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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解古文，厚誣古人！----略駁綦彥臣《孔丘誠實與善良嗎？》

   前言

   劉曉波《孔子的誨人不倦和刪詩──獄中讀孔子行跡》文中提及的一些問題，拙文《跑官原有道，出仕豈為私》已有闡述，梟文《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讀經札記兼駁劉曉波的孔子觀》亦反駁了劉文中的一小段話。綦彥臣在《孔丘誠實與善良嗎？-----兼論理性歷史批判之於中國民主化的作用》一文中（下簡稱綦文）一開頭就以「一位研究中國思想文化的資深自由學者」的身份鐵口直斷：「曉波對孔丘的批判言論是正確的，老梟的反駁就顯得牽強附會甚至詞不逮意。」云云，只有結論而沒有任何論據論證邏輯推理過程。梟文什麼地方顯得牽強附會甚至詞不逮意？綦彥臣完全可以費一兩句話具體指明。空言泛論，自鳴高明而不負責任。

   另外，梟文《我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我！》中講得很清楚，不撒謊、不為惡是我的兩項基本道德原則，並未說是孔丘的（儘管孔子的言論行為亦符合老梟的道德原則，或者說老梟的基本原則不脫離孔子的義理範疇），綦文「針對老梟所論孔丘誠實（不撒謊）、善良（不為惡），專門提出批評。」批評的「針」其實沒有「對」上。

   讀罷綦先生全文，發現不求甚解而歪解古文厚誣古人的地方不少。略挑數處予以辨正吧。

   一

   綦文：孔子的學術道德終極是恢復周朝政治即「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周朝制度所依託的意識形態根本是天命話語體系。這個體系體現了高度的二律背反：其對外即殷商舊族及潛在的奪權者稱曰「天命不僭，世襲罔替」；其對內說「天命不于常。」

   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是夏、殷以來文化發展的高峰，與夏殷相比，孔子的基本態度是遵從周禮，但也不是絕對。康有為說：孔子改制，取三代（夏殷周）之制度而斟酌損益之。「吾從周」，所要「從」的是周「監於二代」這種對待傳統既有傳承又有革新的態度和精神。綦文「孔子的學術道德終極是恢復周朝政治」的判斷偏差不小，孔子的政治理想不是恢復周朝政治，而是對夏、商、周的禮樂制度都有所借鑒和損益，在此基礎上建立新制。據公羊家言，《春秋》就是為新王朝立法的。

   綦文對周朝的天命話語體系的理解「差之毫厘」。周以前，人的禍福完全由上帝、天等人格神決定，人完全處於被決定的地位。由周初開始，天仍然是人格神但退居於監督地位，人的禍福最終由人的行為決定，天、帝只能根據人的德行罰惡揚善。王國維先生曾指出，殷周之際中國文化發生過一場巨大變革，後來學者們普遍認為那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周人宣稱，殷商雖曾稟受天命，因玩忽職守，已自絕於天。周王朝則因為具有美德，故為天命所歸。

   說「天命不僭」，「天命有常」是就天命的性質而言，根據儒家文化的義理，公、誠、仁、中、行等，是人道之常，也是天道之常；說「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則是就人事的變化而言，人的行為如逆天悖理，無道不德，天命是會轉移的。夏殷兩代的廢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故周公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主張「以德配天」。人因其自身德行而可以主宰命運，天命由我不由天。在這裏，天命形上有常，形下無常，有常無常，一體圓融，沒有什麼「二律背反」。

   二

   綦文：「使亂臣賊子懼」的教育機制總是製造出大量的「亂臣賊子」。歷史上兩個政治災難高峰期均發生在儒教的鼎盛之後，即南魏晉南朝因於東漢之亡，五代十國因於李唐滅緒。

   製造出大量「亂臣賊子」的主要是等級特權制度，君主專制屬於「善的等級制」，比起黨主專制來固然要好，畢竟是專制。哪裡有專制特權，哪裡就有腐敗，就有反抗，就有「亂臣賊子」，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漢唐昇平日久，國祚綿長，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與同期西方相比，已算了不起的成就了。漢唐之亡，恰恰是「禮崩樂壞」、儒學衰微所致（歷史上多數王朝表面尊儒，實則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東漢末年魏晉時候儒學地位已非常低，唐代外儒內「道」，儒學地位實質上並不高）。

   香港學者湯恩佳在《儒教在當代社會的偉大價值》一文中指出，中國在歷史上正因為有了孔教，才能以孔子儒家思想為精神紐帶，形成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才能夠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創造了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輝煌燦爛的文明。歷代政治集團對待儒教的態度決定了其成敗。湯恩佳舉了五個典型例子：

   一、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採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實行焚書坑儒政策，坑殺儒生，燒毀儒家經典，結果是人亡政息；二、明朝中後期，統治集團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實，出現專制主義強化、政治腐敗、特務橫行、爭權奪利等弊端，於是在農民戰爭打擊之下走向崩潰；三、清朝統治者雖然表面上接受儒家文化，尊崇孔子，但為穩定其統治，大力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大興文字獄，驅迫知識分子淡化儒家義理，轉向訓詁與考據，因此，清代就沒有出現足以引導社會思想意識的儒家大師。西太后反對光緒帝的變法維新，弘揚孔教的康有為被迫流亡。其結果，是將中華民族引向分裂、內戰的苦難深淵，自身因此也走向敗亡；四、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發起了對孔子儒家思想的猛烈衝擊，結果是喪失了道德觀念，陷入了腐敗內亂之中，很快走向滅亡；五、「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批孔反儒的逆流，結果製造了空前絕後的大災難，自己迅速走向滅亡。

   以上五例說明，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尊孔的時代，都是天下大治；凡是反孔或淡化孔子的時代，都是天下大亂，甚至人亡政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反孔批儒不僅導致自己的敗亡，而且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是極為重要的歷史教訓（注1）。

   三

   綦文：孔丘之為人，性格變態、妒心深重。除了對幾個歷史人物如管仲有好評之外，當世之人（政治人物）在他眼裡「幾無好人」。他認為任何善行的道德動機都值得懷疑。其一者，肆意挑剔晏嬰，而其挑剔的理由竟然是晏嬰的儉樸──其所用公車不達標準（用今天的話來說：「總理怎麼可坐普款桑塔納呢？」）；攻擊晏子不以車馬治大夫威儀還不夠，乾脆指責其「事三君而順」是人品不好的表現。其二者，惡意猜測微生高（即世傳之尾生）之品行，《論語．公治長》有雲（今譯）：「誰說微生高正直？有人向他討醋，他向鄰居借來，再交給討醋的人。」

   晏子比孔子年長大約３０歲，基本上屬於同時代人，相互間有過譏刺，也有肯定和讚美。說孔子「指責其事三君而順是人品不好的表現」，純屬斷章取義的誣衊。晏嬰聰慧耿直治國有方，歷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世，皆被重用，孔子游到齊國，因「晏子事三君而順焉」，一開始疑其人品不好，不願見他，並想當然地議論他，但聽到晏子的話后就後悔了，先托弟子宰予向晏子謝罪，隨後又親自去拜見道歉。詳見《晏子春秋-外篇》（注2）。

   孔子絕不會因為晏嬰的儉樸而攻擊他。據《禮記檀弓》記載，「攻擊」晏子的是有若，為晏子辨護的是曾子，兩人皆孔子弟子。曾子稱讚晏子知禮，有子說：晏子辦理父親喪事，禮儀草率，簡慢賓客，怎算知禮？曾參反駁：「你不知晏子良苦用心！當國家奢侈成風時，君子就應力倡儉樸，喪儀的簡化正是晏子的高明啊。」《禮記》肯定晏子的做法。

   《論語．公治長》提到的微生高，又稱尾生高，魯國人，以正直、守信而著稱。《論語》關於微生高這一段，朱熹注曰：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醋不是什麼要物，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何必這樣世故。孔子通過借醋這件事斷定微生高不「直」，雖有點「小題大做」，但也絕非「惡意猜測」，這個尾生高確是一個曲意循物、沽名釣譽的人。借醋一事也罷了，他曾與一女子相約橋下會面。女子失時，河水暴漲，尾生高抱住橋柱子死等，最後被淹死。這種迂執不化的行為毫無價值、意義可言，而且是違仁背義、害己害人、不負責任的：對自己、對所約女子、對自己的父母親人都不負責任。古今人都以尾生為守信的象徵，衡以儒家義理，守小信而違大義，莫此為甚。

   四

   綦文：至於他因學術之爭，利用代相之權殺了少正卯，已有歷史定論，無須細論。

   關於孔子殺少正卯，衡以孔子生平言論和行為，當無此事，綦文雲「已有歷史定論」，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後代儒家學者多懷疑此事有誤，所舉理由共有以下幾點：一，春秋時未有殺士的記錄，誅一大夫更非易事。二，其事不見於《左傳》、《國語》、《論語》、《子思》、《孟子》諸書，而僅見於《荀子》。三，此事可能出於韓非、李斯的虛構，為以後「坑儒」的先聲。四，孔子指責少正卯「人有惡者五」與《荀子•非十二子》相近，少正卯或可能為十二子的化身。五，孔子主張「為政焉用殺」，而此舉與其主張明顯不符（注3）。當然，上述見解亦非定論。

   我相信孔子「沒有以細故殺大臣」。但我以為，即使有這回事，我們「也需以歷史的眼光作具體分析」，不宜用現代人的眼光苛責古人，同時，我們不僅不能把孔子的原教旨和孔教的具體實踐混為一談，也要把孔子本人的政治理想和具體實踐、把他政治思想中的主要原則和次要觀點適當區分開來。

   五

   綦文：關於孔丘刪改詩書《詩》（大后才稱為《詩經》）的史實，曉波基本論述清楚（關於孔子刪詩，曉波寫道，「沒有經過孔子刪編的遠古詩歌，肯定大大超過300首，而經過孔子的刪編，傳至今天只剩下300首，實在是孔子作的孽。」），其實孔丘手法最劣者是肆造一部道德史即《春秋》。故孔丘自己預測言：「後世知丘者以《春秋》，後世罪丘者亦《春秋》。」整個《春秋》把《魯春秋》刪削一亂，歷史無法複原。其中以剔除仲山甫的政治影響為最劣手腕，多虧《詩經》尚未刪掉《烝民》一首，才使傑出政治家仲山甫之零星事迹有可記者，而《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的仲山甫之源資料來自何處，至今已成為迷團。

   孔子編詩，只是根據自己教學實踐需要從大量詩作中選輯一些佳作，就象從《全唐詩》中選出《唐詩三百首》一樣。若非一炬秦火，焉知其它詩作不與《詩經》一起流傳下來？始皇焚書，大量儒家典籍化為烏有，六經中詩書禮易春秋五經有賴於民間秘藏密傳而保存，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樂》經則已失傳，這又是誰作的孽？

   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詩書禮樂易每一部都是中華文化的大經大典，尤其是他晚年作《春秋》，實為改周制、當新王、合內外、通聖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僅體現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現他祟高無比的歷史責任感。司馬遷和董仲舒都說過，《春秋》一經「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現在《春秋》總共萬八千字而已，可見不是完整的孔子原品。但就憑這不完整的春秋，公羊家從中總結出許多微言大義來（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是堂堂正正之理）。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後世學者僅把春秋當作一部編年史，以記實歷史書標準來衡量春秋，不懂春秋也。

   孔子作春秋，把春秋兩百四十多年的歷史，分成三世，即所見世（又叫太平世），所聞世（昇平世），所傳聞世（據亂世）。春秋時期的歷史本來是越來越亂，但《春秋》卻「世愈亂而文愈治」，與真實歷史相反，從據亂到昇平到太平，越來越好，以寄託孔子的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以為新王朝立法，「以達王事」（司馬遷），行"天子之事也"（孟子），"立素王之法」（賈逵）。故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

   關於《春秋》真義，多位新儒家皆有闡析，熊十力《讀經語要》一書析之最透，有興趣者不妨拜讀。說孔子修春秋時「以剔除仲山甫的政治影響為最劣手腕」，乃無根猜測之詞。若孔子對「仲山甫的政治影響」必去之而後快，何不在刪《詩》時將《烝民》一詩刪除？

   綦文中充斥著對古文的歪解、對孔子的歪曲，多數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恕不一一反駁了。如把歷史上暴君政治與暴民政治的交替歸罪到孔子身上，認為暴君政治是「自以為有君臣父子律法為先驗道德基礎，馭下而恣，屢致王朝政治魚爛」云云，亦屬厚誣古人：孔子一生栖栖皇皇周遊列國就是為了實現仁政，儒家高政治理想乃是王道大同。歷史上的暴君政治，正是儒家不受尊重所致，豈儒家之罪也？

   結語

   綦文標題曰：孔丘誠實與善良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在儒家學說中，仁即是天道又是人道，即是宇宙本體又是人生本性，即是內聖基礎又是外王根本，是放之宇宙而皆準的最高真理。善良，是「仁」最基本的要求。

   誠，在《說文解字》中，與「信」互訓，二字意義相通。「信」是孔子學說的重要內容。「文、行、忠、信」，是《論語》中特別提到的孔子教育學生的四個條目「信」居其一。可見誠信是仁德的顯現。同時，「誠」「誠」不僅僅指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它還有其本體論意義上的天道根源，或曰一個本體論範疇，《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得，合內外之道也。」《中庸》、孟子、周敦頤、張載對「誠」皆有詳盡闡述，茲不具論。

   由於對孔子基本事實、基本義理的認識和理解有誤，綦文所得出的「孔丘的變態人格與政治猜忌的結果」之分析，也就不值一提了。綦文後面部分小標題是「孔丘對中國文明的最大貢獻」，是彰孔子之善的，就不往下看了。短短一小文，前面部分就已屢犯「歪曲古文，厚誣古人」等學術大忌，看來老綦「理性歷史批判」的旗子有些名不符實，「並非本幣高估的基本前提」似已失守，呵呵。

   2006-9-2東海一梟

   注1、湯恩佳文《儒教在當代社會的偉大價值》

   注2、《晏子春秋-外篇》：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日：「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日：「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日：「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注3、見錢穆《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首發2006、9.2《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

(歪解古文，厚誣古人！----略駁綦彥臣《孔丘誠實與善良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