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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蠻焉能勝文明

   君子鬥不過小人，文明鬥不過野蠻。這個觀點非常流行，其實完全顛倒。在勢均力敵或者勢力不太懸殊的情況下，應該是小人鬥不過君子，野蠻鬥不過文明。

   對於鬥爭、決戰的雙方，《尚書•泰誓上》提供了一個取勝的定律「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孔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雙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勝；道德差不多，義大者勝。合而言之，義也是德；分而言之，德側重於原則性、保守性，義側重於適宜性、靈活性。

   《泰誓》武王革命的誓詞。周文王十一年十二月，武王率領戰車三百輛，勇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東進伐紂。在孟津與諸侯會盟並舉行了誓師儀式。武王列數了商紂王的許多罪狀，鼓舞軍隊和商紂決戰。紂王發兵七十萬人拒戰。可是紂軍毫無戰志，反而盼望武王勝利進入朝歌，很多人掉轉矛頭引導周軍殺向紂軍。紂王大敗，連夜逃回朝歌，登上鹿台縱火自焚。

   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卜可知。正如《尚書正義》所說：「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武王革命輕而易舉成功，為「野蠻鬥不過文明」作出了很好的證明。這樣的證明史不絕書，讓「野蠻鬥不過文明」成為歷史規律。邪不勝正，此之謂也。

   1929年重慶大學在菜園壩楊家花園正式開學，同時發布《重慶大學宣言》，其中有這麼一段話：「故昔之言國者也：烏合之眾，不足當技擊之士，技擊之士，不足當節制之師。今之言國者曰：野蠻之民，不足當半開化之邦，半開化之邦不足當文明全盛之國。」

   可以肯定，鬥不過小人的君子，不是真正的君子，仁智勇三德必有不足；鬥不過野蠻的文明，或非真正的文明，或是文明，但仁義程度有限，道德根基不牢。就如被秦國一一消滅的六國。

   何光訓先生說：

   「文明往往鬥不過野蠻，秦國從根本上是扼殺人性和自由的野蠻專制制度，但卻手段性的借用中原文明的制度和資源。楚國一定程度上保持著人的自由和分封制的權力自治，但短時間內資源確實難以整合。楚國如楚懷王這樣的當政者既不能堅持周的制度，也同時被短視的利益所吸引，而後終於敗給秦國。這種文明的失敗，有近於當代文明的危險，那就是文明越來越講理和寬容，而野蠻卻從根本處拒絕文明，但在鬥爭策略上學會了用文明社會的寬容與制度了。我的悲觀在於，文明最後都會敗於野蠻。」

   楚國和六國鬥不過秦國，不能證明文明鬥不過野蠻。當時的六國已離文明愈來愈遠，早已禮崩樂壞乃至學絕道喪了。楚懷王「被短視的利益所吸引」，就是一種野蠻的表現。豈但楚國，其它五國也都一個比一個短視，而且紛紛習於欺詐之術，相互開展野蠻競賽。六國與秦國之爭，無非野蠻與野蠻之爭。我在《仁者無敵續論》中指出：商鞅變法烈性壯陽葯式的立竿見影，起了一個特別壞的作用，各國在詐力的邪道上越滑越遠，進入惡性循環。戰國七雄之爭變成了比壞比爛比下流。

   當時若有哪個大國能夠實踐孔孟之道，勝負尚難逆料。或者說，這是其它六國有效抵抗秦國侵犯、阻止秦國極權式統一的唯一希望。注意，必須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仁義之道，真仁真義，大仁大義。假仁假義在春秋尚有霸道之望，在戰國則完全行不通了。

   戰國之時，禮製法度崩壞已久，實行王道仁政，也必須變法，重建禮法。例如，重農桑、獎軍功、實行土地私有、削弱貴族特權、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等，都是必須的，適當嚴峻刑法也應該，亂世重典。商鞅變法，其刑法並非錯在嚴峻，而是錯在惡酷，輕罪重罰，某些刑法內容悖德違禮，違反人道。

   更重要的是，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不良，君本主義加軍國主義。當時如果有聖賢君子得志，立足於中道立場，汲取商鞅變法的某些可取之處開展儒家變法，在堅持一定道義底線的前提下展開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包括經濟、科技、軍力競爭，那麼，則秦國的命運、天下的命運都將大不一樣。

   何光訓先生指出「文明越來越講理和寬容」，確是當代文明的一大危險。這也是西方文明度數不高的徵象之一。文明固然講理和寬容，但並非空談道理和一味寬容。有文事必有武備，真文明必有有力量。文明的根基是道義，道義是揚善除惡並重，除惡的方式包括義刑義殺義戰。2018-6-28余東海北京之春

（2018/07/09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