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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有犧牲精神是不夠的---汪精衛一生三大誤

   譚嗣同和汪精衛，一改良一革命，選擇的道路不同，但都同樣熱血雄魂驚彩絕艷，為了理想視死如歸。前者可以逃亡而不逃，留下來主動「流血」；後者謀刺攝政王，回國來主動「找死」……

   但是，按照儒家道德標準，僅有勇德和犧牲精神是不夠的。

   儒家以仁智勇為三達德，智與勇，都屬於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仁者必然有智有勇、智勇雙全。智勇不足，亦是道德不夠的表現。而代表著近代中國兩條道路的選擇的譚嗣同和汪精衛，都是勇有餘而智不足。尤其是汪精衛，生平犯了三大錯誤，誤己誤國，就是缺乏儒家智慧和歷史眼光所致。

   選擇革命道路是汪精衛第一誤。我早說過，沒有儒家義理指導、缺乏仁義原則奠基的革命，必然在不斷的暴力和激進中偏離乃至悖離初衷而走向反面。這是怎樣驚心動魄的悲劇：多少罪惡、多少暴力藉著革命的名義以行。我曾指出：

   「汪精衛如果能夠逆料革命會反過來吃掉自己的兒女，吃掉民主自由和中華文化，吃掉所有人性、道德、理想的光明，他一定會作出完全不同的選擇。」（《汪精衛和譚嗣同---左右肝膽兩崑崙》）

   清末革命當然是被清王朝逼出來的，但是，面對在民意麵前節節讓步不斷妥協的清統治者，虛君共和或君主憲政才是最佳選擇。可惜汪精衛們見不及此，不知道「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向肅親王致敬，為汪精衛惋惜》）

   如果汪精衛當時能夠聽從攝政王的勸告，以革命的精神從事改良的事業，將譚嗣同們未能完成的改良事業重新進行下去，那該多好，那不僅是清政府之幸，更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20世紀初，清王朝已經被迫從傳統政治體系向現代政治體制轉型。應該說，當時清廷立憲的步伐還是相當迅速並不無誠意的，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各省選出了咨議局，中央組成了資政院。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9年，預備在1916年正式開國會。

   1908年，立憲派掀起了呼籲清朝廷速開民選國會實行內閣制的政治運動；1910年1月開始連續進行了四次大規模請願活動。清廷又不得不將原定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定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

   如果不被高歌猛進的革命潮強行中斷，早已內憂外患焦頭爛額的清王朝，無論怎麼不甘，情勢所迫，是完全有可能完成一次歷史性政治轉型的。那樣一來，中華民族將走上一條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以避免多少歷史悲劇的上演，今天的中國，又將會怎樣的文明、昌盛和輝煌。

   汪精衛第二誤，是從事暗殺行動。暗殺攝政王之舉，為民為國的動機和大無畏之犧牲精神可敬可佩，但暗殺行為本身則可厭可憎。政治暗殺之風遺弊無窮，尤不可長。

   國民黨暗殺成風，汪氏政府亦特務橫行，這一點特別令人厭惡。據有關材料說李士群輩直接受日特機關控制，汪氏是失控的，儘管如此，汪精衛作為汪政府名義上的最高領導，無論如何負有推卸不了的領導責任。汪精衛因暗殺成名，他自己一生亦屢遭暗殺最後死於舊傷複發，可謂報應不爽。

   汪精衛的第三誤，則是誤判了抗日戰爭的願景和當時的國際形勢。如果說汪精衛早年一腔熱血撒錯了方向，誤了我中華民族，那麼，這一誤判則是誤了自己，造成了自己被化骨揚灰的結局。儒家聖賢自有標準（詳見東海《聖賢論》），聖賢沒有機會則罷，如有「外王」的機會，必然功德圓滿。在仁智勇三德的配合下，成功的概率和希望相對較高，如果失敗得太悲慘，必是世智不足，非聖賢也----而且，聖賢大師大德，自有相當福報，縱入濁世，也不至於下場太慘。

   另復須知，汪精衛晚年的選擇客觀上對抗日戰爭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無論為重慶政府贏得多大喘息、抗戰之機，為淪陷區民眾爭得多少生活、安全保障，他的和平運動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亦是極為沉重的。」（《東海評汪系列之：汪精衛案翻不得！》）

   我相信汪精衛「早年革命晚和平，都是為民獻此誠」，但不能不指出，以儒家標準衡之，仁勇有餘而智不足。這可以視為東海之儒對汪精衛的定論。不論汪精衛精神多麼可嘉，不論共國兩黨對有關汪精衛的歷史事實作了多少歪曲、「保」下多少機密，都不影響這一定論。

   東海當年「過度」推崇汪精衛，是出於對共國兩黨的極度不信任，更是出於對利己主義和奴才主義的惡性泛濫的社會現狀的厭惡。由於對儒家義理「吃」得不夠透徹，智慧未開，矯枉未免過正，發言往往出偏。

   另外還有特定的個人原因：當時東海已把自己「豁出去」了，對於譚嗣同和汪精衛的犧牲精神特別默契。而汪精衛的犧牲精神和烈士情節又特別濃烈，不僅甘願犧牲生命，而且不惜犧牲名譽，把自己的一切一切都當做了祭品。

   皈儒漸久，漸漸明白，對於儒者來說，僅有勇德、僅有犧牲精神是不夠的。暴虎馮河式地一味地犧牲自己，於事無補，於世無補，不一定是好的、負責任的選擇。仁愛要講效果，不是僅僅把自己奉獻出去就夠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極而言之，某些邪教信徒和恐怖主義分子也很勇敢呢。儒者應該以更高的、最高的標準、以聖賢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儒者的大勇必須有大智相輔，智勇雙高，才能成就一個仁者、一個聖賢。這個智，包括通權達變、因地制宜、見識高超、料事準確，包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包括對各種常識的掌握、對各種是非的明辨、對人性對儒學奧秘的深刻理解、對社會對時局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等等。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敬，但應該注意的是，「我入地獄」要「入」得有意義有價值，至少不能帶來負面效應甚至製造新的地獄-----象當年壓倒了改良的暴力革命那樣。殷鑒不遠：多少先烈的血，流得毫無意義，甚至「染」出一個個更加黑暗的時代。從清末到現在，政治不斷倒退，真可謂一蟹不如一蟹。

   另外，儒者的生命、儒者的聲譽都不僅僅屬於個人，所以犧牲生命要慎重，犧牲名聲更要慎重。儒者個人的名聲與整個儒家密切相關，在犧牲個人名譽時要當心會不會把儒家「搭」進去。

   為民眾為民族勇於犧牲，「臨危一死」，不容易，但更難的是努力「行道」，爭取儒化中國、「道援天下」，把中華民族推上長治久安的光明大道併為此奮鬥終身。如果盡心盡性而道不能行，那就守死善道，守道、衛道、把道傳下去。這才是聖賢事業。只要道統在，中華文明就不會亡，就終有大放光華的一天。2010-4-13東海老人余樟法首發《民主論壇》東海草堂新浪分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0/04/1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