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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需要自由，自由需要運動！-----駁斥李劼《自由需要運動嗎？》

   一

   很多事情泛泛而論意義不大。比如自由需不需要運動的問題，只有聯繫具體的國度、特定的社會來論，才能論深論透論全面。不然，你問自由需要運動嗎，我反問自由不需要運動嗎，豈非成了孩童吵架？

   如果有人針對自由社會發起一場自由運動，確是有點多餘或搞笑（但「不需要」並非不可以。只要有人有興趣發起和參与，為什麼不可以呢。自由的精義正在於此：只要不違反法律不損害他人，就可以自由地去干想乾的事，包括干多餘或搞笑的事。）但是，身在紐約的李劼先生，針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出「自由需要運動嗎？」之問，本身就是搞笑。

   李劼先生忽略了「中國」兩個字，忽略了中國是一片缺乏自由到了極點、渴望自由到了極點的土地！

   自由的缺乏導致制度的落後、文化的衰敗、道德的墮落，而文化的匱乏和衰敗反過來又加劇專制的頑固，促使著自由的遠離。自由和文化持久地雙重缺席，令各種疾弊積重難返、無限苦難肆虐人間。面對這樣一個悲慘的現實，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李先生：中國需要自由，自由需要運動，需要各種各樣的運動！

   各種各樣的自由運動都是當今中國所渴望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將是最有針對性、最富有巨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運動，如梟文《想家找家回家！----中華文化大啟蒙書之四》題記所說：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自由和文化的雙重運動，自由落實為行動，為了把社會推上文明之路，文化上升為精神，可以給靈魂尋找終極的家。同時，自由和文化相輔相成相促進相呼應，文化是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最好營養，自由是文化發展文化繁榮的最佳平台。

   二

   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與「圈地運動」、「武人割據」相比，純屬不倫不類的生拉硬扯。「挾自由以令天下」之論更是胡扯，與中共某些御用文人「不要把西方民主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論調異曲同工。可以「挾天子以令天下」、「挾武力以令天下」、「挾特權以令天下」，唯獨「挾自由」不可以「令天下」，或者說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牲質的「令」，是對人性和尊嚴的喚醒，是為了對民眾進行自由意識的培養和自由身份的恢復，不帶任何強制性和附加條件。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項社會歷史運動，其唯一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創作，自由地表達。這也是參与成員唯一的一項的責任和義務。所有追求心靈自由、忠實于文化精神的人，只要承認這一宗旨，並向「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注名備案，就可成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成員。如果說「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組織的話，與中共所謂的組織的概念完全不同，它完全是服務性質的，對於參与者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限制和觀點上的要求，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我在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發言稿《援之以道，化之以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關注中國的苦難！》中說到：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為了培養精神自由，追求社會自由，復興傳統鏡鑒西學，引導中華民族走上文化復興、道德重建的偉大之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不是書齋里、學院式的運動，它包涵和容納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論和行動，它與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血肉相連，與浸透了血淚的中國九百萬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參与這一運動，是一種不服從的姿態、一種不屈撓的抗爭，同時也是追求心靈自由、忠實于文化精神的孤獨戰士彼此之間互通聲氣、互相勉勵、互相關心、互相支持的一種方式。面對中共有關部門的「圍追堵截」和特權階級的瘋狂仇視，建立這樣一個交流情感、碰撞思想的渠道，有何不好？

   通向自由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條，爭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種，可以揮灑言論，可以具體行動，可以個體活動，可以組織運動。在這個特定的時代，能夠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那樣大張旗鼓地組織、運動起來，引導自由的潮流，對中華民族及廣大自由寫作者有百利而無一弊，有何不好，不明白李先生何以冷言惡語相加？

   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即使該獎中遺漏了公認的托爾斯泰、卡夫卡、喬伊斯、伍爾芙、易卜生等一流大家，就算如李先生所言該獎的「含金量」相當低，不能因此抹殺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大獎或許也難免這樣那樣的不足，李先生可以指出來，以便做得更好，也承認，該獎「鼓勵了寫作的自由」，這不正是大獎的現實意義所在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精神價值所在嗎？

   至於李先生的憂慮：「另一方面也給一些不把寫作當自由的國度及其國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熱衷。在一個沒有獎的時代，那樣的國人認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云云，實在令人百思莫解。造成自由寫作的熱衷，對中國社會的意義不僅正面而且巨大，在「不把寫作當自由的國度」，這樣的熱衷有什麼不好？怎麼是不必要的呢？

   三

   我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參与者也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會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更不限制參与者的精神自由，筆會並不干涉會員的人格獨立。恰恰相反，它們都是以鼓勵和培養其成員的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為宗旨的。李先生不願加入筆會並不能證明他有多麼清高。

   況且清高也並非唯一的、最高的道德品質。例如，我認為仁義誠信等道德的「級別」就比清高更高。

   李劼似乎是很崇尚無為和清高的，這正是老莊哲學的兩大特徵。在《罕見論壇》看過他一段推崇老子無為政治的發言。其實老子是反知去欲而遺世的（老子哲學有嚴重的出世傾向，但不象釋氏佛學完全出世，故謚以遺世），把「無為」與政治相結合，說無為政治「能夠不做盡量不做，不能做的堅決不做，通常以寬容、退讓和放權為特徵。」已是過於積極了，道家的無為屬於放任主義或曰無政府主義。茲不詳論。無為思想就算表現在政治層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體現在個體層面，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知不可為則不為」的態度與「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各有所適。

   我在《怎樣對待慾望？----東海草堂讀經札記》一文中對三教同異進行了分析。對於道家，我認為，老莊之道固然清凈高妙之至，但清修"獨善"，不涉世務，智而不仁，以柔弱為用，不敢為天下先，雖有超逸之風，缺乏剛健之氣。

   道家閑曠清虛，不為物累，卻為"冥累"。這兩個字為東晉僧肇所創。《高僧傳》載僧肇"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為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嘆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我的理解是，僧肇認為老子之道"虛"過頭了。可惜僧肇知老子過於玄虛，為冥所累，卻不知釋氏一味空寂，亦難免"空累"乎。

   儒家則強調積極進取，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成己成物,以天下為己任，懷抱"兼善"之志，強調知不可為而為之。就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毫無疑問，儒家至大至剛之的浩然正氣和「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救世精神顯得特別珍貴。「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正是這一浩然之氣和積極主動大有為精神的體現。

   四

   李文中不僅充斥著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惡意攻擊，而且充滿了對袁紅冰和廣大參与者的人格污辱，例如，「從與人為善的角度說，我只能祝袁紅冰先生成功。因為我相信，會有人被獎金吸引，會有人被那根信誓旦旦地通向西方高層機構的管道所誘惑。但願袁紅兵先生不會讓他們失望。無論在獎金的數額上，還是在獎金的權威性上。說不定，那樣的獎金有朝一日成了通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的便捷車道，那樣就會更讓中國的自由思想者和自由寫作者趨之如騖了。」

   這種想當然的、惡意的「動機論」，暴露的恰是作者自己小眉小眼的小人面目和唯物拜金卑瑣靈魂。居然還好意思說什麼與人為善！想起沈浩波的詩《雞屎》，不禁又噁心又好笑。詩曰：「小雞肚腸的男人/每說出一句話/都像是從嗓子眼裡/擠出的一坨屎。」我不敢斷定「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參与者皆君子，但我敢斷定此文作者肯定不是什麼大人。大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境界之高遠廣大，非小鳥所能夢見。

   可悲的是，這樣的爛污文字，居然出自紐約「著名作家」之手，居然贏得不少彩聲，蘆大鴨子直誇「難得見到的好文！當真是力透紙背！那圈地運動之喻真是絕了！」云云。除了同類相吸，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對於蛙鳴雀噪，虎視鷹揚高潔遠大之大豪是不會在意的。有些事情，從近處看，中共的態度是最有力的證明；從遠處看，時間會作出最好的說明。

   李文中還有很有想當然和自以為是，例如，他說他不把文藝復興看作一場運動，這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他把「運動」和「耕耘」看作水火不容的關係，就幼稚得可笑了。說文藝復興運動不是文藝復興的各路豪傑發動的，那要看對「發動」二字怎樣定義了。梟眼看來，文藝復興群雄倡導「自由精神」與「人文主義」，在獨立創作的同時開展互相的情感交流、廣泛的思想碰撞和遐邇的政治聯結，終於推動文藝復興成為一場洶湧了兩百多年的文化思想運動，即是文藝復興的拓荒者，也是文藝復興的發動者。

   實在不想重看李文，就不一一反駁了。容我最後問一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對誰有利？是對中共呢還是對大陸自由寫作者和廣大中國人民？

   五

   李先生身在自由世界，可以自由地寫作，自由地生活，的確不需要自由了，所以「不願再把激情投入到任何運動里了！」我們理解。但是，對於把激情投入到這一偉大的自由運動里的人們冷嘲熱諷，只不過證明李先生自己的偽清高和真冷血罷了。對於大陸人民來說，寫作自由、信仰自由、沒有恐懼的自由，沒有匱乏的自由，都還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夢想。中國需要自由，自由需要運動，需要大規模的運動，希望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土參与到這一運動中來，為自己爭自由，為同胞爭自由，為我中華爭自由！

   2006-8-16東海一梟

   首發《自由聖火》8.29 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