就已经被提了出来，比如，要民主政治而不要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最基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那时贯彻运动始终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更遑论其他?

由于那次运动时至今日还没有被重新评论过,所以,那次运动的光辉,不为人知,那些参加运动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已经消沉,有的仍然在奋斗,就是最好的人,也有20年的惨痛生活。“九州生气恃风雷”，如果一个社会中积极的东西得不到肯定，消极的东西得不到批判，谁来关心国家大事？为什么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今日大学生之各种颓废现象，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吗？

我写这个经历,就是为了缅怀死者,悲歌生者，凭吊往事，继往开来。我们都是主动关心国家大事才成为右派的，不是“牧马人”。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不是传奇。

尽管我们深受压迫，我们还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命运抗挣过，我们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在黑暗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曾经高声呐喊，呼唤过光明之神！

我们虽都历经坎坷，可是我却宁愿人说我是奋斗的一生，而不是坎坷的一生。

虽然同样都是苦难的生活，可是抗挣和不抗挣大不一样：精神状态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我的经历，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民主而跋涉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虽经苦难而不悔，就是这样生活的！前進吧！

让鲜花再次盛开吧！

（五）

这本书写的既然是经历，当然就有回忆录的性质，于是就产生一个所述事实是否真实的问题。1957年我的大字报的文稿已被没收，日记被抄看，我愤而烧毁。后来，在劳教中、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不可能留下日记。因此，写这份经历，就真正成了回忆。在写作的时候，我尽量找一些参考资料，但是，一些具体事实，就很难说了。我的记忆又时常出问题，我只能做到尽量忠实于我的记忆，不文饰，不歪曲。

为了忠实地纪录那个时代，为了使那个运动中的许多事件忠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我曾找过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向我提供我没有参加的活动的情形。不过，这种努力多少使我有些失望。许多与我共患难的朋友，现在的情形已不同往昔。他们只向我提供了少量的资料。

1957年共产党抓右派，就好像一个愚蠢而强大的渔人，他撒下一具硕大无朋的大网，本来是想捉章鱼，可是却把所有的鱼类都捉了進来，其中可能有章鱼，也可能一条也没有。（就北大而言，后来都得到了改正，就是一条章鱼也没有。在全国可能有“扩大化”，可是对于北大，却是全错了。）渔人把这些鱼都关在一个浅滩上，任他们生生灭灭。这些不同的鱼类，虽然生活习性各不相同，但是，一样困于浅滩，也只能“相濡以沫”。1978年“改正”之后，就好像打开了关闭他们的闸门，有的人回归大海，呼风唤雨，腾蛟起凤，在他们从事的科学领域中，发出耀眼的光芒；有的人仍然困守于浅滩，对往事不堪回首；多数则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过着平静的生活。于是，对于几使他们处于灭顶之灾的运动，就有不同的态度，环境变了，人也就变了，这倒应了一句古话：“相濡以沫，何若相忘于江湖？”

但是，所有的右派也还生活在一条苦难的延长线上，就是那些腾蛟起凤、位高权重的右派也都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首沧凉悲壮的歌，都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他们有的婚变，家破人亡，有的不能成家；他们带给他们子女和亲属的只是灾难、屈辱和贫困。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子女和亲属对他们只是憎恨。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顾准先生临终的时候也不能见到亲生老母一面；他至死也不能得到他的子女的谅解。改正之后，也只是解开了缚在他们身上的部分绳索，没有道歉，没有赔礼，没有赔偿，我在四十二岁时改正，也只给我56元的工资，孑然一身，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身体受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意志受到考验。他们就是做牛做马，粉身碎骨也不能偿清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所欠下的债。他们仰不愧于皇天，俯有情于后土，世间有多少灾难，为什么都降落到他们的身上？为什么都降落到知识分子身上？为什么都降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倒是我一个不是右派的同学宋礼庭，为我找到了两份很重要的文献：一份是《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份是《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另外，我还碰巧买到了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这样，我的回忆录才变得丰富一些。

除此之外，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的许多思想感情和观念也都有了相当的改变，今天来叙述往事，不论在判断上还是在叙述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今天认识的烙印，这恐怕是毫无办法的。我想，所有的回忆录恐怕都是如此，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地要批判和评论过去。

虽然如此，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上，我还要力求真实。

书中提到的具体的人，大部份都用真名实姓，对于我攻击和我赞扬的人都一样。比较敏感的用了假名，有的人为了名誉，不用名，或只用姓。用名或不用名，只对本人和他（她）周围的人有意义，对于一般读者，是张三还是李四，都是一样的。另外有些人的名字是记不清了。

还有，这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写论文，论文要求的是简洁，可是回忆录却是文学性的，在叙述上很难避免给人以跳跃和混乱的感觉，我除了努力改進之外，也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有些小事，我也用了一点文学笔法，以增加可读性。我叙述的也并不全是苦难，也有苦中做乐的时候。

（六）

我的经历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五一九”运动半年；劳动教养四年；清河农场就业四年；发配新疆六年；回乡做公社社员当临时工五年；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六年；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十二年。日前只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即，从“五一九运动”到劳动教养。其他部份则有待于来日。

1999年5月19日

1999年定了稿，今年已经是2007年了，这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文字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主体都没有变。
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