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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必不可少之人」等（東海隨筆九則）

   《教授之禽獸化》儒家講究師道尊嚴。這個尊嚴，來自於學生的尊重，更來自於老師的人格高尚和道德自尊。可而今中國，早已師不師、生不生矣。生不生，主要責任又在老師、在學校、在教育。一篇網文《導師白天教授晚上禽獸，女碩士自曝用肉體換學位》，為學生之垃圾化和教授之禽獸化作了一個很好的注。

   該文說的是新概念英語的編者、中國英美文學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何其莘利用特權玩弄女學生的事。文中說「他經常這樣對自己的學生，本科碩士博士都有，甚至連學校的女老師他也不放過」，同時還提到個叫張中載的老師及上屆校長王福祥，與何其莘是半斤八兩，而且「這種事情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是有光榮傳統的」。

   讀之令人心驚。文中所言未曾證實，但我想，多數人中國人都會相信是真的，我認為，對這類 「光榮傳統」發揚者，如果法律不好追究，校方理當懲處，否則，受迫的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丈夫、男友及兄弟親朋可以、應該也有權對這類「叫獸」進行必要的報復，一雪恥辱！ 2009-6-9

   《陳昭瑛一針見血》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陳昭瑛在給《儒家郵報》百期寄語中提及：

   「台灣的儒家學者在民主化過程中缺席，因此在今日統獨囊括言論市場的情況下失去發言權，面對各種重大議題常處於失語狀態，台灣的民主也因此失去了可以從儒家思想吸取傳統養份的機會。」

   一針見血，引人深思。

   由於自由主義道德資源的不足，在特定地區和國度的民主化過程中，如果得不到本土文化和道德傳統的配合，縱然成功，也會弊端多多。台灣政治一方面比大陸先進一步，另一方面劣跡亂象不斷，此為要因之一。

   台灣民主的成功，是台灣人民的幸運；台灣民主「失去了可以從儒家思想吸取傳統養份的機會」，又是一種不幸。另復須知，儒家思想不僅有足夠的養份供吸取，它對民主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更有很好的指引、導向及道德奠基作用。

   儒家以民為本，就要為民維權，為民爭權，就要爭取早日建設一個能夠有效地、高度地保障民權的制度，這一切離不開真言實論，為此就要為自己也為民眾爭發言權。這都是儒者份所當為。在社會轉型期，中華文化圈是最容易出大儒的。「面對各種重大議題常處於失語狀態」，乃儒家之恥。

   比起大陸，儒家傳統在台灣畢竟仍有殘遺，大陸儒家才真正長久以來完全「處於失語狀態」。近年來，《原道》及個別儒者做得好些，但到目前為止，對社會和政治的關注依然很不夠，影響更是微乎其微。這有各種客觀因素的限制，更有儒家群體自身的問題。我們該好好反省了。2009-6-9

   《對待錯誤的態度》誰都有行差踏錯犯錯誤的時候，大多數過錯也都有改正的機會，只要不是死罪，沒有觸犯刑法就更好了。過而改之，善莫大焉。所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更之，人皆仰之」。小人反是，有了過錯，藏著掖著隱而私之，唯恐藏得不深、遮得不密。實在遮掩不了，就巧言狡辯、偽飾遮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當然，也可以理解，作為人性的弱點，不僅小市民如此、領導階級如此、文人墨客如此，一些志士也不例外。就這個意義上說，當今時代非小人者寡矣。曾有人要我代為保密一件不太光彩的小事。作為朋友，這當然是份所當為的。不過，內心裡不免有些好笑。2009-6-9

   《殺一人得天下不為也》或曰：「儒家充其量，也就是在絕對控制國家政權之後，殺幾個他們所討厭的人，在遇到手無寸鐵的「亂民」或一點軍事能力都沒有的「暴民」時，可以大開殺戒一回。而一旦人家手裡也有了刀，跟他對殺起來，他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這是對儒家極大的誤會。個人層面，儒家主張以直報怨，對於怨仇，要報以直道，不能循私亂來；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計代價，不顧生死，必報，故《春秋》大復讎（大，推崇之義）。不過，復的必須是正當、正義之大仇。如果君不君而被革命、父有罪而伏法受誅，臣與子皆不得復讎。

   在政治層面，一切依禮法（儒家刑法以禮為本、禮以仁義為本）而行，如合不禮法和情理，殺一人得天下不為也，豈容任意亂殺，豈容以「討厭」為殺人理由？另外，面對邪惡有沒有辦法、辦法高低、效果如何，因人因地因時而異。歷代儒家中軍事家、謀略家多得是。2009-6-9

   《唯真理是從》不少「主義」、「道理」、思想、觀念等，明明沒道理、明明已被事實證明為落後謬誤反動，可一些人就是支持、擁護、崇奉、鼓吹之。溯其原由，有的確屬愚昧，有的則是出於私心，動機不良。因為某種「主義」、思想能夠給他個人帶來利益，帶來名聲或特權，乃不惜狡言強辭、欺人惑世！李大釗說得好： 「言論之挾有真值與否，在其言論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質與否。苟其言之確合於真理，雖一時之社會不聽吾說，且至不容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囁嚅以迎附此社會；苟其言之確背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歡迎吾說，而並重視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趨承此社會。為其持誠以遭世厭絕，猶勝違心以博世優容。前者則倖免于自欺，後者則已陷於欺人。以言違時之弊猶小，以言惑世之弊乃無窮焉。」（李大釗《真理之權威》）

   這一段話，值得言者三複。2009-6-9

   《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自古以來大智大德大文化人都有相當的自信。清末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為駁斥毀謗致函上海某報主筆自辯時寫道：

   「吾固確自信為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也。雖復時人莫之許，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吾信吾足跡若能履中國之土，則于中國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嘗有一不慚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歸國與否，此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強致也。……故吾常以為天如不死此四萬萬人者，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徐一士《一士類稿—左宗棠與梁啟超》）

   今如有人敢發如此言，必被視為大言不慚。其實，這種高度自信，乃超人的意志、卓越的天賦、歷史的使命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結合於乃梁啟超一身而使然。

   當然，自信是否實在、是否切合自身實際，與當事人文化根基的深淺、智慧道德的高低大小有關。粱啟超的自信，儘管不算虛妄，但比起孔孟及東海的自信來，終究不夠實在。借粱啟超的話說：「東海固確自信為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之能自由發言、公開開講與否，此關我中華民族之福命也。」 我自信有資格這樣說。2009-6-9

   《憂樂不二》李敖于中華文化尤其儒家了解、理解都有限，但天資頗高，偶然不小心也能想到相當高的地方去。如《李敖有話說》中這一段話，就體現出了相當的境界。他說:

   「我有一個老師叫殷海光，台灣蠻有名的。他在台灣和雷震辦《自由中國》雜誌，辦了十年，被蔣介石反掌一撲，雷震被關了起來。殷海光沒被關，但一次在家裡吃飯時想到蔣介石，吃一半氣得飯也不能吃了。最後，四十九歲，得胃癌死了。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可是心裏不愉快是重要原因。他是哲學家啊！他是思想家啊！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對勁啊！表示你沒想通啊，思想沒學通啊！他的敵人活了八十九歲，你小子活了四十九歲，他比你多活四十年。你打倒什麼敵人啊！你輸了！所以，第一條，我就不生氣！跟你逗著玩，我贏你，活過你！現在我成功了，我贏了！」

   儒家聖賢憂民憂世與法喜道樂並存無礙，亦憂亦樂、大憂大樂、憂樂不二、本質上又無憂無樂。李敖這一段話，雖不中亦不遠矣。2009-6-9

   《自性的妙用》禪宗公案：

   「師(百丈懷海）侍馬祖（馬祖道一）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回頭，將師鼻一搊。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于言下有省。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搊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令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卻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

   這則公案大有意趣，值得詳參。見到野鴨，是自性所見；感到鼻子疼，是自性的所觸；自性如如不動而又隨緣顯現、隨緣作用。「適來哭，如今笑」，哭者笑者都是自性的妙用啊。2009-6-8

   《性在何處？》佛教也是講體用不二的，禪宗尤然。禪宗典籍載：異見王曾問婆羅提尊者：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捏，在足運奔（《五燈會元》卷一）。

   波羅提尊者所答，即是因體（性）起用，由用顯體。只不過佛教為出世法，禪宗雖已中國化，相當入世，仍掛在佛教名下，故其「用」仍大有局限、仍疏離於政治、制度、科技之「用」。2009-6-9

   《余秋雨和余傑》曾作百字隨筆《佩服余秋雨》，人能宏道網友勸我曰：「含淚勸東海，莫罵余秋雨。死虎不可打，打了惹笑話。」

   其實余秋雨何嘗「死」？活躍得緊、得意得緊、受寵得緊、生龍活虎得緊哩。近余秋雨一篇新文談掃墓的文章談到四位「咬余專業戶」「古余肖沙」。古遠清、蕭夏林不了解，沙葉新可敬，余傑可厭。

   但余傑無論怎樣可厭，比余秋雨強得多了。余傑狹隘淺陋虛偽終究有度，余秋雨則是完全無度、完全不可救藥。這是他們的文字及各種公開「事迹」留給我的整體感覺和印象。2009-6-8東海老人首發《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