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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馬學儒化和儒學馬化----與錢遜教授商榷

   最近，錢穆之子、清華大學資深教授錢遜在全國儒學會議上做了題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當代中華文化發展的核心問題》的學術報告。他說：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一個吃掉一個，或一個化掉一個，而是二者各自經過創造性的轉化，在新的形態上繼續獨立發展。二者相結合實現了兩個過程：馬克思主義經過中國化的轉化，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華傳統儒學經過創造性轉化，成為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儒學。中華文化在儒學的創新性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兩者是統一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對錢遜教授的觀點，我贊同一半，反對一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即儒家化，簡稱馬學儒化，我高舉雙臂贊同；「中華傳統儒學經過創造性轉化，成為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儒學。」此為儒學馬克思主義化，簡稱儒學馬化，我堅決、強烈反對，期期以為不可。何以贊同反對，解析如下。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各個層面，儒與馬皆格格不入。哲學上，儒學唯仁，仁本位；馬學唯物，物本位。仁本主義與物本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皆背道而馳。政治上，儒學民本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馬學黨本位，把黨放在人民之前。制度上，馬家政治是黨主制，經濟是公有制；儒家是禮制和民有制（近乎西方私有制）。教育上，馬家第一學科是馬學，儒家第一學科是儒學……

   論基本立場、道德標準和政治原則，儒馬不兩立，別說儒學馬化不可能，馬學儒化也不可能，也是個偽命題。但是，就現實而言，馬學儒化的思想取向有其重大意義，值得肯定。

   積弊深重，棄馬歸儒不可能一蹴可幾的，任何人當國為政都不可能。質變需要量變的積累，就像革命需要一定的條件一樣，棄馬歸儒同樣有賴於量變的持續，需要具備相應的政治社會基礎。在一時不能去馬的前提下，立馬尊儒不失為次優選擇，優於馬家原教旨，優於馬家與法家結合，也優於馬家修正主義。有志之士應致力儒家事業，為未來徹底去馬、真正尊儒創造條件夯實基礎，但不應否定當局局部尊儒的努力，也不應否定馬學儒化之追求的進步意義。

   馬學儒化，意味著馬家爭取進步、趨向文明的努力和向儒家接近，儒化的過程就是去野蠻、去邪惡的過程。馬家若能藉助儒化，最後放下唯物論、黨主制及公有制三大政治屠刀，退歸百家行列，那就實現無害化了。故東海曾作《儒文化和馬主義》一文，表示對馬學儒化的支持。

   就學理而言，儒馬不相容；就學者而言，儒馬會互變。學生「而立」之前，立足未穩，如果學習馬學，可能墮落為拜物教徒；馬主義者在徹底物化、斷絕善根之前，若有機會學習儒學，也有可能逐漸上升，變為正人君子。儒學飽含著真理，訴諸于良知，對學習者自有潛移默化的力量。換言之，馬學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馬黨不能儒家化；馬黨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馬黨中人和馬國人民不能儒家化，不代表儒家化的努力無用。

   東海衷心贊同馬學儒化，理由如上。但我堅決反對儒學馬化。

   儒學是圓學，正如張載所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吾道，孔孟之道、中庸之道也。理義精微，根本圓滿。一是理論圓滿：徹上徹下，全體大用，徹里徹外，內聖外王；二是理想圓滿：人格理想為聖人，從心所欲不逾矩，社會理想為大同，群龍無首，萬物咸寧，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儒家堅持正道和中道，追求極高明而道中庸，至廣大而盡精微。在思想學術上，繭絲牛毛辨析精微，不容一點差錯和混亂。如果思想學術混雜，意識形態有誤，問題很大，後患無窮。《近思錄》記載伊川先生語：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于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二程認為聖學無偏。若過或不及，就會出問題，甚至流為異端。楊墨也並非全然無父無君，但其流弊就會無父無君。故慎思明辨、擇法之眼非常重要，故韓愈稱讚孟子辟楊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驅趕猛獸和孔子作春秋自喻並宣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東海學舌曰：能言距馬列者，聖人之徒也。

   儒學貴純不貴雜，不宜雜染異端外道。孟子辟楊墨，宋儒排佛道，原因在此。比起楊墨佛道來，馬學毛思錯誤更嚴重，危害性更大。為了維護儒學理義上和根源處的純潔，凡我聖人之徒，不能不予以嚴厲的批判。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馬學的錯誤是雙重性的：將民粹主義與極權主義圓滿結合。民主主義、平等主義、平均主義都屬於民粹主義範疇，與極權主義一體兩面，相反相成。平等、民主一旦擴大化主義化，就會從自由的價值從屬演變為自由的敵人，往往有極權主義相依而起。古今中外造反派，或以民粹始以極權終，或一開始就是民粹、極權雙軌并行，原因在此。

   馬學中也有很多美妙的承諾和所謂的理想，但只能是永遠不可能兌現和實現的巧言。原因很簡單：馬家的唯物主義三觀、社會主義道路、黨主制和公有制的制度模式，都與其承諾和理想背道而馳，為南轅北轍作了最深刻的注。馬家越真誠，奮鬥越努力，離它們的承諾和理想就越遠。

   我說過，宗教極端主義是現中國一大禍源，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禍源仍非馬學莫屬。政治之禍、社會之禍、宗教之禍最大也有限，文化之禍則具有潛在性和無限性。而且，政治、社會、宗教之禍往往植根或引發於不良的主體文化。佔據憲位的馬學是中國內憂外患和人道災難的源頭。

   近年來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開始承認腐敗是全方位系統性的，但論及原因，仍多不著調，不老實。其實腐敗兩大根源在此：一是馬學，二是馬制。我在舊作《文化性腐敗》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共的腐敗是制度性的，更是文化性的。若不劍指馬學馬制，反腐只能是鋸劍式的外科手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在馬家政治中，修正主義比原教旨好，「不爭論」比旗幟鮮明好，即右比左好，鄧小平比毛氏好。但是，這種好非常有限，無改於本質的壞。所謂的改革開放，無非外科手術，治標不治本。要治本，必須把手術刀指向馬主義，徹底切割馬學毛思，全面回歸中華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撥亂反正。

   當年鄧先生主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爭論」，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是可以的，但不能一直苟且下去。意識形態問題是政治核心問題，從根本上決定了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基本品質和架構。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意識形態就是最大的名。

   馬學作為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最大的攔路石。這塊硬石頭遲早要搬走。豺狼當道，莫問狐狸；惡石擋道，莫捏軟柿。捏軟柿也是好事，比萬馬齊喑和道路以目好，但儒生和公共知識分子更應該頂硬上，勇敢地面向並把手伸向攔路石。

   擺在中國面前有三種制度選擇：黨主制，民主制，新禮制。一是馬路，二是西路，三是中路。反道統之本，開中華之新，依據仁本主義道統開出來的新禮制，可以汲取上古禪讓制、傳統君主制、西方民主制等優點。無論是選擇民主制還是新禮制，都必須從憲位上驅逐馬學，或換上西學，或改為儒學。

   或謂批毛批魯迅也罷了，現在批馬克思過早。我知道，或許十年內驅逐毛氏可以，驅逐馬學需要更長的時間。但要復興儒家重建中華，必須驅逐馬學。要驅馬，又必須將它批倒批臭。萬事開頭難，但總要有人開頭的。先知先覺者必須負起覺後知、覺后覺的責任來，儒者自噹噹仁不讓。

   錢遜教授「儒馬結合，相互轉化」的觀點，在學界和體制內儒學界頗為流行，東海有同意也有異議，特此分解如上。錢遜教授乃錢穆先生公子，大賢之後，縱然不同意，聽不進，至少有容人之量，能容忍我剖肝輸膽的真話。2017-6-6余東海 首發北春

（2017/06/0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