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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制面前自我繳械！

   ----簡批衛子游《利他，利己，立德第一與道德及格主義》

   前言

   衛子游《利他，利己，立德第一與道德及格主義》一文（下稱衛文）不僅充斥常識錯誤，而且是一篇學術上根源處錯誤、思想上導向性錯誤的文章。曾有多位同道要我為文批駁，略覽之後，認為本末皆誤，很難讓人接受，不可能有什麼影響。

   大出我意料的是，衛文在自由派圈子裡大獲彩聲，一些同道雖知其錯卻不知其所以錯，只好單純膚淺地採取「人身攻擊」法，斥衛子游此文乃是為自已的投降犬奴行為辨護云云（如有網友曰：「不要因為自己曾經屈服了,就窮盡一生為該屈服找理論依據，還長篇累牘來點不倫不類的學術論證」。）

   不論衛君行為如何，這種批判都是缺乏力度和深度的，倘無事實依據，便成人身攻擊！同時，衛文首發刊《民主中國》在知識圈有一定影響，為免謬種流傳，也有必要在理論上略予清算。

   一

   衛文曰：「道德，說到底不是人拿來約束自己的，而只是人與世界，與公眾，與他人相處時必備的一個工具。」

   這是衛文最大的錯誤，屬於學術根源處的錯誤。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唯獨道德不是工具也不能是工具。把道德僅視為工具，視為一種外在的行為規則，是作者不知道德源於人性的道理，不知利己利他皆為本能統攝於人之本性之中。關於這一點，多篇梟文論之已透，茲不贅。

   道德是形上形下、亦道亦器、體用合一、本末不遺的。「人類用來建構社會秩序的規則體系」僅僅是道德形下器用的部分。人性的、形上的、道體的部分，是道德更重要的部分，是本，不僅是個體之本，更是社會之本，是政治及法律之本。

   可以說，世界無序化、生命無根化、存在原子化、一切商品化，這種種問題，歸根結柢，都源於道德出了大問題。政治無道，必定黑暗；法律不德，淪為邪惡。法家的「法治」在一定層面（不涉及君主的時侯）應該是相當嚴肅的，但由於違仁悖禮不講道德，其末流便成為惡法暴政。我們反對中共專制主義特權統治，不正因為它不仁不義不文明不道德嗎？

   關於道德，我在《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說過：道德二字，古今義蘊不同，原始意義的「道」、「德」是分開的，生命本性、宇宙本體、社會普適價值和自然普遍規律等等，皆為「道」，可稱為最高的、終極的真理。人得之於天道的品性、符合於常道的言行則為德。 道德首先是「為己之學」，用來自律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是根本，是關鍵。道德對儒家來說是一種職業需要，「要為政治生產道德產品」，但更是心靈需要、生命需要，為自己尋找安生立命之本，為生命建設道德棲居。

   二

    「把立德視為為人做事的根本，強調立德第一。」恰恰是一種最可貴的品質。

   把「民運內鬥」歸結為「這些民運前輩堅持立德第一，進而相互進行道德強制，求全責備」，又屬矯亂之言。

   「堅持立德第一」何錯之有。「道德強制」其實是一種煽情的說法。在現代社會，倘無「自製」，道德連「弱制」力都沒有，哪來的強制？況「道德強制求全責備」有違恕道，多數情況下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強制求全責備」是「進行」者的問題，非道德之罪也。

   「導致民運內鬥」的原因很多，民運人士文化修養和精神境界方面的欠缺，實為重要因素之一。君不見「袞袞諸公」，或缺乏主見，缺乏對主見對真理的堅持，或思想好走極端，立場隨風搖擺，或婆婆媽媽雞毛蒜皮，滿腔仇恨睚眥必報，略有異見便成仇敵，或大言炎炎惡言滾滾謊言滔滔，或只擅意氣之爭，卻無義理之勇，怯於公斗勇於私鬥，或不懂中庸之道，沒有容人之量。本來圈子就不大，還要圈裡分圈，勇猛排斥，鷸蚌相爭，內鬨不斷。還有，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缺乏內在的力量源泉，不是舉而不堅，就是堅而不久…。

   倘真的大夥紛紛「堅持立德第一」，上述種種毛病就不存在了。之所以在不少民運人士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上述種種毛病，正是道德修養不足。這方面「加強」都來不及，還來反對，豈非抱薪救火？

   另外，道德有高低大小級別之分，有普通道德和聖賢道德、社會道德和政治道德之不同。衛文將它們不加區分地混為一談，實屬矯亂。作者在其文後有一段跟帖，尤為矯亂之至。他說：

   恩格斯很高尚，只跟自己廠子里的女工玩點風流韻事。列寧很高尚，害梅毒而死。周恩來很高尚，自己的養女隨老毛蹂躪，最後居然把養女處死。現在不是有他的內幕書籍出版了嗎？

   短短數語問題多多。對政治人物主要看政治道德，生活細節只能僅供參考（說明：「自己的養女隨老毛蹂躪，最後居然把養女處死」，事關人命，不屬細節。）恩格斯作為學者且不論，列寧周恩來的政治道德均與「高尚」無涉。但他們的「不高尚」與風流韻事無關，至少關係不大。還有感情問題、性慾發泄不當問題，很複雜，是否涉及道德，涉及什麼層面的道德，要具體事件具體分析。

   三

   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一樣離不開利他精神，稱利他為社會的精神支柱絲毫不為過。只不過，西方社會，民主自由，利己利他，一體圓融，利他精神已相當圓滿完善地體現在社會制度和各種法律法規之中，已經不需要另外再特別地「刻意強調利他主義」了。

   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無論宣傳什麼錯誤的學說偏頗的主義，社會危害都很有限。例如，關於孝德，西方國家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老有所養，兒女孝不孝，雖涉及老人情感滿不滿足、心靈幸不幸福等問題，但不象中國一些地區特別是農村，兒女孝不孝，往往涉及老人生命能否維持的問題。在西方反孝，反不出大名堂，在中國反孝，問題就嚴重了！

   「現代社會要靠利己主義主導」這種結論是極其荒唐和錯誤的。事實上利己主義並沒有成為西方的主導倫理。西方社會普遍崇信基督教。基督教「愛人如己」的道德訓條，所宣揚的泛愛一切人----不僅要愛親友而且要愛敵人的道德說教，還有其宗教文化中強烈的奉獻精神，都屬於利他主義的表現。正如某網友指出的，將利己主義、反道德與自由主義等同起來，乃是對自由主義的褻瀆！

   又如鋤奸隊網友所指出：說到美國立國之本，只提1789憲法而不說「五月花」公約是相當危險的。五月花公約是標準的道德高調和清教倫理立國，那些移民全都過著典型共產主義公社的社員生活。從這個道德高標準（當然當時只對於自己的新教白人）出發的社會，才會有後來立憲一刻的理性和寬容。

   四

   衛文曰：「一個事實是，放眼古今中外世界各國，幾乎所有刻意強調利他主義的國家和社會，若不是獨裁國家，也是專制國家。漢武帝、毛澤東們霸佔美女最多，也最喜歡獎勵利他精神。」

   這個問題我在《關於利他主義的思考》一文中談到過。在歷代政治實踐中，專制主義確是喜歡揚利他主義之言而行利己主義之實。但是，現代人也可以發揚利他主義精神以推動社會走向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最偉大的公益事業，參与者是需要一點利他思想奉獻精神的。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與專制主義並非因果關係，不宜混為一談。不過，利他主義作為一種比常人道德更加高尚的聖賢道德，由政府來「宣揚」，一則易流於偽，二則易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由極端利己的專制統治者來宣揚，更是如此。歷史證明，專制政府宣揚的高調道德，往往都會走向反面，變成最不道德的東西！

   所以，利他主義作為一種高道德，重在踐履不在宣揚，只能律己不能「治人」，不能拿來作為一種公共要求，苛求于普通民眾！在法治基礎尚未夯實之前，政府應該致力於保障個人權利，這才是政府最大的善。對於特權階級來說，尊重民意輿論，尊重普適價值，放棄特權還權於民，才是真正的利他。

   衛文以「在著名的《國富論》中，亞當斯密系統闡述了公益的基礎是自私自利。」 為利己主義張目。但請注意，亞當斯密所說的「自私自利」並未上升到「主義」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亞當斯密的觀點的前提：民主法治社會。只有在民主法治社會，個人受利益最大化衝動的導引，才會「去創造財富」而不是去追求權力掠奪財富。

   在專制社會，創造的慾望往往受到壓抑而掠奪的慾望、權力的慾望則受到鼓勵。自私自利無法成為公益的基礎。民主作為一種特殊的公益事業，在追求的過程中，尤其需要利他和奉獻精神的推動。

   我曾指出不少反儒者有「三無」特徵：不了解中華文化，不認識自心本性，無智也（這裏的智，指的是儒家「智者不惑」的智，盡心盡性知命知天的智，不是一般的知識和智慧）；視性惡為本然，視道德為工具，以仁義為虛妄，以「利已」為真理，無根也；由於生命無根，自身缺乏追求正義事業美好理想的持久內力，缺乏奉獻利他的道德自覺，對別人更缺乏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無力也。

   這「三無」特徵，尤其是無根無力，在利己主義者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在眼下中國，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高調宣揚利己主義，「命令」利他主義退居二線，等於在特權專制主義面前主動繳械（這裏指出利己說的邏輯後果，幸勿視為人身攻擊）。

   五

   衛文說：「提倡道德及格主義，才可讓我們放鬆長期捆綁在中國人頭腦中的道德繩索，讓我們按自己意願去追求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否定政治人物必須以立德為立身之本，才能去掉長期以來被加冕在統治者身上的虛假道德光環，還他們以平常人的本來面目。」

    當今中國，道德嚴重沙化，中國人頭腦中缺乏的正是「道德繩索」，統治者手中只有權力實杖，哪有「道德光環」？虛假的也沒有。「以立德為立身之本」 政治人物，縱有也是鳳毛麟角。

   說什麼只要「提倡道德及格主義」，就可以「讓我們按自己意願去追求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 就可以「請人權歸位」，就可以讓大家「格外注重自己的自立自強」、「格外注重對自身人權的保障」，純屬痴人說夢！

   魏京生批得好：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對別人應該取法乎下，對自己應該取法乎上。樓上杜兄取法乎下（及格而已），能得乎個什麼呢？給現在的道德低下找個借口罷了。

   可不是嗎，「提倡道德及格主義」，高調宣揚利己主義，除了「給現在的道德低下找個借口」，什麼鳥用也沒有-----不，有用，負作用。在專制社會中為建立自由社會而奮鬥的人，必須具有某種「為生民立命」的「聖雄」人格（秦暉語）。「提倡道德及格主義」，只能讓民主追求更加缺乏內力。

   六

   關於君子小人，衛文中唯獨這句「不要輕易把道德上與自己選擇有所不同的人貶斥為小人。」說對了。

   例如，有些人小節不謹，比如生性風流如恩格斯，「跟自己廠子里的女工玩點風流韻事」，當然不能因此一事就把他貶斥為小人；又如，有人「入則不孝，出則不悌，不謹又不信，泛恨眾，而遠仁，行有餘力，則以學賭」，可以罵這種人畜生，但對罵這種人畜生的文章作者，則不宜論斷「既是小人，又是畜生」的，最多只能說，這傢伙脾氣真大，不懂禮貌，如此而已。

   作者此外所言全不當理。什麼「君子小人的兩分法，對於君子而言，是榮譽稱號，對於所謂的小人而言，卻是道德歧視。」比如武林中人強姦搶劫殺人放火，文壇中人信口撒謊到處造謠，特別是現代政治要人堅持專制仗權欺人，皆屬大德有虧，給以「道德歧視」，豈非理所當然？

   儘管效果有限，道德譴責乃是專制國度里民間社會「維護」公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這一道防線崩潰，世人香臭不分黑白混淆了，對不道悖德的行為不是進行「歧視」譴責而是羡慕喝彩，那這個社會的墮落程度就極其嚴重了。

   至於「君子小人的兩分法」有違平等之說，我在《客氣漸消真氣盛，棒敲獅吼不容情！》就已予以批駁：君子小人是一種道德高低的事實陳述，與平不平等無關。民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抹殺不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差距。古代臣民社會有君子小人之別，現代公民社會也有小人君子之異。君子小人是道德優劣的事實區分而不是「把人按道德區分了等級」。

   七

   本文從頭到尾沒有幾句站得住的，真乃一團茅草亂蓬蓬也，懶得一一疏理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文結尾，錄此共賞：

   一個聲稱只管大義不計小利的人，一個聲稱從來不計較幾元錢得失的人，他的日常生活難道天天都由傭人代勞？或者每天都是數以萬計的收支？或者每次買一個五美元漢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也從不打心上過一過？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人，無一例外地必須依靠各種商品維持日常生計。只有懂得日常生計難易的人，才會把他人的生計放在心上。聲稱只顧大義不計小利者是很難讓人相信其是誠實的。有理由認為，這種人一旦執掌政權，不會把細民的一元錢兩元錢的利益擱在心上。因為如果他擱在心上了，就等於是在紆尊降貴，就等於是內外兩張皮，做人不誠實。如果不放在心上，又憑什麼讓選民相信他？所以，奉勸那些只顧著大義的自由派人士，為未來的選票計，最好改掉這個習氣。

   我當時對衛文不願置評，主要是先看了這段結尾。一個人能從「不計較幾元錢得失」的習性和細節中得出「做人不誠實」、「這種人一旦執掌政權，不會把細民的一元錢兩元錢的利益擱在心上」等重大結論的人，其文章還值得認真讀、仔細批嗎？

   世間絕大多數人都是「從來不計較幾元錢得失」的，那不是「每天都是數以萬計的收支」，更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不值得。但不計較，不等於故意弄錯，而是錯就錯了，懶得斤斤計較太費心。而且「買一個五美元漢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的情況畢竟不多見。遇見了，要回來可，不要也可。

   不計較個人幾元錢得失與做人誠不誠實不搭界，與會不會「把他人的生計放在心上」更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把生活細節、個人性格小問題無限上綱為道德問題，繼而上升為政治道德問題，其實屬於作者智力問題。

   如有人真能「把細民的一元錢兩元錢的利益擱在心上」，那是何等了不起的政治家，正是「大義」所在呀。我敢肯定，那樣「蒼生憂樂心頭系」的政治家，絕不可能從那種一味「計較自己幾元錢得失」的庸俗猥瑣到極點的人中產生！

   2007-4-6東海一梟

   首發《民主中國》4/10/2007

(在專制面前自我繳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