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
Re: 《中國農民調查》
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5年3月14日
《中國農民調查》作者法庭最後陳詞
作者：陳桂棣、吳春桃
我們創作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發表之後，引起的轟動是空前的。首先刊用這部作品的《當代》雜誌，一周內脫銷。當全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一個月內售出十萬冊，這些都是過去很少見的。
截至目前為止，這部作品各種各樣的盜版書，已多達八百多萬冊！如果這部作品像張西德所說，只是一部「按照自己慣用的思路，瞎編胡造」之作，會有那麼多的讀者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嗎？
***文藝局陸侃同志在研討會的發言中說：《中國農民調查》是近年來少見的真正關注農民疾苦、密切聯繫實際，而且是與黨的工作大局有著一種呼應的，能夠深入思考，富於感染力的報告文學作品。
《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郭運德說：現在很少能夠仔細地、系統地、非常沉靜地讀幾本書，但是拿到了《中國農民調查》，我沒有放下來，真的，這本書我沒有簡單地翻一下，而是非常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讀下來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包明德表示：這是一部貼近現實的作品，這是一部跟進時代的作品，這是一部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 探詢「三農」問題的作品，這部作品讀後會使人震撼，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冷靜的思索和聯想。他甚至激情洋溢地把《中國農民調查》稱作是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 「黃皮書」。
如果不帶偏見，一部作品，引起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讀者的關注，並好評如潮，這顯然不可能靠「以醜化、侮辱、誹謗」個別人為目的就可以實現的。否則，這豈不是對數以百萬讀者鑒賞能力與社會認知的莫大的詆毀與嘲弄？
我們耗時三年心血，完成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記錄下的，其實是我們今天農業面臨的困境，農民遭遇到的無奈，以及農村基層政權職能的異化，記錄下的是正在進行之中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艱難而曲折的推行過程。
寫這部作品的目的，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就能夠看得出，我們是寫給中國城市人看的，是希望城裡人能夠善待我們的農民弟兄。他們已經為我們今天城市的繁榮和發 展，作出了太多太多的犧牲，而目前他們卻仍然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我們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他們，去為他們做點什麼。當然，我們也是寫給中央和地方的領導 者看的。我們同樣希望他們在做一些重大決策的時候，將我們調查來的這些東西作參考。因為中國的「三農」問題確實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我們是作家，寫的是文學。報告文學作家從事的，不完全是記者的工作，文學更不能等同於新聞報導。報告文學是紀實性的藝術門類，在基本事實符合的情況下，是允許作必要的藝術描寫的。如果不給報告文學一點藝術創作上的空間，這種文學作品還有生存和發展的可能嗎？
其實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在此，原告和法官，都沒有權力漠視報告文學自身的藝術原則和其規律。我們想到過，這個作品會使有些人不高興，但絕沒有想到站出來叫板的，會是原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
可以說，在整個作品中，我們寫到的這一章恰恰是花費力氣最多、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最過硬，因此也是我們最自信的章節之一。再說，我們並沒有寫他的隱私，寫的 也僅僅是他在擔任縣委書記那段時間工作中的是非，還考慮到目前官場上的複雜性，落筆時還是手下留了情的。想不到我們這樣寬容的處理他都不能接受，竟把我們 告上了法庭。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官員是不是被我們的黨和政府慣壞了！
其實，很多年前我們就已經知道，張西德在擔任臨泉縣委書記期間，因為他的胡作非為，就曾經被省委機關報《安徽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通報全省，還加了專評， 措詞嚴厲地指出：「張西德同志在中央和省對領導幹部廉潔自律的有關問題作出明文規定之後，仍無視紀律，明知故犯，頂風違紀，這種行為是決不能允許的。臨泉 縣是我省一個貧困大縣。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理應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但他們卻無視縣情，不顧黨的紀律，購買高檔豪華小轎車（須要指出的是：購買 的竟是賓士500；即便就是沿海地區富裕省份的省委書記也不敢坐這樣的車！）還違反規定使用公安機關專用車號牌，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
這裏，我們倒想問問張西德：你不覺得向兩位作家要「名譽權」是件可笑的事情嗎？你的「名譽」如何，最有發言權的，只能是臨泉縣一百七十萬人民。一個「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的人，有資格奢談「人格」和「名譽權」嗎？
況且，在他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的同時，省委機關報的專評中還曾嚴肅地指出：「對此事的處理還告訴我們，黨員領導幹部一定要自覺將自己置身於人民群眾監督之下，不能諱疾忌醫，更不能妄自尊大，濫用權力，否則必將受到紀律制裁。」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張西德製造血腥的白廟事件的前後。在這裏，我們想借用阜陽市的人民法庭質問一聲：有如此「妄自尊大、濫用權力」而又不能「自覺將自己置身 於人民群眾監督之下」的縣委書記，作家有沒有為人民代言的輿論監督權？無權無勢的農民弟兄，究竟有沒有對「諱疾忌醫」的「父母官」批評與揭露的權力？
眾所周知，我們今天各級黨政官員擁有的權力，並不能得到應有的限制與有效的監督，他們同普通老百姓佔有的公共資源，是不對等的；而他們使用權力的過程又通 常是不透明的。正因為這種來自資訊上的不對稱，以及民眾認識上的差異性，人民對公共官員的揭露和批評，可能會出現不客觀、不準確、不公正的情形，或許會使 官員受到「誤傷」，但是作為公共官員，對這種「誤傷」必須有相應的承受能力。
這是因為由人民納稅供養並享有特定的公共權力的公共官員，接受人民的監督是應有之義。只有公民對當權者進行必要的監督、指責和批評，才可能避免權力的濫用、誤用以及權力的自我擴張併發生侵害公民權力的事情。(上)
事實是，在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調查，並且確信所寫到的完全屬實的情況下，而且又不是針對個人隱私的批評，如果連這一點也不允許，動輒問罪，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乃至我們這個黨，還會有希望嗎？
我們寫這一章報告文學的依據是具有權威性的，因為我們不僅擁有大量的調查採訪來的第一手資料，還有著當時的安徽省委省政府、阜陽地委行署11個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一目了然：
——農民負擔總數已經「超過了國家規定的5%標準」， 「增項加碼和搭車加碼的現象普遍」，而且「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
──「田橋鄉村民和白廟鎮王營村上訪反映計劃生育工作亂征亂罰和違紀亂紀等問題，經查：基本屬實。」「縣、鄉兩級出台了一些偏激的計劃生育標語口號」，「縣裡派出工作隊進村計生突擊活動中，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嚴重，群眾反映強烈」；
──「四二事件」的發生，我們認為，王營村的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處理不及時，激化了矛盾，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幹警參与，導致幹群關係緊張，矛盾激化」；
──直到1995年12月2日，省地聯合調查組已經形成了調查報告，報告中依然嚴肅指出：「田橋鄉和白廟鎮1995年增項加碼的提留款，要儘快退還給群 眾」； 「田橋鄉、白廟鎮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部分地方存在的超標準收費和亂罰款問題，要按照有關規定，儘快認真予以糾正，該退的堅決退還群眾」，但是，直到張西德調 離臨泉，那些增項加碼的提留款和計生工作中超標準收費和亂罰款的問題，也沒有最終解決！
這不叫「陽奉陰違」，什麼叫「陽奉陰違」？
在他調離臨泉時，一個黨的縣委書記居然受到三千農民憤怒的圍攻，這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不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什麼才叫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自古道，官逼民反，但是走投無路的臨泉縣白廟鎮和田橋鄉的農民沒有反，他們找的還是上級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 變，即便冒死進京，也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早一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 洗雪。可是他們遭遇到的，卻是張西德坐陣指揮的血腥鎮壓！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的場面：1994年4月3日上午10時，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8輛汽車，架著機槍，拿著盾牌和警棍，出現在王營村村民們的面前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恐怖場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使得一個神志正常老實敦厚的村民，活活被嚇死！
有張西德這些嚴重敗壞黨和人民血肉關係的縣委書記的存在，我們的人民還會對我們的執政黨心存信賴，寄以希望嗎？
我們認為這場官司的實質，是張西德在濫用訴權，有意混淆公共官員在實際生活中所有的強勢地位和監督公共權力行使的重要性，用所謂的維護官員的名譽權來剝奪民眾的輿論監督權。
因為，國家機關沒有名譽權，民法上的名譽權是保護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動中的民事權益，而縣委、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不是民事活動，是黨務和政務活動，因 此，不受民法上的名譽權保護。其背後的道理在於，在法制社會裡，批評政府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和神聖義務，只有讓人民毫無顧忌地批評政府，才可能將政府牢牢地 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使人民的政府真正成為為人民的政府。如果只保護「官譽」權，不支援人民批評、監督的正當行為，往後還有誰敢公開披露和批評我們社會生 活中消極腐敗的現象？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起所謂的名譽侵權一案中，我們認為張西德不僅濫用訴權，還在成訟后的一系列的言行中十分惡劣地侵害了我們正當的名譽和人格，特別是，他 居然視阜陽為自己的天下，有恃無恐，在法庭上公開散發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文革」式的傳單，合議庭同樣應該視為侵權行為。為此，我們將保留隨時對其反訴 的權力。
審判長，審判員：經過四天時間的法庭調查，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張西德組織的這些所謂的證人證言，並沒有證明他所要證明的，恰恰相反，作為原告的張西德成 了真正的被告；四天的庭審，成了對他欺壓迫害農民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大量的證據無不證實，在張西德治下的臨泉縣，無論是農民負擔、計生工作、幹部的工作作 風，其中存在的問題，遠比我們書中所描述的更加糟糕，更加可悲；而我方的證據和證人，用血和淚雄辯地證明了：對方的起訴非但毫無根據，更是對中國正常的輿 論監督乃至對中國報告文學事業的發展的一種破壞。
因此，我們鄭重要求：合議庭應依法駁回張西德的起訴，同時依法保護二位作者憲法賦予的創作自由和批評建議的權力。
我們希望，因為出了王懷忠、肖作新一批大貪官，出了「奶粉事件」以及假立案假撒職醜聞，已經被敗壞了名聲的阜陽市，會因為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嚴格執法而給阜陽一個亮色，給社會一個良知，給人民一個公道！
作者：陳桂棣、吳春桃
我們創作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發表之後，引起的轟動是空前的。首先刊用這部作品的《當代》雜誌，一周內脫銷。當全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一個月內售出十萬冊，這些都是過去很少見的。
截至目前為止，這部作品各種各樣的盜版書，已多達八百多萬冊！如果這部作品像張西德所說，只是一部「按照自己慣用的思路，瞎編胡造」之作，會有那麼多的讀者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嗎？
***文藝局陸侃同志在研討會的發言中說：《中國農民調查》是近年來少見的真正關注農民疾苦、密切聯繫實際，而且是與黨的工作大局有著一種呼應的，能夠深入思考，富於感染力的報告文學作品。
《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郭運德說：現在很少能夠仔細地、系統地、非常沉靜地讀幾本書，但是拿到了《中國農民調查》，我沒有放下來，真的，這本書我沒有簡單地翻一下，而是非常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讀下來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包明德表示：這是一部貼近現實的作品，這是一部跟進時代的作品，這是一部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 探詢「三農」問題的作品，這部作品讀後會使人震撼，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冷靜的思索和聯想。他甚至激情洋溢地把《中國農民調查》稱作是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 「黃皮書」。
如果不帶偏見，一部作品，引起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讀者的關注，並好評如潮，這顯然不可能靠「以醜化、侮辱、誹謗」個別人為目的就可以實現的。否則，這豈不是對數以百萬讀者鑒賞能力與社會認知的莫大的詆毀與嘲弄？
我們耗時三年心血，完成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記錄下的，其實是我們今天農業面臨的困境，農民遭遇到的無奈，以及農村基層政權職能的異化，記錄下的是正在進行之中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艱難而曲折的推行過程。
寫這部作品的目的，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就能夠看得出，我們是寫給中國城市人看的，是希望城裡人能夠善待我們的農民弟兄。他們已經為我們今天城市的繁榮和發 展，作出了太多太多的犧牲，而目前他們卻仍然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我們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他們，去為他們做點什麼。當然，我們也是寫給中央和地方的領導 者看的。我們同樣希望他們在做一些重大決策的時候，將我們調查來的這些東西作參考。因為中國的「三農」問題確實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我們是作家，寫的是文學。報告文學作家從事的，不完全是記者的工作，文學更不能等同於新聞報導。報告文學是紀實性的藝術門類，在基本事實符合的情況下，是允許作必要的藝術描寫的。如果不給報告文學一點藝術創作上的空間，這種文學作品還有生存和發展的可能嗎？
其實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在此，原告和法官，都沒有權力漠視報告文學自身的藝術原則和其規律。我們想到過，這個作品會使有些人不高興，但絕沒有想到站出來叫板的，會是原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
可以說，在整個作品中，我們寫到的這一章恰恰是花費力氣最多、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最過硬，因此也是我們最自信的章節之一。再說，我們並沒有寫他的隱私，寫的 也僅僅是他在擔任縣委書記那段時間工作中的是非，還考慮到目前官場上的複雜性，落筆時還是手下留了情的。想不到我們這樣寬容的處理他都不能接受，竟把我們 告上了法庭。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官員是不是被我們的黨和政府慣壞了！
其實，很多年前我們就已經知道，張西德在擔任臨泉縣委書記期間，因為他的胡作非為，就曾經被省委機關報《安徽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通報全省，還加了專評， 措詞嚴厲地指出：「張西德同志在中央和省對領導幹部廉潔自律的有關問題作出明文規定之後，仍無視紀律，明知故犯，頂風違紀，這種行為是決不能允許的。臨泉 縣是我省一個貧困大縣。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理應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但他們卻無視縣情，不顧黨的紀律，購買高檔豪華小轎車（須要指出的是：購買 的竟是賓士500；即便就是沿海地區富裕省份的省委書記也不敢坐這樣的車！）還違反規定使用公安機關專用車號牌，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
這裏，我們倒想問問張西德：你不覺得向兩位作家要「名譽權」是件可笑的事情嗎？你的「名譽」如何，最有發言權的，只能是臨泉縣一百七十萬人民。一個「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的人，有資格奢談「人格」和「名譽權」嗎？
況且，在他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的同時，省委機關報的專評中還曾嚴肅地指出：「對此事的處理還告訴我們，黨員領導幹部一定要自覺將自己置身於人民群眾監督之下，不能諱疾忌醫，更不能妄自尊大，濫用權力，否則必將受到紀律制裁。」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張西德製造血腥的白廟事件的前後。在這裏，我們想借用阜陽市的人民法庭質問一聲：有如此「妄自尊大、濫用權力」而又不能「自覺將自己置身 於人民群眾監督之下」的縣委書記，作家有沒有為人民代言的輿論監督權？無權無勢的農民弟兄，究竟有沒有對「諱疾忌醫」的「父母官」批評與揭露的權力？
眾所周知，我們今天各級黨政官員擁有的權力，並不能得到應有的限制與有效的監督，他們同普通老百姓佔有的公共資源，是不對等的；而他們使用權力的過程又通 常是不透明的。正因為這種來自資訊上的不對稱，以及民眾認識上的差異性，人民對公共官員的揭露和批評，可能會出現不客觀、不準確、不公正的情形，或許會使 官員受到「誤傷」，但是作為公共官員，對這種「誤傷」必須有相應的承受能力。
這是因為由人民納稅供養並享有特定的公共權力的公共官員，接受人民的監督是應有之義。只有公民對當權者進行必要的監督、指責和批評，才可能避免權力的濫用、誤用以及權力的自我擴張併發生侵害公民權力的事情。(上)
事實是，在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調查，並且確信所寫到的完全屬實的情況下，而且又不是針對個人隱私的批評，如果連這一點也不允許，動輒問罪，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乃至我們這個黨，還會有希望嗎？
我們寫這一章報告文學的依據是具有權威性的，因為我們不僅擁有大量的調查採訪來的第一手資料，還有著當時的安徽省委省政府、阜陽地委行署11個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一目了然：
——農民負擔總數已經「超過了國家規定的5%標準」， 「增項加碼和搭車加碼的現象普遍」，而且「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
──「田橋鄉村民和白廟鎮王營村上訪反映計劃生育工作亂征亂罰和違紀亂紀等問題，經查：基本屬實。」「縣、鄉兩級出台了一些偏激的計劃生育標語口號」，「縣裡派出工作隊進村計生突擊活動中，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嚴重，群眾反映強烈」；
──「四二事件」的發生，我們認為，王營村的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處理不及時，激化了矛盾，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幹警參与，導致幹群關係緊張，矛盾激化」；
──直到1995年12月2日，省地聯合調查組已經形成了調查報告，報告中依然嚴肅指出：「田橋鄉和白廟鎮1995年增項加碼的提留款，要儘快退還給群 眾」； 「田橋鄉、白廟鎮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部分地方存在的超標準收費和亂罰款問題，要按照有關規定，儘快認真予以糾正，該退的堅決退還群眾」，但是，直到張西德調 離臨泉，那些增項加碼的提留款和計生工作中超標準收費和亂罰款的問題，也沒有最終解決！
這不叫「陽奉陰違」，什麼叫「陽奉陰違」？
在他調離臨泉時，一個黨的縣委書記居然受到三千農民憤怒的圍攻，這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不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什麼才叫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自古道，官逼民反，但是走投無路的臨泉縣白廟鎮和田橋鄉的農民沒有反，他們找的還是上級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 變，即便冒死進京，也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早一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 洗雪。可是他們遭遇到的，卻是張西德坐陣指揮的血腥鎮壓！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的場面：1994年4月3日上午10時，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8輛汽車，架著機槍，拿著盾牌和警棍，出現在王營村村民們的面前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恐怖場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使得一個神志正常老實敦厚的村民，活活被嚇死！
有張西德這些嚴重敗壞黨和人民血肉關係的縣委書記的存在，我們的人民還會對我們的執政黨心存信賴，寄以希望嗎？
我們認為這場官司的實質，是張西德在濫用訴權，有意混淆公共官員在實際生活中所有的強勢地位和監督公共權力行使的重要性，用所謂的維護官員的名譽權來剝奪民眾的輿論監督權。
因為，國家機關沒有名譽權，民法上的名譽權是保護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動中的民事權益，而縣委、縣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不是民事活動，是黨務和政務活動，因 此，不受民法上的名譽權保護。其背後的道理在於，在法制社會裡，批評政府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和神聖義務，只有讓人民毫無顧忌地批評政府，才可能將政府牢牢地 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使人民的政府真正成為為人民的政府。如果只保護「官譽」權，不支援人民批評、監督的正當行為，往後還有誰敢公開披露和批評我們社會生 活中消極腐敗的現象？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起所謂的名譽侵權一案中，我們認為張西德不僅濫用訴權，還在成訟后的一系列的言行中十分惡劣地侵害了我們正當的名譽和人格，特別是，他 居然視阜陽為自己的天下，有恃無恐，在法庭上公開散發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文革」式的傳單，合議庭同樣應該視為侵權行為。為此，我們將保留隨時對其反訴 的權力。
審判長，審判員：經過四天時間的法庭調查，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張西德組織的這些所謂的證人證言，並沒有證明他所要證明的，恰恰相反，作為原告的張西德成 了真正的被告；四天的庭審，成了對他欺壓迫害農民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大量的證據無不證實，在張西德治下的臨泉縣，無論是農民負擔、計生工作、幹部的工作作 風，其中存在的問題，遠比我們書中所描述的更加糟糕，更加可悲；而我方的證據和證人，用血和淚雄辯地證明了：對方的起訴非但毫無根據，更是對中國正常的輿 論監督乃至對中國報告文學事業的發展的一種破壞。
因此，我們鄭重要求：合議庭應依法駁回張西德的起訴，同時依法保護二位作者憲法賦予的創作自由和批評建議的權力。
我們希望，因為出了王懷忠、肖作新一批大貪官，出了「奶粉事件」以及假立案假撒職醜聞，已經被敗壞了名聲的阜陽市，會因為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嚴格執法而給阜陽一個亮色，給社會一個良知，給人民一個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