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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馬家、方家等等-----答Yukunshi網友

   一Yukunshi網友為方克立先生及馬克思主義辯，不少地方似是而非，然文字優美典雅，在當今學者中也算不無見識，很難得，乃認真答覆如下。

   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一回事，而個人信仰與社會政治也不是一回事，不可一概混同。確實，但是，它們之間也非「完全不同」，而是血脈相聯、魂魄相關，不能完全割裂開來。

   「解放」以來中國各種人禍包括「當今社會之種種亂象」，政治責任、領導責任無疑要由執政當局去負。東海十年來有大量文章議論時政、「問諸當路」，曾經以中國第一亡命徒自許，準備把自己給「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責任則由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去負，為此，東海也有不少文章劍指「馬家」。

   同時，那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論真偽），特別是其中在社會、文化等領域負有重任、佔有高位、富有名望者，也應該承擔不同程度的責任----至少是文化責任。所謂春秋責備賢者，就是因為「賢者」承擔著政治、文化、社會、歷史等等重大責任。

   二「儒家本身與作為意識形態之儒教」確實有所不同，但也非「天壤之別」。儒家不論如何被統治階級利用，不論如何教條化，只要儒家「作為意識形態」，其「真精神」終究要發揮出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來。古代儒式王朝無論怎樣「外儒內法」、「陽儒陰法」，終究比較開明和文明。

   宋朝以後，君主專製程度越來越高，儒家受到的利用越來越惡劣，受到的歪曲越來越嚴重，故史家有「崖山之後已有中國」之說。清朝，本來就遭到嚴重歪曲的儒家又進一步僵化和教條化。但就是這樣，滿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現代特別是「文革」時期。

   五四時代對儒家的批判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儒家在給予君主專制以良性的制約與導向時，也難免受到專制主義的侵蝕。到了「封建社會」晚期，不少早已陳舊僵化、本身就違反了仁義原則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教條，對於種種社會問題負有相應的責任，打倒是應該的。

   （對於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的落後，張之洞等洋務派及後來的譚嗣同康有為等改良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和不同方面的努力。這說明儒家內部有相當的與時俱進、因時制宜的能力。）

   五四的問題在於因噎廢食，把某些外在道德規範的問題、某些儒者個人的問題無限上綱地一概委之儒家，不是升級它、回歸它的真精神而是將它連根拔起。正如魯迅所說：倒嬰兒洗澡水時把嬰兒給一塊潑掉了。

   三儒學與馬克思之學都曾經因意識形態化而有所扭曲，但前者根子正，源頭清，大 經 大 法沒問題，無論怎樣扭曲，都屬於枝葉問題，實踐上縱有偏差，不會過分；後者則是本身思想根基的問題（詳見東海《異端論》、《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諸文），無論扭不扭曲，實踐上都會全盤錯誤，犯錯極易，糾正極難。

   這就是儒學與馬克思之學的區別。

   所以，東海否定馬克思之學，並非僅僅因為「社會問題」。當然，我並不否認馬克思主義局部合理性的存在，不否認它對某些社會問題的認識和分析還相當深刻。我說過，哪怕邪教教義，也不會一無是處的。

   至於馬氏有共產之理想，儒學亦有大同之觀念，兩者乃是「形似」而已，形似而神異，兩者所依據的人性論、生命觀、世界觀大不同也。「昔康有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yukunshi 先生也知道「牽強」。康有為、梁漱溟雖大儒，終究只是「賢人」。

   四yukunshi 先生曰：「（方克立）先生門下數十弟子，思想差異甚大，先生皆能包容」。於此足見方先生的修養和胸襟，我對待方先生與其它馬克思信徒也是有所區別的（詳見東海《異端論》）但是，方先生對「門外」眾多的不同思想、學說、主義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於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說、主義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

   堅持正義真理道德理想、堅持一種優秀先進的文化與思想專制是兩回事。東海「獨尊儒術」，卻不主張「罷黜百家」，或者說，我對各種異端外道的「罷黜」完全合乎仁義原則和現代文明原則。比如對馬克思主義者，我會嚴厲批判，也會尊重其言論權，並主張給予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異端外道的言論權以制度保障。我說過：

   「言論自由是普適價值和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應該和必須成為當代儒家的重要原則。這方面不能「軟」，不能「從權」，不能枉尺直尋及鄉愿態度，也不能用投票來決定取捨不能訴諸於民意。所謂原則，就是「左右皆非之，諸大夫亦非之，國人亦非之」也要堅持的東西。對原則的維護堅持，是需要一點「雖萬千人吾往矣」的精神的。」（東海文章《維護文明原則，顧全儒家大局》）

   另外，拙著《大良知學》有《尊儒不是獨尊》一文，也談到尊儒與尊重思想多元的問題，歡迎參閱。2010-6-23東海儒者余樟法

   附yukunshi先生跟帖（跟于東海《敬請方克立及其門下眾弟子三思》）：東海先生就當今社會之種種亂象敦請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竊以為實在是找錯了對象。眾所周知，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一回事，而個人信仰與社會政治更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豈可一概混同？對於專制社會之種種社會問題，五四時代曾一概委之儒家，因而提倡「打到孔家店」，流風之弊，以迄於今。有識之士則知儒家本身與作為意識形態之儒教固自不同，儒家真精神與被統治階級利用之儒家教條，可能有天壤之別。正因為此，故不可因封建時代之問題而廢儒學，故有今天提倡儒學復興之可能。以足下之高明，吾想固不否認此義。儒學如是，馬氏之學寧非如是乎？任何學說，凡意識形態化則必致扭曲變形，儒學與馬克思之學一也。社會問題，當問諸意識形態，豈可因此否定一種學說思想？馬氏有共產之理想，儒學亦有大同之觀念，昔康有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此雖不免牽強，亦可見此未足為馬氏之過。至如階級鬥爭之類，其過在絕對化，我以為並不在其本身。社會階層之間有矛盾，並因此矛盾而見社會之變動，此義作為一家之言，試問又有何不可，又如何能輕加否定？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如海德格爾、薩特乃至哈貝馬斯、德里達諸大哲莫不同情之，正可見其自是一理，未可以輕非也。由是而言，個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有何不可？且觀方門聲明，有「先生門下數十弟子，思想差異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之言，蓋其中尊信馬克思主義者固有之，然同情儒學者亦是不乏其人。至於當今之社會問題，嘗聞信仰馬氏之學者固欲辨「真馬」與「偽馬」矣，如新左派之流，亦自不屑與正統之意識形態划等號，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內部，自有異同，又豈可不問皂白、一概打殺？學術之爭，自來難免，方今儒學固宜復興，然若必欲罷黜百家、定於一尊，此亦恐實非儒學之福。殷鑒不遠，正在馬氏之學！社會動蕩、天災頻仍，足下不問諸當路，乃請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其欲年逾古稀之方先生及其身為學者之眾弟子為此負責耶？豈非笑談乎？「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2010/06/2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