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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友漁

壹、左派陣營出現的分野及三個分支　　

　　很久以前圍繞「長江《讀書》獎」的爭論中，被稱為或自視為、或傾向於左派的人士中，出現了壹種微妙但大有內涵的分歧。汪暉在「我對目前爭議的兩點說明」中指出：「我本人從不贊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來概括知識界的分歧和論爭，也反對壹切給別人戴帽子的方式。」崔之元完全同意汪暉的看法。他們的支持者中有人表示，劃分左中右、拉幫結派，完全是壹種「文革」式的作法。但同樣對汪暉表示支持的常仁，「作為壹名在《強國論壇》靠愛好挑刺而出名的常客」，在給汪暉的壹封公開信中卻提出了異議。[1]

　　同屬汪暉的支持者，有人以「文革」式的作法為大逆不道；有人卻認為「文革」不是壹種原罪，左和右的劃線也並不違背「政治正確性」。汪暉和崔之元在「長江獎」的問題上立場完全壹致，但他們對「文革」的看法很可能不盡相同。常仁以左派為榮，對汪暉和崔之元式的「以販賣西方高深左派理論為能事的『新左派』」則不無嘲諷之意。由此看來，「新左派」並非當今中國左派的唯壹代表，左派陣營內部還是派中有派。

　　反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劃分左中右，是基於「不爭論」的主張。那個「不爭論」的主張看似公允，實際上卻是在拉偏架，有著強烈的傾向性。毛澤東講過許多錯話，但他說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會有左中右，壹萬年以後也是這樣，卻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壹句話。十個手指還不壹般齊，有的人激進，有的人保守，有的人喜好冒險，有的人偏愛穩定，這種分野是永遠存在的。有分歧就會有爭論，「不爭論」只是壹個假象，是統治權力對於思想自由的征服。「不爭論」只能限制住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對於控制事態進程者、操縱輿論工具者和既得利益者，則絲毫沒有影響。常仁站在傳統左派的立場上，堅持基於利益歸屬的左右分界，對於汪暉刻意抹煞左右界線表示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儘管都信奉左派理論，但只能在網際網路上發言的常仁與身為《讀書》主編的汪暉，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卻很可能大相徑庭。

　　筆者以為，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內，左中右的分野是壹種誰也抹煞不了的客觀事實，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有比較明確和公認的定義。毛澤東關於左中右的說法是正確的，但他對右派「引蛇出洞」、「置之死地而後快」的作法卻是錯誤的。無論左派、中派還是右派，在充份的爭論與實踐之前，都不應當有太多「代表歷史前進方向、代表人民大眾」的道德優越感和「真理在握」的過份自負，更沒有理由侮辱對手的人格和剝奪對手的人權。思想的分歧只能通過辯論來解決，政治的分歧則應通過公開民主的角逐，籍民意支持來壹決勝負。若具體觀察今日中國的左派陣營，似乎可將其分為三個主要分支：「老左」，即斯大林主義；「中左」，即毛主義；「新左」，即新馬克思主義。前者的根深深地扎在各級官僚機構中，「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者的根則廣泛存在於底層百姓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後者在九十年代才在中國學術理論界紮下新根，「小荷才露尖尖角」，但風雲際會，很快便獨領風騷，「壹支紅杏出牆來」。

　　二、「老左」：斯大林主義　　　

　　在世界範圍內，斯大林主義算不上是資格最老的左派，在它前面有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考茨基主義、伯恩斯坦主義、巴枯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普魯東主義、聖西門主義等。但對中國來說，斯大林主義差不多就是最老的左派意識形態了。許多屬於社會主義的思想流派在中國壹直不被視為左派，例如基爾特社會主義。在1957年戴上政治帽子的有思想的「右派」中，信奉自由民主主義者實屬鳳毛麟角，多數人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鐵托主義者，這些人在其他國家都屬於「響噹噹」的左派。中共從誕生之日起，幾乎沒有受到列寧主義的哺育，壹直是喝著斯大林主義的乳汁長大的。

　　斯大林主義體制的基本特徵包括以下幾點：公有制、計劃經濟、單位社會、壹黨專政、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和生死鬥爭。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毛主義、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和鄧小平理論的衝擊下，蘇聯東歐國家的斯大林主義體制已經崩潰，中國的「斯大林模式」也只剩下壹個軀殼，內瓤差不多已被掏空。在斯大林巨幅畫像還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之日，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卻早已在政治上失勢了。八十年代人所共知的「左王」、「左將」，有的已歸道山，對其不恭之詞仍不時見於報端；有的作為政治反對派，尚在堅持「最後的鬥爭」，但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幾個邊緣性刊物和內部刊物上發表文章，無力左右政局的演變。曾經有人預言斯大林主義必將後繼無人，現在事實證明，這個壹廂情願的預言落空了。新壹代斯大林主義者已經嶄露頭角，其典型代表房寧出道以來，便壹直是斯大林主義的闡釋者。何新在八十年代並不是個斯大林主義者，但進入九十年代后，他文章中的斯大林主義氣味變得越來越濃。他是中國學術界的壹個異數，其人從非斯大林主義向斯大林主義轉變的獨特經歷令人不可思議。

　　對於斯大林主義者來說，經濟全球化、新經濟和知識經濟、與國際慣例接軌、入「關」入「世」、產權明晰化和「改制」等政府、企業界和學術界的主流話語，都是離經叛道的罪證。但他們批判社會現實的火力卻不像當年的「九評」那樣猛烈，畢竟有著太多的投鼠忌器和藕斷絲連。中國斯大林主義者批判赫魯曉夫可以肆無忌憚，批判中國改革「總設計師」卻不得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斯大林主義在今日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是老革命、老幹部以及各級黨政軍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離退休人員。他們與權錢交易的受益者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血緣聯繫，如果「反修反帝」、「滅資興無」搞得太激烈了，他們在朝里做官和拿著美國綠卡當「外資企業」老闆的子弟便會勸阻。在越南、古巴和朝鮮先後轉向鄧小平式經濟改革的客觀情勢下，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政治訴求缺乏理論與實踐的依據，對國有資產向社會強勢集團流失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的批判也缺乏足夠的力度。儘管如此，他們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和離退休人員命運的關注和呼籲，對盜竊和搶劫國有企業者的警惕與譴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三、「中左」：毛主義　　

　　「中左」不是指中間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間派，而是指中等資歷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國特色」的左派。毛主義是斯大林主義的壹種衍生物和變型，從資歷上說自然比老左要淺，同時又是中國土生土長的產物。「走資派」不會是毛主義的信奉者，曾經真誠信奉過毛主義、至今癡心不改者，多是當年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現在約在40歲至60歲之間，大體上還可算是中年人。

　　七十年代毛主義的官方闡釋者是張春橋和姚文元，教義繼承人是王洪文，但純正的毛主義者是在民間而不在廟堂之上。許多最真誠、最富創造性的毛主義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鎮壓甚至槍斃。毛逝世后，復出的官員最擔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義者利用年齡優勢捲土重來，於是便開展了犁庭掃穴式的清理「三種人」運動。到八十年代初，權力機關中的前造反派幾乎完全被清除，隨後許多著名的造反派頭頭紛紛出走，散居在歐美大洋洲各地。

　　在八十年代，掌權者和知識分子大多認為「文革」已壽終正寢，不可能再從棺材中爬出來。但人們再壹次跌破眼鏡。九十年代「毛澤東熱」持續高漲，對「文革」的呼喚在網際網路上甚至主流媒體上真的捲土重來了。不僅中年人下崗后重新緬懷「文革」歲月，連青年人也對之產生了興趣和崇拜。[2]

　　本文之所以採用毛主義而不用毛澤東思想這壹概念，是因為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已給毛澤東思想下了個權威的定義，把晚年毛澤東的思想創造全部剔除，本文權且將這些剔除部份稱為毛主義。毛主義區別於斯大林主義的地方主要在於：認為共產黨內存在著壹個官僚階級(或稱黨內資產階級)，他們與工農大眾處於階級對立的狀態；無產階級專政下需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是比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追求建立壹個沒有等級制、沒有資產階級法權的平等社會。儘管文革時期張春橋、姚文元長期把持輿論陣地，壹些造反派也擔任過各級職務，但他們始終未掌握主要權力，實權壹直握在「三結合」領導班子中的軍隊幹部和老幹部手裡。因此，毛主義在「文革」時期便很難有機會進行真正的制度創新。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實驗──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等，被毛澤東本人否決了；其他的壹些新制度，如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貧下中農保送上大學、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學校、科研院所、文藝單位)等，則因與城市化、知識化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未能保存下來。但正因為沒有歷史包袱要背，不需要去維護什麼現存的制度，使得今日的毛主義者批判鋒芒更加犀利、無所顧忌。

　　「中左」不同於「老左」，他們不僅盯著個體戶、私人資本家、暴發戶，更把揭露和抨擊的矛頭對準血統高貴、在官場和錢場都玩得轉、「以權搶錢、以錢買權」的社會強勢群體。[3] 「中左」不同於「新左」，他們深知，中國腐敗橫行無忌、貧富急劇分化的主要根子，不是概念上的市場機制，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為了制約權力、遏制腐敗，不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不能仰仗克格勃手段，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採取民主監督的方法。因此，他們主張發動壹場「經濟文革」。他們雖然否定資產階級的「多黨制」，但似乎仍孜孜追求壹種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直接選舉的權利。[4]　

　　毛主義的長處在於作階級分析時具壹針見血的尖銳性和徹底性，其短處則在於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絕對化與泛化，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人指出，左派常有壹種偷懶的以教條代替思考的所謂思維定勢，特別是往往胡亂套用階級分析。[5] 人是多向度的，有多方面的需要與追求。馬克思的歷史貢獻是揭示了吃飯穿衣是人們第壹位的需要，但若把利益關係當成人們社會關係的全部內容，便成了庸俗馬克思主義。階級關係也並不能涵蓋全部的利益關係，相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階級則可能有相同的利益。儘管毛主義者有不少理論上的弱點，但他們敢於正視現實的態度和支持社會弱勢群體的立場，使他們具有壹種道德上的感染力。「中左」目前在網上表現出壹種咄咄逼人的主動出擊態勢，使「老左」、「新左」相形見拙，也是對中派和右翼思想家、政治家的嚴肅挑戰。在國內學術界知名人士中，迄今還沒有出現毛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但在底層民眾中始終存在和活躍著無數被統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所忽視的毛主義的「草根領袖」。真正配得上民粹主義這項桂冠的，不是「老左」和「新左」，而是「中左」。　

　　四、「新左」：新馬克思主義　　　

　　「新左」的主體是新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左派人群早已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陣營，例如生態主義、女權主義等便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關係；但中國的新左派基本上還未擺脫馬克思主義的大框框，其理論來源主要是「新馬」或曰「西馬」，包括葛蘭西、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阿明的「依附論」、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等。可是，新馬克思主義始終拿不出壹個可以替代資本主義制度和經濟全球化的實施方案和政治綱領，所以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學講堂而上不了總統大選和議會立法的議事日程。　

　　「新左」與「老左」、「中左」相比，屬於小字輩，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成為中國學術理論界的壹個重要角色。其代表人物多在45歲以下，屬於未親歷過「文革」的壹代人。本來，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學說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便已傳入中國，它之所以未能成為這壹代知識分子的理論首選，可能是基於以下壹些原因：「臭老九」、「插隊知青」、「可教育好子女」們對於「文革」經歷的集體記憶，壹個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不斷激進化在「四五」運動后出現拐點，「探索的壹代」從毛主義到列寧主義、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然後直接追溯到啟蒙思想、自由民主主義，鄧胡趙體制的改革開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識分子激起更多的設計慾望而非批判意識，東亞四小龍掘起對「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的突破等。但這樣就為下壹代青年知識分子保留了壹個有待採掘的理論寶藏。新左派雖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論」掛在嘴上，但他們的實際作為卻表現為學術理論界的「全盤西化」論者。他們往往全盤照搬在西方學術界佔據重要地位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的觀點，自以為登上了當代學術的高峰。「新左」在豐富中國的思想理論流派方面發揮了拾缺補遺的作用，其貢獻自然是有價值的，但若因此而目空壹切就不免過份了。　

　　由於「新馬」或「西馬」理論上的遺傳基因的影響，「新左」與「老左」、「中左」有壹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它沒有任何要維護的特定製度、階級或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論上的批判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揮灑自如。於是，「對進步的信念，對現代化的承諾，民族主義的歷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遠景，將自身的奮鬥與存在的意義與向未來遠景過渡這壹當代時刻相聯繫的現代性的態度」統統受到了質疑，似乎只有徹底的解構才痛快。但是，中國的「新左」往往不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統治集團和社會強勢群體，而是指向剛剛浮出水面的政治上極其脆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批判性」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即使承認「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瀟洒很「酷」，但壹涉及到制度創新他們便表現出幼稚可笑的壹面。例如，崔之元曾把「鞍鋼憲法」說成是制度創新的典範，是「後福特生產方式」的壹個源頭；但高華卻撰文批評說，這純屬和歷史開了壹個大玩笑，因為「鞍鋼憲法」的實質是黨委領導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暉常喜歡談論鄉鎮企業和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制度創新意義。但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把結論建立在實證考察之上的學者秦暉、溫鐵軍、張曉山等卻指出，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特徵的關鍵起因其實是不允許農民改變「二等公民」身份的現體制，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的結果；所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既非合理的經濟組織形式，更非廣大農民的心愿，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城市化。自1998年以來，江蘇的學術理論界和地方黨政領導已認識到蘇南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政府吸取能力過強，民間經濟活力被壓抑，「口號動員型」經濟帶來了損失和浪費；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債太多、官員太多，從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實，相對貧困；蘇南模式單壹的「幹部主體社會結構」不利於市場化、民主化、現代化進程；蘇南城市形態初級化、產業結構低級化、經濟布局割據化、幹部考核數字化等弊端與其社會結構不合理有關；集體經濟產權「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非排他性，使資源使用中的邊際成本總是以平均數的形式由全體成員均攤，因而可能造成對資源的濫用，「名義所有者」沒有能力、也沒有動機去關心公有資產的安全和增值，同時集體財產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級安排，而非所有者委託，這種非所有者的委託人（上級）當然較之應該的委託人（村民）缺少監督的激勵，而且由於信息不對稱使得監督困難，監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瞞上欺下，多吃多佔，追求在職消費，極端情況下還會發生上下級的「串謀」行為，從而最終導致集體財產的社區幹部「灰色私有」。[6] 由於有了這些共識，目前蘇南各地正著手準備「二次改制」，「改制」的對象正是崔之元等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　

　　朱學勤曾明確地指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學術分歧首先是在對基本國情的判斷上。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卷進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泛濫成災，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論」中對資本主義的醜惡描繪已成為中國的現實；中國必須批判這壹現實，應抵制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入侵。而自由主義壹方則認為，中國並沒有進入後現代，也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階段，更遠未卷進全球化；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不是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而是內在的陳舊體制與意識形態，必須堅定不移地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7]　

　　筆者在「現代化與人類文明主流──兼評汪暉的現代性批判」[8]中亦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受託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無條件的佔優勢和占直接統治的地位」論斷的影響，嚴靈峰和任曙等「動力派」便提出了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代替封建經濟而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地步，.....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不外就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壹個單位。.....（因此中國）大可以做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追隨先進的歐洲以馳驅于打倒資產階級的戰線之上。」在世界範圍內，托洛茨基派的理論和運動壹直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戰結束后依然如此；但在中國托派始終受到冷落，原因就在於它的論斷遠離中國現實，而且忽視了中國問題的癥結──解決「耕者有其田」這壹資本主義性質的要求。　

　　幾十年過去了，汪暉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話語重複著「動力派」的舊觀點，是否就合乎時宜了呢?蘇東國家、以「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社會的有機組成部份，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國也已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體制呢？儘管中國與上述二者有相當多的同壹性，但並非同壹性而是差異性才突顯出「中國問題」的獨特魅力。中國要不要繼續推進金融自由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會批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是否會同意擴大國際法庭的管轄權？這些都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不是融入全球體制的既成事實。在中國，「無處不在的資本活動」遠遠不是無處不在的權力的對手，而且並不能排除以「經濟安全」、「社會穩定」為由而重新關閉國門或縮小開放度的可能。「動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說了太多的「已經」，恐怕還是應當把「完成時態」改成「未來時態」才較為妥貼。　

　　「新左」所推崇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並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回答下列建設性問題：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如何建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IPA）還是世界聯盟或世界政府，如何開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動，知識社會的全球信息秩序應當遵循哪些規則等等。把中國問題放在上述的「全球資本主義批判」的大框架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不會對眼下的中國現實問題有多少幫助。真正的中國問題是大量有待解決的社會現實問題，例如混合經濟、社會保障、直接選舉、報刊民營、地方自治、少數民族、台灣統壹等問題。如果說，中國學術界對於本國問題甚少建樹，其主要原因並不在引進「批判學派」等西方時髦理論方面努力不夠，而是自身調查研究的功力不夠，以及學術以外的障礙遠未排除。儘管「新左」擺出壹副「全面批判」、「徹底解構」的姿態，但在二十壹世紀里中國是否要由「共同體」走向（騰尼斯意義上的）「社會」、由城鄉分立走向城鄉壹體、由竹幕（半封閉半開放）走向全球化、由傳統信仰幻滅走向新的倫理整合、由集權專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壹系列關鍵性時代課題上，卻常常不由自主地與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壹起。難怪對現實持不妥協批判立場的「中左」會對他們感到失望。　

　　五、牽線人與遊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間，有壹些自覺不自覺的理論牽線人與遊走者。正是由於他們的活動，使原本不同的思想與政治流派形成了壹條連綿的戰線；同時也使對手和觀戰者產生了渾然壹體的錯覺，忽略了左派各分支之間的差異，至少是忽視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潛力。

　　「新馬」、「西馬」對斯大林主義及其體制素無好感，在他們看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會導致「人的異化」，塑造的全是「單向度的人」。但當汪暉提出「限制私有權的思想與限制國有權的思想均產生於具體的歷史關係、特別是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我們無法根據壹個最佳的理性選擇對它們進行篩選和評判」[9]時，他便在「新左」與「老左」之間牽了壹條紅線。暖昧態度後面隱藏著真實立場：不評判就是對「以國有企業為國民經濟主體」這壹既成事實的默許。

　　崔之元的理論立足點是「新馬」，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對「毛主義」投以青睞。他說：「『文化大革命』最終以悲劇告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的『文革』理論中不包含對正統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著『大民主』──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盡事業，是他政治遺產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部份。」李慎之和何家棟明確指出，這是對毛澤東「大民主」觀的壹種誤讀與篡改。毛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上的發言說得很清楚：「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的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壹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毛壹生都沒有改變這壹觀點，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與在「反右」中搞「大民主」壹樣，都是針對敵人的──前者是打擊「右派」，後者是針對「走資派」和「壹切牛鬼蛇神」。這種敵我意識及兩類矛盾劃分與法治社會是不相容的，如果中國要走向法治社會，就必須徹底告別毛主義的「大民主」（即「群眾專政」與「全面專政」）[10]。

　　1968年前後，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曾把毛主義引為同道，直接標榜毛主義的政治團體也在歐、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十年後毛去鄧來，「文革」的真實情況被逐漸披露，西方的「毛主義熱」便迅速降溫。再過十年，在「六四」與柏林牆倒塌的鮮明對比下，再指望西方的「新馬」與毛主義聯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譚了。崔之元筆下的「毛主義」與人們曾信奉和實踐過的毛主義根本是兩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馬」與毛主義的理論「創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樣徹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終仍會回到「新馬」的行列，而不再在「中左」與「新左」之間遊走。

　　正像馬克思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壹樣，毛本人也不是毛主義者。他是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居間牽線人。毛澤東逝世前說，他壹生做了兩件事。就其實質而言，第壹件事是「以俄為師」、「全盤蘇化」，在中國大陸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制度；第二件事是試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解構斯大林模式的基礎上建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制度。第壹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則失敗了。在他生前，「四五」運動的鬥爭鋒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賴以寄託的「文革」；其屍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攜手埋葬了毛主義。王力雄在「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壹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澤東作為毛主義者的壹面，卻令人遺憾地忽略了他作為斯大林主義者的另壹面。事實上，毛澤東很難對他壹生的兩大業績以及兩大主義做出決斷，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從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壹書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自始至終都在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舊政府」與以林彪、江青為代表的「新文革」之間搞折衷平衡：當後者要把前者徹底打倒、使斯大林模式完全無法運轉時，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舊政府」壹把；當前者的氣焰壓過後者，有可能否定毛主義的烏托邦設想時，便屢屢發動「反二月逆流」、「反右傾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給「新文革」打氣、鼓勁，扶植他們「繼續革命」。

　　由於「老左」和「中左」出於同壹位宗師，他們在許多觀點上很容易壹拍即合；但是，只要毛澤東思想和毛主義不能合二而壹，只要「走資派」與「造反派」不能捐棄前嫌，他們在政治上真正攜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六、非神聖同盟　　

　　李憲源在與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說：「對使其威風掃地的文革衝擊深懷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國權力精英，與對文革衝擊同樣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精英，具有壹種天然的政治同盟關係。」[11] 如果他說的「自由主義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來」、「養起來」的老壹代知識分子，如沈雁冰、雷潔瓊，李憲源的說法或許還有壹二分道理，但問題在於，實際上他們或是中共「地下黨員」或是知識界老左派，早已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精英」了；如果李憲源指的是朱學勤、徐友漁這些人，那就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了。朱學勤、徐友漁、秦暉這壹輩插隊知青出身的知識分子，都曾在社會底層長期生活過，他們確實受過「文革衝擊」，但與因「威風掃地」而對「文革衝擊深懷怨恨之心」的權力精英不同，他們受到的衝擊主要在思想上，經歷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滅的痛苦。中國的權力精英與思想精英在經過「四五」運動前後的壹段短暫的蜜月後，到了「理論務虛會」和「西單民主牆」時期便已分道揚鏢。如果二者之間現在確實還存在「壹種天然的政治同盟關係」，為什麼前者屢屢封殺後者的言論，甚至打碎他們的飯碗（如最近對秦暉、劉軍寧、何清漣等人），卻聽任左派言論在各種大陸網站上與民族主義言論相互呼應呢？　

　　現在人們司空見慣的是另壹種政治同盟關係，即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與左派共同反對自由主義的同盟關係。在思想和政治光譜中，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通常被歸入右派，與左派相對立。例如，二十年代中共與「聯俄聯共」的國民黨左派的主要理論對手便是以「醒獅派」為代表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當然，在世界現代史上也出現過左派和右派攜手夾擊中派──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先例。在德國的魏瑪時期，共產國際指導下的德國共產黨和希特勒的納粹黨都把執政的中派政黨作為主要政敵。當時也有壹些學者想在理論上調和社會主義左派與民族主義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沒落》的作者斯賓格勒。他在《普魯士的精神與社會主義》壹書中批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國式範疇，而是帶有明顯的英國唯物主義色彩的範疇。斯賓格勒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把德國式的政治觀念與英國式的政治觀念相對照，認為前者偏向共同體、主張社會主義，後者則著重於個體的獨立、擁護個體主義；所謂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議會多黨制等概念，不過是英國的壹套把戲，根本就不適用於德國。在斯賓格勒看來，德國需要的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權威主義和國家主義。於是，在他的眼裡，社會主義不僅與普魯士精神息息相通，而且與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極權主義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約的。　

　　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歷史更值得借鑒。它有兩個主要源頭，壹是軍部，壹是民間的草根法西斯主義者。軍部的軍國主義者又分為統制派與皇道派，後者受北壹輝等草根法西斯主義者的影響甚深。北壹輝等在其著述中雜揉左右兩方面的思想，稱「革新陣營」的「主要目標」是「從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限制私有財產、統制勞動」、推翻「財閥政權」、實現「維新政權」。他們「反對外來思想」，反對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鼓吹「復古」，「徹底貫徹以天皇為中心的大家族主義」，即有別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純正日本主義」的「國民主義」。　

　　從本質上說，左派是世界主義者、階級至上主義者，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者是國家至上主義者、文化中心主義者。后壹群體重視社會穩定、朝野同心、舉國壹致、團結對外、爭取生存空間，反對階級鬥爭、社會衝突、底層革命、犯上作亂、在自家鍋里搶食。其理想是「建立在國民全體的意願之上的全體政治」，是「強國家」，即使反對豪門也是出於貧富兩極分化會削弱國家凝聚力的擔心，他們絕不會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麼「經濟文革」和「大民主」。因此，這兩個群體牛頭不對馬嘴，硬貼在壹起終究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左派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者的同盟是非神聖同盟，也就是說，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過是或早或遲而已。如果毛主義逐漸佔據上風，「中左」成為左派陣營的掌門人，將會加速非神聖同盟的破裂。　

　

　　在本文結束前，順便對今日中國的思想與政治界的全光譜作壹個簡要評述。與世界各國壹樣，中國也有自己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上面已介紹過左派三個主要分支。我們還可以看到，以梁從誡、楊東平、鄭也夫為代表的生態主義已「浮出水面」。在反對發展主義、消費主義方面，生態主義與右派乃至中派存在嚴重分歧；而在堅持自由主義和多樣性方面，他們則與其他左派分道揚鏢。另外，旨在承認、尊重和保護社會弱勢群體（女性、少數民族、殘疾人、同性戀者等）的人道主義（王小東稱為「逆向種族主義」），在中國已經出現零散的表達，但還未形成政治氣候。　

　　中派則主要包括自由民主主義（有時也簡稱為自由主義，但並非不要民主）和社會民主主義。近兩年來，在李慎之、劉軍寧、朱學勤、徐友漁等人的努力下，自由民主主義開始在大陸的主流媒體上正式露面；公開揭櫫社會民主主義的人士僅見於海外中文網站，但其信奉者在國內亦大有人在，只是還沒有亮出旗幟。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層構成社會的主體，因此中派在思想和政治領域都佔據著絕對優勢的地位，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輪流上台執政，而左派和右派則人少勢弱，處於邊緣地位。像原來的義大利共產黨，必須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變成壹個事實上的中派政黨后才有機會上台執政。而帶有右派民族主義色彩的奧地利自由黨入閣聯合執政后，便受到歐盟各國的集體抵制和制裁。但是，當今中國情況則不同，中派及其社會基礎都十分脆弱，在面對來自左派和右派的強大壓力時，中派內部的左右兩翼都不願意相互攻擊，給共同的對手以可乘之機。　

　　秦暉曾清晰地指出，與自由秩序早已建立的西方相比，如今我們面臨的「問題情境」實與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為近似。在那樣的情境中，自由的缺乏不是因為社會民主太多，社會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為自由太多。因此，那時的社會民主派嚮往自由競爭的民主國家即「美國式道路」，而仇視具有俾斯麥式社會保障制度的專制國家即「普魯士道路」；而自由主義反對派寧可從積極自由的角度讚賞馬克思，也要反對托利黨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義。類似地，從中國現實的「問題情境」出發，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太多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因此，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寡頭主義，從社會民主立場出發批判民粹主義，都是極為必要的。　

　　秦暉說，如果有人問，妳到底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立場？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這兩個立場的價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有當自由秩序建立后，兩者的價值重合面才日益縮小而價值對立日益凸顯。因此在中國目前的「問題」背景下，他認為，應當堅持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肯定的那些價值，而反對那些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否定的價值；至於那些為自由主義所肯定而為社會民主主義所否定的東西（如「純粹市場經濟」），以及那些為自由主義所否定而為社會民主主義所肯定的東西（如「過份強大的」工會），則我們中國現在都還沒有，等到有了再來選擇自己的立場也還不遲；我們要走的決不是反自由也反社會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會民主或以社會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於自由與社會民主之間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與社會民主二者之基本價值的道路。　

　　秦暉認為，在為上述基本價值而奮鬥的過程中，實際上只有兩種立場，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場，或者說類似於哈耶克和馬克思反對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對壘。在「主義」問題上，他強調只能持自由──社會民主的基本價值立場。這壹立場如在西方可能會顯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國它卻是壹種「激進的中庸」。在經濟上，它既不利於大家長保衛或復興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贊成的），也不利於大家長獨佔家產而把子弟們踢出家門（如某些「右派」所贊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府，而願意擁護那種可以反對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種專門擁護「只准擁護的政府」的「保守主義者」的攻擊，也受到那種專門反對「可以反對的政府」的「激進主義者」的攻擊，而後兩種人關於「激進還是保守」的爭論在它看來卻顯得十分滑稽。秦暉的這些論說很好地表達了今日中國之中派立場。[12]

　　至於中國的右派，筆者曾作過評述。[13] 右派包括新保守主義、新秩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14] 在今日中國真正如魚得水的，正是某些不得志的「中左」和「老左」們所說的「新右派」。左派的批判鋒芒本來應當指向王山這樣的右派思想家，但不知是出於何種心理，他們偏偏選擇了中派作為攻擊的目標，中派放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光譜裡邊實際上就是左翼自由派，這多少有些三十年代斯大林把中派視為最危險政敵的遺風。而真正對右派展開批判的幾乎都是中派。　

　　只要左派和右派繼續在中國舞台上唱主角，只要左翼自由派在中國政壇上還沒有什麼份量，就表明中國還沒有真正和世界接軌。而壹旦中國在二十壹世紀選擇回歸世界文明主流，現在的左派和右派便會邊緣化，而左翼自由派陣營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分歧將會突顯出來。到了那個時候，自然也會出現布萊爾式的「第三條道路」。但是在眼下，中國最缺少的還是秦暉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則是「共同的底線」)[15]，即將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融于壹爐的「自由──社會民主」。　也就是接受費邊主義的左翼自由主義，包容了費邊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同時反對毛左跟鄧右的政治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