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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張裕先生最後一答》「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貪腐最嚴重的朝代」，相對漢唐兩宋得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可以這麼說，相比現當代則不可以。明朝的文明，滿清已不及，中共更趕不上。

   明朝皇帝沒出息的多，但官僚制度、官吏道德都相當硬，文化人的骨頭更普遍過硬。儒學---既使是被朱元璋嚴重閹割過的儒學----所培養熏陶出來的人物，那種內在的堅硬，是現代人特別是自由人士難以想象的。

   皇帝常不上朝（有的長達幾十年。那怕現代國家，總統缺幾十天試試？）六部缺員常不得補，但大多數時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運轉仍能維持基本正常。別以為是僥倖。

   朱元璋是有史以來對官僚隊伍道德要求至高、反貪最兇猛的帝王，明朝前期（包括朱元璋后數十年）官員之清廉度是相當高的。中後期法久弊生、法禁鬆弛，官場腐敗反而變本加厲起來，這是專制社會難以避免的現象。但縱然到了晚期，腐敗嚴重到極點，仍然清官良吏層出不窮，比起當代中國官場好得多。

   在民主制度出現之前，君主制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君主、國家、國民三方面利益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故「鎮壓民間反抗」、「起義軍」也有一定合理性合法性，為了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不能視為屠殺無辜。這與為了得天下「行不義，殺無辜」完全是兩回事。

   引用「征撫交失，賞格不行」之類詞攻擊王陽明，莫名其妙，以「不待詔命而移師八寨、斷藤峽兩地，一舉剿滅了朝廷長期鎮壓不下的僮傜少數民族起義軍」一事指斥王陽明「有悖天理」，更是以功為罪，顛倒黑白。就是現代國家，叛亂集團也是不被認可的，何況古代。這與尊敬少數民族是一回事嗎。

   另外，「不待詔命」也不能視為王陽明之玷。對於儒者來說，良知才是最高詔命----且不說軍事行動瞬息萬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張裕先生立場也是「瞬息萬變」：一忽兒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一忽兒站在王陽明政敵的立場上，一忽兒站在現代文明立場上，一忽兒又站到明王朝立場上去了…令人眼花了亂。）

   張裕先生對儒家及中國歷史的了解似乎僅來自於現代人的小說影視及網路文章，極似是而非、顛三倒四之能事（有「似是」處已算難得），加上對中華文化缺乏基本尊重，茲前包括所附的言論都屬於「過於膚淺低弱的問題」，本不值得討論、更不值得東海一答的。叨在筆會會友，勉答多次，算是特別賞臉了。東海時間貧困，若續有所言，恕不再答。

   藉此機會奉勸張裕先生一句：「眾所周知」的東西未必靠得住。要談論中國文化及歷史，先要下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苦功夫，否則，一發便成傻言，誤導無知，遺笑大方，又白白浪費了自已精力，何苦來哉。2009-8-3東海老人

   附張裕：眾所周知，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貪腐最嚴重的朝代，朝廷打擊貪腐雖說也無所不用其極，可說是殺人如麻，對大臣剝皮、剜心、零剮都用上了，但結果還是越禁越貪，因此官逼民反本屬理所當然。王陽明在明朝最黑暗腐朽的年代為官，雖然作為思想家、教育家盛名昭著，但為官之道涉及使用「殺人手段」卻顯然不是什麼「最好榜樣」，沒見他有什麼打擊貪官污吏的業績，只是享有鎮壓民間反抗甚至屠殺無辜的大名。《明史》上記載王陽明恰恰曾因「征撫交失，賞格不行」受責。以下轉一批評文字：然而，王陽明的「良知」也有悖天理的時候。如明•嘉靖七年，王陽明大概為了報效皇帝授予他在廣西思恩府、田州府平亂時「便宜從事」的寵信（特權），不待詔命而移師八寨、斷藤峽兩地，一舉「剿滅」了朝庭長期鎮壓不下的僮、傜少數民族起義軍，「殘酷屠殺了無辜百姓15000餘人」。（見於《中國歷代大儒•心學大師王守仁》）為慎于史實，再考《明史•列傳•王守仁》（卷195；傳83），知王陽明因「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受責；有「上疏」為其辯護者「言：『諸傜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岩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剿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 。可見王陽明 「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 (「蘇、受」即王陽明招降思恩、田州之酋長盧蘇、王受；兵，即二酉之軍隊)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如是，其不待詔命而移師八寨、斷藤峽兩地，一舉「剿滅」了朝庭長期鎮壓不下的僮、傜少數民族起義軍，「殘酷屠殺了無辜百姓15000餘人」 的事出入不大。孔子是尊敬少數民族的。他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認為「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而王陽明「征撫交失」，「盡平八寨。」 確是違背了孔孟之道；其「良知」非「良」也！當然，王陽明夫子的「心學」，對教育學、成功心理學（自律、開發潛能……）等方面是貢獻極大、極其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