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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原意任何姑不論，從因果的角度看，任何事物、事情和想象的存在，包括邪惡的存在、惡人的得勢，都有其合理性---合乎因果之理。因果之理也是一種天理、天意、天命。

   《孟子》記載，魯平公要來見孟子，卻被其寵臣臧倉讒言阻止。孟子說：「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認為，自己不能與魯侯相遇合，是天意。臧倉只不過充當了天意的工具而已。朱注：「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聖賢出處關天命。借用孟子自己的話說，上天如欲賓士天下，儒家想逃都不掉；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聖賢周遊列國也無能為力，而惡人惡勢力想不得勢都不行。

   惡人得勢當然是人民和國家的不幸，孟子說：「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惡人居了高位，必然罪惡泛濫。但是，惡人得勢，也有其相應的政治基礎、社會土壤和文化道德氣候。王夫之說：

   「做經生讀書時，見古今之暴君污吏，怒之怨之，長言而詆誹之。即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毀廉恥、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與流俗詆誹者，非果有惡惡之心，特以其不利於己而怒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遠。伊尹當夏桀之世而樂，何屑與之爭得失乎！且彼之為暴為污者，惟其以利於己為心也。彼以利於己而為民賊，吾亦以不利於己而怒怨之，易地皆然，故曰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惡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氣數之常也，安之而已。退而自思，吾雖貧賤，亦有居吾下者，亦有取於人者，亦有宜與人者，勿見可為而即為，見可欲而即欲，以求異於彼而不為風氣所移，則孤月之明，炳于長夜，充之可以任天下。」（《俟解》）

   對於暴君污吏的批判，如果並非出自君子惡惡的義憤，而是因為暴君污吏不利於己而激動怨怒，那就與流俗無異。這種人一旦得志，將更加不堪，所謂易地皆然。王夫之此言洞察人情世態，仍有現實意義。

   百年來無數人，失意時在野時批判暴君污吏慷慨激昂，一旦出居人上，更加無畏無恥貪婪暴虐。東海早就指出，在民粹主義文化和極權主義政治之下，官民德性趨同，強弱本質無異，很多弱者也有一顆強人的心。

   所以，對於暴君污吏乃至惡制惡法進行泛泛的批判，意義不大，文化重建才是關鍵。只有良好的文化，才能改良社會土壤和道德氣候，進而改革政治和制度。

   接著王夫之指出，惡人高居人上害人害民，也是天意、天命。從個人的角度講，不妨安之而已，順其自然，自求多福。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此之謂也。2018-5-12余東海 首發於儒家網

（2018/05/1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