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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天大道是中庸----中華文化大啟蒙書之六

   中，於己可收正心之功，於人可達忠恕之效，於事可得合理之果。

   ---陳立夫

   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時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間；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聖人之道的完成。

   ---南懷謹

   人能仁義終無敵，道及中庸不易行。

   ---東海草堂聯

   前言

   中庸是方 法 論也是價值觀，是人生觀也是宇宙觀，是和諧之道、雙贏之道、普適之道、成功之道、智慧之道乃至鬥爭之道復讎之道，是人生之正道、社會之公道、政治之常道、心靈之至道，自然宇宙之大道。

   孔子力倡中庸之道，把它抬得非常之高。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雍也）。又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謂中庸相當於最高級別的道德，掌握和堅持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

   一、過猶不及

   中道由來已久。據說在孔子生前1700年堯以「允執厥中」傳之舜，舜以「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精言傳之禹，到孔子集儒家文化之大成，加一庸字，稱為中庸之道。

   庸釋為用，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中庸》鄭玄注：「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庸又寓恆常、平常之意。常道不變，真理平凡。北宋二程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遺書》卷七)；"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程氏經說•論語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中才能恰到好處。過與不及似乎不同，實質一樣，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任何方面的「過」和「不及」都是有違中庸之道的。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荀子-宥坐》）這裏的「虛」與「滿」都是極端，宥坐之器就會因而「傾斜」和「倒覆」，滿是「過」，虛是「不及」，只有「中」才能正。

   孟子與孔子一樣崇奉中庸，對於過與不及皆予以批評。孟子辟楊朱排墨子，體現了思想上的中庸（詳后）。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孟子》）這是關於「取與」與「生死」的中庸。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這是孟子「出處」上的中庸。

   二、「執兩用中」

   「中庸」最基本的含義是「執兩用中」，源自《中庸》：子日：「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譯成白話，孔子說：「舜真是大智慧者啊！他喜歡向人問問題，又善於分析淺近話語里的含義。隱藏他人的壞處，宣揚他人的好處。掌握認識事物的過與不及的兩個方面，採納適中、中正的辦法施行於民。這就是舜之所以為舜的地方吧！」

   「執兩用中」這個「中」不是靜態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有折中、中間道路的成分，但不能作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的理解。中庸之道不是模稜兩可的折中主義、和稀泥的調和論，不是不好不壞圓滑處世的中間路線，更不是沒有原則不講立場苟同苟異的鄉愿態度。

   孔子痛恨折衷主義和鄉愿態度，對於「同於流俗，合乎污世」不講是非、似是而非的「鄉愿」，孔子斥之為「德之賊」。鄉愿，鄉里之謹願者，即無是無非似是而非唯唯否否到處討好的好好先生也，孟子對「鄉愿」的解釋道：「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中庸是如此的強哉矯，哪有一絲一毫折中主義、犬儒主義的味道？

   儒家極重仁，以之為核心，但儒家的仁愛最講中庸，故合情合理合乎人性，並非普通人不可及「道德高標」。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楊朱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是嚴重的「不及」；墨子兼愛，平等地愛世上每一個人，這又嚴重地「過」了。楊朱和墨翟都趨於極端，「不及」害仁，「過」則害義。

   子莫「執中」比較好一點，但「執中」必須懂得權變和權道，不能固執僵化。因「中」是隨「時」而變動的，要審時度勢因時制宜，這就是《中庸》所說的「時中」。中庸之道講「權」和「時」。「權」是不違背原則前提下通權達變，如果執中而不懂權變，與執著於一邊的偏見無異，也是有害於中道的。

   孟子這段話值得深長思。正如某網友所言，中間，中上，中下，中左，中右，都有可能是「中」，也可能不「中」，以誰為準？這就需要明心見性和辯證思維，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孟子贊孔子為「聖之時者」，有深意在焉。

   朱熹對孟子這段話的理解最為通透：「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斗而不知閉戶，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四書集解》）

   儒家仁而有義（宜），經而有權，雖然對親友民眾和自然萬物都講仁愛，但並不一視同仁，而是對父母孝，對兄弟悌，對朋友信，對民眾有仁心，對萬物能愛護，親親仁民愛物，秩序井然。

   三、道德之「度」

   仁愛有度，任何事物包括高尚道德都有一個度。例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就可以了，以德報怨就過了。用儒家的標準衡量，耶酥主張打完左臉再主動送上右臉過了（動輒雷霆震怒大開殺戒在道德上則嚴重「不及」），佛「以身飼虎」的高尚更過了------對動物、而且是兇惡的動物比對父母還要好，居然為之奉獻生命！

   縱然這種行為值得敬仰，也不宜普及，不值得人們去學習，模仿和普及，何況「以身飼虎」並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對自己對親友對人類都不負責任。對老虎是愛了，把親情友情和家庭社會責任、把「人」的生命尊嚴放在哪裡？

   「大公無私」的道德要求也高得過了頭。有學者把儒家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與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併為一談，謬以千里。該學者認為，現代民主政治是「天下為私」的，其出發點與落腳點，皆在私人利益。「私」是天賦人權，是第一義，是正當和正義的。天下為公的政治思想，本質上還是把民人當作豬，當成人肉，在為政者保障其吃喝拉撒睡的肉身利益的同時，把政治利益讓度給為政者，壟斷為他們的特權。這也是其與現代民主政治，最本質的差異所在。

   道理不錯，對天下為公的理解卻完全錯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選賢與能天下為公，但絕不要求民眾個體「大公無私」。天下為公追求的是政治之公，是法律的公正、福利的公共、分配的公平、領導的公選、權力的公開，是對公權力的限制和為個人自由提供法律保證，維護的恰是每一個公民合法的「私」，在對民眾個人道德要求上則比較低調和中庸。

   所以，現代「天下維私」的現代民主與傳統「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是完全相通的。「天下為私」，是從個體的權力和自由的角廢來講，「天下為公」是就社會公共權力（「天下」）的層面而言。保障人權和自由，讓各種不同的價值系統同在共存，才是權力最大的公、制度最大的公、天下最大的公。

   關於道德之「度」，下面有兩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

   四、兩個故事

   《呂氏春秋•察微》講了「子貢贖人」和「子路拯溺」兩個小故事，充分體現了孔子以中庸智慧對道德之「度」的把握。「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這兩個小故事在《淮南子•齊俗訓》也有引用：「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

   魯國法律規定，在國外淪為奴隸的魯人，有人把他們贖出來，可以向國庫領取贖金。子貢（端木賜）在其它諸候國贖了一個魯國人，回國后拒絕收領國家償金。孔子說：「賜呀，你做得不對。從今以後，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本國同胞贖身了。你收領贖金，並不損害你行為的價值；你不肯收領贖金，別人就不肯再贖人了。」另一件事恰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

   子貢主動放棄贖金，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高尚。但子貢作為孔門高徒，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一舉一動為世人所重，人們既覺得子貢放棄贖金很高尚，真要學習則意味著無謂的犧牲，多數人最後必是索性不趟渾水，不真的學習，以避開這種尷尬局面，魯國的贖人法就成了一紙空文。故孔子認為子貢的做法欠妥。

   了凡大師說得好：「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為優。子路之受牛為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為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了凡四訓》）

   張遠山先生在《反道德的道德高標--子貢贖人》中對這一故事進行過分析：魯國設立這條法律,是讓每一個人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惠而不費地做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因為你不損失任何東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並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損己利人的重大犧牲，而是樂於做無損於己但卻有利於人的好事。而子貢把原本平淡無奇、應該人人都能夠做到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數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標準如此之高，那麼本來符合道德的代償贖金后的收回贖金，現在就變成「不道德」的了。如果你做了一件合於道德的善事，得到的卻是「不道德」的惡名，你還會去做嗎？你當然不會做，而是開始跟著「道德輿論」說。於是，子貢式的「無私道德」，最終使「道德」變成了只說不做的東西，成了純粹的高調。過高的「道德」標準，使絕大多數人都淪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恥笑；他們的真正符合道德的高尚努力，只被用來證明他的「不道德」。在這種「道德高壓」下，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永遠只說道德的話，但永遠不做道德的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並且心安理得。過高的「道德」不僅沒有推廣道德，反而推廣了不道德。

   張先生的分析頗為深刻，值得認真一看。

   很多人對孟子批楊朱十分贊同，但對孟子排墨大不理解。墨子主張平等的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比儒家愛人利他情更熱，救世助人心更切，孟子以禽獸斥之，不合情理呀。殊不知孟子排墨針對的是墨子之學而非墨子其人。墨子主張兼愛，個人言行一致以身作則，當然值得尊重，但作為一派學說，流弊不可勝言。中國人民吃高調道德的虧，吃「偉大祟高」、大公無私的學說的虧還少嗎？教訓還不夠深刻嗎？看了張先生上述這段話，想想文革中力倡的「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道德，當有所悟。

   有人認為，在子貢贖人這個故事里，最好的辦法是子貢先把贖金收下來，完全遵守魯國這條法律，以免誤導一般民眾，然後找個機會把這筆錢以其他形式歸還國府，比如出錢設立贖人基金等。這個建議頗有創見，亦合中庸。這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了。

   五、「黃金中道」

   中庸之為用，大矣哉！

   它是成功之道。一個人如果老是反中庸，就會淪為「小人無忌憚者」，如果不懂中庸，智慧和品德必有缺陷，前者笨而後者劣，前者往往好心辦壞事，後者往往「小」心壞大事。

   它是智慧之道。是處理事物解決問題的最佳的方法、策略、途徑，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優化決策之道。同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擇中道之心態而守，可收致知正心之效。

   它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適之道，廣泛適用於日常生活和政治社會生活，適用於白道黑道紅道藍道各條「道」和道上各種勢力；它是人類同生共存的和諧之道，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個體生命的身心和諧，都離不開中庸之道。小則人與人之間，大到國與國之間，人世間的許多矛盾、衝突、鬥爭、仇恨和人禍，都是對立雙方和相關各方不懂中庸之道造成的。

   它還是對敵之道、復讎之道。大仇必報，大敵不讓，堅持原則，勇於鬥爭。但是，應遵守有理有節的原則。堅守中正，以直（公平正義）報怨，是謂有理；，公平報復，是謂有節。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將原始人復讎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復讎不怕過度，仇上加仇世代不解，直到一方被徹底消滅；二是同態復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能太過分；三是以贖金代替殺人報仇。其中的同態復讎，指的就是公平報復。對待對手或敵方也應如此。窮寇莫追，不要企圖趕盡殺絕。只要對方有所懺悔，願意妥協，就應網開一面。在現代文明社會，有時給敵對方機會，其實也是給自己機會。

   至於民運與中共，雙方立場敵對，但畢竟與戰場對敵不完全相同。雙方拋棄戰爭思維，學習中庸思想，並非絕對沒有化敵為友、爭取雙贏的可能。民主派勇於抗爭的同時，要應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君子而時中」。而且，制度不好，並非體制內皆是民運之敵。相反，體制內的健康進步力量，縱非同道，也是民運最好的盟友。

   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其它任何道德都不能中庸，義德和恕道都是它的表現。孔子「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的「五美」說，講的就是為人處世的中庸；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意思說：樸實過頭，失之粗野；文雅過頭，欠缺誠心；文質調諧互補，方為君子。這是個人修養方面的中庸。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也有類似中庸的主張。他考察各種德行，以為都相當於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如勇敢是懦怯與魯莽之間的中道，磊落是放浪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澀與無恥之間的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

   總之，中庸是人生之正道、社會之大道、政治之公道，亦是天地萬物之常道。據說英譯中庸之道為「黃金中道」，大佳。

   六、專家論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龐朴先生在華東師範大學一場名為《從一分為三談中國人的智慧》的演講中總結了中庸之道四種表現形式：一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不足之處，因此要用對立面來補充，最後達到較好的中間狀態；二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容易趨向極端的那一點，要防止其過頭；三是既不採取這一端也不採取那一端來排除兩邊的缺點；四是把兩邊的優點都集中起來，做到兩全其美。

   從方 法 論的層面，龐朴先生對中庸之道的總結頗為全面。從個人修養，到治國安邦，都離不開中庸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

   就思維方法而言，中庸是對事物的兩個對立面作全面綜合的考察後作出科學的判斷，加以圓融的統一；就實踐行為而言，是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和需要而有所妥協，存異求同，以求和諧和合作。總之，不論在道德上還是政治上，小到個人的待人接物，大到各種典章刑律的制訂，都要盡量合情合理，正常適度。

   孔子嫡孫孔汲（子思）著《中庸》，繼承發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中庸從方 法 論提高到世界觀的高度，並加以系統化。他認為中庸是天地之大本和天下之達道，即體即用，體用合一。按照中庸方法處理一切事物一切問題，即可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

   首都師範大學鄧球柏先生認為，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他在《論易道與中庸之道》中寫道，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天道與人道合一，天性與人性合一，理性與情感合一，鬼神與聖人合一，外內合一等。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五達道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種基本人際關係，處理這五方面關係的準則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這又有賴於三達德，就是智仁勇。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另外還有信友、親親、誠身、明善等原則。

   七、「道之不行」

   可悲的是，對於這一「黃金中道」，現在豈止是「民鮮能久矣」（孔言的「民」本指當時諸子之徒。這裏姑且作普通民眾解），大多數文化人和政治家也「鮮久矣」。在日常個人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中，在思想界學術界中共政界，片面，單邊、過度，反常，偏激，極端，一根筋，一邊倒，非白即黑，非友即敵…，這種種思維、觀點和行為，人們已經習以為常。

   看看國人之間的各種鬥爭包括眾多論壇上的各種爭論吧，無名小輩也好名家名流也罷，哪個不是烏眼雞斗公雞似的，哪個不是雞腸難裝三兩米、鼠肚難容半個人，哪個不是只有嘩眾取寵之心毫無仁恕悲憫之意，哪個不是斗筲之器何足算也？諸公袞袞，非笨即劣。每當聽到他們傻活滔滔不絕，看到他們愚行滾滾不斷，禁不住悲從中來。

   民運界（廣義）亦未能倖免。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是己所不欲專施於人，不是取長補短互相學習而是炫己之長貶人之短；不是追求真理尋覓大道而是爭面子爭名氣鬥閑氣；不是「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人」，而是隱善揚惡、偏激極端地對待民主同道…。溫和與激進之間，改良與革命之間，草根民運與精英民運之間，派與派之間及各派內部，常常從觀點之爭路線之爭演變成意氣之爭，從思想爭鳴文化爭論上升到人身攻擊！

   或許，有些人開始確是為共同的民主事業、自由理想而爭，可爭著爭著，理想不見了，事業拋開了，同道之誼消失了，只剩下了意氣乃至變成了相互間的敵視。一些戴著民運桂冠的志士，私下裡甚至公開地持之以恆地互相攻擊，或攻擊著劉曉波丁子霖高智晟袁紅冰趙晰草庵居土們。每當看到那些或上綱上線或無中生有或傳播謠言或發人隱私的浸透了仇恨汁液的文字，我總不禁為人性的卑下敗壞而心寒，為人心的狹隘短小而齒冷。在「地漫江湖天漫霧，人為刀俎我為魚」的境況之下，除了不時落下的專制刀俎，「魚」們還樂此不厭地忙著互相殘殺呢。

   又如，余王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由拒郭，當然大錯。正邪雙方不可相謀，性格、觀點、策略、路線種種不同，完全可以「道并行而不悖」，何妨相謀？何妨相友？事件發生之後，痛批之應該，可不少人因此產生了敵對情緒，無休止纏鬥，一棍子打殺，又過了。余王有暇疵，拒郭更錯誤，但他們畢竟非敵，畢竟仍是民運事業的同道者和「自己人」，他們持久以來的「啟蒙」之功焉能一筆抹殺？如老梟，反感余傑，就事論事批過之後，不敬而遠之，從此各行其道就是了。

   至於我的朋友或我敬重的同道之間，有時相互批評而過激，更為我所不忍聞。維護朋友人格形象，維護同道隊伍團結，大家都有責任，在發動攻擊之前，應該多設身處地地為對方想想，並想想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義德、恕道和中庸之道。現在有關團體及同道間頗多不正常裂痕的和無必要分岐，而且某些矛盾有公開化尖銳化趨勢，大不利於民主事業的發展和未來民族和解。念之憂心痛心不已。

   我自已也是「出山」以來動輒得咎：拉一拉激進派的手，有人以為我的主張開始暴了；拉一拉溫和派的手，有人以為我的脊樑開始軟了；為某派的厄運輕輕叫聲冤，有人以為我倒向某派了，為胡溫的好事小小叫聲好（溫廢收譴惡制、胡倒陳良宇），有人以為我投降中共了；追求民主嚮往自由，有人以為我全盤西化了；熱愛傳統弘揚儒學，有人以為我維護專制了。這一切是由於他們對老梟為人毫不了解，對老梟思想一知半解，對中西文化不求甚解，也是由於他們未能認識中庸之道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