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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鴻禧

台灣戰後行憲半世紀之病理病症，並不盡源於制頒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以及臨時條款廢止后的「壹機關五階段」增修憲法；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憲法本身的紊亂無章、錯綜複雜，才是諸多病理病症之病灶所在。

其主要的弊病在於：

　　第壹、 民主主義憲法與社會主義憲法之強予合併

　　在憲法分類上，民主主義憲法是以保障基本人權為目的，國家也必須建立權力分立體制；而社會主義憲法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必須實施人民民主集中制。兩者完全不同。中華民國憲法既實施五權憲法，卻又設立國民大會；既設立國民大會卻又不在國大選出主席，使之擔任國家元首，而另行設立總統。尤其憲法內容卻又多的是三權分立式內閣制條項，並使國民大會無形化，卻又反將應由立法機關執掌的修憲權，賦予國民大會。遂使整個憲法充滿自律背反的矛盾與衝突。

第二、三權憲法與五權憲法之混淆不清

三權憲法之權力分立思想，是建基於西洋性惡論或宗教的「原罪」思想；認為必須將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予以分離、分立並使之制衡，避免權力集中，才能保障人民之自由與權利。相對的，孫文仿襲西方的三權結構，卻又加上自創的考試與監察二權，建構成為五權憲法；而不建基於西方性惡論思想，而以儒家性善論為基礎，希望此五種權力分工合作，造成壹個萬能政府；並未深入理解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旨在防範政府專制獨裁，俾能保障人民之自由與人權；反而樂觀地認為，人民只要行使選舉、罷免、創製、複決這四種基本人權，就能有效管理監督擁有五種國家權力之政府。乃使價值觀、建構功能迥不相侔之思想、制度，雜踏混處、紊亂不成章法，嚴重妨礙憲法之發展。

　　第三、 監察權之創設

議會民主政治之國家，為對違法或廢弛職務之行政或司法官員， 追究其政治責任，乃賦予國會以彈核懲戒行政或司法官員之權能。這種專屬國會由其代表人民糾彈官員之彈核制度，類都建於兩院制國家，俾能由下（眾）議院提起彈核訴追，而由上（參）議院進行彈核審判。但這種彈核制度的意義和功能已不顯彰，在比較憲法上日薄崦嵫。唯獨孫文竟使監察權，獨立於立法權之外，且為之建立為可與立法權分庭抗禮之權力，現行憲法且引申使其取走原應留諸立法機關之調查權及審計權。問題在於這代表民意執掌彈核權之監察院，只能也只應從事彈核訴追，同時卻無另壹民意機關可以進行彈核審判；不得不在司法機關設立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來職掌彈核審判事務；造成無民意基礎之公懲會，竟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與司法官員之政治責任的荒誕結果。

第四、考試權之創設

在現代國家之行政機關體系中，為使事務官僚之考試任用及升遷退養，能超然獨立於政治黨派之外，其職掌人事及考銓之機關，原就應較其他行政機關獨立超然壹些。然而，無可諱言的，在整個行政權所擁有之龐大複雜的職掌中，人事與考銓之行政業務及權能，畢竟不是大到非從行政權獨立，另設壹考試院而與行政院分庭抗禮不可的地步。姑不論行政院下之內政外交、國防財經各部會之職掌，都比人事考銓來得重要，就是行政院中主計營繕、研考總務之事務，其重要繁難也與人事考銓不相伯仲；又豈能使各部會、各署處分置壹院，而與行政院並肩齊驅？事實上，世界上只有台灣獨有之考試院，經過半世紀之憲法實施，已證明了這種思想與制度之窒礙難行。

　　第五、內閣制與總統制的鴻鉤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之國家機關組織與職權部分，大體說來，乃是張君勱仿襲威瑪（德國）憲法內閣制，調和孫文五權憲法架構而成。憲法第五十三條明定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憲法第四章總統這壹章，則無總統制國家之憲法中，常見之總統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規定。反而，在該章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應由行政院長或行政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副署。抑且，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院長雖由總統提名，卻須經立法院同意始能任命；加上憲法第五十七條也規定行政院要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第五十八條更明確地把國家最重要之行政權能，賦予行政院。由此可見，即使有若干副次或輔助規定，略有不同於壹般內閣制，也無損於我國政製為內閣制之本質。

事實上，憲法第四章總統這壹章所規定之總統權能與執掌，也只是總統以元首地位所擁有之象徵元首之權利而已，總統應屬內閣制虛擁其位、無為而治之國家元首，總統權領袖應屬行政院長。然而，這半世紀以來，在國民黨長年執政下遂行以黨領政，總統大都由執政黨魁出任，總統不但借「以黨領政」統治模式，指揮從政同志之行政院長，間接掌控行政院，而且把這憲法第四章賦予總統之象徵元首之虛權，視為實在之權能而加以利用。遂使原應「虛擁其位、無為而治之內閣制總統」扮演等同於或高於總統制總統之角色。

於是乎戰後台灣之憲政體制，就壹直陷於「既非內閣制又非總統制，既是內閣制又是總統制，既不完全是內閣制也不完全是總統制」的自我錯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