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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關於復讎的規定

   張某某為母復讎事件沸沸揚揚，讚揚之聲盈天，批評之聲不絕。對於復讎，不妨看看儒家經典有些什麼觀點和規定。

   首先，儒家強調，君主、父母、兄弟之仇必復。《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父仇不共戴天，不與仇人生活在同一藍天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見，如果父母死於非罪，司法又不能維護公正，不能懲罰兇手或者不能罰當其罪，復讎就是人子不可推卸的生命責任和天賦使命。

   兄弟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隨時準備著報復，見到仇人抄傢伙就上。不反兵，意謂不回家拿武器。交遊之讎不同國，朋友之仇，不與仇人共同待在一個國家。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君弒不討，不配為臣；父仇不復，不配為子。《檀弓》也有類似記載：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孔子的回答體現了儒家對復讎的重視和對「復讎之義」的強調，闡明了復讎原則。一是肯定了復讎的合理性正義性和必要性，二則復讎的方式手段因親疏而有異，不同的仇有不同的復法。《白虎通》記載：

   子得為父報仇者，臣子于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鬥。」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讎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政治黑暗天下無道，個人復讎有助於追求自然公正，來恢復社會正義。春秋大復讎。《春秋》中凡有復讎事，必大書特書。其推崇的復讎有三大類：國君復國君殺祖殺父之仇，臣子復亂賊弒君之仇，個人復殺父之仇。

   其次，儒家規定，父母以義見殺，因罪被誅，子不得復讎。《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何休注：「一往一來曰推刃。」父罪當誅而子復讎，仇家之子亦必報復，則一往一來循環報復。也就是說，父母因自身罪惡而死於法律懲罰或他人報復，子女不得復讎。

   另外，周禮和公羊學都規定復讎對象只限於仇者，不可牽連對方子孫。《五經異義》引古《周禮》雲：「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公羊傳》雲：「復讎不除害」何休注：「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子。」

   關於張某某事件，人民法院報發文說：「任何為個人復讎張目的論調均是反法治的」。反法治，前提是有法治在，法律公正，刑罪相稱，罰當其罪，司法能夠真正充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此，個人復讎就喪失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否則，個人復讎就具有天然的正義性。

   且看發生於北宋年間的一件為母復讎事件：

   「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托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后數年稍長大，念母為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仇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具酒肴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仇，特貸焉。」（《宋史-孝義》）

   甄婆兒小時候，母親與人憤爭被人打死，他稍長大后找機會殺死仇人，其事與張某某可謂「異代同工」。唐太宗嘉獎他能夠為母親復讎，特旨寬免。

   順及，對待仇怨包括家國大仇，儒道兩家態度大異。道家主張以德報怨，缺乏復讎精神；儒家主張以直報怨，以復讎為大為榮。這個差異是原則性的。小怨不妨德報，大仇必須直報，這裏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能和稀泥，不能苟且和鄉愿。2018-2-22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8/02/2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