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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劉傑糾錯，為「義德」鳴冤

   一

   劉傑在《日本的「義」與中國的「義」》中，痛斥儒家「五常道」之一的「義」。劉傑寫道：

   在中國古代的聖賢眼中，是這樣解釋「義」的：「義」者，宜也。也就是說，「義」並不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原則，而是一種權宜之計。這與我所相象的古代武士和士大夫的那種道德觀相差太遠；又道：這是一種犬儒式的機會主義的人生觀，在一切大是大非面前卻選擇了放棄原則的權宜之計。

   這是一種誤解。由於五四以來儒家遭受空前慘烈的惡意歪曲和深度摧殘，類似誤解在知識分子中相當普遍。

   二

   「義」的本義就是正當合宜的道德和行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在儒家道德序列或「道德集團」中，其地位僅次於「仁」。

   「義」本身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原則，但與「仁」相比，有權宜之意。仁義禮智信是「五常委」，其中仁是最高權威，原則的原則，中心的中心。義雖位高權重，仍必須接受「仁」的節制。所以「義」與「犬儒式的機會主義」毫不搭界且截然相反。孔子重「仁」，孟子倡「義」，但孟子的表現比孔子更雄威凜凜傲骨錚錚有「大丈夫」氣呢。因為時代之機不同，只有表現得比孔子更有「英氣」，才合乎時宜。

   「義」者宜也，這個宜，合乎時宜，與「仁」之大經相比，是權道。關於儒家經權論，我在《東海難不倒》系列之40答有巢氏問中深入淺出地作過介紹：

   儒家既理想主義又現實主義，兩者圓滿統一。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完善地結合在一起的是經權思想。經，常道，是基本原則，普遍規定；權，權巧方便，權宜變通，是對經的靈活運用。孔子很重視權道，在《論語》、《易傳》中都表達了經權的思想，在《春秋》中更是將經權思想貫穿在歷史事件中來表達,形成了公羊學家完整的經權學說。

   孔子認為「權」是很高的人生修養和政治藝術，強調在把普遍規定和基本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去的時候，需要通權達變，因地因時因人而制宜。但權不離經，仁義道德的大 經 大 法任何時候都不能變，在行「權」之時也不能違背仁的原則。這是儒家的權道與法家的權術本質的不同。

   三

   劉傑表示認同武士道中的「義」的精神，並引新渡戶稻造先生就曾經在《武士道》中對於「義」的解釋。他說：義是決斷的心，「義」就是果決的心，在臨事面前的決斷。具有「義」的精神的人，該死的時候就得死，該攻的時候就攻。義是人之骨，無義不能立身於世。

   其實，日本文化乃中華文化的分支，武士道中的「義」的精神與儒家「義德」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武士道精神對儒家「義」已有所偏離，與史記刺客列傳中刺客們體現的「義」的精神也一樣（更具「俠」的味道了。小偏而已，原則上並不悖離。孔子逝后，儒分為八，其中一派就曾流而為俠）。

   劉傑將「人們往往打打著正義、公義、仁義的旗號，卻乾著那些沒有道德，喪盡天良的事情。」歸因於儒家影響，照搬柏楊之流膚淺混亂不堪的「門外」觀點，斥儒家文化為「反民主、反人性，也反義的」、「代表專制精神」的醬缸文化，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漢武帝以來，儒家雖上升為「王官學」，但也是表面風光，歷代王朝往往陽儒陰法、外儒內法，主要原因也在於儒家理想性。儒家在政治上理想與實踐並重，其理想主義是一種「現實的理想主義」，其現實主義是一種「理想的現實主義」。但「理想的現實主義」畢竟是道德為主的，仍有「迂腐」的、不切實際的一面，實質上仍是理想主義。所以儒雖重視權道，為什麼在歷史上很多時候照樣很難行通。

   但是，陽儒內法不是儒家的錯，道德變偽，「人們打著正義、公義、仁義的旗號，卻乾著那些沒有道德，喪盡天良的事情。」更不是道德的錯。任何學說都可能、也可以被專制主義利用來作「旗號」的。在西方歷史上，人們打著上帝的旗號，卻乾著那些沒有道德，喪盡天良的事情；在現代中國，民主自由不也被中共狠狠利用了一把嗎？

   四

   梟文《以德治誰？》曾為領導人擬座右銘曰：仁以安人，義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同時，這也是我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擬口號之三。

   「仁以安人、義以正我」的原創權應歸董仲舒。他說：「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義之為言我也。」意謂仁著眼點是他人，義的著眼點是自己，仁的重心在愛人，義的重心在正己。他又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承認）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仁義法》）

   這才是仁義的正解（之一）呀。「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的東西」，與仁義何干，與儒家何干？2007-12-9東海一梟

   2007-12-9首發《自由聖火》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