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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儒分子反華勢力

   儒家與中華是一分為二、二合為一的，同體共生，密不可分。反共不一定反華，反儒家、反中華文化則是真正的反華。在這個意義上說，五四以來包括魯迅、柏楊在內的諸多名家鬥士多是反華分子。

   當今某些「自知」（自由知識分子）、「獨知」（獨立知識分子）、民運人士及所謂的文化基督徒也不例外。不論國藉為何，這些人在文化意義上已非華人，而且，比起大多數秉持西方中心論的西方知識分子更加反華----一些西方知識分子及西方政府倒更有親華乃至「中華」的味道。他們「反」的水平、動機因人而異，但對中華文化的污衊詆毀和否定則是相當一致的，與文革紅衛兵的反孔滅儒精神一脈相承。

   華國鋒時期有著名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某些自由民主人士可謂另一種「凡是派」：凡是西方的都文明優秀，都精華，凡是中國的儒家的都野蠻落後，都糟粕。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後來成了笑柄，當時卻儼然「真理」；新「兩個凡是」在很多國人眼裡仍儼然「真理」，「新凡是派」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危害與專制主義及老「凡是派」異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囯內有一批「興漢志士」，雖高舉著華夏及儒家招牌，其實對華夏精神、儒家義理多不了解、更不認同，特別擅長無理攻擊、無禮侮辱、無實誣衊、無聊詆毀、無恥誹謗。他們只是將儒家、將仁義道徳當作裝飾及某種工具而已，實質上反文明反道徳，實質上同樣屬於反儒反華勢力。對於此輩，「漢民族主義」也不過是一種逐利及實現某種野心的工具。例外的是《新漢網》，雖打「民族主義」牌，但比較不那麼狹隘，與其它「漢民族主義」有異，可稱之為「新民族主義」。）

   「物非我輩終無賴」，反儒反華人士無論多麼有知識多麼聰明，大多是不可信不可靠不可交、在一定時間框架內也是不可教的人，因為「所知障」重，他們比僅僅沒有知識的小民更不可教。

   而且這類人物中不少是重度的謊謠「癮士」。東海當年有一短文《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不撒謊，不作惡》，居然曾被一些「反儒志士」們斥為「道徳大棒」，足見此輩是完全沒有道徳底線的。

   東海當年一味善眼看人、真心信人，直到上過無數惡當「善當」、吃過不少大虧小虧之後，才逐步明白過來，並得出一定律：反儒的社會，必是文化普遍貧困的社會；反儒的群體，必是智慧普遍殘缺的群體；反儒的「英雄」，多是道徳匱乏的人士（當然，以上論斷是總體上概乎言之，具體到個人自有例外。反儒陣營也有品德優秀者及東海的朋友。）

   凡我儒者，衛道有責。對於形形色色思想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反華分子和勢力，我們既要尊重他們的言論權，又要真言直發、毫不客氣地對他們進行思想清算和文化批判。以大中至正的「道理」批駁、摧破古今中外各種歪理邪說和謬論，原是儒者的責任。

   道理上先天不足者，大多害怕擺事實、講道理。他們在「理」上的錯誤愚昧、「事」上的落後荒唐被指出，理屈詞窮，往往反罵別人是驕傲狂妄攻擊毀謗，其實這才真是驕傲狂妄攻擊毀謗呢。同時，一些反華分子對儒家的批評不是理性討論的方式，而是採取曲解歪釋、無線上綱、無中生有等各種手法，亦與誣衊毀謗無異。

   可悲的是，一些儒者或力小氣乏、怕背上攻擊毀謗之名，或見低識淺、對自家義理認識不足，也不敢與人講道理，而喜歡以「和為貴」之言為自己開脫，把「和為貴」等同於「苟同為貴」、「和稀泥為貴」了。

   或曰，無知之徒難以理喻，辯之無益，何必與人爭一時之長？確實，辯場上難以理喻者眾。不過，多數時候辯論不僅是為了啟蒙對方。對方服理當然好，對方不服，可以辯給他人看，辯給後人看。對他人講理、與他人辯理、助他人明理，也是修身的方式之一。爭理，是為了明理弘道，可不是與人爭一時之長。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東海老人200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