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右實行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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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右實行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延續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16日
作者 王裕延
如果要解讀改革開放的目的，根據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有關著作和言論可以概括如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夯實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對這種改革開放目標的定位和理念設計，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這種困惑的產生，緣由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由封閉社會不斷向開放社會演化過渡的歷史。在這個漫長的演化過渡的歷史中，人們都希望國家政府權力要逐漸放鬆對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希望國家公權力的運轉更民主更開放。像我國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主張的那樣，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干涉"，實行"無為而治"，讓個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活動空間不斷擴大，使個人的思想行動更自由壹些；像孔子主張的那樣用"仁"教育人，使人成為有人格，講人性，有尊嚴的人，使人將自己看成壹個有擔子的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的人。幾千年的人類歷史證明，這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化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根據這個趨勢，我們可以把開放社會定義為國家政府逐漸放鬆對社會對個體控制的社會，這種趨勢必然導致自由民主法治的開放社會；把封閉社會定義為國家政府日益加強對社會對個體控制的社會，像墨子主張的那樣實行"上同"主義，就是下面壹切要上同，"聞善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譽也"，只要上面說是對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認是對的，這叫獨裁專制的人治社會。眾所周知，幾千年的中國人壹直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等四條封建專制主義的繩索捆綁下不能絲毫動彈，1949年以後又被"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條社會主義繩索的捆綁下不能絲毫動彈，中國壹直處於被極度封閉的社會狀態中。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放鬆國家政府對社會對個體的嚴密控制。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應該設計定位為建設自由民主法治的開放社會，而不應該設計定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叫順應歷史潮流，這種設計定位私下認為是不會錯的。為了釋除對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理論留下的困惑，必須把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置於人類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演化過渡的歷史中做必要的考查，而這種考查對認識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給我們留下的困惑是非常重要而又是不可缺少的。遵照"是什麼就說什麼"的認知理念，我想對自己遇到的若干理論困惑發表如下粗淺看法，以解自己的疑惑，同時拋磚引玉，企盼引出更多更好的看法助己解惑，若能如願以嘗，慰莫大焉。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寫道："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顯然可以描述為人類所經歷的壹場最深刻的革命。""當我們說到我們的西方文明源於希臘時，我們應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指的是，希臘人為我們開始了這場偉大的革命，而現在這場革命似乎仍然處於開始階段--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1）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判定，儘管希臘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但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過渡還僅僅才開始，充其量只能算邁開了萬里長征的壹小步。反思這二千多年的過渡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根據這壹分析，我們可以認定，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這個認識決定了我們的改革開放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斷清除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中遇到的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設置的重重障礙。忘記了這個目標，改革開放勢必南轅北轍。
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是壹對難以分割的連體，是阻礙滯緩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兩大因素。然而，這兩者的歷史非常古老。它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原始社會就伴隨人類的形成而產生了。那末，原始社會究竟是壹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據古人類學家的考證，原始社會在人類歷史上曾存在幾百萬年，甚至有上千萬年之久。在這漫長的原始社會裡，我們的祖先不知道什麼是私有制，家庭和國家。由於生產力極不發達，他們的個人力量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他們必須抱團生活在以血緣關係為臍帶的原始部落里，這個封閉的部落社會相似於壹群羊，是壹個半有機的單位。其中各個成員由於有著半生物學的聯繫--同類、共同生活、分擔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險、共同的歡樂和災難--而結合在壹起。（2）任何人離開了這個集體，在茫茫的自然界里，他們隨時都可能被猛獸吞食。何況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為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還頻頻發生殘忍的血腥衝突哩！因此，部落社會是部落成員感到安全的地方。（3）這就是原始社會的基本概況。從對原始社會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我認為原始社會有下列幾個特徵：第壹，壹切行動聽指揮，部落酋長或領袖擁有極大的權威。這是因為在狩獵和抵禦猛獸的侵襲中，在和異己部落爭奪生存空間和生活資源的殘酷衝突中，部落成員不分男女老幼，必須緊密團結，萬眾壹心，步調壹致緊跟部落酋長或領袖衝鋒陷陣，英勇博殺。非如此，若稍有閃失，整個部落就會陷入滅頂之災。由此可見，部落酋長或領袖的權威，關係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因此，各個部落都瀰漫著崇拜部落酋長領袖和英雄權威的氣氛。現在世界上許多民族流傳著不少歌頌古代英雄的神話；由此可以推測，這眾多的古代神話英雄，很多都是出自那些為了部落的生存而奮不顧身、視死如歸的部落酋長領袖。後人通過神話故事來表達對他們的崇拜思念之情，諸神不過是理想化的部落的祖先和英雄。（4）由此逐慚形成了各個民族崇拜英雄崇拜權威的文化心理。所以波普爾認定權威主義產生於原始社會，是洞穴時代的產物之論斷是有根據有道理的。第二，壹切產品要歸公。在原始社會裡，由於生產力極不發達，沒有私有制，也不可能有私有制，全體部落成員必須把竭全力捕獲到的獵物和所找到的食物全部交給部落集體統壹分配，個人不得截留私有，不能私設小錢櫃。其分配原則，我想借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黨人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所以原始社會的分配原則很像我們所熟悉的供給制。誠然，原始社會人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黨人，但他們之間確有相同的地方，都屬於壹無所有的窮人。可見，原始社會的產品分配製度是壹種"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這個"需"是"以餓不死人為原則"的"需"。這種分配製度是後來的理想主義者熱衷宣傳的未來社會要施行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謂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其實這是壹種古老過時了的分配原則；也是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大河有水，小河滿"的壹種價值觀念。這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經濟體制，不僅部落內部沒有產品交換，就是在部落之間也不存在產品流通。第三，因為只有依靠部落集體，才能保證大家的生命安全，維繫部落的生存延續。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即"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封閉社會的信條。這是後來的柏拉圖反覆強調的"部分是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5）這就是說，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過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壹粟"罷了；整體是永恆的，絕對的，代表整體的領袖是至高無上的。這樣，部落領袖的絕對權威，封閉的部落主義經濟體制、和部落集體高於壹切的思想意識等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徵互相融合，便形成了被現代學者稱之為"部落主義的價值觀念"。這種部落主義價值觀念的核心便是部落集體高於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這種價值觀念嚴重阻礙了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過渡，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這的確是壹場翻天復地的大變革。昔日生活在部落主義社會的成員不是父母輩，就是兄弟姐妹兒女輩，幾代同堂，情同手足，甘苦共嘗，休戚相共，從搖籃到墳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由氏族部落這個大家庭包了下來。我們的祖先祖祖輩輩幾百萬年就是這樣過日子，這樣傳遞香火；這樣生活在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觀念建構中的人是沒有任個人的責任。而現在呢？維繫部落存在的血緣臍帶已經斷裂，昔日的同胞兄弟姐妹都為生計各走各的路，久而久之，便貌合神離，形同路人。從搖籃到墳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重擔都壓在各自個兒的肩上，過去部落集體承擔的責任已分攤到各個人身上，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了；過去部落集體為大家，現在人人靠自己，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它已開始向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信條發起挑戰。面對這種大變革，有人高興，有人憂傷；有人清醒，有人發瘋。這種情緒反映到政治思想領域和藝術創作中，使古代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壹樣，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其爭鳴的成果，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和人類生活產生了不可量的影響。古代希臘為這場歷史大變革感到高興而又能保持清醒頭腦的著名思想家要算伯里克利，他是古代希臘雅典的偉大的民主派領袖。他針對部落主義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興起，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個人主義的原則。他在壹篇演說中主張我們的政府要使多數人得益，"法律為所有的在人們的私人爭議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不應"忽視優秀者應有的權利"，優秀者為國家服務，"待遇比別人優厚，但這不是特權，而是對著貢獻的獎嘗。""當別人選擇自己的道路時，我們也不會橫加指責。""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擴及日常生活"；"但是這種自由不會使我們無法無天。我們被教導要尊重行政長官和法律，絕不忘記我們必須保護受害者。"他特彆強調"儘管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評論它。我們並不認為討論有礙於政治行動，而是認為這是明智行動不可缺少的首要條件。"（6）伯里克利在演說中闡述的觀點，現在看來仍然閃爍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精神，還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在開放社會裡，公民既要"尊重行政長官和法律"，不能"無法無天"，又要有自由批評政府的權利，少數人（按：類似當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先進分子"或什麼"三個代表"）制定的政策，"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評論它。"這裏說的"我們所有的人"，不像毛澤東規定的那樣，"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而"落後的人們"則只能像列寧規定的那樣，必須接受先進階級實行的"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公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也不會橫加指責"，不像在毛澤東時代里，人們被規定只能走這條路，而不能走那條路，否則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和平演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不僅要受到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三個代表"的橫加指責，而且還要被鬥倒斗臭，甚致還要遭受暴力制裁鎮壓，使妳永世不得翻身！現在讀伯里克利的演說，不僅仍然能感覺到他當年在為自由民主辯護的那顆激烈跳動的心，而且彷彿聽到了他還在嚴厲抨擊極權專制主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鄧小平壹再強調要警惕"極左"。但是鄧小平不敢從中闡發"極左"就是極權專制主義。歷史上王明推行的極左是俄國式的極權專制主義，毛澤東推行的極左就是中國式的極權專制主義，這種所謂的極左本質上是極右翼法西斯專政，跟西方白左堅持的左翼自由主義完全不同。而現在的改革開放，不僅不敢大張旗鼓批判極權專制主義，不敢觸動改革極權專制主義的體制建構，反而還給極權專制主義招魂，給它披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外衣。因此，鄧小平當初提出的改革開放，開始確實使很多中國人感到歡欣鼓舞，後來經過反覆比較思考，才明白原來這是壹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類似清朝末年張之洞倡導的改革，遂使很多中國人困惑不已。
因對古代希臘發生巨大變革而憂傷並引發頭腦發瘋的人，就是哲學史上數得著頂頂有名的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壹個革命的時代。正是他所處的時代，希臘的部落貴族開始讓位於民主勢力。萬事萬物的轉瞬即逝給他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致使他無限感慨地說出了"萬物皆流"、"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的名言，被後世的哲學家捧為經典傳遞不止，在中國大陸居然還寫進了中學生的政治課本中而使其廣為傳播。他那"對立統壹"的哲學觀點，更被列寧推崇備至，併為毛澤東傾其畢生精力"壹以貫之"；最柊把中國攪得昏天地黑，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殃及九州，禍降蒼生，千秋功罪，使得當今中國人襟若寒蟬，使得大家都捂鼻不敢評說！但是，這不是毛澤東的過錯，歸根究底，應怪罪于赫拉克利特的"對立統壹"說。這種"對立統壹"說，是極權專制主義的靈魂，它可以使人發瘋，也可以使萬馬齊暗百姓咸默。"對立統壹"說也使赫拉克利特發瘋，他竟公然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衝突，萬物通過衝突和必然性而生成。"這是戰爭萬能論的經典表述，赫拉克利特是戰爭萬能論的始作俑者。幾千年來極權專制主義者發動了無數次戰爭，他們都認為戰爭可以創造壹切，改變壹切，可以出政權，可以使自己成為主宰世界命運的神，可以阻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可以加強國家對社會對個體的權力控制。歷史上難以數計的生靈塗炭和大劫難都與戰爭萬能論有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壹條重要結論，極權主義和"對立統壹"說是戰爭的根源。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私下認為這是替極權主義和"對立統壹"說開脫罪責。所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確認"赫拉克利特是開放社會第壹個有意識的敵人。"（7）
柏拉圖在反對開放社會的序列排位上雖然沒有像赫拉克利特那樣靠前，但青出於藍而生於藍，他提出的反對開放社會的綱領對後世的影響，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柏拉圖運用"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理念去觀察社會，認為部落社會的解體是社會衰敗的產物，私有制的產生是人性墮落的結果。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立足於私有制基礎上的人類個體，在柏拉圖看來，就是魔鬼本身。同時柏拉圖相信，人的道德意志在人類理性力量的支持下，可以違背歷史命運的法則--衰敗的法則。為了遏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柏拉圖撰寫了壹部名曰《理想國》的書。在這部非同尋常的著作中，柏拉圖提出了壹整套遏止社會變化的理論綱領，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根據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對《理想國》的解讀，我把柏拉圖遏止社會變化發展的理論綱領概括如下四個方面：第壹，領袖崇拜。在柏拉圖設計的理相國家裡，"任何人，無論男女，壹刻也不能沒有領袖。"不論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每個公民都應當"眼觀領袖，忠誠地跟隨他。即使在最細小的問題上，也應當聽從領袖。""譬如起床、活動、洗臉、吃飯……不能妄想獨立行動。"（8）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說，對領袖要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步步緊跟。就像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人那樣，必須做到"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這樣就能使所有的人被格式化，使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使他們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這樣就能使人類個體成為領袖的馴服工具。這就是"毛澤東的戰士最聽黨的話"，"黨叫干舍就干舍"，"毛主席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個體沒有自己的思想行動自由，這正是封閉社會的典型特徵。第二，權威崇拜。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據波普爾的研究判明，其實就是斯巴達部落主義國家的前身，是以最為嚴格的階級劃分為基礎的。在這個國家裡，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因此，柏拉圖認為，強者應當統治，弱者應當被統治。（9）統治者應當賦予壹種不容受到挑戰的權威，這種權威不接受任何監督。用中國話說，這種權威的老虎屁股不能摸，誰摸誰倒霉，重則得接受來自權威施加的無產階級專政，輕則讓妳壹輩子休想交好運。第三暴力崇拜。柏拉圖堅信，在雅典城邦內部自由民主的政治勢力和寡頭專制的政治勢力之間的衝突沒有妥協的餘地。因此，柏拉圖極力主張採用無情的暴力，包括藉助友邦斯巴達城邦國家的武力，像擦洗畫布那樣徹底消滅剷除這個罪惡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勢力。第四極力推崇自給自足的公制經濟。柏拉圖深信，為了防止理想國家的腐敗退化，統治階級內部必須團結壹致。怎樣才能使統治階級內部的這種團結得以保持呢？柏拉圖認為主要是靠消除由利己心尤其是物質經濟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內部衝突。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施共產主義，即通過廢除私有財產來做到這壹點。（10）國家必須以經濟的自給自足為目的。否則統治階級要麼得依賴商人，要麼自己就變成商人。第壹種後果將削弱其權力基礎；第二種後果將有損國家的團結和穩定。（11）從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領袖的獨尊地位和權威的不容挑戰，必須以暴力為後盾。領袖、權威、暴力三位壹體加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便構成了極權專制主義。
常言道：有夢最美，理想相隨。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展現的理論，幾千年來壹直成了部落至上，國家至上，政黨集體至上的志士仁人反對開放社會，反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重要武器，集中表現了他們的浪漫主義情懷。可以說，歷史上還沒有壹本書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所產生的影響那樣如此深遠。中世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會遵循柏拉圖的極權主義，並在宗教裁判中發展到了頂峰。特別是宗教裁判所理論，可以被描述為是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理論。這種理論主張不惜壹切代價通過維護法律的威嚴，尤其是通過維護宗教理論和實踐的威嚴，來維護他們的羊羔，是牧羊倌式的統治者的責任。（12）文藝復興時代，柏拉圖的極權主義觀念儘管受到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的衝擊而急劇衰落。但是隨之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後被德國的著名思想家黑格爾又重振其活力而風行於世。黑格爾大力鼓吹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柏拉圖的部落主義價值觀念，反覆宣傳"集體利益是個人行動的準則"的新部落主義價值觀念。現代極權主義者訴諸"人的本性"，就是訴諸人的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這種"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就是新部落主義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這是壹種黨性、主義原則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鼓吹暴力崇拜，"戰爭不僅是壹種實踐的必然性，它是壹種理論的必然性，壹種邏輯的迫切需要。"（14）相信戰爭是壹切事物之王、之父，這就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和槍桿裏面可以出壹切東西的理論根據。通過復活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開放社會最初的幾位大敵的思想觀念，把極權主義推至新的極點。幾乎所有比較重要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觀念，都直接得到黒格爾的承傳。\"使歷史哲學家、政治哲學家和教育哲學家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受著它的支配。""馬克思主義的極左派，保守的中間派和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都把它們的政治哲學建立在黑格爾的基礎上；左派用階級戰爭取代了黑格爾歷史主義框架中出現的民族戰爭，右派則用種族戰爭取代民族戰爭，二者都在自覺地追隨他（即黑格爾）。"（15）黑格爾影響了德國幾代人，使德國成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給德國人民，也給全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二十世紀，沒有壹種思想觀念能像黑格爾的新部落主義價值觀念那樣，通過訴諸人的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的震撼。這種震撼現在仍繼續影響人類社會，以主義原則為旗號引發的各種暴力衝突，製造的各類恐怖事件；還深刻影響大國的軍事外交，以國家利益至上的神聖原則為指導，以武力為後盾，干涉他國內政，使人類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這種種都可以從黑格爾的"極權主義運動的武器庫"中找到答案。雖然這些武器大部分不是黑格爾自身鑄造的，卻是他在各種古代長期反判自由的戰爭寶庫中發現的，重新發現它們，並把它們交到了他的現代追隨者手中，無疑他作出了努力。（16）《理想國》還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綱領。自給自足的公有制理念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神聖追求，成了空想社會主義根治現代社會之弊端的靈丹妙藥。十五世紀托馬斯•莫爾寫的《烏托邦》就是《理想國》的續編，在歷史上也產生了不小影響。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聖西門、傅利葉和歐文的思想深處都烙上了《理想國》的印記。他們都極力推崇自給自足的公有制經濟，都視私有製為社會妖魔和社會罪惡之源。黑格爾們和空想社會主義都根據各自的需要，從《理想國》里尋找自己的精神食糧，從而使柏拉圖的理念能薪盡火傳。
以上粗略地考察了柏拉圖的社會理論和西歐中世紀的基督教宗裁判所、和黑格爾、和空想社會主義等之間的傳承關係。那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柏拉圖的理論之間又存在什麼關係呢？這是我們特別要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鄭重聲明自己是黑格爾的門人。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壹文中指出，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柏拉圖的社會理論之間存在壹種傳承關係。據波普爾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柏拉圖的理論之間不僅僅是壹種間接的傳承關係，而且還存在壹種直接的傳承關係。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著作中寫道："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由利己心及尤其是物質或經濟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內部衝突、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學'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慣用語句'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幾近符合柏拉圖的歷主義，也符合馬克思的歷史主義。"（17）柏拉圖發現了由經濟性的階級利益的對抗激起的階級鬥爭，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動力量，他強調政治生活與歷史發展的經濟背景，和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名使之重新煥發活力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是"歷史的主要過程就應該是被預先決定的，無論善良的意志還是理性，都無權改變它。"（18）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柏拉圖之間存在壹個共同點，都承認階級鬥爭是社會變化發展的動力。這個共同點決定馬克思和柏拉圖壹樣，崇拜暴力、崇拜權威和崇拜領袖。馬克思就是壹個暴力迷。他在《資本論》中寫道："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19）這就是說，壹種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的變更必須藉助暴力，別無他途，從而否定了在民主框架之內改造社會的可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著壹個從前者轉變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0)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只能依靠無階級的革命專政來治理國家。那末，何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按列寧的說法，"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1)就是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堅持用暴力來治理國家。因此，列寧說："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22)無階級專政，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所以在無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沒有法制，沒有自由民主，無視人權，就用不著大驚小怪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發生的十月革命，由它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不分青紅皀白槍殺沙俄皇室成員，實行滿門抄斬除惡務盡的政策，連歸女小孩都不放過。斯大林時代實行肅反鎮反消滅富農的政策，數以百萬計俄國公民被殺被關被強制送勞動集中營；強制祖祖輩輩在外高加索生活居住的車臣少數民族易地搬遷到西伯利亞。1940年發生了駭人聽聞集體槍殺波蘭戰俘近壹萬五千人，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卡廷慘案"。1968年蘇聯閃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製造了布拉格之春的流血事件。那末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又是怎樣的呢？中國人用自己的切身體驗從從毛澤東主張的"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的鎮反開始，當時全國為紅色恐怖所籠罩，殺"反革命"比殺雞還簡單；然後思想改造，反右派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嘗到了"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治理國家的滋味，親自見證了什麼叫"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的流血事件就是馬克思主義暴力崇拜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的傑作。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壹文中寫道："只有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24)可見暴力崇拜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造反"就是用中國行話表達的暴力。根據以上所述，可以確認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了暴力崇拜的新紀元。列寧說過，"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不講自由民主的主義，是無視人權的主義，壹句話，就是極權專制主義，是暴力主義，權力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極權專制主義，堅持暴力主義和權力主義。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極權主義是違背歷史潮流的東西，是行不通的主義。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最終被人類社會唾棄。那末馬克思的左派極權主義又能暢行無阻嗎？否！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瓦解就是有力的證明。事實充分說明，不管什麼形式的極權主義，或早或遲終久要失敗的。德國和日本的右派極權主義是被擁戴自由民主的正義武力擊敗的；蘇聯左派的極權主義是被自由民主的和平競爭戰勝的。靠階級分析的妙招無法去除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之弊端。暴力崇拜不得人心。我們不是天天唸刀要改革嗎？改革就是要改掉被實踐證明了的錯誤理論和錯誤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聖經"。就是信仰"聖經"的羅馬教皇現在也知錯能改，還給布魯諾的冤案鄭重評反，我們為什麼還要緊抱馬克思列寧的偶像不放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條文應從憲法的序言中刪除。否則改革開放就是緣木求魚。古人云，馬上可以得天下，但是不能治天下。用現在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暴力可以奪取政權，但治理國家不能靠馬克思主義暴力。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休息。
崇拜暴力，必然導致崇拜權威崇拜領袖。那末，權威是壹種什麼東西呢？恩格斯在《論權威》寫道："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抱，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種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需要，不得不借自己的武力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26)根據恩格斯的說法，所謂"權威"，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抱，或者用現在的飛機坦克，把自己的意志或信仰或主義強加于別人的動作，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權威是建立在暴力或武力的威脅和恐嚇的基礎之上的。恩格斯在這裏所涉指的居民，也是後來列寧所稱的群眾。列寧說："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多數情況下，至少是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即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27)由此可見，所謂居民和群眾的意志，其實就是階級、政黨或其領袖的意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主與集中的相互關係的原則，可以確認階級，政黨與領袖的意志不是對立的而是統壹的，領袖的意志體現了壹個階級或政黨的意志。因此，所謂權威就是指領袖率領壹部分群眾通過刀槍大抱、飛機坦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社會，強加于另壹部分群眾。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在人口中佔少數的俄國尤其重要。"(28)也就是說，按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共產黨之所以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只佔人口中的少數，沒有暴力共產黨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就不能樹立自己的權威，無產階級的領袖就沒有生存立腳的空間，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向多數人專政。所以，毛澤東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就是權威和無產階級的領袖之母。
但是權威不是真理，必須把權威和真理嚴格區別開來，否則後患無窮，中國人是深有體會的。真理是不能由暴力來催生。它是壹部分居民在生產社會的實踐中對理論或假設的壹種驗證或認知；而這種驗證或認知獲得了社會的普遍認同，能使人相信滿意而成了公共經驗。這是壹種不能區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妳們和我們的公共經驗。它約定俗成而成為各種各樣的公式、定理和行為規範，成為指導人們在生產社會實踐的行動指南和規範。所以真理是壹種經過反覆實踐、通過多次試錯的方法而獲得的公共經驗，是不依任何特定的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相反權威是和特定人的意志，即和領袖的意志聯結在壹起的。真理允許論證和懷疑，可以不斷修改和完善；而權威只允許信仰服從，不容論證和懷疑。修改真理則往往能引導人們反覆實踐和理性討論，使大家的認識趨向壹致，使人與人之間更加融洽和諧；而變更權威則往往引發妳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流血衝突，還要動用刀槍大抱和飛機坦克。因此，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是錯誤的。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往往把領袖的信口開河和什麼指示之類視為金科玉律，視為不能變更的真理和教條，從而使謬種流傳，百姓遭殃，中國人對此有切膚之痛的體驗。
在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中，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的始作俑者就是恩格斯。他在《論權威》的壹文中，把在現代化的生產企業和交通運輸中執行反映公共經驗的規章制度交通規則視為權威專制，千方百計為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的謬種辯護，並聲稱誰敢懷疑或反對這個謬種，誰"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為反動派效勞。"(29)因此，在恩格斯看來，"權威"是不許懷疑，不許論證，不許變更只能服從信仰。他不懂得，不許懷疑，不許論證的理論、假設或真理，這不是科學而是迷信。柏拉圖主義，黑格爾主義是迷信不是科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上什麼"特色論"同樣是迷信不是科學。因為這些主義思想或"特色論"為自己設置了種種禁區和藩籬，不許人們跨越雷池壹步。誰敢懷疑修改，必然落得像韓愈諫迎佛骨的下場，"壹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就會給誰扣上比九重天還更重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帽子，就可以定性為"背叛無產階級事業"、"為反動派效勞"，那就罪莫大焉，罪該萬死！下場就極可悲了。布哈林、季維諾也夫被慘遭殺害；赫魯曉夫被弄得臭不可聞，灰頭土臉，裡外都不是人；彭德懷、劉少奇慘遭迫害致死；胡耀邦、趙紫陽被迫辭職，趙紫陽還為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離開人世。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反對修正主義的鬥士。那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鬥士，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他們都是虎氣十足的權威主義，是堅持個人崇拜和領袖崇拜的頑固派。依照這種權威主義治理國家，人的尊嚴沒有了，言論思想自由和新聞結社出版自由這些基本人權被禁止取締了。剩下的人權就只有生存權，這就是填飽肚皮生兒育女的權利。在權威主義的神壇面前，人權就成了動物權生物權。這是崇拜權威崇拜領袖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寫了《論權威》之後，又寫了壹本《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的重要著作。這篇著作詳細考察了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分析了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不同特徵，考察了空想社會主義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使科學社會主義建立在對歷史原因和結果的研究之上。以期澄清國際共運隊伍中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能以明白、簡單、準確的方式為受教育較少的無產階級工人接受採納。這篇著作通俗易懂地解釋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據這篇著作，我認為可以用壹個公式來表達這個概念，即科學社會主義等於空想社會主義加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私下認為符合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本意。從以上對柏拉圖的理論及其傳承的分析可以知道，空想社會主義發端于柏拉圖設計的部落主義公有制的經濟理論；而無產階級專政則可以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鼓吹的暴力崇拜、權威崇拜和領袖崇拜的理論中找到基因。而空想社會主義又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的壹個重要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判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因為空想社會主義者不懂階級鬥爭，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必須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上。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由精通社會發展規律的無產階級政黨和領袖，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用暴力粉碎資產階級政權，才能掃清通往社會主義的障礙，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就是馬克思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之間，橫著壹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壹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階級專政。"因此，我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等於空想社會主義加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是能夠成立的。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因就是出自柏拉圖的理論構思。遺憾的是創建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見證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1917年在俄羅斯（後為蘇聯）由列寧和斯大林開始把科學社會主義付諸實踐。1949年以後在中國則由毛澤東把科學社會主義付諸實踐。他們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在各自的國家裡消滅了地主，資本家和壹切剝削階級，剝奪了他們的財產所有權。並通過國家強制手段在蘇聯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在中國則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從而在蘇聯和中國實現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和柏拉圖主張通過實行共產主義，即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阻止社會變革，關閉那已經打開的通向開放社會的構想不謀而合。在柏拉圖看來，不廢除私有制，要恢復部落主義的公有制及其民主，要使每個人都心滿意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這和列寧的"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30）的論斷存在驚人的相似。可見柏拉圖和列寧有相似的社會理念，這就是不廢除私有制，柏拉圖不可能恢復已經瓦解了的原始部落主義，列寧就不能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他們的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關閉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大門。
個體的解放的確是壹場偉大的思想和社會制度的革命，它導致部落制度的解體，強有力地推動了封閉的部落主義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因此，以阻止社會變革，恢復封閉的部落主義社會制度為己任的柏拉圖，對個人主義壹直心懷恐懼，視社會個體為妖魔，視個人主義為人性墮落的產物。面對這個心頭大患，柏拉圖主張用擦凈畫布的恐怖主義方法來清除社會個體和個人主義。"擦凈畫布"是什麼意思呢？柏拉圖借其老師蘇格拉底之口解釋道："所有十歲以上的公民，必須把他們從城裡趕出來流放到鄉村某地。"接受哲學家的洗腦教育，以"免受其父母的平庸性格的影響。"（31）這和毛澤東把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擦凈畫布"還有壹種含義所在，必須掃除現存的各種制度和傳統；其手段包括凈化、清洗、流放、驅逐和殺戮等手段，這是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最早的"破舊立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理論設計。慶幸的是柏拉圖終其壹生只不過是位"哲學王"，沒有掌握主宰壹國的實際權力，即專政權力；否則古代希臘就會像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那樣，成為自由義和個人主義的大墳場，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就會絕種，文藝復興的源頭就會被徹底平毀，那是壹個多麼恐怖的世界！以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使命的列寧，卻對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百般仇視。1917年以後，取得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列寧在很多場合下，在他許多的演講和著作中，反覆提醒強調千百年的小資產階級（相似於柏拉圖心目中的的社會個體）習慣勢力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著名文章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從各個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個人主義……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複發起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32）被列寧切齒痛恨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即柏拉圖心目中的社會個體，是在古代希臘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偉大時代中產生的，它表現了壹種個人的首創精神和獨立精神，這種精神是推動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強大動力。根據波普爾的看法，我們現在仍處在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起始階段，所以這種反映社會個體及個人主義的首創精神和獨立精神，對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十分珍貴、十分需要的革命精神。而列寧竟和柏拉圖站在相同的立場上仇視社會個體及個人主義，這充分證明列寧和柏拉圖壹樣，是反對開放社會敵人。但是列寧反對小資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的手段條件是柏拉圖無可比擬的。列寧不僅是位"哲學王"，而又是壹位佔世界陸地六分之壹的遼闊俄羅斯的黨政首腦，他握有至大至高的黨政權力；他堅決主張對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及個人主義實行無階級專政。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頑強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33）他在《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中又強調："無產階級不怕強制，不怕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34）從此可以看出，列寧主張的對小資階級的自發勢力和個人主義實行全面專政，這是少數人強制多數人的專政，這是"文革"期間張春橋鼓吹"全面專政"的理論根據；可見張春橋是十足的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定信徒。不惜使用流血的、暴力的和軍事的手段，這是柏拉圖辦不到的，但是列寧卻能辦到。列寧在世時曾在全俄羅斯製造過紅色恐怖風暴。列寧的恐怖專政主張為後來的斯大林全面貫徹執行，致使犯下了壹系列慘絕人環的暴行。後來的赫魯曉夫把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犯下的種種暴行統統歸罪於斯大林，這是天大的冤枉，是為列寧開脫罪責。公正而言，斯大林是列寧的手和工具，是列寧的替罪羊。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中國也得到了堅決的貫徹和執行；加上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文化元素，使列寧的主張在中國執行得更縝密更徹底，更加綿里藏針，往往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受害者到頭來還要感謝加害者，甚至受害者的子孫後代還得感激涕零加害者哩！這是果戈里的眼淚呀。這是前蘇聯共產黨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毛澤東在全國取得政權后，他根據"窮則變，富則修"，生活越窮越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謬理念，不僅官僚買辦階級、大資階極和地主階級被當做革命對象，還把小康人家即所謂的上中農、小業主和知識分子也當成革命對象，把他們視為資本主義復辟的自發勢力和個人主義的載體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使這批人長期受制於先進階級或先進分子實行的國家強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又隨心所欲從黨政軍里揪出了壹批曾跟自己南征北戰的戰友部下做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代理人，走資派，野心家（指行政級別高的個人主義）當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享受種種非人待遇，這是老革命的壹大悲哀。記得"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說過壹段話：北京的秦城監獄，國民黨時期我蹲過，日本鬼子佔領北京我也坐過。解放後由我負責修繕改建，想不到我竟蹲進了自己修繕改建的監獄！聽后，使人感到無限惆悵不是滋味。這那裡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請君入甕！毛澤東1949年以後在大陸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反映了窮人的狂熱（越窮越光榮）和無知的野蠻（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是列寧神往的"原始"民主制度，這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斯巴達部落主義社會的歷史折射。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和列寧、恩格斯和馬克思以及柏拉圖壹樣，都是反對開放社會的敵人，儘管他們有的主張恢復部落主義社會，有的主張向社會主義過渡，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要千方百計阻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極力主張國家公權力加強對社會對個體的控制，因此，馬克思和列寧設計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阻礙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最大的障礙。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力圖把古代希臘已經打開了的通往開放社會的那扇門再關閉起來，使我們走回頭路，回到柏拉圖響往的原始民主的野蠻的部落主義時代，馬恩列斯毛標榜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壹種新部落主義而已。柏拉圖的部落主義和馬恩列斯毛的新部落主義，都是屬於強者應當統治，弱者應當被統治的政治體制；用列寧的話說，"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這也是柏拉圖主張的"聰明的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這種"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意味著什麼呢？請看蘇聯克格勃留給人類的恐怖業績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命的斑斑血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開始使中國人從柏拉圖和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迷執中醒悟過來了。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嘗到無產階級專政滋味的壹大批上層領導開始反思。開始質疑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質疑毛澤東的治國方略，開始反思過去經歷的盲從和迷信。從這個角度看，無產階級方化大革命又不純粹是壹場災難。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句話很有道理，這叫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批老幹部如果不經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可能還不知道什麼叫反省，至死還會認為毛澤東這位大救星和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如列寧說的那樣，有權對中國人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過去他們盲從毛澤東，親歷了履行"國家強制"的凜凜威風，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當做黨內走資派、判徒、特務和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臭老九壹道共嘗"國家強制"的苦頭。正是此壹時，彼壹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這種經歷換取了老革命老高幹的驚醒和覺悟，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果。因此，我覺得過去全盤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些不妥，是壹種非理性的感情用事。而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壹大弊端，是插在極權專制主義理論牛屎上的壹朵奇葩。極權專制主義常利用這種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嚇阻威脅普通百姓不能"是什麼就說什麼"，引誘誤導中國人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后，在高層幹部中首先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壹批老革命老高幹。他們登高壹呼，發出了"改革開放"的吶喊聲，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撬開了中國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大門；像打開了長江三峽大壩的閘門，使改革的潮流如壹瀉千里的長江，滾滾東流勢不可擋，這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壹筆。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而立之年，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國際接軌，經濟全球化的勢頭不可逆轉，這都受益於十壹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逆轉，這似乎成了多數中國人共識，這也許正確，但是絕不能因此麻痹大意。反對開放社會的封閉思想觀念和意識，反對開放社會的習慣勢力仍然非常強大，特別是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僅局限於經濟領域，還未觸及政治體制和治理國家的價值觀念，這很值得中國人深思琢磨。但是我們這裏所指的習慣勢力絕非列寧說的，也絕非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千百次重複說的是什麼"小資階級的習慣勢力"，是什麼"個人主義"；而是比只有區區幾千年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之類的後生小子更古老的習慣勢力，這就是歷經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形成的部落主義觀念。這種部落主義觀念經過柏拉圖的提煉，就成了"部落集體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信條；后經黑格爾的改造，就成了"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金科玉律；再經馬恩列斯毛的精緻打磨，就成了"共產黨的利益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無產階級的真理"。而這"無產階級的真理"之解釋權，又統統被那些自封的"先進分子"和無產階級的"代表"所壟斷獨佔，從而使古老的部落主義觀念成了新生事物，列寧還在《偉大的創舉》壹文中稱之為是什麼"共產主義的幼芽"哩！人類的歷史就這樣被列寧顛倒了，明明是陳腐的老古董經列寧和其信徒們的反覆宣傳，竟成了億萬勞苦大眾日盼夜盼的"天堂"和"真理"。希特勒的宣傳大師戈倍爾說，謊言重複多次也能成"真理"，看來其說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現代極權主義的老祖宗黑格爾卻堅信，如果謊言成功了，那就不是謊言，人民也沒有受騙。在此我要再次重申，依照科學的認知觀念，真理是超階級超群體的，不分妳們和我們的，不需要由什麼人，由什麼國家機構來強制服從。而"無產階極真理"是屬於壹種群體意識，是壹家之言。這種真理只能像列寧說的由"先進階級"強制他人服從，由少數人強制多數人服從。這種古老的部落主義主義觀念及其衍生的"國家""政黨"利益至上的觀念，就是現在通常說的極權主義觀念，它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阻礙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最大障礙，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壹帆風順。在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歷史長河中，前進和後退，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互相交織在壹起，推動中國社會向開放社會前進，正如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后，自由民主勢力與王朝復辟勢力互相糾結成百年之後才最終取得了勝利的道理壹樣，僅此而言，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根據上述，我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人和事，從中探討自己遇到的理論困惑，不知對與否，請讀者用自己的經驗或客觀事實證實或否定，必定由衷致以探求真理的謝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鄧小平領頭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改革三傑組成的團隊，他們在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事業中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為民謀福祉的膽識和勇氣，值得中國人永遠懷念，值得世界上所有為開放社會打拚的正直人士的讚歎！為什麼稱胡、趙、萬為改革"三傑"呢？因為當時群眾中流傳要平反找耀邦，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是由於他們在改革的開局中，勇於開拓卓有成效地紮實工作贏得的群眾讚譽。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由鄧小平領頭的，這個定評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因為只有鄧小平才具備領頭的資本、勇氣和膽識。當時沒有任何壹位高級幹部敢挺身而出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都擔心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獨有鄧小平敢擔風險，不怕槍打出頭鳥，敢在毛澤東屎骨未寒之際的1977年5月24日發表"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談話，直言不諱批評毛澤東的某些錯誤，予頭直指毛澤東欽定的"妳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又被當時的億萬中國人所擁戴的、號稱英明領袖的華主席。這次談話像春雷壹聲響四方，像黎明前的雄雞壹唱天下白，從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我這段文字也許有的中國人會覺得近乎肉麻，但這是客觀事實。鄧小平之所以有這個膽識和勇氣，這是因為他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雄厚的革命本錢。眾所周知，在共產黨的這個大家庭中，就像壹個龐大的股份公司，說話響不響，看妳是否有本錢。有本錢，就能財大氣粗，沒本錢，放屁都不響。這個本錢就是權力。共產黨人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革命的本錢就是壹顆腦袋。在革命隊伍中，常用"提著腦袋幹革命"之語以示革命的豪情萬丈，其實也是實情，初參加革命除了腦袋還有什麼呢？但是只要大難不死，保住了腦袋必有後福；革命革下去，總會獲得權力，總有機會媳婦熬成婆。早在贛南土地革命時期，鄧小平和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因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和路線，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周恩來是其重要成員）打成"毛派"而被撤銷職務。從那時候起，鄧小平就壹直忠心耿耿跟隨在毛澤東的麾下南征北戰，為確立毛澤東的龍頭地位和為他奪取全國性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而深得毛澤東的信任。而毛澤潭、謝維俊和古柏卻沒有這樣幸運了，國為他們的腦袋被國民黨砍掉了。1949年以後，鄧小平被委以重任，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1957年反右派挂帥負總責；1958年大躍進鄧小平是副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中，鄧小平被毛澤東派往蘇聯和赫魯曉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完滿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意志，也充分展現了他內柔外剛綿里藏針的個性，得到了毛澤東"小個子打敗了大個子"的高度評價。所以鄧小平後來在1989年5月16日會見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時無不自豪地說："從1957年第壹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壹，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35）從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建國后壹直是毛澤東領導集體中的壹位"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鄧小平在"文革"期間之所以被毛澤東圈劃到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的二號位置上，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存有嚴重的抵觸情緒。為教育挽救他，毛澤東按有中國特色的"打就是愛"的教育方式，特意把他置於群眾運動的烈火中燒烤壹下。其實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所有被打倒的高級幹部中享受到了毛澤東的特殊照顧，按排到江西步校過了幾年無官壹身輕的寓公生活。鄧小平在後來的回憶中也無不深情地感慨說，文化大革中是毛澤東派軍隊保護了他。對文化大革命，他於1972年8月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鄭重表示"永不翻案"。毛澤東也在鄧小平的信中鄭重批示稱，鄧小平人才難得，內柔外剛，綿里藏針，在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所以林彪壹垮台，鄧小平立即被毛澤東啟用。但是被毛澤東重新啟用的鄧小平又因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態度，被毛澤東稱為"還在走的走資派"。最後毛澤東在去世前夕，下令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藉，以觀後效。理由是說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存有"靠不住"之感，但"還保留黨藉，以觀後效"，足以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殷切期望和肯定。可見，鄧小平就靠他對毛澤東的壹貫的耿耿忠心，在毛澤東去世后，媳婦終於熬成了婆，獲得了開口定亁坤的機會。憑著他雄厚的革命本錢，於是他敢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毫不擔心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會招致中國人罵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不擔心自己站出來擔當改革之重任會使中國人懷疑他搞修正主義。事實證明，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
鄧小平帶頭呼于改革，但是，不能認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總設計師"是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溢美之詞。因為中國人習慣恭維權力，中華民族是權力崇拜、英雄崇拜最盛行的民族。公正而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的最大作用，是充當了無人替代的改革開放的保護傘和後台老板的重要作用。沒有鄧小平做保護傘當後台老板，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難上難，項項難，可以說寸步難行，甚致不可行。有了他做保護傘當後台老板，使改革減少了很多阻力，即使舉步為艱，但還是能夠向前推進。就此而論，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值得中國人永遠懷念。我之所以斷言鄧小平不配做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壹方面固然他沒有改革開放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具備改革開放的理論素養。"總設計師"是要有豐富的經驗和高水平的理論為本錢，光有權力是非常不夠的。不錯，鄧小平是老革命家，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和閱歷；他曾留學法國，還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專攻馬列，他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大知識分子，是具有高水平理論休養的革命家。但是鄧小平擁有的革命經驗，是屬於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無產級專政的經驗。前面我已詳盡論述過無產階級專政，是當今時代阻撓反對開放社會的最大障礙，因此寄希望依靠無階級專政的經驗指導改革開放豈不南轅北轍？他擁有的馬列主義理論，前面我用較長的篇幅闡述了馬列主義是和柏拉圖主義、黒格爾主義共屬壹個體系的社會學理論，都是反對開放社會的理論。因此，把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衍加在壹個既沒改革開放經驗，又不具備改革開放理論素養的鄧小平身上，這不是強人所難乎！
我們知道，大家公認鄧小平拉開改革開放序幕的重要標誌，是他首先提出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論斷。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仔細推敲壹下，鄧小平這壹論斷本身就使人困惑，因為它背離了科學的認知立場。眾所周知，科學的認知立場認為，任何壹個理論或假設所做的預測正確與否，只能用事實才能證偽，用人的經驗或實踐來檢驗，不能用什麼主義原則思想意識來證偽檢驗。這是因為不管什麼主義原則思想意識，當它離開經驗事實的領域時，它就沒有科學的地位，就會產生各種隨心所欲的解釋，這種主義原則思想意識就會成為胡說或幻想的東西。（36）所以"兩個凡是"的正確與否，只能用事實，用中國人的經驗和實踐來證偽檢驗，不能用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不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有沒有說過這類話來證偽檢驗。何況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壹定對，馬恩列斯毛說的話並非都是真理。"兩個凡是"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毛澤東在建國以後的治黨治國的過程中辦了壹大堆禍國殃民的事，說了壹大堆引發社會動蕩的錯話。動蕩不安的社會使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幾十年來食不飽腹，用毛澤東的話說，"農忙吃干，農閑吃稀，雜以蕃薯芋頭"，這叫低標準，瓜菜代，在三年困難時期還餓死過幾千萬人；老百姓更是衣不蔽體，壹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父母穿了兒女穿，這就是毛澤東提倡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使不少老百姓穿的衣著和舞台上的楊白老也難分伯仲。中國人用自己的切身經歷證明，毛澤東擬訂的治國方略泛善可陳，這壹切都應歸之於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是錯誤的。那末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是什麼呢？"走俄國人的路"，"消滅私有財產權"，"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俄國人的倉庫里搬來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治國理念。因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毛澤東的治國理念違背了客觀事實，背離了中國的國情。用馬克思主義來檢驗理論上的正確與否，是行不通的經院哲學，是柏拉圖的哲學。柏拉圖認為，形式、理念、主義是神聖的永久的；而事實和個體經驗從來不可能是準確可靠的，因為它的對象不是純粹的形式或理念，而是處於變動中的事物世界。（37）因此在柏拉圖看來，檢驗認識正確與否，只能靠形式、理念和主義，不能靠事實和個體的經驗。當年中共和蘇共爭論究竟誰有資格代表馬克思主義（按：鄧小平稱自己"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壹，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雙方都費盡心思搬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對方，竭力搬用柏拉圖式的形式、理念和主義來證偽對方。歷史證明，這場爭論是壹場荒唐的鬧劇，純屬經院哲學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壹就是，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符合還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蘇共說符合，中共說不符合，雙方都不敢正視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極權專制主義這壹事實，而斯大林只不過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手和工具而已，他的暴行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產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險些動武暴發戰爭，最後無果而終。這說明，想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壹種理論或假設，只能把爭論引向死胡同。想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壹種理論或假設，說白了，就是有些人想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壓制他人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不可取的東西；這也說明共產主義運動是壓制思想開放和言論思想自由的運動，是阻撓社會開放的逆流。現在看來，鄧小平並未從這場爭論中吸取到應該吸取的教訓。這是昔日轟轟烈烈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運動，如今卻變得冷冷靜靜幾近式微被人遺忘的基本原因。充分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徹底破產了。
正因為鄧小平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來檢驗真理與否的標準，因此他在改革開放開始方興之時，就急不可待地拋出不容懷疑論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規範約束改革開放，給改革開放設置禁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為現代中國人提出了壹切思維的基本默認前提。把"四項基本原則"當做壹切思維的默認前提，就像中世紀的歐洲人把柏拉圖的"形式理念"，像後來的德國人把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像我們的老祖宗把宋朝理學的"天理"當成壹切思維的默認前提壹樣，是違背科學認識理論的。從科學的認識論看，科學無禁區，任何假設原則都可以批評，任何人都可以是批評的對象，這構成了科學的客觀性，（38）因此鄧小平設立禁區的做法是違背科學的。鄧小平壹方面要改革開放，另壹方面又要設置種種限制來規範約束改革開放，用德國的著名思想家康德的話說，這叫"二律背反"。用中國話說，這叫緣木求魚。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留給中國人的壹大理論困惑。這個理論困惑，因中國人具有崇拜領袖崇拜權威的濃厚傳統而無人敢獨摸，成了影響中國進壹步改革開放的壹大障礙。
可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關於理論建樹方面確實貢獻不多。而他所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壹些理論主張，大都出自劉少奇、張聞天和鄧子恢在建國初期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壹些基本構想，沒有自己的新見解，因此要給他戴上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桂冠確有強人所難之嫌。但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充當後台老板和保護傘的角色確實沒有任何人能替代。沒有他的支持，胡、趙、萬成不了"三傑"，"傻子瓜子"年廣久免不了要蹲監獄。因此，鄧小平理論上的缺失並未貶抑他在改革開放中的歷史地位。公正而言，鄧小平在理論上的貢獻還是有的。比方說，改革開放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檢驗改革開放的理論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裏所說的"石頭"、"貓"和"老鼠"都是客觀事實，不是高深莫測的什麼"主義""原則"。用哲學家不屑壹顧的"石頭"、"貓"和"老鼠"之類的具體事實來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這就是科學，是屬於鄧小平最喜歡反覆說的"實事求是"中的那個"實"的東西。可見，"石頭"、"貓"和"老鼠"對理論正確與否的驗證，要勝過鄧小平後來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萬里在安微實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捉老鼠"，給老百姓以實惠，使農民能吃飽肚子，因而成了"改革三傑"。但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和"貓論"只停留在樸素的認知層面上，未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也未延伸到理論的深度。他最大的缺失是沒有站穩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科學認知立場，即千百萬人的實踐經驗和客觀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科學認知立場。鄧小平的這種失誤既有現實層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鄧小平之所以要批評"兩個凡是"，因為"兩個凡是"使他不能擡頭伸腰名正言順地接管權力。他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評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又說："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我就不能出來工作，更不用談別的問題。"（39）因此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是為了實現政權轉移的需要。大家知道，"兩個凡是"是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華國鋒就是捧著"兩個凡是"的神主牌接替了毛澤東的權力。而"兩個凡是"對鄧小平來說，是壓在他身上的壹塊大石頭，嚴重製約著他對權力的企盼。不搬掉"兩個凡是"這塊壓在他身上的大石頭，鄧小平就不能仰頭起身取代華國鋒當上第二代的領班人。因此，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是出於和華國鋒爭正統的需要。其結果大家都清楚，鄧小平就是通過批判"兩個凡是"，把黨政軍大權從華國鋒手裡拿到自己手裡。但是鄧小平要想坐穩第二代領班人這把椅子，必須找到"兩個凡是"的替代品，這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其實，"兩個凡是"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是壹致的，都是安放在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差別僅在於尺寸的大小和輩分的不同而已。鄧小平緊緊抱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塊大神主牌，不僅牢牢地保住了從華國鋒手中挪過來的權力，還大大地擴充了自己手中的權力，建立了壹個甚至超過了毛澤東在共產黨內享有的權力。從鄧小平大權在握時辦了幾件連毛澤東也未必敢做的事可以證實這點：（甲）鄧小平以"顧問"主任的身份，輕而易舉不動聲色地罷免了兩位中共中央第壹把手胡耀邦和趙紫陽。而毛澤東身為全黨全國的最高領袖為了罷免他的副手劉少奇，卻使盡了渾身解數動員全國的老百姓來幫忙才最後搞定；為了搞掉林彪，毛澤東他老人家還得冒著炎熱的酷暑汗淋夾背地開著專列去遊說長江南北的諸侯要員。兩相比較，權力孰大孰小，壹望而知。（乙）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學生運動時竟敢調動野戰部隊動用坦克，這是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毛澤東在處理1976年4月5日發生的學生"清明祭"事件時，只叫了壹伙手持木棒的首都民兵，兩相比較，其膽孰大孰小，壹望而知。（丙）鄧小平復出上任后，為了證明自己是中國說了算的人，以"教訓懲罰"越南入侵柬甫寨，推翻了壹個臭名昭著的波爾布特政權為"理由"，對曾經是"同志加兄弟"的國家發動了壹場戰爭，短短壹個月白白地死了幾萬中國的年輕人，還使中越關係留下了壹大堆難治的後遺症；毛澤東為了出兵朝鮮，還找了什麼"國際主義"、"美國侵略"、"我們是大國，不能見死不救"等有些似乎像理由的理由，苦戰三年使我們傷亡了三十多萬中國年輕人，也給中華民族製造了壹大堆麻煩和難治的後遺症。兩相比較，青出於藍勝於藍。還有壹件毛澤東即是想做也不敢做的事，就是鄧小平冊封毛澤東為中共第壹代領導，自封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欽定江澤民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把毛澤東前任領導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張聞天從黨的歷史上壹筆勾銷，把華國鋒稱為過渡性人物，像這種修剪歷史的行為，毛澤東敢為嗎？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老祖宗都可以做小動作，其他自可想而知。這充分反映了鄧小平唯我獨尊嚮往個人獨裁的壹種權力情結。古人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國人歷來重視"意誠心正"這個做人的根本問題，而要做到"意誠心正"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尊重歷史，這就是"物格而後知至"。只有"意誠心正"才能"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因此，根據主觀需要隨意修剪歷史，雖然可以用鄧小平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之精髓"實事求是"來解釋，但從中國做人的道德來看，這是不能諒解的背離了"意誠心正"的行為。中共黨內發生許多的鬥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事人圍繞權力問題背離了"意誠心正"的做人道德，這不僅使共產黨本身不得安寧，還使國家難治天下難平百姓遭殃，這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忘記的重要教訓。鄧小平就是打著"四個堅持"，無限擴大自己手中的權力，把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到他壹人手裡，這種個人獨裁專制正是封行閉社會的壹個重要特徵。所以，"四項基本原則"和"兩個凡是"的本質是壹致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四個凡是"。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壹種雙重是非標準。眾所皆知，雙重的是非標準是唯我獨尊和專制獨裁的產物。從歷史上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鄧小平都是"凡是派"。不是"凡是派"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修正主義""自由主義"，這成了公論。只要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都不難看出，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地道的"凡是派"，"緊跟派"。正如葉群記錄林彪的壹次談話中所說的那樣："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解決，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仍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壹人而得天下。"林彪還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跟著導師前輩轉，就能"得壹人而得天下"。林彪這段私房話，揭示了"凡是派"產生的歷史根源和理論根源。因為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壹代跟著壹代前仆後繼堅貞地信仰馬克思創造的思想原則和主義，都視馬克思主義，如方誌敏所說"乃是宇宙的真理"，如毛澤東所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都願為實踐馬克思主義拋頭顱灑熱血，像夏明翰那樣高唱"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走向刑場。還有廣大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善男信女的誓言"頭可斷，血可流，馬克思主義不可丟"這諸如此類足以感動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壯語，充分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在其信徒中的神聖地位，這是歷代虔誠的宗教信徒根本不能比擬的。因此，"凡是派"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絕非貶義而是褒義。堅貞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堅定的"凡是派"對革命大家庭中敢於懷疑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的兄弟同志，動則斥之為右傾，重壹點斥之為修正主義或資產階級自由義，這成了鄧小平撤換胡耀邦、趙紫陽的理由根據；再重壹點則加上叛徒、反革命的頭衍，比如毛澤東對劉少奇，就得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情懲罰了。這種事例在蘇共黨史和中共歷史上可謂數不勝數。我在這裏不是反對"凡是派"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貞信仰，對他們的信仰應當充分尊重，這是他們擁有的權利。但我反對"凡是派"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標準，更反對把信仰馬克思主義當成社會公德強制推行而侵犯他人擁有的權利；因為這樣必然產生用馬克思主義壟斷是非，壟斷思想，必然產生腐敗和濫權，私下認為這是引發中國社會動蕩，是中共製造壹系列冤假錯案的壹個重要原因。可見，鄧小平是因為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偏離了實踐經驗與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科學認知立場的，致使他在捉了幾隻老鼠，說白了就是在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之後便裹足不前了，這種得魚忘筌，得意忘象使鄧小平急不可待地擡出"四項基本原則"或"四個凡是"來取代他以前提出的"貓論"，作為當代中國人辯別是非真假的標準，作為捆綁中國人手腳的繩索，給中國人留下了壹大堆理論上的困惑。可見，樸素的認知理論對改革開放的指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要把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引向縱深必須另闢溪徑，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沒有理論上的新突破，改革開放就會裹足不前，必然導致無果而終。而理論上突破的重任就落到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肩上了。
用主義和權威的言論和說法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弊端，這是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急劇衰落的根本原因。用主義言論定是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曾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可見，聖人之言具有無比的威力。中國幾千年有壹種"輿論可畏"的說法，就是言論可以品評壹個人的好壞，也可以定罪壹個人的生死。幾千年來中國有多少人被可畏的輿論害死，有多少人被可怕的言論定罪遭冤，這有誰能統計出來呢？遠的不說，就二十世紀的中國因言定罪致死致冤的人，又有誰能統計出來呢？1957年光反右派壹樁事就因言定罪55萬人，而其中大多是中國社會的精英，足以說明用主義和權威的言論作為檢驗真理的是非標準是多麼的恐怖可怕，也足以證明用主義言論定是非在中國的影響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事實已經證明，用主義言論定是非真假，必定要把中國封堵在野蠻落後的中世紀的社會裡，這對中國向開放文明的社會過渡推進危害極大。對這種致命威脅，在中國的領導階層中能保持清醒認識的可謂鳳毛麟角，其中就有胡耀邦。胡耀邦最早意識到只有突破用主義和原則來測定檢驗真理是非的標準，把人的認識引到重視客觀事實、個體經驗和社會實踐中來，才能摧毀幾千年來套在中國人身的精神枷鎖，把改革開放推向縱深發展；於是胡耀邦以中共中央黨校為陣地，組織發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像胸勇澎湃的春潮，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了毛澤東設置的許多理論禁區，如階級鬥爭為綱呀，翻案不得人心呀，從民主派到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呀等等，給死水壹潭的理論界注入了壹股新鮮的活水。特別是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催人淚下的膽量，提出了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兩個不管"：不管在什麼時間，不管是什麼人批准同意辦的冤假錯案壹律給予平反。胡耀邦的膽量出自他的"意正心誠"的為人道德，出自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正因為這種"意正心誠"的傳統美德，使胡耀邦為全國全黨大平反大伸冤，為解放老幹部，並使他們名正言順地復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精神上的支持，因此贏得了鄧小平和廣大老幹部的支持和肯定。但是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對胡耀邦的支持是有壹定限度的，是實用主義的。但是這種實用主義不是杜威的"實用主義"，而是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壹文中主張的"看菜吃飯"的實用主義。這是因為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壹方面他們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受害者，蒙受了各種莫白沈冤；另壹方面他們又曾經跟隨毛澤東執行馬克思主義這種極權專制主義的思想路線，辦了不少錯案冤案，傷害過不少人，所以他們對胡耀邦堅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思想路線，對胡耀邦提出的"兩個不管"的徹底的平反主張，深感疑慮並持保留態度。鄧小平認為平反"宜粗不宜細"，反對"壹風吹"；特別反對給1957年的右派徹底平反，硬要抓幾個人，如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來點綴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來做毛澤東的"陽謀"祭品，為1957年反右派的禍國殃民之大過墊背。對高崗和饒漱石的所謂的反黨聯盟很多老幹部持不平和質疑，鄧小平以"這件事我最清楚"為理由壹口封死；對林彪事件的看法處理，黨內也有很多不同聲音，鄧小平就以"軍隊的事情妳們別管"為借口不容他人置喙；對劉伯承、粟裕和蕭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什麼軍事教條主義挨批受整要求平反，但由於鄧小平的原因未能如願。這壹系列的事實說明鄧小平像毛澤東說的那樣，"要硬著頭皮頂住"那樣來堅持"四個凡是"，像毛澤東保斯大林那樣保毛澤東，堅決捍衛秦始皇式的政治體制不動搖。所以，當胡耀邦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討論，引向到在全黨全國的範圍內創造壹思想言論較為寬鬆的環境，試圖突破主義和原則、突破高度的集權政治體制對思想言論自由的某些限制時；由於這種努力不符合黨內元老的期侍，引起了視權力甚於生命，視權力就是壹切的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老高幹的強烈反彈。這批老高幹曾為權力在槍林彈雨中九死壹生打拚了壹輩子，深知權力是用他們無數戰友的鮮血換來的道理。但是權力至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取向，卻使他們不懂得權力和真理的本質區別。因此，胡耀邦追求真理的自由民主精神被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破壞社會穩定而被辭職。但是胡耀邦在理論上的大胆探索，勇於實踐，敢於負責，愛護真理甚於壹切的偉大品格，充分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加上他壹生清廉，嚴於律己，給中國的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留下了完美形像，堪稱"壹代完人"。有人在胡耀邦的湖南故居寫了壹付對聯"屋矮能容月；樓高不染塵。"充分展示了胡耀邦的壹代風範。所以當胡耀邦辭世時，北京的大學生不顧種種阻攔，自發聚集深切哀悼胡耀邦，從而引發了全國人民的哀思。通常中國領導人去世時，比如毛澤東和鄧小平，只能享受有組織有領導表達的柏拉圖式的"愛"，即通過層層布置發動，使大家"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唯獨被撤銷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卻受到千萬普通群眾自發表達的受，甚至不惜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表達自己的愛，這是壹種發自內心的強烈情感，而非奉命奉旨表達的愛，這是壹種純潔的愛。
和胡耀邦有相似的命運，但個人經歷又有很大不同的趙紫陽，他長期從事地方領導工作。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從廣東的汕頭地委書記干起，六十年代提升廣東省委書記。七十年代調任內蒙古和四川省任黨委書記。改革開放后的八十年代調中央接替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胡耀邦辭職後接任總書記。趙紫陽不像鄧小平、陳雲長期在中央機關工作，不像萬里長期在北京市工作，也不像胡耀幫那樣和鄧小平、陳雲等老革命老高幹有親密的私人關係。他是從地方憑實幹、憑才幹、憑業績調中央擔任領導工作的。因為他聰明好學，所以他對中國的國情，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問題，比壹般的領導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改革開放后，當中央領導，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都說不清楚什麼叫"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說清楚）"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但是趙紫陽在四川搞清楚了，而且還動手穩穩噹噹做起來了。這就是農村擴大農民的自主權，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給農民和企業鬆綁。把農民和企業（而不是黨和國家）定位於城鄉經濟的主體，這是市場經濟的前提。趙紫陽提出向農民和企業"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的方針，使毛澤東建立的那套部落主義經濟實體瓦解了。趙紫陽在四川推動的改革，很像古代希臘發生的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過渡的那類變革，使人類個體成為社會主體，成為目的，使個人的精神獲得了解放。為後來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世界市場接軌繪製了路線圖，為中國經濟起飛創造了扎紮實實的條件。所以，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名副其實的總設計師。趙紫陽從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阻力，而且遇到了很大阻力。過去曾參与創建全盤公有計劃化，糧棉油統購統銷的陳雲和李先念，就是阻撓反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得了進展和成效。由於經濟體制的改革符合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哲學理念，由於鄧小平對經濟體制中的權力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問題很不滿意，因此趙紫陽的"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的構想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贊同。鄧小平是誠心誠意要改革的。但他的改革目標只銷定在經濟體制上。他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這是因為鄧小平長期是毛澤東政治體制運作的重要操盤手。他對毛澤東設計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壹切的"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情有獨鍾，他對毛澤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的領導口訣，他對毛澤東"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壹個核心"的政治理念推崇備至。從他封毛澤東為壹代核心，自己是二代核心，江澤民是三代核心，就可窺見鄧小平和毛澤東壹樣，具有根深蒂固的秦治皇情結。所以鄧小平十分欣嘗集大權于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政治體制。他十分厭惡和鄙視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把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總優勢。他念念不忘無階級專政，任何改革都不許動無產階級專政。他害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形式，既有如前所說的國內深刻的歷史淵源，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權力至上的價值觀念做支撐。毛澤東說："十月革命壹聲抱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我們送來了列寧斯大林創建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此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屬於高度集權的權力主義和克格勃主義，它並非是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什麼真理。事實證明，在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所謂人民民主制度完全是流於形式，它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統治，是個人說了算的壹種政治體制。不過它是用"蘇維埃"或人民代表包裝著的壹種政治體制。這種政治體制適用於計劃經濟體制。"文革"結束后重返政治舞台的鄧小平，環顧世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歐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痛感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製約。因此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代之以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鄧小平改革的初衷。但是鄧小平從未認識到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是水火不相容的。沒有認識到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者是權貴肆行的官僚資本主義。其間必然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的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必然會導致加劇各種社會矛盾，如干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留給中國人的最大困惑。鄧小平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但是趙紫陽卻有清醒的認識。因此，趙紫陽力主不僅要搞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還要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壹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通過民主法治來抑止消除市專經濟產生的權錢結合的腐敗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的現象，而這是高度集權或個人說了算的政治體制根本無法解決的社會難題。
於是趙紫陽決意要改變黨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原則。他曾提出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樁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他決意要改變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壹切（包括壟斷人的壹切權利）；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壹黨專政為法治國家。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國務院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言論結社自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或將繼續證明趙紫陽的觀點實屬科學預見。
公理自在人心。中國人都公認胡耀邦在"文革"結束后的撥亂返正中，始終遵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有錯必糾，有冤必伸，有反必平，切切實實地為維護公民的權利奮鬥不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世稱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的良心，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同樣，中國人都公認趙紫陽始終無條件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原則立場，清醒認識到權力高度集中、個人說了算或少數幾個人決策的政治體制，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什麼優勢，絕對不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運行，絕對不利於改革開放。這種政治體制不管用什麼形式包裝，什麼人民民主制度啊，集體領導呀，都掩蓋不了少數聰明人統治無知多數人的本質。權力高度集中必然產生少數人壟斷權力，必然加據擴大產生權力世襲的趨勢。在封建專制時代，權力世襲是家族世襲，是血緣世襲，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的權力世襲。封建專制被推翻后的權力世襲，是壹種由少數打天下的英雄組成的集團世襲，是"是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的權力世襲，這就是列寧說的"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世襲權力，由這個集團的幾個人或領班人指定由誰世襲權力，壹代二代三代使之傳之萬代，像秦始皇設計的那樣"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由列寧說的領袖集團及其後代壟斷獨佔社會權力，壟斷獨佔社會財富，這就叫"中國特色"。這種"中國特色"使權力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世襲的官宦手中，使體系之外的人很難進入體系。這種個人說了算或少數幾個人決策的政治體制打著"中國特色"的旗號，扭曲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變成"集體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部落主義市場經濟，這是要把已經啟動的通往開放社會的列車拉回到封閉的部落主義的野蠻時代。為了糾正權力獨佔對市場經濟的扭曲，為了遏止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的社會發展趨勢，趙紫陽設計了壹套不同於西方壹府兩院、三權鼎立的制度架構來制衡中國沿襲幾千年的政治權力體制。儘管趙紫陽關於權力制衡的構想還是粗線條的，但是這種構想出自中國最高領導，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首次，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鄧小平的秦始皇情結，使二代三代領班人以及熱衷擁護迷戀秦始皇政治權力體制的人慌了手腳，招致他們對趙紫陽關於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規劃藍圖，進行嚴密封殺、扭曲或污名化。但是，真理是任何權力封殺不了的，它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僅此而言，世稱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的大腦，這種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可見，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和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這個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終於引發了眾所周知的歷史悲劇。他兩人都是才華出眾，思維敏捷，正直坦蕩，敢做敢擋的改革家和實幹家。令人深思的是兩人都在鄧小平的力挺之下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也都在鄧小平的惱怒之下被趕出了政治舞台，趙紫陽為此還失去了人身自由。致使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演出了兩場"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悲喜劇。在此，鄧小平犯了和毛澤東同樣的錯誤。這充分說明，沿襲幾千年的秦始皇的政治權力體制不改革，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決定權力傳承的老調子永遠唱不完。這正是歷代社會大動蕩和天下不得安寧的壹個重要原因。胡耀邦和趙紫陽因改革釀成的歷史悲劇，再次證實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名副其實的第壹代領導人陳獨秀說過的"創造幸福的人未必幸福"的名言是何等地發人深思。陳獨秀、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各人經歷儘管有很大差異，但他們的相同點都是思想解放的旗手先鋒，結果都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紀嚴厲處分而結束了自己為之獻身的革命和改革事業，不能不說這是壹種革命和改革的遺憾，這是值得中華民族及其子孫永遠需要反思的教訓。
由此可見，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壹種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這種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正是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創建的並壹直沿襲到現在的權力體制。在這種秦始皇的權力體制下吸收西方現代化的科學技術，這就是鄧小平創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壹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創建這種社會義的目的就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夯實共產黨的權力基礎。這和晚清張之洞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追求的要夯實滿清貴族的權力基礎的改革目標並無不同之處。鄧小平這種集權力于壹身或少許幾個人而不受牽制和制衡的社會主義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特色可言。柏拉圖的《理想國》記載的"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以及"強者應該統治，弱者應該被統治"的共產主義（即部落社會主義）；列寧創建的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的社會主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創建的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中央銀行國有化，堅決維護德國人的利益，不讓資本家隨意解僱工人，隨時關注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滿意信心的測試。這都和鄧小平神往的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很相似。這類社會主義的共同點就是不講人權、不講人格，不講自由民主平等，它們只講國權、國格，極度恐懼國民對國家權力的批評監督制衡；把國民批評監督制衡國家公權力的要求，視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滔天大罪，統統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破壞社會穩定，顛復國家政權的棍棒加以反制，甚至不惜血流成河。鄧小平步柏拉圖、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澤東的後塵，把權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或少數幾個人手裡，力圖阻止被壹手遮天的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古今中外的無數歷史事實證明，權力的腐敗是必然的，權力的絕對集中，不論集中在帝王，總統手中，還是集中在共產黨員的先進分子或"三個代表"手中，必然要導致絕對的社會腐敗，唯壹的辦法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對腐敗的淘汰。現在中國的社會腐敗叢生，許多黨政官員用納稅人的錢包養情婦，吃喝玩樂，公款旅遊。據中紀委披露的材料，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和女色有關，有的網友戲稱，剩下的百分之五是女貪官。而中紀委公布的貪官僅僅是九牛壹毛，冰山壹角，這是全國老百姓的共同看法。由於權力高度集中使中國人無法制衡和監督權力，這就使中國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改革開放的大批成果被壹伙與權力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侵吞。據有的材料統計，15年（1993-2008）期間，中國有壹萬六千多個貪官捲款外逃，主要目的地是加拿大，貪污總額為壹萬億人民幣，從而構成了引發社會躁動、破壞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可見，不受任何牽制和制衡的權力體制，使中國的進壹步改革開放陷入瓶頸。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不能得到解決，權力不能受到的制衡，無階級專政的職能不進行改造，社會矛盾的激化勢必來臨；皆時再強大的專政機器也將窮於應付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的局面。只要權力不受限制和制衡，它就會自己擊潰自己。因此，權力不受制衡所產生的腐敗，是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危險。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共產黨的有識之士應該深思！
如果要解讀改革開放的目的，根據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有關著作和言論可以概括如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夯實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對這種改革開放目標的定位和理念設計，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這種困惑的產生，緣由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由封閉社會不斷向開放社會演化過渡的歷史。在這個漫長的演化過渡的歷史中，人們都希望國家政府權力要逐漸放鬆對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希望國家公權力的運轉更民主更開放。像我國古代有位思想家老子主張的那樣，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干涉"，實行"無為而治"，讓個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活動空間不斷擴大，使個人的思想行動更自由壹些；像孔子主張的那樣用"仁"教育人，使人成為有人格，講人性，有尊嚴的人，使人將自己看成壹個有擔子的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的人。幾千年的人類歷史證明，這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化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根據這個趨勢，我們可以把開放社會定義為國家政府逐漸放鬆對社會對個體控制的社會，這種趨勢必然導致自由民主法治的開放社會；把封閉社會定義為國家政府日益加強對社會對個體控制的社會，像墨子主張的那樣實行"上同"主義，就是下面壹切要上同，"聞善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譽也"，只要上面說是對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認是對的，這叫獨裁專制的人治社會。眾所周知，幾千年的中國人壹直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等四條封建專制主義的繩索捆綁下不能絲毫動彈，1949年以後又被"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條社會主義繩索的捆綁下不能絲毫動彈，中國壹直處於被極度封閉的社會狀態中。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放鬆國家政府對社會對個體的嚴密控制。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應該設計定位為建設自由民主法治的開放社會，而不應該設計定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叫順應歷史潮流，這種設計定位私下認為是不會錯的。為了釋除對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理論留下的困惑，必須把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置於人類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演化過渡的歷史中做必要的考查，而這種考查對認識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給我們留下的困惑是非常重要而又是不可缺少的。遵照"是什麼就說什麼"的認知理念，我想對自己遇到的若干理論困惑發表如下粗淺看法，以解自己的疑惑，同時拋磚引玉，企盼引出更多更好的看法助己解惑，若能如願以嘗，慰莫大焉。
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寫道："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顯然可以描述為人類所經歷的壹場最深刻的革命。""當我們說到我們的西方文明源於希臘時，我們應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指的是，希臘人為我們開始了這場偉大的革命，而現在這場革命似乎仍然處於開始階段--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1）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判定，儘管希臘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但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過渡還僅僅才開始，充其量只能算邁開了萬里長征的壹小步。反思這二千多年的過渡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過渡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根據這壹分析，我們可以認定，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這個認識決定了我們的改革開放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斷清除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中遇到的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設置的重重障礙。忘記了這個目標，改革開放勢必南轅北轍。
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經濟思想意識，是壹對難以分割的連體，是阻礙滯緩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兩大因素。然而，這兩者的歷史非常古老。它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原始社會就伴隨人類的形成而產生了。那末，原始社會究竟是壹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據古人類學家的考證，原始社會在人類歷史上曾存在幾百萬年，甚至有上千萬年之久。在這漫長的原始社會裡，我們的祖先不知道什麼是私有制，家庭和國家。由於生產力極不發達，他們的個人力量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他們必須抱團生活在以血緣關係為臍帶的原始部落里，這個封閉的部落社會相似於壹群羊，是壹個半有機的單位。其中各個成員由於有著半生物學的聯繫--同類、共同生活、分擔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險、共同的歡樂和災難--而結合在壹起。（2）任何人離開了這個集體，在茫茫的自然界里，他們隨時都可能被猛獸吞食。何況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為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還頻頻發生殘忍的血腥衝突哩！因此，部落社會是部落成員感到安全的地方。（3）這就是原始社會的基本概況。從對原始社會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我認為原始社會有下列幾個特徵：第壹，壹切行動聽指揮，部落酋長或領袖擁有極大的權威。這是因為在狩獵和抵禦猛獸的侵襲中，在和異己部落爭奪生存空間和生活資源的殘酷衝突中，部落成員不分男女老幼，必須緊密團結，萬眾壹心，步調壹致緊跟部落酋長或領袖衝鋒陷陣，英勇博殺。非如此，若稍有閃失，整個部落就會陷入滅頂之災。由此可見，部落酋長或領袖的權威，關係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因此，各個部落都瀰漫著崇拜部落酋長領袖和英雄權威的氣氛。現在世界上許多民族流傳著不少歌頌古代英雄的神話；由此可以推測，這眾多的古代神話英雄，很多都是出自那些為了部落的生存而奮不顧身、視死如歸的部落酋長領袖。後人通過神話故事來表達對他們的崇拜思念之情，諸神不過是理想化的部落的祖先和英雄。（4）由此逐慚形成了各個民族崇拜英雄崇拜權威的文化心理。所以波普爾認定權威主義產生於原始社會，是洞穴時代的產物之論斷是有根據有道理的。第二，壹切產品要歸公。在原始社會裡，由於生產力極不發達，沒有私有制，也不可能有私有制，全體部落成員必須把竭全力捕獲到的獵物和所找到的食物全部交給部落集體統壹分配，個人不得截留私有，不能私設小錢櫃。其分配原則，我想借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黨人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所以原始社會的分配原則很像我們所熟悉的供給制。誠然，原始社會人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黨人，但他們之間確有相同的地方，都屬於壹無所有的窮人。可見，原始社會的產品分配製度是壹種"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這個"需"是"以餓不死人為原則"的"需"。這種分配製度是後來的理想主義者熱衷宣傳的未來社會要施行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謂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其實這是壹種古老過時了的分配原則；也是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大河有水，小河滿"的壹種價值觀念。這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經濟體制，不僅部落內部沒有產品交換，就是在部落之間也不存在產品流通。第三，因為只有依靠部落集體，才能保證大家的生命安全，維繫部落的生存延續。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即"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封閉社會的信條。這是後來的柏拉圖反覆強調的"部分是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5）這就是說，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過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壹粟"罷了；整體是永恆的，絕對的，代表整體的領袖是至高無上的。這樣，部落領袖的絕對權威，封閉的部落主義經濟體制、和部落集體高於壹切的思想意識等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徵互相融合，便形成了被現代學者稱之為"部落主義的價值觀念"。這種部落主義價值觀念的核心便是部落集體高於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極權專制主義和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這種價值觀念嚴重阻礙了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過渡，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這的確是壹場翻天復地的大變革。昔日生活在部落主義社會的成員不是父母輩，就是兄弟姐妹兒女輩，幾代同堂，情同手足，甘苦共嘗，休戚相共，從搖籃到墳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由氏族部落這個大家庭包了下來。我們的祖先祖祖輩輩幾百萬年就是這樣過日子，這樣傳遞香火；這樣生活在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觀念建構中的人是沒有任個人的責任。而現在呢？維繫部落存在的血緣臍帶已經斷裂，昔日的同胞兄弟姐妹都為生計各走各的路，久而久之，便貌合神離，形同路人。從搖籃到墳墓，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重擔都壓在各自個兒的肩上，過去部落集體承擔的責任已分攤到各個人身上，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了；過去部落集體為大家，現在人人靠自己，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它已開始向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信條發起挑戰。面對這種大變革，有人高興，有人憂傷；有人清醒，有人發瘋。這種情緒反映到政治思想領域和藝術創作中，使古代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壹樣，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其爭鳴的成果，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和人類生活產生了不可量的影響。古代希臘為這場歷史大變革感到高興而又能保持清醒頭腦的著名思想家要算伯里克利，他是古代希臘雅典的偉大的民主派領袖。他針對部落主義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興起，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個人主義的原則。他在壹篇演說中主張我們的政府要使多數人得益，"法律為所有的在人們的私人爭議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不應"忽視優秀者應有的權利"，優秀者為國家服務，"待遇比別人優厚，但這不是特權，而是對著貢獻的獎嘗。""當別人選擇自己的道路時，我們也不會橫加指責。""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擴及日常生活"；"但是這種自由不會使我們無法無天。我們被教導要尊重行政長官和法律，絕不忘記我們必須保護受害者。"他特彆強調"儘管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評論它。我們並不認為討論有礙於政治行動，而是認為這是明智行動不可缺少的首要條件。"（6）伯里克利在演說中闡述的觀點，現在看來仍然閃爍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精神，還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在開放社會裡，公民既要"尊重行政長官和法律"，不能"無法無天"，又要有自由批評政府的權利，少數人（按：類似當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先進分子"或什麼"三個代表"）制定的政策，"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評論它。"這裏說的"我們所有的人"，不像毛澤東規定的那樣，"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而"落後的人們"則只能像列寧規定的那樣，必須接受先進階級實行的"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公民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也不會橫加指責"，不像在毛澤東時代里，人們被規定只能走這條路，而不能走那條路，否則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和平演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不僅要受到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三個代表"的橫加指責，而且還要被鬥倒斗臭，甚致還要遭受暴力制裁鎮壓，使妳永世不得翻身！現在讀伯里克利的演說，不僅仍然能感覺到他當年在為自由民主辯護的那顆激烈跳動的心，而且彷彿聽到了他還在嚴厲抨擊極權專制主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鄧小平壹再強調要警惕"極左"。但是鄧小平不敢從中闡發"極左"就是極權專制主義。歷史上王明推行的極左是俄國式的極權專制主義，毛澤東推行的極左就是中國式的極權專制主義，這種所謂的極左本質上是極右翼法西斯專政，跟西方白左堅持的左翼自由主義完全不同。而現在的改革開放，不僅不敢大張旗鼓批判極權專制主義，不敢觸動改革極權專制主義的體制建構，反而還給極權專制主義招魂，給它披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外衣。因此，鄧小平當初提出的改革開放，開始確實使很多中國人感到歡欣鼓舞，後來經過反覆比較思考，才明白原來這是壹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類似清朝末年張之洞倡導的改革，遂使很多中國人困惑不已。
因對古代希臘發生巨大變革而憂傷並引發頭腦發瘋的人，就是哲學史上數得著頂頂有名的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壹個革命的時代。正是他所處的時代，希臘的部落貴族開始讓位於民主勢力。萬事萬物的轉瞬即逝給他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致使他無限感慨地說出了"萬物皆流"、"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的名言，被後世的哲學家捧為經典傳遞不止，在中國大陸居然還寫進了中學生的政治課本中而使其廣為傳播。他那"對立統壹"的哲學觀點，更被列寧推崇備至，併為毛澤東傾其畢生精力"壹以貫之"；最柊把中國攪得昏天地黑，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殃及九州，禍降蒼生，千秋功罪，使得當今中國人襟若寒蟬，使得大家都捂鼻不敢評說！但是，這不是毛澤東的過錯，歸根究底，應怪罪于赫拉克利特的"對立統壹"說。這種"對立統壹"說，是極權專制主義的靈魂，它可以使人發瘋，也可以使萬馬齊暗百姓咸默。"對立統壹"說也使赫拉克利特發瘋，他竟公然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衝突，萬物通過衝突和必然性而生成。"這是戰爭萬能論的經典表述，赫拉克利特是戰爭萬能論的始作俑者。幾千年來極權專制主義者發動了無數次戰爭，他們都認為戰爭可以創造壹切，改變壹切，可以出政權，可以使自己成為主宰世界命運的神，可以阻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可以加強國家對社會對個體的權力控制。歷史上難以數計的生靈塗炭和大劫難都與戰爭萬能論有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壹條重要結論，極權主義和"對立統壹"說是戰爭的根源。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私下認為這是替極權主義和"對立統壹"說開脫罪責。所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確認"赫拉克利特是開放社會第壹個有意識的敵人。"（7）
柏拉圖在反對開放社會的序列排位上雖然沒有像赫拉克利特那樣靠前，但青出於藍而生於藍，他提出的反對開放社會的綱領對後世的影響，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柏拉圖運用"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理念去觀察社會，認為部落社會的解體是社會衰敗的產物，私有制的產生是人性墮落的結果。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立足於私有制基礎上的人類個體，在柏拉圖看來，就是魔鬼本身。同時柏拉圖相信，人的道德意志在人類理性力量的支持下，可以違背歷史命運的法則--衰敗的法則。為了遏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柏拉圖撰寫了壹部名曰《理想國》的書。在這部非同尋常的著作中，柏拉圖提出了壹整套遏止社會變化的理論綱領，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根據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壹書中對《理想國》的解讀，我把柏拉圖遏止社會變化發展的理論綱領概括如下四個方面：第壹，領袖崇拜。在柏拉圖設計的理相國家裡，"任何人，無論男女，壹刻也不能沒有領袖。"不論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每個公民都應當"眼觀領袖，忠誠地跟隨他。即使在最細小的問題上，也應當聽從領袖。""譬如起床、活動、洗臉、吃飯……不能妄想獨立行動。"（8）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說，對領袖要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步步緊跟。就像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人那樣，必須做到"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這樣就能使所有的人被格式化，使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使他們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這樣就能使人類個體成為領袖的馴服工具。這就是"毛澤東的戰士最聽黨的話"，"黨叫干舍就干舍"，"毛主席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個體沒有自己的思想行動自由，這正是封閉社會的典型特徵。第二，權威崇拜。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據波普爾的研究判明，其實就是斯巴達部落主義國家的前身，是以最為嚴格的階級劃分為基礎的。在這個國家裡，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因此，柏拉圖認為，強者應當統治，弱者應當被統治。（9）統治者應當賦予壹種不容受到挑戰的權威，這種權威不接受任何監督。用中國話說，這種權威的老虎屁股不能摸，誰摸誰倒霉，重則得接受來自權威施加的無產階級專政，輕則讓妳壹輩子休想交好運。第三暴力崇拜。柏拉圖堅信，在雅典城邦內部自由民主的政治勢力和寡頭專制的政治勢力之間的衝突沒有妥協的餘地。因此，柏拉圖極力主張採用無情的暴力，包括藉助友邦斯巴達城邦國家的武力，像擦洗畫布那樣徹底消滅剷除這個罪惡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勢力。第四極力推崇自給自足的公制經濟。柏拉圖深信，為了防止理想國家的腐敗退化，統治階級內部必須團結壹致。怎樣才能使統治階級內部的這種團結得以保持呢？柏拉圖認為主要是靠消除由利己心尤其是物質經濟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內部衝突。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施共產主義，即通過廢除私有財產來做到這壹點。（10）國家必須以經濟的自給自足為目的。否則統治階級要麼得依賴商人，要麼自己就變成商人。第壹種後果將削弱其權力基礎；第二種後果將有損國家的團結和穩定。（11）從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領袖的獨尊地位和權威的不容挑戰，必須以暴力為後盾。領袖、權威、暴力三位壹體加上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便構成了極權專制主義。
常言道：有夢最美，理想相隨。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展現的理論，幾千年來壹直成了部落至上，國家至上，政黨集體至上的志士仁人反對開放社會，反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重要武器，集中表現了他們的浪漫主義情懷。可以說，歷史上還沒有壹本書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所產生的影響那樣如此深遠。中世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會遵循柏拉圖的極權主義，並在宗教裁判中發展到了頂峰。特別是宗教裁判所理論，可以被描述為是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理論。這種理論主張不惜壹切代價通過維護法律的威嚴，尤其是通過維護宗教理論和實踐的威嚴，來維護他們的羊羔，是牧羊倌式的統治者的責任。（12）文藝復興時代，柏拉圖的極權主義觀念儘管受到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的衝擊而急劇衰落。但是隨之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後被德國的著名思想家黑格爾又重振其活力而風行於世。黑格爾大力鼓吹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柏拉圖的部落主義價值觀念，反覆宣傳"集體利益是個人行動的準則"的新部落主義價值觀念。現代極權主義者訴諸"人的本性"，就是訴諸人的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這種"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就是新部落主義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這是壹種黨性、主義原則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鼓吹暴力崇拜，"戰爭不僅是壹種實踐的必然性，它是壹種理論的必然性，壹種邏輯的迫切需要。"（14）相信戰爭是壹切事物之王、之父，這就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和槍桿裏面可以出壹切東西的理論根據。通過復活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開放社會最初的幾位大敵的思想觀念，把極權主義推至新的極點。幾乎所有比較重要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觀念，都直接得到黒格爾的承傳。\"使歷史哲學家、政治哲學家和教育哲學家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受著它的支配。""馬克思主義的極左派，保守的中間派和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都把它們的政治哲學建立在黑格爾的基礎上；左派用階級戰爭取代了黑格爾歷史主義框架中出現的民族戰爭，右派則用種族戰爭取代民族戰爭，二者都在自覺地追隨他（即黑格爾）。"（15）黑格爾影響了德國幾代人，使德國成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給德國人民，也給全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二十世紀，沒有壹種思想觀念能像黑格爾的新部落主義價值觀念那樣，通過訴諸人的集體主義的神秘需要，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的震撼。這種震撼現在仍繼續影響人類社會，以主義原則為旗號引發的各種暴力衝突，製造的各類恐怖事件；還深刻影響大國的軍事外交，以國家利益至上的神聖原則為指導，以武力為後盾，干涉他國內政，使人類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這種種都可以從黑格爾的"極權主義運動的武器庫"中找到答案。雖然這些武器大部分不是黑格爾自身鑄造的，卻是他在各種古代長期反判自由的戰爭寶庫中發現的，重新發現它們，並把它們交到了他的現代追隨者手中，無疑他作出了努力。（16）《理想國》還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綱領。自給自足的公有制理念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神聖追求，成了空想社會主義根治現代社會之弊端的靈丹妙藥。十五世紀托馬斯•莫爾寫的《烏托邦》就是《理想國》的續編，在歷史上也產生了不小影響。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聖西門、傅利葉和歐文的思想深處都烙上了《理想國》的印記。他們都極力推崇自給自足的公有制經濟，都視私有製為社會妖魔和社會罪惡之源。黑格爾們和空想社會主義都根據各自的需要，從《理想國》里尋找自己的精神食糧，從而使柏拉圖的理念能薪盡火傳。
以上粗略地考察了柏拉圖的社會理論和西歐中世紀的基督教宗裁判所、和黑格爾、和空想社會主義等之間的傳承關係。那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柏拉圖的理論之間又存在什麼關係呢？這是我們特別要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鄭重聲明自己是黑格爾的門人。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壹文中指出，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柏拉圖的社會理論之間存在壹種傳承關係。據波普爾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柏拉圖的理論之間不僅僅是壹種間接的傳承關係，而且還存在壹種直接的傳承關係。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著作中寫道："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由利己心及尤其是物質或經濟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內部衝突、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學'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慣用語句'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幾近符合柏拉圖的歷主義，也符合馬克思的歷史主義。"（17）柏拉圖發現了由經濟性的階級利益的對抗激起的階級鬥爭，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動力量，他強調政治生活與歷史發展的經濟背景，和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名使之重新煥發活力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是"歷史的主要過程就應該是被預先決定的，無論善良的意志還是理性，都無權改變它。"（18）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柏拉圖之間存在壹個共同點，都承認階級鬥爭是社會變化發展的動力。這個共同點決定馬克思和柏拉圖壹樣，崇拜暴力、崇拜權威和崇拜領袖。馬克思就是壹個暴力迷。他在《資本論》中寫道："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19）這就是說，壹種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的變更必須藉助暴力，別無他途，從而否定了在民主框架之內改造社會的可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著壹個從前者轉變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0)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只能依靠無階級的革命專政來治理國家。那末，何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按列寧的說法，"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1)就是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堅持用暴力來治理國家。因此，列寧說："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22)無階級專政，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所以在無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沒有法制，沒有自由民主，無視人權，就用不著大驚小怪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發生的十月革命，由它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不分青紅皀白槍殺沙俄皇室成員，實行滿門抄斬除惡務盡的政策，連歸女小孩都不放過。斯大林時代實行肅反鎮反消滅富農的政策，數以百萬計俄國公民被殺被關被強制送勞動集中營；強制祖祖輩輩在外高加索生活居住的車臣少數民族易地搬遷到西伯利亞。1940年發生了駭人聽聞集體槍殺波蘭戰俘近壹萬五千人，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卡廷慘案"。1968年蘇聯閃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製造了布拉格之春的流血事件。那末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又是怎樣的呢？中國人用自己的切身體驗從從毛澤東主張的"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的鎮反開始，當時全國為紅色恐怖所籠罩，殺"反革命"比殺雞還簡單；然後思想改造，反右派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嘗到了"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治理國家的滋味，親自見證了什麼叫"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的流血事件就是馬克思主義暴力崇拜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的傑作。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壹文中寫道："只有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24)可見暴力崇拜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造反"就是用中國行話表達的暴力。根據以上所述，可以確認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了暴力崇拜的新紀元。列寧說過，"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不講自由民主的主義，是無視人權的主義，壹句話，就是極權專制主義，是暴力主義，權力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極權專制主義，堅持暴力主義和權力主義。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極權主義是違背歷史潮流的東西，是行不通的主義。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最終被人類社會唾棄。那末馬克思的左派極權主義又能暢行無阻嗎？否！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瓦解就是有力的證明。事實充分說明，不管什麼形式的極權主義，或早或遲終久要失敗的。德國和日本的右派極權主義是被擁戴自由民主的正義武力擊敗的；蘇聯左派的極權主義是被自由民主的和平競爭戰勝的。靠階級分析的妙招無法去除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之弊端。暴力崇拜不得人心。我們不是天天唸刀要改革嗎？改革就是要改掉被實踐證明了的錯誤理論和錯誤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聖經"。就是信仰"聖經"的羅馬教皇現在也知錯能改，還給布魯諾的冤案鄭重評反，我們為什麼還要緊抱馬克思列寧的偶像不放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條文應從憲法的序言中刪除。否則改革開放就是緣木求魚。古人云，馬上可以得天下，但是不能治天下。用現在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暴力可以奪取政權，但治理國家不能靠馬克思主義暴力。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休息。
崇拜暴力，必然導致崇拜權威崇拜領袖。那末，權威是壹種什麼東西呢？恩格斯在《論權威》寫道："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抱，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種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迫於需要，不得不借自己的武力給予反動派的威嚇，來維持自己的統治。"(26)根據恩格斯的說法，所謂"權威"，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抱，或者用現在的飛機坦克，把自己的意志或信仰或主義強加于別人的動作，可見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權威是建立在暴力或武力的威脅和恐嚇的基礎之上的。恩格斯在這裏所涉指的居民，也是後來列寧所稱的群眾。列寧說："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多數情況下，至少是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即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27)由此可見，所謂居民和群眾的意志，其實就是階級、政黨或其領袖的意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主與集中的相互關係的原則，可以確認階級，政黨與領袖的意志不是對立的而是統壹的，領袖的意志體現了壹個階級或政黨的意志。因此，所謂權威就是指領袖率領壹部分群眾通過刀槍大抱、飛機坦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社會，強加于另壹部分群眾。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在人口中佔少數的俄國尤其重要。"(28)也就是說，按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共產黨之所以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只佔人口中的少數，沒有暴力共產黨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就不能樹立自己的權威，無產階級的領袖就沒有生存立腳的空間，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向多數人專政。所以，毛澤東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就是權威和無產階級的領袖之母。
但是權威不是真理，必須把權威和真理嚴格區別開來，否則後患無窮，中國人是深有體會的。真理是不能由暴力來催生。它是壹部分居民在生產社會的實踐中對理論或假設的壹種驗證或認知；而這種驗證或認知獲得了社會的普遍認同，能使人相信滿意而成了公共經驗。這是壹種不能區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妳們和我們的公共經驗。它約定俗成而成為各種各樣的公式、定理和行為規範，成為指導人們在生產社會實踐的行動指南和規範。所以真理是壹種經過反覆實踐、通過多次試錯的方法而獲得的公共經驗，是不依任何特定的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相反權威是和特定人的意志，即和領袖的意志聯結在壹起的。真理允許論證和懷疑，可以不斷修改和完善；而權威只允許信仰服從，不容論證和懷疑。修改真理則往往能引導人們反覆實踐和理性討論，使大家的認識趨向壹致，使人與人之間更加融洽和諧；而變更權威則往往引發妳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流血衝突，還要動用刀槍大抱和飛機坦克。因此，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是錯誤的。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往往把領袖的信口開河和什麼指示之類視為金科玉律，視為不能變更的真理和教條，從而使謬種流傳，百姓遭殃，中國人對此有切膚之痛的體驗。
在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中，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的始作俑者就是恩格斯。他在《論權威》的壹文中，把在現代化的生產企業和交通運輸中執行反映公共經驗的規章制度交通規則視為權威專制，千方百計為把權威和真理混為壹談的謬種辯護，並聲稱誰敢懷疑或反對這個謬種，誰"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為反動派效勞。"(29)因此，在恩格斯看來，"權威"是不許懷疑，不許論證，不許變更只能服從信仰。他不懂得，不許懷疑，不許論證的理論、假設或真理，這不是科學而是迷信。柏拉圖主義，黑格爾主義是迷信不是科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上什麼"特色論"同樣是迷信不是科學。因為這些主義思想或"特色論"為自己設置了種種禁區和藩籬，不許人們跨越雷池壹步。誰敢懷疑修改，必然落得像韓愈諫迎佛骨的下場，"壹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就會給誰扣上比九重天還更重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帽子，就可以定性為"背叛無產階級事業"、"為反動派效勞"，那就罪莫大焉，罪該萬死！下場就極可悲了。布哈林、季維諾也夫被慘遭殺害；赫魯曉夫被弄得臭不可聞，灰頭土臉，裡外都不是人；彭德懷、劉少奇慘遭迫害致死；胡耀邦、趙紫陽被迫辭職，趙紫陽還為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離開人世。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反對修正主義的鬥士。那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鬥士，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他們都是虎氣十足的權威主義，是堅持個人崇拜和領袖崇拜的頑固派。依照這種權威主義治理國家，人的尊嚴沒有了，言論思想自由和新聞結社出版自由這些基本人權被禁止取締了。剩下的人權就只有生存權，這就是填飽肚皮生兒育女的權利。在權威主義的神壇面前，人權就成了動物權生物權。這是崇拜權威崇拜領袖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寫了《論權威》之後，又寫了壹本《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的重要著作。這篇著作詳細考察了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分析了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不同特徵，考察了空想社會主義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使科學社會主義建立在對歷史原因和結果的研究之上。以期澄清國際共運隊伍中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能以明白、簡單、準確的方式為受教育較少的無產階級工人接受採納。這篇著作通俗易懂地解釋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據這篇著作，我認為可以用壹個公式來表達這個概念，即科學社會主義等於空想社會主義加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私下認為符合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本意。從以上對柏拉圖的理論及其傳承的分析可以知道，空想社會主義發端于柏拉圖設計的部落主義公有制的經濟理論；而無產階級專政則可以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鼓吹的暴力崇拜、權威崇拜和領袖崇拜的理論中找到基因。而空想社會主義又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的壹個重要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判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因為空想社會主義者不懂階級鬥爭，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必須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之上。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由精通社會發展規律的無產階級政黨和領袖，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用暴力粉碎資產階級政權，才能掃清通往社會主義的障礙，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就是馬克思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之間，橫著壹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壹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階級專政。"因此，我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等於空想社會主義加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是能夠成立的。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因就是出自柏拉圖的理論構思。遺憾的是創建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見證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1917年在俄羅斯（後為蘇聯）由列寧和斯大林開始把科學社會主義付諸實踐。1949年以後在中國則由毛澤東把科學社會主義付諸實踐。他們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在各自的國家裡消滅了地主，資本家和壹切剝削階級，剝奪了他們的財產所有權。並通過國家強制手段在蘇聯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在中國則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從而在蘇聯和中國實現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和柏拉圖主張通過實行共產主義，即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阻止社會變革，關閉那已經打開的通向開放社會的構想不謀而合。在柏拉圖看來，不廢除私有制，要恢復部落主義的公有制及其民主，要使每個人都心滿意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這和列寧的"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30）的論斷存在驚人的相似。可見柏拉圖和列寧有相似的社會理念，這就是不廢除私有制，柏拉圖不可能恢復已經瓦解了的原始部落主義，列寧就不能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他們的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關閉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大門。
個體的解放的確是壹場偉大的思想和社會制度的革命，它導致部落制度的解體，強有力地推動了封閉的部落主義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因此，以阻止社會變革，恢復封閉的部落主義社會制度為己任的柏拉圖，對個人主義壹直心懷恐懼，視社會個體為妖魔，視個人主義為人性墮落的產物。面對這個心頭大患，柏拉圖主張用擦凈畫布的恐怖主義方法來清除社會個體和個人主義。"擦凈畫布"是什麼意思呢？柏拉圖借其老師蘇格拉底之口解釋道："所有十歲以上的公民，必須把他們從城裡趕出來流放到鄉村某地。"接受哲學家的洗腦教育，以"免受其父母的平庸性格的影響。"（31）這和毛澤東把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擦凈畫布"還有壹種含義所在，必須掃除現存的各種制度和傳統；其手段包括凈化、清洗、流放、驅逐和殺戮等手段，這是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最早的"破舊立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理論設計。慶幸的是柏拉圖終其壹生只不過是位"哲學王"，沒有掌握主宰壹國的實際權力，即專政權力；否則古代希臘就會像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那樣，成為自由義和個人主義的大墳場，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就會絕種，文藝復興的源頭就會被徹底平毀，那是壹個多麼恐怖的世界！以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使命的列寧，卻對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百般仇視。1917年以後，取得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列寧在很多場合下，在他許多的演講和著作中，反覆提醒強調千百年的小資產階級（相似於柏拉圖心目中的的社會個體）習慣勢力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著名文章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從各個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個人主義……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複發起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32）被列寧切齒痛恨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即柏拉圖心目中的社會個體，是在古代希臘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偉大時代中產生的，它表現了壹種個人的首創精神和獨立精神，這種精神是推動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強大動力。根據波普爾的看法，我們現在仍處在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起始階段，所以這種反映社會個體及個人主義的首創精神和獨立精神，對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十分珍貴、十分需要的革命精神。而列寧竟和柏拉圖站在相同的立場上仇視社會個體及個人主義，這充分證明列寧和柏拉圖壹樣，是反對開放社會敵人。但是列寧反對小資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的手段條件是柏拉圖無可比擬的。列寧不僅是位"哲學王"，而又是壹位佔世界陸地六分之壹的遼闊俄羅斯的黨政首腦，他握有至大至高的黨政權力；他堅決主張對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及個人主義實行無階級專政。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頑強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33）他在《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中又強調："無產階級不怕強制，不怕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34）從此可以看出，列寧主張的對小資階級的自發勢力和個人主義實行全面專政，這是少數人強制多數人的專政，這是"文革"期間張春橋鼓吹"全面專政"的理論根據；可見張春橋是十足的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定信徒。不惜使用流血的、暴力的和軍事的手段，這是柏拉圖辦不到的，但是列寧卻能辦到。列寧在世時曾在全俄羅斯製造過紅色恐怖風暴。列寧的恐怖專政主張為後來的斯大林全面貫徹執行，致使犯下了壹系列慘絕人環的暴行。後來的赫魯曉夫把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犯下的種種暴行統統歸罪於斯大林，這是天大的冤枉，是為列寧開脫罪責。公正而言，斯大林是列寧的手和工具，是列寧的替罪羊。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中國也得到了堅決的貫徹和執行；加上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文化元素，使列寧的主張在中國執行得更縝密更徹底，更加綿里藏針，往往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受害者到頭來還要感謝加害者，甚至受害者的子孫後代還得感激涕零加害者哩！這是果戈里的眼淚呀。這是前蘇聯共產黨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毛澤東在全國取得政權后，他根據"窮則變，富則修"，生活越窮越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謬理念，不僅官僚買辦階級、大資階極和地主階級被當做革命對象，還把小康人家即所謂的上中農、小業主和知識分子也當成革命對象，把他們視為資本主義復辟的自發勢力和個人主義的載體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使這批人長期受制於先進階級或先進分子實行的國家強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又隨心所欲從黨政軍里揪出了壹批曾跟自己南征北戰的戰友部下做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代理人，走資派，野心家（指行政級別高的個人主義）當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享受種種非人待遇，這是老革命的壹大悲哀。記得"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說過壹段話：北京的秦城監獄，國民黨時期我蹲過，日本鬼子佔領北京我也坐過。解放後由我負責修繕改建，想不到我竟蹲進了自己修繕改建的監獄！聽后，使人感到無限惆悵不是滋味。這那裡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請君入甕！毛澤東1949年以後在大陸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反映了窮人的狂熱（越窮越光榮）和無知的野蠻（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是列寧神往的"原始"民主制度，這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斯巴達部落主義社會的歷史折射。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和列寧、恩格斯和馬克思以及柏拉圖壹樣，都是反對開放社會的敵人，儘管他們有的主張恢復部落主義社會，有的主張向社會主義過渡，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要千方百計阻止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極力主張國家公權力加強對社會對個體的控制，因此，馬克思和列寧設計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阻礙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最大的障礙。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力圖把古代希臘已經打開了的通往開放社會的那扇門再關閉起來，使我們走回頭路，回到柏拉圖響往的原始民主的野蠻的部落主義時代，馬恩列斯毛標榜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壹種新部落主義而已。柏拉圖的部落主義和馬恩列斯毛的新部落主義，都是屬於強者應當統治，弱者應當被統治的政治體制；用列寧的話說，"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這也是柏拉圖主張的"聰明的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這種"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意味著什麼呢？請看蘇聯克格勃留給人類的恐怖業績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命的斑斑血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開始使中國人從柏拉圖和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迷執中醒悟過來了。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嘗到無產階級專政滋味的壹大批上層領導開始反思。開始質疑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質疑毛澤東的治國方略，開始反思過去經歷的盲從和迷信。從這個角度看，無產階級方化大革命又不純粹是壹場災難。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句話很有道理，這叫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批老幹部如果不經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可能還不知道什麼叫反省，至死還會認為毛澤東這位大救星和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如列寧說的那樣，有權對中國人實行"嚴厲的、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過去他們盲從毛澤東，親歷了履行"國家強制"的凜凜威風，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當做黨內走資派、判徒、特務和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臭老九壹道共嘗"國家強制"的苦頭。正是此壹時，彼壹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這種經歷換取了老革命老高幹的驚醒和覺悟，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果。因此，我覺得過去全盤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些不妥，是壹種非理性的感情用事。而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壹大弊端，是插在極權專制主義理論牛屎上的壹朵奇葩。極權專制主義常利用這種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嚇阻威脅普通百姓不能"是什麼就說什麼"，引誘誤導中國人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后，在高層幹部中首先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壹批老革命老高幹。他們登高壹呼，發出了"改革開放"的吶喊聲，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撬開了中國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大門；像打開了長江三峽大壩的閘門，使改革的潮流如壹瀉千里的長江，滾滾東流勢不可擋，這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壹筆。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而立之年，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國際接軌，經濟全球化的勢頭不可逆轉，這都受益於十壹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逆轉，這似乎成了多數中國人共識，這也許正確，但是絕不能因此麻痹大意。反對開放社會的封閉思想觀念和意識，反對開放社會的習慣勢力仍然非常強大，特別是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僅局限於經濟領域，還未觸及政治體制和治理國家的價值觀念，這很值得中國人深思琢磨。但是我們這裏所指的習慣勢力絕非列寧說的，也絕非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千百次重複說的是什麼"小資階級的習慣勢力"，是什麼"個人主義"；而是比只有區區幾千年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和"個人主義"之類的後生小子更古老的習慣勢力，這就是歷經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形成的部落主義觀念。這種部落主義觀念經過柏拉圖的提煉，就成了"部落集體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信條；后經黑格爾的改造，就成了"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金科玉律；再經馬恩列斯毛的精緻打磨，就成了"共產黨的利益是壹切，個人什麼都不是"的"無產階級的真理"。而這"無產階級的真理"之解釋權，又統統被那些自封的"先進分子"和無產階級的"代表"所壟斷獨佔，從而使古老的部落主義觀念成了新生事物，列寧還在《偉大的創舉》壹文中稱之為是什麼"共產主義的幼芽"哩！人類的歷史就這樣被列寧顛倒了，明明是陳腐的老古董經列寧和其信徒們的反覆宣傳，竟成了億萬勞苦大眾日盼夜盼的"天堂"和"真理"。希特勒的宣傳大師戈倍爾說，謊言重複多次也能成"真理"，看來其說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現代極權主義的老祖宗黑格爾卻堅信，如果謊言成功了，那就不是謊言，人民也沒有受騙。在此我要再次重申，依照科學的認知觀念，真理是超階級超群體的，不分妳們和我們的，不需要由什麼人，由什麼國家機構來強制服從。而"無產階極真理"是屬於壹種群體意識，是壹家之言。這種真理只能像列寧說的由"先進階級"強制他人服從，由少數人強制多數人服從。這種古老的部落主義主義觀念及其衍生的"國家""政黨"利益至上的觀念，就是現在通常說的極權主義觀念，它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阻礙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最大障礙，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壹帆風順。在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的歷史長河中，前進和後退，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互相交織在壹起，推動中國社會向開放社會前進，正如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后，自由民主勢力與王朝復辟勢力互相糾結成百年之後才最終取得了勝利的道理壹樣，僅此而言，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根據上述，我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人和事，從中探討自己遇到的理論困惑，不知對與否，請讀者用自己的經驗或客觀事實證實或否定，必定由衷致以探求真理的謝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鄧小平領頭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改革三傑組成的團隊，他們在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事業中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為民謀福祉的膽識和勇氣，值得中國人永遠懷念，值得世界上所有為開放社會打拚的正直人士的讚歎！為什麼稱胡、趙、萬為改革"三傑"呢？因為當時群眾中流傳要平反找耀邦，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是由於他們在改革的開局中，勇於開拓卓有成效地紮實工作贏得的群眾讚譽。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由鄧小平領頭的，這個定評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因為只有鄧小平才具備領頭的資本、勇氣和膽識。當時沒有任何壹位高級幹部敢挺身而出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都擔心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獨有鄧小平敢擔風險，不怕槍打出頭鳥，敢在毛澤東屎骨未寒之際的1977年5月24日發表"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談話，直言不諱批評毛澤東的某些錯誤，予頭直指毛澤東欽定的"妳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又被當時的億萬中國人所擁戴的、號稱英明領袖的華主席。這次談話像春雷壹聲響四方，像黎明前的雄雞壹唱天下白，從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我這段文字也許有的中國人會覺得近乎肉麻，但這是客觀事實。鄧小平之所以有這個膽識和勇氣，這是因為他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雄厚的革命本錢。眾所周知，在共產黨的這個大家庭中，就像壹個龐大的股份公司，說話響不響，看妳是否有本錢。有本錢，就能財大氣粗，沒本錢，放屁都不響。這個本錢就是權力。共產黨人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革命的本錢就是壹顆腦袋。在革命隊伍中，常用"提著腦袋幹革命"之語以示革命的豪情萬丈，其實也是實情，初參加革命除了腦袋還有什麼呢？但是只要大難不死，保住了腦袋必有後福；革命革下去，總會獲得權力，總有機會媳婦熬成婆。早在贛南土地革命時期，鄧小平和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因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和路線，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周恩來是其重要成員）打成"毛派"而被撤銷職務。從那時候起，鄧小平就壹直忠心耿耿跟隨在毛澤東的麾下南征北戰，為確立毛澤東的龍頭地位和為他奪取全國性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而深得毛澤東的信任。而毛澤潭、謝維俊和古柏卻沒有這樣幸運了，國為他們的腦袋被國民黨砍掉了。1949年以後，鄧小平被委以重任，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1957年反右派挂帥負總責；1958年大躍進鄧小平是副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中，鄧小平被毛澤東派往蘇聯和赫魯曉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完滿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意志，也充分展現了他內柔外剛綿里藏針的個性，得到了毛澤東"小個子打敗了大個子"的高度評價。所以鄧小平後來在1989年5月16日會見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時無不自豪地說："從1957年第壹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壹，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35）從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在建國后壹直是毛澤東領導集體中的壹位"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鄧小平在"文革"期間之所以被毛澤東圈劃到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的二號位置上，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存有嚴重的抵觸情緒。為教育挽救他，毛澤東按有中國特色的"打就是愛"的教育方式，特意把他置於群眾運動的烈火中燒烤壹下。其實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所有被打倒的高級幹部中享受到了毛澤東的特殊照顧，按排到江西步校過了幾年無官壹身輕的寓公生活。鄧小平在後來的回憶中也無不深情地感慨說，文化大革中是毛澤東派軍隊保護了他。對文化大革命，他於1972年8月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鄭重表示"永不翻案"。毛澤東也在鄧小平的信中鄭重批示稱，鄧小平人才難得，內柔外剛，綿里藏針，在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所以林彪壹垮台，鄧小平立即被毛澤東啟用。但是被毛澤東重新啟用的鄧小平又因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態度，被毛澤東稱為"還在走的走資派"。最後毛澤東在去世前夕，下令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藉，以觀後效。理由是說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存有"靠不住"之感，但"還保留黨藉，以觀後效"，足以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殷切期望和肯定。可見，鄧小平就靠他對毛澤東的壹貫的耿耿忠心，在毛澤東去世后，媳婦終於熬成了婆，獲得了開口定亁坤的機會。憑著他雄厚的革命本錢，於是他敢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毫不擔心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會招致中國人罵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不擔心自己站出來擔當改革之重任會使中國人懷疑他搞修正主義。事實證明，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
鄧小平帶頭呼于改革，但是，不能認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總設計師"是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溢美之詞。因為中國人習慣恭維權力，中華民族是權力崇拜、英雄崇拜最盛行的民族。公正而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的最大作用，是充當了無人替代的改革開放的保護傘和後台老板的重要作用。沒有鄧小平做保護傘當後台老板，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會難上難，項項難，可以說寸步難行，甚致不可行。有了他做保護傘當後台老板，使改革減少了很多阻力，即使舉步為艱，但還是能夠向前推進。就此而論，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值得中國人永遠懷念。我之所以斷言鄧小平不配做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壹方面固然他沒有改革開放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具備改革開放的理論素養。"總設計師"是要有豐富的經驗和高水平的理論為本錢，光有權力是非常不夠的。不錯，鄧小平是老革命家，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和閱歷；他曾留學法國，還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專攻馬列，他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大知識分子，是具有高水平理論休養的革命家。但是鄧小平擁有的革命經驗，是屬於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無產級專政的經驗。前面我已詳盡論述過無產階級專政，是當今時代阻撓反對開放社會的最大障礙，因此寄希望依靠無階級專政的經驗指導改革開放豈不南轅北轍？他擁有的馬列主義理論，前面我用較長的篇幅闡述了馬列主義是和柏拉圖主義、黒格爾主義共屬壹個體系的社會學理論，都是反對開放社會的理論。因此，把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衍加在壹個既沒改革開放經驗，又不具備改革開放理論素養的鄧小平身上，這不是強人所難乎！
我們知道，大家公認鄧小平拉開改革開放序幕的重要標誌，是他首先提出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論斷。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仔細推敲壹下，鄧小平這壹論斷本身就使人困惑，因為它背離了科學的認知立場。眾所周知，科學的認知立場認為，任何壹個理論或假設所做的預測正確與否，只能用事實才能證偽，用人的經驗或實踐來檢驗，不能用什麼主義原則思想意識來證偽檢驗。這是因為不管什麼主義原則思想意識，當它離開經驗事實的領域時，它就沒有科學的地位，就會產生各種隨心所欲的解釋，這種主義原則思想意識就會成為胡說或幻想的東西。（36）所以"兩個凡是"的正確與否，只能用事實，用中國人的經驗和實踐來證偽檢驗，不能用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不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有沒有說過這類話來證偽檢驗。何況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壹定對，馬恩列斯毛說的話並非都是真理。"兩個凡是"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毛澤東在建國以後的治黨治國的過程中辦了壹大堆禍國殃民的事，說了壹大堆引發社會動蕩的錯話。動蕩不安的社會使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幾十年來食不飽腹，用毛澤東的話說，"農忙吃干，農閑吃稀，雜以蕃薯芋頭"，這叫低標準，瓜菜代，在三年困難時期還餓死過幾千萬人；老百姓更是衣不蔽體，壹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父母穿了兒女穿，這就是毛澤東提倡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使不少老百姓穿的衣著和舞台上的楊白老也難分伯仲。中國人用自己的切身經歷證明，毛澤東擬訂的治國方略泛善可陳，這壹切都應歸之於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是錯誤的。那末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是什麼呢？"走俄國人的路"，"消滅私有財產權"，"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俄國人的倉庫里搬來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治國理念。因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毛澤東的治國理念違背了客觀事實，背離了中國的國情。用馬克思主義來檢驗理論上的正確與否，是行不通的經院哲學，是柏拉圖的哲學。柏拉圖認為，形式、理念、主義是神聖的永久的；而事實和個體經驗從來不可能是準確可靠的，因為它的對象不是純粹的形式或理念，而是處於變動中的事物世界。（37）因此在柏拉圖看來，檢驗認識正確與否，只能靠形式、理念和主義，不能靠事實和個體的經驗。當年中共和蘇共爭論究竟誰有資格代表馬克思主義（按：鄧小平稱自己"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壹，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雙方都費盡心思搬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對方，竭力搬用柏拉圖式的形式、理念和主義來證偽對方。歷史證明，這場爭論是壹場荒唐的鬧劇，純屬經院哲學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壹就是，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暴行符合還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蘇共說符合，中共說不符合，雙方都不敢正視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極權專制主義這壹事實，而斯大林只不過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手和工具而已，他的暴行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產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險些動武暴發戰爭，最後無果而終。這說明，想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壹種理論或假設，只能把爭論引向死胡同。想用馬克思主義來證偽壹種理論或假設，說白了，就是有些人想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壓制他人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不可取的東西；這也說明共產主義運動是壓制思想開放和言論思想自由的運動，是阻撓社會開放的逆流。現在看來，鄧小平並未從這場爭論中吸取到應該吸取的教訓。這是昔日轟轟烈烈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運動，如今卻變得冷冷靜靜幾近式微被人遺忘的基本原因。充分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徹底破產了。
正因為鄧小平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來檢驗真理與否的標準，因此他在改革開放開始方興之時，就急不可待地拋出不容懷疑論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規範約束改革開放，給改革開放設置禁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為現代中國人提出了壹切思維的基本默認前提。把"四項基本原則"當做壹切思維的默認前提，就像中世紀的歐洲人把柏拉圖的"形式理念"，像後來的德國人把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像我們的老祖宗把宋朝理學的"天理"當成壹切思維的默認前提壹樣，是違背科學認識理論的。從科學的認識論看，科學無禁區，任何假設原則都可以批評，任何人都可以是批評的對象，這構成了科學的客觀性，（38）因此鄧小平設立禁區的做法是違背科學的。鄧小平壹方面要改革開放，另壹方面又要設置種種限制來規範約束改革開放，用德國的著名思想家康德的話說，這叫"二律背反"。用中國話說，這叫緣木求魚。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留給中國人的壹大理論困惑。這個理論困惑，因中國人具有崇拜領袖崇拜權威的濃厚傳統而無人敢獨摸，成了影響中國進壹步改革開放的壹大障礙。
可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關於理論建樹方面確實貢獻不多。而他所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壹些理論主張，大都出自劉少奇、張聞天和鄧子恢在建國初期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壹些基本構想，沒有自己的新見解，因此要給他戴上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桂冠確有強人所難之嫌。但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充當後台老板和保護傘的角色確實沒有任何人能替代。沒有他的支持，胡、趙、萬成不了"三傑"，"傻子瓜子"年廣久免不了要蹲監獄。因此，鄧小平理論上的缺失並未貶抑他在改革開放中的歷史地位。公正而言，鄧小平在理論上的貢獻還是有的。比方說，改革開放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檢驗改革開放的理論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裏所說的"石頭"、"貓"和"老鼠"都是客觀事實，不是高深莫測的什麼"主義""原則"。用哲學家不屑壹顧的"石頭"、"貓"和"老鼠"之類的具體事實來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這就是科學，是屬於鄧小平最喜歡反覆說的"實事求是"中的那個"實"的東西。可見，"石頭"、"貓"和"老鼠"對理論正確與否的驗證，要勝過鄧小平後來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萬里在安微實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捉老鼠"，給老百姓以實惠，使農民能吃飽肚子，因而成了"改革三傑"。但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和"貓論"只停留在樸素的認知層面上，未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也未延伸到理論的深度。他最大的缺失是沒有站穩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科學認知立場，即千百萬人的實踐經驗和客觀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科學認知立場。鄧小平的這種失誤既有現實層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鄧小平之所以要批評"兩個凡是"，因為"兩個凡是"使他不能擡頭伸腰名正言順地接管權力。他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評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又說："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我就不能出來工作，更不用談別的問題。"（39）因此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是為了實現政權轉移的需要。大家知道，"兩個凡是"是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華國鋒就是捧著"兩個凡是"的神主牌接替了毛澤東的權力。而"兩個凡是"對鄧小平來說，是壓在他身上的壹塊大石頭，嚴重製約著他對權力的企盼。不搬掉"兩個凡是"這塊壓在他身上的大石頭，鄧小平就不能仰頭起身取代華國鋒當上第二代的領班人。因此，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是出於和華國鋒爭正統的需要。其結果大家都清楚，鄧小平就是通過批判"兩個凡是"，把黨政軍大權從華國鋒手裡拿到自己手裡。但是鄧小平要想坐穩第二代領班人這把椅子，必須找到"兩個凡是"的替代品，這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其實，"兩個凡是"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是壹致的，都是安放在馬氏宗祠中的神主牌，差別僅在於尺寸的大小和輩分的不同而已。鄧小平緊緊抱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塊大神主牌，不僅牢牢地保住了從華國鋒手中挪過來的權力，還大大地擴充了自己手中的權力，建立了壹個甚至超過了毛澤東在共產黨內享有的權力。從鄧小平大權在握時辦了幾件連毛澤東也未必敢做的事可以證實這點：（甲）鄧小平以"顧問"主任的身份，輕而易舉不動聲色地罷免了兩位中共中央第壹把手胡耀邦和趙紫陽。而毛澤東身為全黨全國的最高領袖為了罷免他的副手劉少奇，卻使盡了渾身解數動員全國的老百姓來幫忙才最後搞定；為了搞掉林彪，毛澤東他老人家還得冒著炎熱的酷暑汗淋夾背地開著專列去遊說長江南北的諸侯要員。兩相比較，權力孰大孰小，壹望而知。（乙）鄧小平在處理"六•四"學生運動時竟敢調動野戰部隊動用坦克，這是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毛澤東在處理1976年4月5日發生的學生"清明祭"事件時，只叫了壹伙手持木棒的首都民兵，兩相比較，其膽孰大孰小，壹望而知。（丙）鄧小平復出上任后，為了證明自己是中國說了算的人，以"教訓懲罰"越南入侵柬甫寨，推翻了壹個臭名昭著的波爾布特政權為"理由"，對曾經是"同志加兄弟"的國家發動了壹場戰爭，短短壹個月白白地死了幾萬中國的年輕人，還使中越關係留下了壹大堆難治的後遺症；毛澤東為了出兵朝鮮，還找了什麼"國際主義"、"美國侵略"、"我們是大國，不能見死不救"等有些似乎像理由的理由，苦戰三年使我們傷亡了三十多萬中國年輕人，也給中華民族製造了壹大堆麻煩和難治的後遺症。兩相比較，青出於藍勝於藍。還有壹件毛澤東即是想做也不敢做的事，就是鄧小平冊封毛澤東為中共第壹代領導，自封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欽定江澤民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把毛澤東前任領導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張聞天從黨的歷史上壹筆勾銷，把華國鋒稱為過渡性人物，像這種修剪歷史的行為，毛澤東敢為嗎？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老祖宗都可以做小動作，其他自可想而知。這充分反映了鄧小平唯我獨尊嚮往個人獨裁的壹種權力情結。古人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國人歷來重視"意誠心正"這個做人的根本問題，而要做到"意誠心正"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尊重歷史，這就是"物格而後知至"。只有"意誠心正"才能"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因此，根據主觀需要隨意修剪歷史，雖然可以用鄧小平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之精髓"實事求是"來解釋，但從中國做人的道德來看，這是不能諒解的背離了"意誠心正"的行為。中共黨內發生許多的鬥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事人圍繞權力問題背離了"意誠心正"的做人道德，這不僅使共產黨本身不得安寧，還使國家難治天下難平百姓遭殃，這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忘記的重要教訓。鄧小平就是打著"四個堅持"，無限擴大自己手中的權力，把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到他壹人手裡，這種個人獨裁專制正是封行閉社會的壹個重要特徵。所以，"四項基本原則"和"兩個凡是"的本質是壹致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四個凡是"。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壹種雙重是非標準。眾所皆知，雙重的是非標準是唯我獨尊和專制獨裁的產物。從歷史上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鄧小平都是"凡是派"。不是"凡是派"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修正主義""自由主義"，這成了公論。只要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都不難看出，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地道的"凡是派"，"緊跟派"。正如葉群記錄林彪的壹次談話中所說的那樣："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解決，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仍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壹人而得天下。"林彪還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跟著導師前輩轉，就能"得壹人而得天下"。林彪這段私房話，揭示了"凡是派"產生的歷史根源和理論根源。因為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壹代跟著壹代前仆後繼堅貞地信仰馬克思創造的思想原則和主義，都視馬克思主義，如方誌敏所說"乃是宇宙的真理"，如毛澤東所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都願為實踐馬克思主義拋頭顱灑熱血，像夏明翰那樣高唱"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走向刑場。還有廣大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善男信女的誓言"頭可斷，血可流，馬克思主義不可丟"這諸如此類足以感動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壯語，充分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在其信徒中的神聖地位，這是歷代虔誠的宗教信徒根本不能比擬的。因此，"凡是派"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絕非貶義而是褒義。堅貞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堅定的"凡是派"對革命大家庭中敢於懷疑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的兄弟同志，動則斥之為右傾，重壹點斥之為修正主義或資產階級自由義，這成了鄧小平撤換胡耀邦、趙紫陽的理由根據；再重壹點則加上叛徒、反革命的頭衍，比如毛澤東對劉少奇，就得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情懲罰了。這種事例在蘇共黨史和中共歷史上可謂數不勝數。我在這裏不是反對"凡是派"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貞信仰，對他們的信仰應當充分尊重，這是他們擁有的權利。但我反對"凡是派"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標準，更反對把信仰馬克思主義當成社會公德強制推行而侵犯他人擁有的權利；因為這樣必然產生用馬克思主義壟斷是非，壟斷思想，必然產生腐敗和濫權，私下認為這是引發中國社會動蕩，是中共製造壹系列冤假錯案的壹個重要原因。可見，鄧小平是因為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偏離了實踐經驗與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科學認知立場的，致使他在捉了幾隻老鼠，說白了就是在取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之後便裹足不前了，這種得魚忘筌，得意忘象使鄧小平急不可待地擡出"四項基本原則"或"四個凡是"來取代他以前提出的"貓論"，作為當代中國人辯別是非真假的標準，作為捆綁中國人手腳的繩索，給中國人留下了壹大堆理論上的困惑。可見，樸素的認知理論對改革開放的指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要把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引向縱深必須另闢溪徑，理論上要有新的突破；沒有理論上的新突破，改革開放就會裹足不前，必然導致無果而終。而理論上突破的重任就落到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肩上了。
用主義和權威的言論和說法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弊端，這是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急劇衰落的根本原因。用主義言論定是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曾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可見，聖人之言具有無比的威力。中國幾千年有壹種"輿論可畏"的說法，就是言論可以品評壹個人的好壞，也可以定罪壹個人的生死。幾千年來中國有多少人被可畏的輿論害死，有多少人被可怕的言論定罪遭冤，這有誰能統計出來呢？遠的不說，就二十世紀的中國因言定罪致死致冤的人，又有誰能統計出來呢？1957年光反右派壹樁事就因言定罪55萬人，而其中大多是中國社會的精英，足以說明用主義和權威的言論作為檢驗真理的是非標準是多麼的恐怖可怕，也足以證明用主義言論定是非在中國的影響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事實已經證明，用主義言論定是非真假，必定要把中國封堵在野蠻落後的中世紀的社會裡，這對中國向開放文明的社會過渡推進危害極大。對這種致命威脅，在中國的領導階層中能保持清醒認識的可謂鳳毛麟角，其中就有胡耀邦。胡耀邦最早意識到只有突破用主義和原則來測定檢驗真理是非的標準，把人的認識引到重視客觀事實、個體經驗和社會實踐中來，才能摧毀幾千年來套在中國人身的精神枷鎖，把改革開放推向縱深發展；於是胡耀邦以中共中央黨校為陣地，組織發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像胸勇澎湃的春潮，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了毛澤東設置的許多理論禁區，如階級鬥爭為綱呀，翻案不得人心呀，從民主派到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呀等等，給死水壹潭的理論界注入了壹股新鮮的活水。特別是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催人淚下的膽量，提出了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兩個不管"：不管在什麼時間，不管是什麼人批准同意辦的冤假錯案壹律給予平反。胡耀邦的膽量出自他的"意正心誠"的為人道德，出自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正因為這種"意正心誠"的傳統美德，使胡耀邦為全國全黨大平反大伸冤，為解放老幹部，並使他們名正言順地復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精神上的支持，因此贏得了鄧小平和廣大老幹部的支持和肯定。但是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對胡耀邦的支持是有壹定限度的，是實用主義的。但是這種實用主義不是杜威的"實用主義"，而是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壹文中主張的"看菜吃飯"的實用主義。這是因為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壹方面他們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受害者，蒙受了各種莫白沈冤；另壹方面他們又曾經跟隨毛澤東執行馬克思主義這種極權專制主義的思想路線，辦了不少錯案冤案，傷害過不少人，所以他們對胡耀邦堅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思想路線，對胡耀邦提出的"兩個不管"的徹底的平反主張，深感疑慮並持保留態度。鄧小平認為平反"宜粗不宜細"，反對"壹風吹"；特別反對給1957年的右派徹底平反，硬要抓幾個人，如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來點綴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來做毛澤東的"陽謀"祭品，為1957年反右派的禍國殃民之大過墊背。對高崗和饒漱石的所謂的反黨聯盟很多老幹部持不平和質疑，鄧小平以"這件事我最清楚"為理由壹口封死；對林彪事件的看法處理，黨內也有很多不同聲音，鄧小平就以"軍隊的事情妳們別管"為借口不容他人置喙；對劉伯承、粟裕和蕭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什麼軍事教條主義挨批受整要求平反，但由於鄧小平的原因未能如願。這壹系列的事實說明鄧小平像毛澤東說的那樣，"要硬著頭皮頂住"那樣來堅持"四個凡是"，像毛澤東保斯大林那樣保毛澤東，堅決捍衛秦始皇式的政治體制不動搖。所以，當胡耀邦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討論，引向到在全黨全國的範圍內創造壹思想言論較為寬鬆的環境，試圖突破主義和原則、突破高度的集權政治體制對思想言論自由的某些限制時；由於這種努力不符合黨內元老的期侍，引起了視權力甚於生命，視權力就是壹切的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老高幹的強烈反彈。這批老高幹曾為權力在槍林彈雨中九死壹生打拚了壹輩子，深知權力是用他們無數戰友的鮮血換來的道理。但是權力至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取向，卻使他們不懂得權力和真理的本質區別。因此，胡耀邦追求真理的自由民主精神被指責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破壞社會穩定而被辭職。但是胡耀邦在理論上的大胆探索，勇於實踐，敢於負責，愛護真理甚於壹切的偉大品格，充分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加上他壹生清廉，嚴於律己，給中國的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留下了完美形像，堪稱"壹代完人"。有人在胡耀邦的湖南故居寫了壹付對聯"屋矮能容月；樓高不染塵。"充分展示了胡耀邦的壹代風範。所以當胡耀邦辭世時，北京的大學生不顧種種阻攔，自發聚集深切哀悼胡耀邦，從而引發了全國人民的哀思。通常中國領導人去世時，比如毛澤東和鄧小平，只能享受有組織有領導表達的柏拉圖式的"愛"，即通過層層布置發動，使大家"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唯獨被撤銷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卻受到千萬普通群眾自發表達的受，甚至不惜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表達自己的愛，這是壹種發自內心的強烈情感，而非奉命奉旨表達的愛，這是壹種純潔的愛。
和胡耀邦有相似的命運，但個人經歷又有很大不同的趙紫陽，他長期從事地方領導工作。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從廣東的汕頭地委書記干起，六十年代提升廣東省委書記。七十年代調任內蒙古和四川省任黨委書記。改革開放后的八十年代調中央接替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胡耀邦辭職後接任總書記。趙紫陽不像鄧小平、陳雲長期在中央機關工作，不像萬里長期在北京市工作，也不像胡耀幫那樣和鄧小平、陳雲等老革命老高幹有親密的私人關係。他是從地方憑實幹、憑才幹、憑業績調中央擔任領導工作的。因為他聰明好學，所以他對中國的國情，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問題，比壹般的領導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改革開放后，當中央領導，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都說不清楚什麼叫"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說清楚）"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但是趙紫陽在四川搞清楚了，而且還動手穩穩噹噹做起來了。這就是農村擴大農民的自主權，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給農民和企業鬆綁。把農民和企業（而不是黨和國家）定位於城鄉經濟的主體，這是市場經濟的前提。趙紫陽提出向農民和企業"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的方針，使毛澤東建立的那套部落主義經濟實體瓦解了。趙紫陽在四川推動的改革，很像古代希臘發生的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過渡的那類變革，使人類個體成為社會主體，成為目的，使個人的精神獲得了解放。為後來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世界市場接軌繪製了路線圖，為中國經濟起飛創造了扎紮實實的條件。所以，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名副其實的總設計師。趙紫陽從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阻力，而且遇到了很大阻力。過去曾參与創建全盤公有計劃化，糧棉油統購統銷的陳雲和李先念，就是阻撓反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得了進展和成效。由於經濟體制的改革符合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哲學理念，由於鄧小平對經濟體制中的權力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問題很不滿意，因此趙紫陽的"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的構想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贊同。鄧小平是誠心誠意要改革的。但他的改革目標只銷定在經濟體制上。他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這是因為鄧小平長期是毛澤東政治體制運作的重要操盤手。他對毛澤東設計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壹切的"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情有獨鍾，他對毛澤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的領導口訣，他對毛澤東"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壹個核心"的政治理念推崇備至。從他封毛澤東為壹代核心，自己是二代核心，江澤民是三代核心，就可窺見鄧小平和毛澤東壹樣，具有根深蒂固的秦治皇情結。所以鄧小平十分欣嘗集大權于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政治體制。他十分厭惡和鄙視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把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總優勢。他念念不忘無階級專政，任何改革都不許動無產階級專政。他害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形式，既有如前所說的國內深刻的歷史淵源，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權力至上的價值觀念做支撐。毛澤東說："十月革命壹聲抱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我們送來了列寧斯大林創建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此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屬於高度集權的權力主義和克格勃主義，它並非是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什麼真理。事實證明，在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所謂人民民主制度完全是流於形式，它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統治，是個人說了算的壹種政治體制。不過它是用"蘇維埃"或人民代表包裝著的壹種政治體制。這種政治體制適用於計劃經濟體制。"文革"結束后重返政治舞台的鄧小平，環顧世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歐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快速發展，痛感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製約。因此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代之以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鄧小平改革的初衷。但是鄧小平從未認識到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是水火不相容的。沒有認識到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者是權貴肆行的官僚資本主義。其間必然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的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必然會導致加劇各種社會矛盾，如干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留給中國人的最大困惑。鄧小平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但是趙紫陽卻有清醒的認識。因此，趙紫陽力主不僅要搞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還要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壹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通過民主法治來抑止消除市專經濟產生的權錢結合的腐敗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的現象，而這是高度集權或個人說了算的政治體制根本無法解決的社會難題。
於是趙紫陽決意要改變黨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原則。他曾提出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樁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他決意要改變黨在這個國家裡壟斷壹切（包括壟斷人的壹切權利）；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壹黨專政為法治國家。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國務院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言論結社自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或將繼續證明趙紫陽的觀點實屬科學預見。
公理自在人心。中國人都公認胡耀邦在"文革"結束后的撥亂返正中，始終遵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有錯必糾，有冤必伸，有反必平，切切實實地為維護公民的權利奮鬥不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世稱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的良心，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同樣，中國人都公認趙紫陽始終無條件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原則立場，清醒認識到權力高度集中、個人說了算或少數幾個人決策的政治體制，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什麼優勢，絕對不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運行，絕對不利於改革開放。這種政治體制不管用什麼形式包裝，什麼人民民主制度啊，集體領導呀，都掩蓋不了少數聰明人統治無知多數人的本質。權力高度集中必然產生少數人壟斷權力，必然加據擴大產生權力世襲的趨勢。在封建專制時代，權力世襲是家族世襲，是血緣世襲，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的權力世襲。封建專制被推翻后的權力世襲，是壹種由少數打天下的英雄組成的集團世襲，是"是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的權力世襲，這就是列寧說的"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世襲權力，由這個集團的幾個人或領班人指定由誰世襲權力，壹代二代三代使之傳之萬代，像秦始皇設計的那樣"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由列寧說的領袖集團及其後代壟斷獨佔社會權力，壟斷獨佔社會財富，這就叫"中國特色"。這種"中國特色"使權力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世襲的官宦手中，使體系之外的人很難進入體系。這種個人說了算或少數幾個人決策的政治體制打著"中國特色"的旗號，扭曲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變成"集體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部落主義市場經濟，這是要把已經啟動的通往開放社會的列車拉回到封閉的部落主義的野蠻時代。為了糾正權力獨佔對市場經濟的扭曲，為了遏止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的社會發展趨勢，趙紫陽設計了壹套不同於西方壹府兩院、三權鼎立的制度架構來制衡中國沿襲幾千年的政治權力體制。儘管趙紫陽關於權力制衡的構想還是粗線條的，但是這種構想出自中國最高領導，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首次，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鄧小平的秦始皇情結，使二代三代領班人以及熱衷擁護迷戀秦始皇政治權力體制的人慌了手腳，招致他們對趙紫陽關於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規劃藍圖，進行嚴密封殺、扭曲或污名化。但是，真理是任何權力封殺不了的，它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僅此而言，世稱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的大腦，這種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可見，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和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這個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終於引發了眾所周知的歷史悲劇。他兩人都是才華出眾，思維敏捷，正直坦蕩，敢做敢擋的改革家和實幹家。令人深思的是兩人都在鄧小平的力挺之下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也都在鄧小平的惱怒之下被趕出了政治舞台，趙紫陽為此還失去了人身自由。致使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演出了兩場"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悲喜劇。在此，鄧小平犯了和毛澤東同樣的錯誤。這充分說明，沿襲幾千年的秦始皇的政治權力體制不改革，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決定權力傳承的老調子永遠唱不完。這正是歷代社會大動蕩和天下不得安寧的壹個重要原因。胡耀邦和趙紫陽因改革釀成的歷史悲劇，再次證實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名副其實的第壹代領導人陳獨秀說過的"創造幸福的人未必幸福"的名言是何等地發人深思。陳獨秀、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各人經歷儘管有很大差異，但他們的相同點都是思想解放的旗手先鋒，結果都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紀嚴厲處分而結束了自己為之獻身的革命和改革事業，不能不說這是壹種革命和改革的遺憾，這是值得中華民族及其子孫永遠需要反思的教訓。
由此可見，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壹種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這種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正是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創建的並壹直沿襲到現在的權力體制。在這種秦始皇的權力體制下吸收西方現代化的科學技術，這就是鄧小平創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壹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創建這種社會義的目的就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夯實共產黨的權力基礎。這和晚清張之洞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追求的要夯實滿清貴族的權力基礎的改革目標並無不同之處。鄧小平這種集權力于壹身或少許幾個人而不受牽制和制衡的社會主義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特色可言。柏拉圖的《理想國》記載的"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以及"強者應該統治，弱者應該被統治"的共產主義（即部落社會主義）；列寧創建的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先進的階級有權實行最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的社會主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創建的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中央銀行國有化，堅決維護德國人的利益，不讓資本家隨意解僱工人，隨時關注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滿意信心的測試。這都和鄧小平神往的不受牽制、制衡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很相似。這類社會主義的共同點就是不講人權、不講人格，不講自由民主平等，它們只講國權、國格，極度恐懼國民對國家權力的批評監督制衡；把國民批評監督制衡國家公權力的要求，視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滔天大罪，統統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破壞社會穩定，顛復國家政權的棍棒加以反制，甚至不惜血流成河。鄧小平步柏拉圖、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澤東的後塵，把權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或少數幾個人手裡，力圖阻止被壹手遮天的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古今中外的無數歷史事實證明，權力的腐敗是必然的，權力的絕對集中，不論集中在帝王，總統手中，還是集中在共產黨員的先進分子或"三個代表"手中，必然要導致絕對的社會腐敗，唯壹的辦法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對腐敗的淘汰。現在中國的社會腐敗叢生，許多黨政官員用納稅人的錢包養情婦，吃喝玩樂，公款旅遊。據中紀委披露的材料，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和女色有關，有的網友戲稱，剩下的百分之五是女貪官。而中紀委公布的貪官僅僅是九牛壹毛，冰山壹角，這是全國老百姓的共同看法。由於權力高度集中使中國人無法制衡和監督權力，這就使中國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改革開放的大批成果被壹伙與權力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侵吞。據有的材料統計，15年（1993-2008）期間，中國有壹萬六千多個貪官捲款外逃，主要目的地是加拿大，貪污總額為壹萬億人民幣，從而構成了引發社會躁動、破壞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可見，不受任何牽制和制衡的權力體制，使中國的進壹步改革開放陷入瓶頸。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不能得到解決，權力不能受到的制衡，無階級專政的職能不進行改造，社會矛盾的激化勢必來臨；皆時再強大的專政機器也將窮於應付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的局面。只要權力不受限制和制衡，它就會自己擊潰自己。因此，權力不受制衡所產生的腐敗，是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危險。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共產黨的有識之士應該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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