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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春秋》洗塵！----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批判

   兩千多年來，孔子和儒典蒙上了厚厚塵垢。由於君主專制愈往後愈嚴厲，孔學存在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在參与君主專制的政治實踐中，在與社會歷史的複雜關係中，一些優良品格或因異端的玷污而迷失，或受權力的強暴而蒙污。特別是十年文革，是中華民族、亦是中華文化的空前浩劫，至今仍有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無意中接過中共製造的污水，往孔子身上猛潑！

   拜讀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發於2006年10月號《北京之春》，下簡稱劉文）一文，發現不少對孔子和《春秋》的誤讀錯解，亦有「潑污」之嫌，謹擇要指出數處與劉曉波商榷。

   一、《春秋》非史

   劉文以《春秋》為史，以信史的標準來衡量、要求和批判《春秋》，從標題開始就錯了。

   《春秋》非史，而是托史寄義、託事明義之書。公羊學「張三世」，將人類歷史分為「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春秋》以孔子誕生為基點,將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二世分為孔子所傳聞世,孔子所聞世、孔子所見世，以孔子傳聞世為據亂世，以孔子所聞世為昇平世，以孔子所見世為太平世，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為人類歷史之縮影。

   其實，春秋時代，諸侯挾持天子，大夫放逐諸侯，家臣反叛大夫，「《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所傳聞世固然為據亂世,孔子所聞世和所見世更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距孔子愈近而世愈亂，哪有什麼昇平太平可言？但孔子魯十二世的歷史來表達自已王心所加之義，故「世愈亂而文愈治，春秋筆法愈謹嚴，禮法愈完備」。

   孔子自己說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孔子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卻在《春秋》中借用史筆的褒貶、體現天子的賞罰，故自稱「竊取」，可見孔子自己明明白白地承認，他作《春秋》是別有用心和目的的。故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后聖」。《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為小康，大同太平之說乃托古而言，並非「實錄」。春秋義法中的大同太平，只是孔子的政治嚮往和文化理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說的是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貶退討）。故孔子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本來，天子才有「製法」的資格和權力，孔子作為一介布衣這樣做，從理想層面言則是盡自己文化和歷史的責任，是大功，從現實角度看是越俎代庖大大的僭越，是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其辭則丘有罪焉耳」（《公羊傳》）。

   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說：「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司馬公明明白白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康有為曰：「《春秋》亂世討大夫，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孔子改制考》）「據亂世」必須討大夫以確立絕對王權，「昇平世」必須退諸侯，建立王權一統，「太平世」則貶天子，建立大同世界。

   《春秋》非史，證據確鑿。當然也有大儒而「小看」《春秋》僅視之為史料的，如王安石稱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稱之為「流水賬簿」，卻拿不出過硬的理由來，門外之談，學界支流而已。

   二、劉文混亂矛盾

   史（史料，歷史書）重史實，經（哲學、政治）重義理。在對待《春秋》的態度上，漢初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今古文」之爭。古文學家僅以史學家教育家目孔子，貶《春秋》為史，今文家認為孔子更是政治家哲學家，褒《春秋》為孔子「行天子是事」、為萬世立法的外王經典（關於政治、社會的學說）。

   劉文所引清代著名今文學家皮錫瑞之言曰：「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所以皮氏斷言：「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可見皮氏不僅區分了經史的不同，而且也指出了《春秋》是經非史。

   劉文所引熊十力先生在《讀經示要》中說：「二經製作皆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義」，認為《大易》和《春秋》皆為經而非史。熊先生對《春秋》十分推崇，如果知道劉曉波引用他的話卻把《春秋》貶作孔子所編之普通史料，並且與中國避諱傳統連在一起予以痛批，只怕那一大把白鬍子要氣得翹到與眉毛一樣高！

   劉文引用了今文學家家董仲舒司馬遷皮錫瑞、現代新儒家熊十力以及莊子孟子等對《春秋》的評議，承認《春秋》「主旨不在於提供歷史事實，而在於表達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觀念。」承認《春秋》在歷史上更多是被當作「治國之經」，后儒們的主流看法也傾向於《春秋》是「文以載道」在史學領域的應用——「借史傳道」。

   莫名其妙的是，劉文又引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說明《春秋》為史。但劉曉波與章氏之後不少學者一樣，把「六經皆史」的「史」理解為史料或歷史書，以致誤會疊出。錢穆指出：「(六經皆史)此四字中的這個『史』字，我們近代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都看錯了。……梁任公曾說：賣豬肉鋪柜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或其他情況。」（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可見此處的「史」有「史料」含義，但比單純的史料、史書含義廣泛得多，是把四書五經及古人一切著作，不論經史文哲詩詞都視為史或源出於史的。

   章氏雖有「六經皆史」說，其實並不是把《春秋》當作純粹的史料、史書，依然認為《春秋》乃「借史傳道。」章氏在《報孫淵如書》中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持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于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章氏在《文史通義》中寫道：「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劉文引章學誠在《史德》也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

   （「六經皆史」說並非章學誠所首創。章氏之前間接或直接提出過類似說法的許多學者，比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明王守仁、王世貞、胡應麟、李贄，清顧炎武、袁枚。古代史與經不分。故《尚書》，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易》，為卜筮之史；《詩》，敘列國得失之跡；《禮樂》，史之制度。故曰「《六經》皆史也」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而言，古時一切著述皆為王官之學，也就是政典，故皆是史；子集諸家，皆出於王官之學，皆為史之流裔，故亦可視為史。說見高壽仙《章學誠「六經皆史」說詮釋》）。

   劉文一邊引用古今大儒力證《春秋》為經的言論，一邊又引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說明《春秋》為史，並以史的標準來衡量批判《春秋》。不知何以如此自我矛盾、褒貶不一？。

   三、春秋義理

   孔子是依據王道義理而不是按照個人的主觀好惡來修《春秋》的。所謂借史傳道託事明義，乃是借用歷史的框架和部分史實闡明儒家王道義理，為新王朝立法，以寄託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就象繼西周再開一個新東周王國一樣。「借史傳道」傳的是外王之大道，而不是「伸張他的三綱五常」和「把撰寫歷史作為個人好惡的腳註」。蔣慶認為：「《春秋》之書法中有借事明義與託事明義者:借事明義,本有其事,藉此實事以明義；託事明義,本無其事,假託有其事而明義。」（《公羊傳引論》）。關於歷代學者對《春秋》的評議，劉文引用無誤，理解多錯。

   《春秋》借史傳道託事明義，具體所傳詳細所「明」的有哪些「道義」呢？司馬遷董仲舒都說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三千」，但流傳下來的《春秋》僅一萬六千字，「其旨三千」無從覓起。但公羊家總結《春秋》之旨（所謂微言大義，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是堂堂正正之理），仍有大一統說、通三統說、張三世說、譏世卿說、德刑相兼說、「天人感應」說和譴告說、大復讎說、孔子為王說、天子一爵說等等，並且論定孔子為素王、聖王、先王、后王、製法之王等，論定《春秋》「作新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犋。」這句讚詞頗受嘲笑，認為亂臣賊子只怕武力，哪怕《春秋》褒貶？哪在乎青史流芳還是流惡？有學者認為這體現了文化的力量，輿論的力量。這樣理解不錯，太淺。這裏的亂臣賊子，包括不行「仁政」不守「王道」的大夫諸侯天子在內，都是貶退討的對象，而《春秋》代表了先進文化和力量，代表了一種政治正理、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象老梟說「劉曉波宣傳自由主義而中共懼」意思差不多。

   何邵公謂《春秋》「其中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這也難怪。類似天子一爵說（意為天子非「天之子」，而是象公候伯子男一樣，雖尊貴，亦爵位而已）等「微言」，在秦以後神化帝王的君主專制時代，當然是非常異議可怪的。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綜上所述，《春秋》絕非單純史書，其編創目的更不是「為了伸張他的三綱五常」。

   說孔子編創《春秋》是「為了伸張他的三綱五常」云云，是劉文強加給孔子的，把春秋之旨大大地狹隘淺陋化了。三綱五常是漢朝才提出來的。仁義禮智信五德確為原儒所有，「三綱」則屬於法家思想，徐復觀認為「迄于東漢初年，一部分對專制政治取妥協態度的儒生有取于《韓非子-忠孝篇》所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中正式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這是法家思想，挾專制之威，篡奪了儒家的人倫思想，乃儒家人倫思想的一大變化，實亦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大變局」。（徐復觀《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

   三綱之說是董仲舒對法家的汲取和改造，法家思想本質已異，因為董仲舒的三綱是與五常結合在一起，要以仁、義、禮、智、信五常去規範和「維護」的。因此，三綱雖體現了嚴格的等級制度，用現代眼光看固然極為反動的，但用歷史的眼光看，在家天下的歷史階段，在等級社會或曰階級社會，以五常為核心的三綱屬於「善的等級制」，無疑是一種次優選擇。

   四、關於「三諱」

   《公羊傳-閔公元年》條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後人從中引申出避諱史學並將之制度化生活化，使「三項基本原則」在歷史編纂中，在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避諱學」不斷發揚光大，有什麼君諱、聖諱、憲諱、家諱、師諱、俗諱等，其影響之惡劣是無可諱言的。

   但源遠流長而臭名昭著的「政治避諱學」的主要責任不應由孔子來承擔。《春秋》豈止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而且「世愈亂而文愈治」，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孔子非史官，沒有權力和資格修史，孔子也沒把《春秋》當史書來修。「三諱」僅是公羊家總結出來的《春秋》書法，只適用於《春秋》一經，是為春秋義理「服務」的。

   雲塵子認為，根據《十三經註疏》中的註疏來看：「為尊者諱」是因為「為閔公諱，受賊人也。」「為親者諱」是因為「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是因為「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孔子在《春秋》中所「諱」的，都是不應該肯定，更不應該提倡的醜事、惡事，孔子為之「諱」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宣揚正道，用正道來引導天下，另一方面是「貶天子，退諸侯，譏世卿」，名為「諱」之，實為「彰」之，也就是告訴我們，那些事是「見不得人」的。

   我認為「名為諱之，實為彰之」的結論屬實。因為孔子雖修《春秋》，但他不可能毀去魯國、其它各國及周王朝的史書，更無法逆料秦始皇的焚書浩劫。他一定以為，後人只要把魯史及有關史料與他所修《春秋》對照一下，自然就明白《春秋》的微言大義、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了。蔣慶說：春秋時各國《史記》俱在,史實人人知曉。孔子借魯史以明義,魯史實亦人人知曉。正因春秋史實人人知曉,孔子所修之《春秋》乃得寓褒貶進退及諱之義（《公羊學引論》），極是。把「三諱」引申到其它領域，成為史學的原則和政治的原則，絕非孔子本意。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史官美德的。孔子還曾盛讚晉國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由義也夫，可謂直矣！」（《左傳•昭公十四年》）如果是無關大局的「攘羊」小事，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如果象叔向弟弟叔魚那樣激起朝廷動亂，威脅到社稷穩定，觸犯了禮制的上限，孔子則讚賞「不隱於親」，認同叔向「三數叔魚之惡」，付諸刑律。

   作《春秋》則「三諱」，對史魚則贊「直」，可見《春秋》宜諱，史官宜直，各有側重，各有標準。還有，「攘羊」則父子互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實質亦符合現代法治精神，對此已另有梟文介紹，不贅），大罪則「不隱於親」，這些方面都體現了孔子的中庸智慧、經權思想和實事求是因事制宜的精神。

   五、「很有點不找調」。

   根本上錯了，劉文對孔子、《春秋》和儒學的各項批判就站不住腳了。象劉文開頭這段話，就「很有點不找調」（曉波兄涵恕呵）。

   劉文曰：而在我看來，中國的儒者對孔子的膜拜，很有點不找調，特別是類似「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讚譽，純屬胡說八道。事實上，儒術作為統治工具只能說而不能用，只能在倫理上約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現實政治中無法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對於惟我獨尊的皇帝和搞宮廷陰謀政變的逆臣來說，也對於走投無路時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稅逃亡的刁民來說，真正具有威懾力的統治工具還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從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對觸犯三從四德者的懲罰，決不能只向違反者宣講儒家之禮，而要動用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換言之，如果儒術所倡導的倫理「德政」沒有法家力主的「暴政」來支撐，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儒不僅是術，更是道，不僅是方 法 論，更是人生論政治論價值觀。把儒學稱為儒術，是一種狹化和貶低。同時，儒學不僅是道德說教，而且是關於政治制度的學說。「儒家之禮」是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的總稱，包括「刑法」在內，只不過儒家反對「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儒家自有「法」，法家源於儒，具體說，源於外王之學。荀子重外王，其後學取消內聖只取外王，便成法家了。（說法家只要外王，是形容而已，徹底取消了內聖的外王，與「王」字已失之千里，與仁字更是勢同水火，只能是霸道。法家雖受過原儒影響，卻根本上違背了仁義道德，違背了孔子的核心思想，另成一派了。）

   《春秋》正是外王經典，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的學說和治國平天下的大 經 大 法。漢朝文物典章制度乃董仲舒等公羊學大儒根據《春秋》義理設計。為有史以來最為完備，並多為後世王朝所襲用。中央與地方兩級制度同樣是從漢朝開始完善，漢朝建立的文官制度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先進性。

   「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可以簡化為一個仁字治天下。《論語》乃至整個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仁是儒家的大德大道大原則。我曾提出當代儒者的「三本」主義：民本（民主），是就社會制度而言，人本，是就人神關係而言，仁本，是就人之道德而言。仁本、民本（民主）、人本，應該成為當代知識分子所執之德所信之道，成為當代知識分子一切言行之「本」。三本之間密切相關，互有交叉，最終歸結為以仁為核心，民主和人本也不外乎是仁的表現和擴展。所以，古人「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讚譽，就象現代知識分子說民主憲政治天下一樣，並非胡說八道而是正說正道。

   六、尾聲

   劉文中「很有點不找調」的地方還有不少，如對於漢代「春秋決獄」的批判，是以現代法治的標準苛求古人了。漢儒獨尊《春秋》，"以經術緣飾吏事"，把《春秋》當作法上之法，相當於現代的憲法。所謂"以經義決獄"，「春秋決獄」，就是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無明文規定，就以儒家經義和《春秋》義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這固然難免「擅斷」之弊，但由於儒家義理以仁為核心，促使儒者官吏在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本直者其論輕」而從輕發落。"以經術緣飾吏事"，體現了漢儒以儒家經典來轉化秦制遺留下來的法家政治嚴酷的努力。

   又如把中國學問淪落為由「注、疏、釋義」所構成的腳註之學歸罪於所謂的「獨尊儒術的官方意識形態確立」，對「獨尊儒術」，漢律「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的看法等，我都有不同意見，恕不一一。儒家蒙塵已久蒙垢太厚，此文僅將劉文無意灑在《春秋》和孔子身上的幾點灰塵簡單擦洗一下。

   曉波君八九之後一直不屈不撓堅持在國內抗爭，其大人格素為我所尊重，奈我們民主追求相同而文化立場大異。老梟大半輩子浸淫中華文化之中，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見曉波君對我之所愛誤解多多出言不遜，忍不住聲辯一二，若有不恭，叨在同道，請敬海涵。當然，劉文中不少觀點我無異議，如對歷史上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到明清的文字獄，尤其是中共任意編造歷史及其文字獄傳統的批判，深合我意。

   2006-9-29東海一梟

   作 者 :東海一梟

   出 處 :北京之春2006.11

(為《春秋》洗塵！----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批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