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關於軸心時代、軸心文明之我見余東海

   提要：由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論，影響廣泛深遠，本文依據中國文化、文明的道德特色和發展進路，對其立論加以批駁並鄭重說明，當古希臘、以色列、古印度諸國的賢哲們于公元前500年對生命有所認知、精神有所突破的時候，中華聖賢早已於公元前2000年前就「允執厥中」和「執大象」，全面徹底地領悟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質了。雅氏所謂的軸心期，或可稱為西方文明的起點，但不能涵蓋中華文明。而不能涵蓋中華，就無權要求軸心時代、軸心文明的稱號。

   關鍵詞：軸心時代，中華文明，仁本主義，孔子，儒家。

   一參加「生命科學與國學第三屆高峰論壇」中的嘉賓們，圍繞著生命科學、國學和軸心時代三大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演講。生命科學、軸心時代、軸心文明及雅斯貝爾斯成了論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五個詞語。東海認為，雅斯貝爾斯（以下簡稱雅氏）關於軸心時代和軸心文明的觀點並不准確，值得商榷。

   雅氏在《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一書中，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特別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認為這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雅氏在該書第一章第一節「軸心期之特徵」中寫道：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Elijah）經由以賽亞（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賽亞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Homer），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 of Elea）、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柏拉圖（Plato），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幾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這個時代的新特點是，世界上所有幾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

   這段話有兩大問題。

   其一，孔子的思想高度和道德境界皆至高無上，非所謂軸心時代的其他中西賢哲所能望塵，包括中國的老子墨子莊子列子諸子百家，包括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的釋迦牟尼等等，都不能與孔子相提並論。換言之，他們與孔子都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孔子的中道思想具有至高無上的真理性、正義性、普適性，具有文化道德上的終極意義。

   世間學者有一個普遍的誤認，認為佛陀、老子之道高於孔孟。其實不然，孔學與佛道都是正學，但道學蔽于坤而不知乾，不識太極之全；佛學亦蔽于佛性空寂而不知乾健，不明天道、人道之全。唯孔學得乎乾元之至誠無息生生不息，上通天道，下通地道，中通人道。故王道政治，上能敬天順天，下能保民親民。

   其二，《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的中道思想其來有自，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孔子編書自堯始，堯舜之前姑不論，堯傳舜、舜傳禹、文武周公相傳的中道，就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孔子被稱為儒家集大成者，就是集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代表的先秦中道文化、文明之大成。還有比中道的開顯更加重大的「人類文明精神的突破」嗎？

   綜上兩點可見，當古希臘、以色列、古印度諸國的賢哲們于公元前500年對生命有所認知、精神有所突破的時候，中華聖賢于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允執厥中」和「執大象」，全面徹底地領悟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質。可見雅氏不了解中華文化和文明，其軸心論難以成立。雅氏所謂的軸心期，或可稱為西方文明的起點，但不能包括中華文明。而不能包括中華，就無權要求軸心時代、軸心文明的稱號。

   如果我們承認雅氏之說，則有二過：一是否定了孔子之前、堯舜以來歷代聖王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成就和精神突破；二是貶低了中華文化和文明。

   提出軸心時代這個著名命題的雅氏，被稱為存在主義哲學家、神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高度推崇，讓我感覺推崇過度。存在主義有神本論的存在主義、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三大類，雅斯貝爾斯繼承克爾凱戈爾的基督教存在主義。將強調個性和自由的存在主義與以神為本為中心的神本主義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思想難免有混亂之嫌，其哲學品質就很可疑，其軸心之說也不值得過度推崇。

   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時期各有聖賢集團。《論語泰伯篇》記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舜有五位賢臣，分別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周武王有治國之臣十人，分別是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這些都是能夠遵行中道的聖哲。

   這種情況正符合雅氏對所謂的「軸心文明」特徵的描述。對雅斯貝爾斯深有研究的何二元教授在「生命科學與國學高峰論壇」發言中提到，雅氏在《歷史的起源和目標》里說過一個觀點：「第一軸心時代的精神突破主要是幾位哲人、聖人的事情，大眾並沒有跟上來。」

   但雅氏接著一句話說得沒錯：「假如將來真的有第二軸心時代，那麼一定不會再是少數聖人的事情，而是全體群眾都能夠一起跟上。」未來中華的道德覺醒和精神突破，「一定不會再是少數聖人的事情」，覺悟宇宙生命本質的聖賢君子將層出不窮，直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潘麟先生深刻地認識到了孔子和儒學的超前性。他說：

   「唯有大成至聖孔子，終其一生不願與世妥協，堅持不語『怪、力、亂、神』，將其教導和學說自覺地建基於理性與人文之上。在我們巡禮第一軸心期的聖賢時，唯有大成至聖孔子不僅是第一軸心期湧現出來的最偉大的聖人之一，同時他還是唯一一位如此成功地超越了其所處之時代，以終生鬱郁不得志為代價，提前跨入第二軸心時代，提前跨入后宗教時代。非常遺憾的是，兩千多年以來，真能明白至聖的良苦用心之人，寥若晨星。」（《生命科學與新軸心時代》）

   然復須知，孔子本人一生不得志，但孔學在漢武帝時代已經上升為立國思想，即取得了意識形態地位。此後，「明白至聖的良苦用心之人」的儒家群體成為中華第一精英階層。

   孔學即儒學可信可解可行可證，作為一種信仰，具有宗教性而又超越宗教，可謂不是宗教勝過宗教。孔學立足人道，貫通天道，天人合一，「敬鬼神而遠之」。孔學付諸于政治實踐的時代，就意味著宗教時代的終結。

   不過，中國並非在漢武帝之後才「跨入后宗教時代」。因為孔學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遠則堯舜、近則文武時代，宗教就不佔主導地位。

   孔子曾說三代皆敬鬼神。但這種敬事是立足於仁道的敬事，並非宗教立國和以之為最高信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這意味著夏朝政治就能去宗教化了，周朝又進一步「敬鬼神而遠之」。

   潘麟先生將「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視為「第二軸心時代的特徵」。殊不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就是儒家政治思想，是王道政治、禮樂制度的特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時代和後來的漢唐宋元明清，實踐品質有高低，主輔關係無不同。

   西周的「明德慎罰」，孔子的「重德輕刑」，荀子的「禮本法末」，董仲舒的「德主刑輔」，朱熹的「明刑弼教」，都與「德治為主，法治為輔」一體同仁。這些思想在三代和歷代儒家王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踐。

   這是仁政德治、王道政治的基本特色，至少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尚書•堯典》雲：「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克明俊德就是道德挂帥，就是德治，必然德主刑輔。

   潘先生又說：「在第二軸心時代，尊師重道將是個常識。」而這實質上早已是傳統社會的常識。天地君親師，師道與天道、地道、君道、父道並尊。錢穆先生說：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人群有「三尊」，曰父、曰君、曰師。而師可兼君父之尊，君父則不得兼師之尊。中國師道創自孔子，後世尊孔子曰「至聖先師」。自孔子以下師道不絕者兩千年。歷代帝王廟寢墳墓易代則廢，惟曲阜孔廟孔林則兩千年來不廢。孔廟並遍及於全國，兩千五百年來中國人所長期共尊者惟一孔子。尊孔即以尊師。故師道之在中國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並世其他民族難相比倫。」（《文化與教育》）

   師道尊嚴，師道與君道並尊，遠在孔子之前。《尚書周書秦誓》中有語：「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意謂君和師都是昊天為了佑護下民而作興的。他們的責任就是幫助昊天上帝來愛護人民。《孟子•梁惠王下》曾引用過這句話。

   聖賢崇拜（包括聖王崇拜）是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一大特徵，也是尊師重道的一種表現。與個人崇拜不同，聖賢崇拜是因為聖賢值得崇拜，是自然、自發、歷史地產生的，崇拜聖賢實為崇拜天道中道，崇拜天理真理，是源於儒生和世人對聖賢勃勃不容已的高度敬重信服。

   孟子說：「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這是德行信服。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這是智慧信服。君子畏聖人之言，陽明畏孔子之言，是因為孔子智高言正，其言論具有高度的真理性、正義性和普適性，讓人不能不信服。

   僅政治制度「德主刑輔」和社會普遍「尊師重道」尤其是此兩點，亦足以證明中華文明的超前性和優越性，「並世其他民族難相比倫」矣。

   三漢朝之後，漢唐宋元明清，中華文明的文明相狀和程度都與三代有所不同，但尊奉的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歷代聖賢相傳不絕的道統。禮樂制度、文明形式因時而異，道統萬古不易。只要道統在上，就是王道政治，就有禮樂制度。至於具體政治和制度形式，不同時代，同中有異，因時而異。

   中華文明的發展自有獨特的歷史進路和分期，與世界各國沒有可比性，無法納入軸心論的範疇。我將中華文明分為四期。第一期，堯舜禹前三代，為原始大同時期，可稱為昇平世的大同；第二期，夏商周后三代，為古典小康之封建制時期；第三期，漢唐宋元明清，為古典小康之郡縣制時期。第四期，新王道、新禮制時期。新禮制兼取上古禪讓制、傳統君主制和西式民主制的精華，開闢新一輪的中華文明，直到天下歸仁，實現太平大同理想。

   五四以來，反孔反儒導致學界及國人對中華文明和歷史嚴重低估乃至完全否定。其實，作為一種文明模式即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表現出來的狀態，任何時代的中華文明，橫向比較，都是最優。中華文明的優秀源於文化的優秀和道統的中正。也唯有重新尊奉信仰仁本主義道統，才能開闢新一輪中華文明的輝煌。（詳見東海《中華文明最優論》）

   亨廷頓將文明模式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這個分類很混亂。東海將古今中西的文明模式分為五種：仁本主義文明，人本主義文明，佛本主義文明，神本主義文明，物本主義文明。

   仁本文明即中華文明，高等文明；人本文明即西方現代文明，一般文明；佛本文明即印度文明，准文明；神本主義文明包括伊教文明和西方中世紀的耶教文明，兩者同中有異，耶教文明為半文明，伊教文明非文明。物本文明即馬家文明，更非文明。伊教文明和馬家文明皆可與野蠻划等號。

   作為中華文化的主統，仁本主義體系內聖外王，是道德科學與政治科學的圓滿統一。仁本主義引領中國，中國就可以重建文明；仁本主義主導世界，世界就可以實現大同。自由主義是偏道險道，神本主義、物本主義更不足道，唯有仁本主義道路，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陽關大道。先為仁本主義爭取引領中國的機會，進而取得人類文明的主導地位，是我們幾代儒生的責任，也是人類最偉大的事業。2018-9-18余東海

   注：本文觀點受到浙江省儒學學會會長吳光先生「生命科學與國學第三屆高峰論壇」發言和會議期間談話的啟發。杭州師大何二元先生惠寄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二十世紀文庫）電子書。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余東海，民間儒者。本名余樟法，曾用筆名蕭瑤，東海一梟，東海老人。男，西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現居廣西。出版儒學著作有：《大良知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東海先生叢書》（中國友誼出版社2016年版），《仁本主義論集》（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版）等。首發於《儒學天地》2019年第1期

(關於軸心時代、軸心文明之我見 全文完)（2019/03/2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