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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必有勇！

    ----東海草堂讀經札記

   一、「臨事而懼」與「勇者不懼」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顏淵》）。這段話體現了儒家通權達變和重生惜命的思想，一些學者、「老鄉」卻因此認為儒家亦有犬儒主義、機會主義傾向，或者用來為自己不仁不義的犬奴投機行徑辯護，乃至作為貶低攻擊義勇者實幹家的借口。胡亂解也。

    首先，孔子對子路說的話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乃其因人施教的教育思想的表現。子路此人武功第一，特別勇敢，但過於急躁魯蠻。孔子曾評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意謂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捨，就象一塊沒經過栽剪的原木。當孔子誇獎顏淵時，子路不服了，在一旁插嘴問：「先生如果領軍打仗，會跟誰在一起呢？」言外之意，三軍之事，顏淵不行，非我不可。孔子遂教訓他：赤手強搏虎，無船強渡河，這樣白白送死還不知悔改的人，我是不會與他一起去的。一定要面對事情而知所畏懼，擅長謀划而爭取成功的人才行呀。

   其次，這段話體現了儒家之勇的特色。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譜系非常豐富，《論語》把中庸、禮、義、智、信、勇、忠、恕、孝、悌、溫、良、恭、儉、讓、寬、敏、惠、敬、和、愛、友、善、遜、廉、正、聰、庄都劃歸此一譜系之中。《中庸》以智仁勇為三達德，孔子多次將智勇二德特別提出來，與最高的仁德相提並論，可見對勇德的重視。

   但是，勇，不能暴虎馮河一味蠻幹，更不能「好勇鬥狠，以危父母」（《孟子》）。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不是膽小而是避免不必要、無意義的犧牲；「臨事而懼」不是怯懦而是對待具體事情的認真和慎重。「臨事而懼」與「勇者不懼」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的關係。「臨事」如此，面臨生死關頭也一樣，當生則當，君子重生，豈能輕死？故孔子強調「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死則死，君子取義，豈能苟活？故孔子又強調「殺身以成仁」！

   二、 勇與其它道德規範之關係

   儒者之勇有三大標準：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

   發乎仁。勇與仁的關係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勇要以仁為基礎，否則就會亂來了。例如，地痞流氓黑社會恐怖組織中，也有很多勇敢者，那些勇敢以殘害生靈為目的，是不仁不義反道德的。「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泰伯》）

   適乎禮。「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僅有卞莊子剌虎之勇還不夠，還需用禮樂加以修飾，要接受禮的節制（禮是文物典章制度與社會道德規範的總稱），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勇，必須不違反法律和道德。不然，「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

   止乎義。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勇如果沒有義的約束，對官吏對百姓都有害無益。

   三、 小勇與大勇

    孟子在與齊宣王的一段對話中，說明了大勇與小勇的區別。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

   小勇完全憑藉個人力氣血氣，大勇憑的是仁智義理；小勇爭強好勝，力敵一人；大勇則不一樣，其最高境界乃文王之勇和武王之勇，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熹在《孟子集注》里總結此章大意時寫道：「人君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小勇為血氣之勇，匹夫之勇，大勇乃義勇。「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孔子家語·好生》）；「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禮記·聘義》）；「問勇，子曰：『必也義乎？」（《文中子中說·周公篇》）。義勇又稱為義理之勇或德義之勇，「血氣之勇不可有，有則足以僨事；義理之勇不可無，無則難已衛道。」（張伯行：《困學錄集粹》卷五）。

   關於大勇，《孟子公孫丑上》中提到曾子所轉述孔子的話。「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反省自己覺得理不直，即使對普通人，我難道就不覺得惴惴不安么？反省自己覺得理直，縱然面對千萬人，我也勇往直前。這種大勇的來自於對自己行為的正義性的自覺。孔子曰：「內省不疚，復何憂何懼？」此之謂也。

   荀子在《荀子—榮辱》篇里提到了四種勇。「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強，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的小人之勇相當於孟子的小勇，狗彘之勇、賈盜之勇比小勇更為不堪，共同點都是從自已的利害關係出發，並因此危及他人。「士君子之勇」則不然，是為了正義，為了公利，相當於孟子的大勇。

   關於大勇，蘇軾的《留侯論》開頭的一段話描述得很精彩：「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受到一點污辱就拔劍拚命，這算不上勇。真正的大勇，是那種遇到突然變故而不驚慌、遇到無端污辱也不憤怒、心中懷有遠大的志向之人。

   總之，大勇是一種踐履仁道、追求真理、扞衛正義的修養和行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品質，「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意志，「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當仁不讓的責任感，「見危授命」成仁取義的氣概，勇於改過、見義勇為、守死善道等等行為，皆大勇也。

   四、孔子之勇

   梁啟超有感於國人缺乏堅毅，為發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剛性文化，特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七十多個春秋、戰國以至漢初以武德稱著的人物作為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共成四十三篇.列孔子為第一。

   梁啟超認為，孔教原本尚武尚勇，以剛強剽勁激發民氣，只是「後世賤儒，便於藏身，摭拾其悲憫塗炭矯枉過正之言，以為口實，不法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將老子的陰柔守雌之旨取代了孔學陽剛尚武之教。

   孔子本人威猛有力，擅長騎射，但他的勇德從不表現於拳來腳往的小打小鬧上，而是表現於執善之固執、行道之執著、臨危之從容以及在君國關鍵時刻的指揮若定。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範，齊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禮斥之。齊君敬畏，遂定盟約，並將侵佔的鄆、讙、龜陰等地歸還魯國以謝過，使魯國取得外交上的大勝利。

   在《中國之武士道》首篇，梁啟超引用了孔子這個故事，評曰：「天下之大勇，孰有過我孔子者乎？身處大敵之沖，事起倉卒之頃，而能底定於指顧之間，非大勇孰能與於斯？…」

   五、子夏氏之勇

   子夏之徒反對墨子「君子無斗」之說，曰：「狗豨猶有斗，惡有士無斗矣」（《墨子.耕柱》）。《韓詩外傳.子夏斥悁》中記述了子夏十分重視勇德培養：

   「所貴為士者，上不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韓詩外傳》）

   意謂：作為一個士，可貴之處在於，上屈于君王之勢，下不傲對普遍平民；對外立節操武力，讓敵人不敢來犯；對內禁止叛亂，使社稷不受危害。這是士的長處，君子的可貴之處。如果以優點掩蓋缺點，以多數人欺負少數人，殘害無辜百姓，在街坊亂耍威風，這個人一定為士君子所排斥，眾人就會來誅滅之。

   子夏這一派之儒生特別具有剛強勇武的精神。孟子認為子夏之勇類似北宮黝，在《公孫丑上》介紹了北宮黝養勇之法：「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剌萬乘之君若剌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刀刺到身上不躲，槍刺到眼前不眨。不管碰到什麼事什麼人，平頭百姓也好，萬乘之君也罷，一概不買帳！

   孟子說子夏類似北宮黝，說的是養勇之法，他們的勇的表現頗不相同：北宮黝對平頭百姓與萬乘之君一視同仁，都寸土不讓、寸言不讓；子夏氏之勇則比較有針對性，對上不對下，對強不對弱，對君不對民，體現出儒者之勇的特點。

   六、大勇源於「浩然之氣」

   孟子對北宮黝之養勇方法頗有微辭，認為北宮黝仍屬血氣之勇。孟施捨略勝一籌，以培養「無懼」之心為主，所養的是志氣之勇，但都不如「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而吾不懼也，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大勇、義勇。

   義勇來自於「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要逐步養成。養氣之法為「配義與道」。了解儒家義理對之確信不疑，此為「明道」；常作應作的正義之事，此為「集義」。合起來就是「配義與道」。道明義集，久而久之，浩然之氣自然由中而發。那是一種內在的境界，帶有精神屬性特別是道德屬性，但亦可以轉化為客觀力量，「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浩然之氣的主要內容是不動心，孟子談到，不動心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強制其心使之不動，一是自然而然地不動。第二種不動心才是真的，才能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從而無所畏懼地獨立獨行於天地之間。在《孟子公孫丑》這一章中，孟子對於這種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境界及達至這種境界的方法作了描述介紹，太長不錄，有興趣者可閱原文。

   孟子的「浩然之氣」，對後世士階層人格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我在《孫大午，知大丈夫之怒乎？》說過：只有具備士君子之勇者，才能發理義之怒，或叫大儒之怒、大丈夫之怒。這種大丈夫之怒，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在歷朝歷代無數仁人志士身上薪火相傳。東漢宦官專權，三千太學生髮怒了；魏晉苛政暴虐，嵇康等清流發怒了；明朝魏閹逞暴，東林黨和復社發怒了；晚清萬馬齊喑，龔自珍、魏源等發怒了；慈禧昏庸老朽，譚嗣同諸君發怒了；國民黨專制腐敗，魯迅、陳獨秀髮怒了；台灣國民黨惡政連連，雷震、李敖、柏楊怒了…。

   文天祥《正氣歌》里提到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顯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關破裂…」等等壯烈之士，都堪稱發大丈夫之怒者。如果老孫撥冗多讀幾篇匕首烈火、罵賊衛道的梟文，再看看高智晟們面對暴政惡行拍案而起的叱吒，對大丈夫之怒將會有更加深刻直觀的體會。

   「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文天祥用詩的形式為這種「浩然之氣」及其在歷代仁人志士身上的表現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詮釋，讀之令人動容。文天祥老師歐陽巽齋乃朱熹再傳弟子，程朱理學以得孔孟道統心傳自命，故文天祥亦堪稱孟子後學呢。

   2006-7-4東海一梟

   參考資料：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之《孟軻對於人類精神生活的理解和體會》。出版：人民出版社2001.3

    首發《自由聖火》半月刊第二十三期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仁者必有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