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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官比貪官更壞？

   一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扭曲乃至顛倒了各種正常的是非觀、價值觀，善惡顛倒是否淆（文革就像一頭野蠻的驢，把無數人的腦袋踢壞了），大量反文化、反道德、反人性的思想觀點紛紛出籠或者沉滓泛起，「清官比貪官更可惡」的觀點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間，《人民日報》曾有長篇文章論證「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說法。基本邏輯是：清官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剪豪梁、除貪官，使社會的階級矛盾得以緩和，麻痹人民的覺悟和鬥志，所以比貪官更具欺騙性。因為，清官清廉，讓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勞動人民就不那麼仇恨官府、仇恨舊制度。——人民不那麼仇恨他們，就不會起來造反。相比之下，貪官的貪婪豪取，更能激起人民的仇恨，促使他們奮起反抗，推翻舊政權。

   這種說法並非毫無道理。只不過，這僅僅是「革命的道理」，是暴力革命的、極端主義的標準和邏輯。為了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激怒弱勢群體，革命者唯恐天下不亂，當然希望執政者及各級官員們壞事做的越多越絕越好。

   豈僅清官？在革命者眼裡，任何人，任何比較緩和的措施和辦法，只要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緩和官民矛盾、促進政權改良和社會進步，都是壞的，不可接受的。

   從革命的角度看，「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論點可以局部成立。何以僅「局部成立」？因為，貪官的貪婪豪取對人民生活會造成怎樣嚴重的痛苦，對社會道德會造成怎樣的巨大的破壞，還有，「激起人民的仇恨」之後他們是否一定會奮起反抗（也有可能官與民爛成一團，造成社會潰敗），奮起反抗是否一定能夠推翻舊政權（也有可能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共同歸於毀滅），新政權是否一定勝過舊政權（充滿仇恨的人民建立起來的政權更有可能新不如舊）…，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多數革命者一般是不予考慮的。

   二離開「革命立場」，「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說法就是顛倒荒唐的，簡直豈有此理。清廉可敬，腐敗可恥，清廉值得稱讚，腐敗必須懲罰，這才是人之常情、社會之常理。

   清官品質高尚，無疑更富有奉獻利他、愛民愛族的精神，對於不良的體制和政治，其改良的內在動力和衝動（道德力量）肯定要比貪官大得多。（即使某些清官無意于體制改良，也不能將體制之惡不分青紅皂白地栽在清官們頭上。）

   另復須知，儒家並不絕對反對暴力革命，對於湯武革命，儒家就非常支持，高度讚揚。只是儒家為人民和社會考慮，不到迫不得已，不忍訴諸暴力，只要還有改良的希望，就不輕言革命。因為，和平轉型比暴力革命付出的社會代價要低得多多。

   可笑的是，某些自由派在看待「清官貪官」問題時亦堅持「革命立場」，充滿文革精神，表示反專制但不反貪官，希望貪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博訊螺桿在東海《海瑞孝乎不孝？》文後跟帖：「現在已經沒人對什麼包公海瑞的感興趣了，因為清官比貪官還可惡。」 可見，「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還頗有迷惑性和欺騙性呢。

   對於這些自由派，東海只想問一句：清官與貪官相比，誰會更關心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面對明顯落後於時代、違背了民意的現行體制，誰更有改革的衝動？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三「清官比貪官更可惡」的觀點從文革開始流行，但四人幫並非始作俑者。這個觀點的發明權要歸於清末的劉鶚，他在《老殘遊記》寫到清官可恨時說：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其實，這段話只是劉鶚的激憤誇張之辭，邏輯並不嚴密。清官當然並非一定都好，其中不免有酷吏，有剛愎自用任性妄為者。但不可一概而論。貪官中剛愎自用任性妄為者，廿四史中，更加指不勝屈。

   將清官等同於酷吏再來論清官的危害性，偷換概念，對古今中外的清官們都是極不公平的。如果說「酷吏比貪官更可惡」，倒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絕對。漢朝一些酷吏，其實是勇於犯上、嚴於執法的好官，他們不畏權貴，對民眾卻頗為溫柔。說「酷吏比貪官更可惡」，要看酷吏是對權貴還是對民眾酷。2010-9-8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0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