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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畢康

中國正在進入「權利意識覺醒」時代，各地的權利運動方興未艾。在這個背景下，探討非暴力抗爭的機制和方法，無疑是具有意義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的展開要結合本土資源和現實語境，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不斷積累公民資源，並贏得社會基礎才是至為關鍵的。



不論選擇何種途徑，使壹個社會從獨裁轉向民主是困難的，尤其是在極權體制下進行民主制度變革。如果反對派運動選擇戰略性非暴力這個途徑，就需要考慮非暴力鬥爭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或機制，去產生所期望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的轉變。夏普博士列舉了四種〝改變權力關係的機制〞，即改變觀點、和解、強迫和瓦解。它們提供了壹個認識事物的框架，用來觀察有關權力關係變化動態的信息。這幾類非暴力行動，也可用來作為促進變革或評價過去非暴力行動或運動效果的方法。



本文還介紹了非暴力行動的概括分類：抗議和勸說、不合作、干預。吉恩‧夏普列舉的198種方法。



機制



要實現政治和社會變革，就必須把戰略性非暴力鬥爭的理論轉變成實踐。在思想轉變為行動時，重要的是反對派選擇什麼樣的機制或程序來影響統治者的態度和行為。這個決策又會進而影響選擇哪些方法來達到所期望的、人民和他們政府之間關係的改變。



改變觀點



為了引起變革而用來對付壹個對手的不同機制或程序，表述了非暴力行動的意圖或效果的不同強烈程度。可能有這樣的情況：能夠說服當局，採納鬥爭者群體提出的某項建議或要求，對當局是有利的。對於鬥爭者群體來說，改變觀點這種機制有許多好處。當局承認變革意圖的正當性，能夠增加反對派領導人的信譽和合法性，減少同國家直接對抗的潛在風險，而且，特別重要的是，能夠保存資源，用於衝突的後期。然而，這壹機制通常涉及較低壓力的行動，用來對付極端專制的政權時往往顯得不足。儘管如此，恰當地選擇爭論點及其提出方式，用於對付甚至非常殘暴的政權偶爾也曾獲得成功。



用改變觀點對付軍事獨裁製度的壹個例子發生在緬甸。它涉及在公立小學里教英語的問題。在1962年軍事接管以後，奈溫將軍決定：英語令人想起緬甸的殖民地歷史。他宣布小學不再教授英語。當時，大多數緬甸人通行講英語作為方便的第二語言。有些觀察家也暗示這種轉變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了使人民同外國思想和影響相隔離，剝奪學英語的機會只是當時實行的嚴厲審查制度法律的延伸。對大學里的英語授課也施加了限制。二十多年以後，當局明白了這種形式的審查制度有重大的經濟後果。工人和中層管理人員不能用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進行溝通，外國投資者不願在這樣的地方開辦工廠。大學生不再能大量被西方的研究生院接納。仰光醫學院畢業生不再能在外國開業，甚至不再被接受到國外進行專門領域的學習。在企業界和民主派活動分子多年提倡讓人們有更多機會學習英語以後，當局軟化了，因為它認識到讓步對它本身有利。



考慮到戰略性非暴力鬥爭打擊的是權力的資源，針對壹個政權的支柱而進行的改變觀點的努力是能奏效的。在此過程中，第壹步要保證讓作為對象的組織和機構的成員了解到，他們個人並不是〝人民的敵人〞，而且實際上，他們會作為民主社會裡的成員受到歡迎、理解和尊重。壹旦實現了這壹目標，作為對象的機構成員會比較容易接受關於需要政治變革的信息以及以後參与具體行動的號召。



改變觀點是擴大和加強親民主勢力的主要機制。關於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非暴力行動的新聞，以及巧妙地運用宣傳來對比民主和專制政權下的生活，都有助於改變觀點的努力。例如，有關示威、罷工、抵制和其它形式的抗議的新聞報導，都會影響公眾的態度。最重要的是，應當向公眾展示出壹個〝未來的遠景〞以及如何能達到那個遠景的概念。



改變觀點的努力的最強大力量也許是反對專制制度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公開反對壓迫的勇敢行動，能消除人們心目中視非暴力抗議者為膽小鬼的那種陳舊觀念。勇氣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不論這種勇氣是士兵在戰場上，還是非暴力戰士面對暴政時表現出來的。在有些情況下，反對派團體的成員所承受的苦難，對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態度都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勇氣並不總是以個人為了事業所流的血來衡量。願意勇對某個行動的後果，是衡量勇氣的真正尺度。例如，1776年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那些人，表現了反抗英國國王的很大勇氣，同樣，1950和1960年代為結束種族隔離而參加〝靜坐〞的民權活動分子也是如此。這兩個反抗行動都曾促使公眾認真思考：鬥爭的支持者願意冒重大危險去實現的目標的合理性。



和解



有時候，壹個政權會容納民主勢力的某個請求或要求。這不是出於尊重或禮貌，而是因為政府可能想緩解社會緊張局勢，影響外國政府的態度，給公民留下政府關懷人民福利的印象，或者在反對派能夠利用某個爭端以前了結這個爭端。這個政權並沒有受到強迫，而是它判斷它的利益沒有直接受到威脅，也不會因為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向反對派讓步而被削弱。現實是這個政權對絕對權力的控制已經被削弱了，它對可能激發公眾對政府不滿的壹些問題已經敏感。新聞里常有專制政府作出這類和解的報導。仰光的軍事政權和共產中國的領導人在外國要人來訪時往往釋放少數犯人，壹部份是為了適應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以色列政府經常作出象徵性姿態，來適應美國政府以人道對待巴勒斯坦人的要求。政府選擇作和解處理的這些爭端，大多被它們看作是惱人的，即使答應了也不會威脅它們對權力的控制。換句話說，它們可以作這樣的決定，而只有很少看得到的風險。



政府向反對派團體提出和解的近例，包括從象徵性姿態壹直到貌似自由的選舉。例如，1988年，為了回應公眾對立陶宛共產黨政權日益增長的抗議，該國最高蘇維埃指望通過接納民主運動的要求修改憲法，以便給立陶宛語言官方語言地位和准許在壹個歷史遺迹升國旗，來緩解緊張局勢。到那時，在〝聯合委員會〞、〝改革運動組織(Sajudis，薩尤迪斯)〞和其它支持團體領導下的民主運動，已經如此廣泛和強大，政權方面僅僅象徵性的和解已不能令人滿意了。結果，反對派提高了它作為民主改革力量的信譽。



2002年，薩達姆‧海珊決定允許壹個宗教儀式，是和解的又壹現代例子。儘管薩達姆‧海珊絕對控制了伊拉克社會，他仍然同意了什葉派信眾的要求，讓成千的人遊行到巴格達郊區的壹個宗教聖地。海珊可以拒絕那個要求，他肯定有足夠的軍隊和警察來執行這樣壹個禁令，但他手軟了，可能是希望避免又壹次點燃對他的統治的公開和激烈的反對。



勉強接受自由選舉的呼籲，是壹個政權所能提供的最極端的和解之壹，然而這種選舉的誠信幾乎總是遭到損害。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裡，專制政權在其境內允許〝自由〞選舉的例子很多。



1990年緬甸的選舉顯示，政府如何暗中策劃人民選擇的結果。緬甸的奈溫將軍在下台以前，他最後的官方舉動之壹是呼籲多黨選舉。在他1988年7月退休前幾個月以來，壹直有示威要求政治變革，包括多黨選舉。奈溫考慮到，多黨選舉如果不能消除對獨裁統治的公開反對，至少能減少這種反對。既然他的政權已經證明有能力操縱選舉，他感到在壹個反對派無可救藥地分裂的選舉里，他可以保證得到投票箱的勝利。



當壹些團體選擇可能取得和解的爭議點時，重要的是如果得到和解的話，它的用詞應當讓統治者在公眾眼裡〝顯得有顏面〞。與此同時，公眾應當了解，當局的和解反映了非暴力運動力量的增長，而且改善社會的變革不壹定要導致流血。〝改變觀點〞和〝和解〞的累積效果，增強了社會的力量併為社會採取更強的行動做好準備。



專制政權常用選舉來容納反對派對政治變革的要求。遺憾的是，對於公眾來說，反對派領袖往往天真地假設選舉會是自由和公平的，而且公眾能經受政府的恐嚇，或者國際觀察員能保證計票過程的誠信度。2000年在塞爾維亞和2002年在辛巴威的選舉，就是被操控的選舉得到不同選舉結果的例子。



在塞爾維亞，政治反對派建立了壹套從投票箱直到貝爾格萊德選舉中心辦公室的選舉監督系統。他們有壹個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鼓勵投票〞競選隊伍。還有壹個如果政府企圖在選舉中舞弊，就採取的行動計劃。反對派及早報告從計票站得到的選舉結果，反映民主派取得了勝利，而且在正式結果匯總以前就公布了選舉結果。當政府透露說，根據政府的計票，反對派沒有贏，人民就走上街道宣告他們的勝利，群眾示威遍及整個塞爾維亞。這些示威最後以向議會進軍達到高潮。準備工作做得如此充份，以至在新政府宣布成立並就職時警察和軍隊都沒有干預。



2002年3月辛巴威的選舉結果就大不相同。在辛巴威，反對派〝民主改革運動〞(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MDC)圍繞壹個〝鼓勵投票〞競選運動和國際上要求自由和公平選舉的壓力，制定了戰略。他們很少注意制定壹個〝B方案〞，壹旦在職的羅伯特‧穆加貝竊取選舉時就執行。然而，早有跡象表明，穆加貝根本不打算放棄權力。他以食物和薪金為允諾，組織了年青的民兵，用棍棒和刀武裝起來，指示他們去攻打反對黨的工作人員。民主改革運動的支持者和被懷疑想投穆加貝反對票的人，受到毆打和恐嚇。民主改革運動的總統候選人以叛國罪名被捕。警察和情報人員捲入對公眾的恐嚇。甚至在選舉日，有報導說，在國際觀察員眼皮底下，排隊等候投票的公民被毆打。來自某些歐洲國家的觀察員被驅逐出境。在選舉日，投票站被轉移。這是政府的壹個策略，使選民不知道該在哪裡投票。在計票時，數以千計的選票下落不明。穆加貝宣告了勝利。由於沒有詳細的計劃或能力去堅持實行人民選舉的授權，民主改革運動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宣稱選舉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而要求重新選舉。沒有任何保證新的選舉會有不同結果。



這裏的教訓是：對執政者來說選舉太重要，不能輸掉，因為失敗就意味著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社會失去合法性。同理，對民主反對派來說選舉也太重要，不能輸掉。應當做好準備，保證公眾準備在投票箱驗證他們的投票，而且有周密計劃的措施，挫敗政府操控選舉結果的企圖。



強迫



〝改變觀點〞和〝和解〞允許壓迫者選擇接受或拒絕非暴力反對派的請求或要求，而不會有或很少有立即的後果。可是，〝強迫〞能迫使當局屈服於向其提出的要求。到了強迫能夠奏效的那壹點，壹個政權的權力已經大大地削弱了。反對派團體需要懂得，過早地企圖強迫，可能削弱他們自己在公眾眼裡的誠信度。只有在慎密計劃和對成功的可能性進行客觀分析以後，才能提出挑戰暴虐政府生死存亡的強迫性要求。如果不能保證強制對方接受所提出的要求，就必須考慮推遲或換壹個方式提出要求。



政黨和學生團體有時提出無法堅持實行的〝要求〞。比較妥善的做法是：讓當局知道組織的目標，而只有在動員了公眾去發展本團體制定戰略計劃的能力和削弱政權的權力資源以後，才把這些目標變成具體要求。舉例來說，如果有壹個〝要求〞是〝自由和公平的選舉〞，那麼政府拒絕該要求的話，用什麼來制裁它？

強迫，當反對派的要求在違背政府意願的情況下得以實現時，是成功的。在2000年10月塞爾維亞選舉的例子里，當米洛塞維奇政府宣布需要進行第二輪選舉的同時，反對派團體已經宣告選舉勝利。預見到政府會在選舉中舞弊，在選舉前就完成了通過戰略性非暴力鬥爭奪取政權的詳盡計劃。數十萬塞爾維亞人走向議會大廈並佔領了它，決定性地剝奪了獨裁者的權力。米洛塞維奇沒有能力反對他的被驅逐。他的主要支柱已經蒸發。警察拒絕守護為了阻止抗議的民眾進入貝爾格萊德所設置的路障。軍隊也拒絕為米洛塞維奇進行干預，理由是選舉是壹個政治事務，不需要軍事干預。撤除這兩個支柱，是幾個月來密集努力的結果，使軍隊、警察和政府成員相信民主變革不會減少他們的重要性，或導致他們的領導層被清洗。米洛塞維奇很快就意識到他的權力已經喪失殆盡。



雖然有實例證明反對派團體以非暴力強迫的威脅能夠取得勝利，但只有威脅而沒有可信的行動能力，反而會損害壹個運動。2002年在辛巴威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兩次號召舉行總罷工都沒有實現。只有經過幾個月的計劃和協調以後，才實現了壹次成功的罷工。企圖強迫，而沒有實施所威脅要實行的制裁的能力，會使民主鬥爭失去勢頭；公眾的積極支持會減少；國際上的支持者也會懷疑運動的生命力。在計劃和執行重大非暴力戰役時，必須考察對能力的評估，才能避免運動發生這樣的不利後果。



瓦解



如前所述，反對派有能力強迫統治者，反映了權力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重新分佈。壹旦反對派意識到權力的天平已經向自己這方面傾斜，就應當使用不合作和干預等比較強力的方法，在更廣大的戰線上向政權發起進攻。如果持續這類攻擊，政權就會瓦解，因為維持其統治所需的權力資源已不復存在。



如果反對派認為有必要使政府瓦解，那就不能減少非暴力行動的強度和廣度，直到政府垮台為止。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反對派勢頭的減弱，可能使政府有機會重新堅持其權力。如同軍事戰役里當敵方防線的連續性遭到突破，敵人企圖撤退時所出現的〝擴大戰果，乘勝追擊〞階段壹樣，必須以最大的強度，並願意冒更大的風險，繼續進攻，使戰役儘早結束。壹個軍隊沒有戰略計劃，就可能無法迅速反應和增加突破口的兵力。非暴力鬥爭也是如此。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非暴力的行動支持並反映非暴力變革的機制。反對派針對其對手所能使用的非暴力行動的方法有很多，並且有不同種類。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壹書中，吉恩‧夏普列舉了幾乎200種方法。他還指出，這個清單不是詳盡無遺的。實際上，他鼓勵人們創造性地思維，對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方法。



以非暴力行動反對暴政，往往會遭到暴力報復。必須預料到會有毆打、拷問、監禁及其它制裁（暴力的、經濟的、社會的）。然而，當政府以這種方式反應時，反對派往往可以廣為宣傳這些行徑，以加強公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通過揭露政府的殘暴和置疑其合法性來削弱它。過去壹個世紀的壹些運動中，拘捕和監禁被視為光榮的印記。



選擇什麼非暴力行動方法為恰當，取決於用它要達到什麼目標。有時候，壹個運動或壹些組織可能根據某種偏好或已知的能力選擇某個方法，然後可能，也可能不，為這個非暴力行動選擇壹個目標。這種做法〝本末倒置〞。理想的情況下，應當先考察目標，然後查看方法的菜單，選擇提供有利於實現戰略和戰術目標的適當手段的那些方法。為了方便思考，方法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抗議和勸說、不合作、干預。



抗議和勸說



抗議和試圖勸說的行為向政府提出壹個信號，表明親民主的力量對政府的某些作為和政策有嚴重的不同意見和異議。這些抗議的意圖主要是象徵性的。此外，這些行為也讓公眾知道，非暴力的反對派運動正在挑戰政府濫用權力的某些具體行為。雖然，非暴力抗議和試圖勸說的行為可以有利地運用於戰略性非暴力運動的任何階段，但它們通常是在鬥爭的早期，甚至是公開創始時引用。



不論選擇什麼方式的抗議和勸說，這些行為應當得到廣泛的媒體報導。示威和抗議信如果沒有人知道，不會產生什麼效果。在1960年代的越南，吸引全世界注意的壹個抗議和勸說的驚人例子，是幾位和尚為抗議美國支持的西貢政府而自焚。這些自殺行為確實讓許多人思考，為什麼壹個人會經受如此痛苦的死亡作為政治抗議的手段。這壹犧牲的目的是達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組織者邀請了國際新聞單位來報導和拍攝這個事件。



這些方法並不構成對對手的權力資源的直接攻擊，而是壹些間接攻擊，旨在把政府的行動揭露在公眾面前，表達對這些行動的異議，並試圖勸說政府和其它人需要變革。非暴力鬥爭遠遠不只是表達不滿。



不合作



不合作是反對派運動可以運用的最有力的壹類非暴力方法。在戰略範圍內機智地選擇和計劃這壹類行動，會增強去除政府權力資源的可能性。全體人民，而不只是服兵役年齡的男子，都可以攻擊政府的權力資源（即權威、人力資源、技能和知識、物質資源、無形因素、制裁）。任何政府，沒有人民的合作就無法生存。不合作試圖傳遞的信息是：〝我們，人民，不再幫助政府壓迫公民。〞其目標是讓政府難以運作。當所選擇的行動支持非暴力的戰略，而且是精心策劃而不是雜亂無章的時候，不合作的影響最大。



與針對政府的支柱所進行的國內的不合作戰役相結合，還應當致力於爭取國際的支持，實施以取消合作為重點的制裁。在國際層面上以及國內的不合作，有助於政治變革的支持者。取消國際上對政府的支持的手段包括：勸阻或禁止投資或進口，在國際論壇上反對該政權的政策，限制官員申請簽證，限制本國公民到暴政所在國旅行，將外援局限於非政府組織所管理的、直接用於人道需要的項目。

社會性不合作



國內的每壹個人都能實行社會性不合作。避免與指定的政府成員有社會性來往，對官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來說能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會名流可以停止邀請政府官員參加社會性集會，拒絕參加政府資助的和預期有官員在場的私人社會活動。可以從鄰居和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社會性集會的邀請名單上，除去政府官員的孩子和其它親戚的名字。家長可以不讓孩子同政府官員的孩子見面或交友。迴避社交活動能傳遞這樣的信息：人們不能容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但是，這種迴避應當審慎和精確地使用。如果用得不當，它會幹擾正在進行的，把政府的支持者引向反對派陣營的努力。可以抵制給當局增添光彩的社會活動和體育比賽。甚至穿著令政府不悅的衣服也是壹個不合作行為。被選為不合作目標的那些人，很快就會意識到這類不合作所傳遞的信息。



在美洲處於殖民主義的時期，麻薩諸塞州的總督有壹次埋怨說，儘管他代表英國國王，他卻只是壹個囚徒。沒有人服從他，當地的民兵不理他，人們無視他的命令和指示，教堂的成員也躲避他。



經濟性不合作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有收入才能提供人們要求它提供的公共服務。基於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作為戰略性非暴力行動的壹種方法，經濟性不合作旨在通過破壞或減少對政府支持者的經濟刺激，來攻擊對政府的支持。為了購買執行政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需要有資金。通過減少或拒絕提供必要的資金，經濟性不合作能夠損害政府保持其支持者的效忠的能力。



拒付或少付稅（〝避稅〞）是經濟性不合作的壹個例子。同樣的例子還有：消費者抵制能給政府提供收入的產品或服務；舉行有助於造成經濟不穩定的罷工；擠兌銀行存款從而引起國際投資者不能不顧的金融危機。此外，有時能勸說國際公司、行業協會、國際非政府組織等拒絕同指定的政府進行經濟合作，從而進壹步削弱政府的經濟健康狀況。經濟不穩定不僅導致政府支柱的削弱，它還分散了和限制了政府反擊反對派的政治性不合作的努力──這對非暴力鬥爭的總體戰略目標是壹個不小的貢獻。



在戰略性非暴力鬥爭中，跟蹤政府進出的硬通貨流動很重要。其目的是找出這壹路上有哪些點容易受經濟不合作方法的攻擊。在有些情況下，硬通貨來源於自然資源的銷售，還有由於勞動力低廉而出售的產品和服務。對於出口，運用經濟性不合作方法最有效的對象是在出售地，而對政府進口來說，最易受攻擊的是在商品的產地。



政治性不合作



針對壹個政府的任何和壹切不合作行為，作為戰略性非暴力運動的壹部份，都帶有〝政治〞性。不過，吉恩‧夏普還是在他的〝198種非暴力行動〞中，列舉了38種具體的政治性不合作行為。這些行動主要旨在拒絕權威，即壹個政府或壹個佔領國的權力的主要來源。政治性不合作的壹個附帶好處是，它同時有助於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民間組織能取得經驗和增強它們對政府採取行動的能力的信心，不論是單獨行動或是與其它志趣相同的團體共同行動。



政治性不合作是對政府的直接攻擊。可以利用聲明、宣言、以及拒絕政府自認的權威從而拒絕承認其合法性的其它文件，使公眾相信政府無權行使其權力。在這些抗議行為以後，再繼之以抵制政府機構，公務員怠工，和壹般公眾有無數機會實行的公民不服從。如果廣泛而堅持不懈地實行，就能使壹個專制政府的權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



干預



干預的行為，就是其意圖或效果是破壞既定的行為模式、政策或機構的那些非暴力行動。這些行為也可能有創建新的行為模式、關係，甚至新的機構的效果。由於這些方法比較直接地挑戰現狀，它們對當前的爭端提供比較立竿見影的能見度，對權威的比較直接的挑戰，以及比較迅速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另壹方面，同旨在抗議和不合作的行為相比，干預的行為也可能導致更快的和更嚴厲的鎮壓。



美國最近的歷史提供了壹些例子，說明第三方的干預能如何有效地改變既定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關係。在美國的民權運動期間，在午餐櫃檯前的靜坐就是能見度很高而且很有效的行動，直接攻擊並迅速終止了餐館里的種族歧視。而且，這些運動還帶來了促使立法解決更廣義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必要的能見度和迫切感。這些行動發生以來，已經過去數十年，人們有時忘記了在靜坐時曾經發生的暴力。靜坐引起無數毆打事件、放出警犬及其它暴力行為。當局往往施加的這種暴力，引發了政治柔術，即對和平抗議者施以暴力的權力刺激了更加強大的正義力量去反對種族歧視（政治柔術簡短定義為〝在為改變權力對比而進行的非暴力鬥爭中可能起作用的壹個特殊過程。在政治柔術中，對手針對非暴力抵抗者所採用的暴力鎮壓造成的反感，轉而在政治上對對手不利，從而削弱他們的權力地位，同時增強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

）。



在反對專制政權的戰略性非暴力鬥爭中，站在人民這壹方的正義力量不壹定是全國的政府，而是可能需要來自國際社會的增援。



2002年12月國際和平部隊被派往印度尼西亞的亞齊省是國際干預的壹個例子。他們的任務是陪同人權觀察員和人道援助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遭到反對改變亞齊省政治地位的人暴力攻擊的威脅。與此同時，這些國際觀察員的在場，也制止了那些主張自治或獨立的團體的成員對印度尼西亞政府當局實行暴力。國際干預的又壹個例子是用外國人做非暴力保鏢，保護巴勒斯坦農民和其它平民不受以色列移民和以色列國防部隊的攻擊。



干預的行為能削弱政權的支柱，也可能加速這些支柱的崩潰。有了壹個慎密考慮的戰略，就能夠迅速調整支持計劃，去利用眼前的機會。如果沒有壹個預見到會有需要調整的戰略和計劃，勢頭就可能減弱。而勢頭的這種減弱使對手有時間反應和重新組合。反之，如果政府的機構感覺到干預者的行為直接威脅它們的生存，它們的成員就很可能會團結在領袖周圍而準備〝殊死搏鬥〞。為了減少政府支持者受圍困心理影響的這種可能風險或其衝擊，應當考慮並及早實施壹個以這些權力資源為對象的宣傳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