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拒簽聯合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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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拒簽聯合國憲章
由 張海豚 » 2021年8月24日
什麼導致胡適——這位溫文儒雅的外交官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發了這麼大的火呢？就是因為他感覺和認識到了，這個剛誕生的國際機構，在原始設計上有嚴重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影響六十多年來聯合國對國際事務的真正解決。
柔不能克剛 弱無法勝強
胡適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聯合國」這種國際機構的，期待它可以制約強權、維護世界和平。對於聯合國的前身「國聯」，胡適就非常贊同，他不僅是支持國聯的中國機構發起人，還是第一個把「國聯章程」譯成中文的。
對於支持國聯和聯合國，胡適有過一段思想轉變的心路歷程。作為飽讀經書的學者，他在口述自傳中提到，原來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認為「它是一本著名的反戰著作」；還信奉老子的《非爭》（不抵抗），尤其對老子的柔弱之水卻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哲學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剛抵美接觸到《新約聖經》的「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打你右臉，你把左臉也讓他打」等理論，使年輕的胡適成為「絕對的和平主義者」，跟美國一幫「極端反戰者」為友。
後來日本逼迫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21條時，胡適才認知到∶柔不能克剛。他說，站在康奈爾大學工學院後面峽谷上的弔橋，「俯視這一為水沖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並不是水之弱終能勝強；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適甚至認為這個發現「實在是我智慧上變動的起點」。
至死拒簽聯合國憲章
但中國當時積弱不振，哪有更強的力量對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適轉而贊成他的哥倫比亞大學老師杜威的以力量制約強權的理論，所以支持成立「國聯」，並寄望「國聯」制止日本侵略中國。二戰勝利時他在美國，作為前駐美大使和中國代表，到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成立大會（當時國共和談，代表中還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適從紐約抵達舊金山後得知蘇聯有「否決權」時就對聯合國非常失望，因而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他在「口述自傳」中說，「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胡適說這番話是五十年代中期，聯合國已成立十多年。以後也沒有他在聯合國憲章上籤過字的任何信息，說明他至死（1962年）都沒有簽。
歷史證明胡適對聯合國這個「預感」是正確的。至2003年的記錄顯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中俄）共動用過251次否決權，其中蘇聯就用了120次。冷戰時的蘇聯外長葛羅米科被稱為「否決先生」。
當初的設計即使給五大國否決權，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數制，就會好很多，畢竟五大國中，當時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也是親美親西方的，只要在安理會表決，以多數原則，當然會是西方國家主導。斯大林顯然也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堅持五大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否決權。這就等於任何聯合國的議案，不管多少國家贊成，只要蘇聯不同意，就無法通過。後來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中國跟蘇聯，就可以合法地否決聯合國的一切決議。所以，聯合國的這種少數大國否決制（而五個大國中就有兩個是獨裁國家），就決定了這個機構絕不會是主持正義之地。
蚊子與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則，應該是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如果當初聯合國的設計是沒有五大國的否決權，而是採取全部成員一國一票，少數服從多數，那麽這種「票選」結果，可能弊端更加嚴重。
首先，大國小國，差別太大。像美國是三億人口，面積982萬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島國諾魯（Nauru）國土僅21平方公里，人口才9千多，兩者簡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別還大。就更別說中國是13億人口了。讓美國、中國跟諾魯等小國都是一國一票，這票票當然不等值，明顯不合理。除了國土人口，還有國力，美國年度軍費開支已達七千億美元，而另一聯合國成員喀麥隆的年度軍費只有20萬美元。喀麥隆跟美國都是一國一票，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聯合國的很多成員國都不是民主國家，它們形成多數，完全可能通過議案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從聯合國記錄來看，美國動用過的76次否決權，其中35次是否決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不公正決議。
強姦犯主導「保護婦女委員會」
在聯合國的一些下屬機構中，其成員國席位是實行一國一票選舉的，結果，像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竟然一度把美國的會員席位給「選」掉了，而把蘇丹這樣臭名昭著的人權惡劣國家納補進來；還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亞「選」為人權委員會輪值主席。讓蘇丹、（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等主導人權委員會，就如同讓強姦犯主導「保護婦女委員會」一樣荒唐。
所以，如果當初的設計是只有民主的國家才可以參加聯合國，那還有點可能避免上述那種荒謬。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雖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不到法定年齡的青少年等，都是沒有投票權的。但是，只有民主國家才能成為聯合國成員，或者才有投票權，這種議案，無論在當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過。所以這個機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的無能天性。
原蘇聯持不同政見作家索爾仁尼琴與胡適一樣，也對聯合國非常失望，他甚至公開撰文譴責說，「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里，聯合國也變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員國政府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的，而是暴力強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奪取的。」
昨天，白宮表示拜登願意為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問題上所做的每一個決定承擔責任，通過五角大樓和眾多白宮官員的表態，民主黨人已經承認在阿富汗問題上犯下了錯。
民主黨在阿富汗問題上到底犯了哪些錯誤？這一切都跟他們這些年推崇極左政策的行為有著點與點的直接關係：
①民主黨極左派總是喜歡站在道德高地攻擊保守派的有效政策。有個明顯的例子，前幾年民主黨左派們對保守派創辦的黑水公司進行政治迫害致使其關閉公司。黑水公司有功有過，但是其在阿富汗和索馬里都創造了特別醒目的戰績。僅僅因為黑水公司的雇傭兵誤殺平民被民主黨的各大主流左媒一年365天批判，對黑水公司的性質進行的誇張虛假的報道一直就沒停過。創始人不堪其擾而關閉公司。
民主黨從來不關心殺人不眨眼的塔利班，他們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無休止的政治攻擊怎麼政治攻擊保守派，他們零容忍保守派。
②民主黨不去指揮美軍如何去戰鬥，而是讓美軍天天學習批判性種族理論，去搞性別話題，去學習各種政治正確。本來美軍已經在左化之下腐敗不堪，效率低下，但好在底子牆厚，美軍仍然是非常的專業軍隊，打塔利班肯定輕而易舉。但在各種國際法律、各種軍事合規、各種人道主義的極左精英主義政治正確之下，美軍被捆死了。成了一群廢物。說句玩笑話，如果美國的白左精英早出生七十年，那日本不可能會挨兩顆原子彈的。
③民主黨、建制派、深層政府的政棍、軍棍以及武器製造商聯合他們圈養的阿富汗政府共同貪污軍費。從這屆大選我們其實已經能看出來，美國這個國家早就失去了兩黨監督和政治糾錯的能力了，已經沒有人為政治錯誤負責了。
暫且拋開民主黨不談，這場美國政府外交事件的失利，讓美國這個國家與阿富汗幾十年恩怨糾葛再蒙上一層陰影。那麼這兩家的矛盾點到底是什麼？
在美國左派精英人士推廣和控制的極左全球主義的秩序之下，幾乎沒有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這倒不是因為美國逼著別的國家這麼做，而是因為塔利班在成立之初就有兩大毛病：原教旨主義和推廣原教旨主義。推廣原教旨主義這個行為又被稱作為塔利班主義。所以全世界主張普世價值觀念的發達國家，沒一個願意和這樣的組織打交道。但是矛盾要找個主要矛盾人，所以理所當然，塔利班把矛頭直指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
那麼美國和塔利班之間的矛盾的，其實根本就是兩個意識形態生存空間的矛盾。
昨天，美國著名媒體人Tucker Carlson在節目中是這樣評價美國與阿富汗的：
「近半個世紀，美國的左派精英階層把這些窮困的發展中國家當成了他們做社會實驗的場所，有著各種權力的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政府勾結起來對這個世界上最貧困最沒有話語權的人進行社會改造。這20年來，源源不斷的資助進了阿富汗，支持當地的女權主義，在大學還開設了兩年制的性別研究和女性研究碩士項目，而阿富汗當地人都不知道他們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美國的左派們還教阿富汗男性如何挑戰他們的刻板印象。在對當地的部隊改造中，美國左派們依舊不忘自家那套性別話題，要求阿富汗軍隊中至少10%是女性，這個比例比當地政界女性比例還高。然而實際情況是，被美國左派扶持的當地很多女性立法者都沒去她們轄區轉過。當然阿富汗幾乎沒人喜歡這樣的安排。
之前有一份阿富汗軍隊內部的文件被曝光，文件中的負責人後來承認，美國人讓軍隊把精力花費在性別問題上，導致軍隊內部各種不穩定甚至反抗。可是美國左派政客們才不會管這些，還是推行了這些項目。阿富汗人對性別研究這些東西並不買賬，他們根本不相信美國左派那套」男人可以生孩子」這些可笑的東西，他們並不為自己的男性文化感到不安，而且他們很愛國。
美國之所以會在阿富汗失敗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這些左派自由主義的東西本身就是個笑話，是反人性的，是讓那些項目的發起者感覺更好一些，但根本不是為了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這種程度的荒唐可笑只能用武力來實現。一旦你把武力撤走，人們就會回歸他們想要的生活。這也許是阿富汗事件真正的教訓（這次阿富汗軍隊潰不成兵，不知道美國左派們有沒有反思）。」
美國極左精英的意識形態就是極左民主專制主義，他們的動機是全球主義資本勢力（比如索羅斯等人），想把手伸到每一個國家。他們要求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女權、性少數權、黑人權、少數族群權放在自己國家的主體民族文化之上，實行民主（選票，極左精英擁有強大的文宣系統，選票對他們來說就是遲早的事）+對主體民族的專制，又因為需要用社會的力量來暴力執行，所以叫極左民主專制主義。
伊斯蘭世界里有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極左草根思想，它叫泛伊斯蘭主義，該主義倡導天下穆斯林不分派別都是一家人。泛伊斯蘭主義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推翻伊斯蘭世界所有的世俗政權，包括軍人政權和國王政權，建立一個以穆兄會等宗教組織為權力核心，不分派別的教民人人平等的宗教國家。
奧巴馬執政期間，泛伊斯蘭主義的草根極左思想在奧巴馬等草根極左勢力的牽引下，與民主專制主義的美國極左精英思想合二為一，形成了一個新的極左思想的變種：伊斯蘭民主主義。該主義要求在伊斯蘭世界推翻世俗政權，建立一個民主專制主義宗教國家。（話題延伸：柯林頓家族、布希家族、麥凱恩家族、拜登佩勒西，這些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建制派，他們在政治路線上高度一致，幾乎沒有黨派之分，他們便組成了美國極左精英派。奧巴馬屬於後來居上，奧巴馬在第一任期的時候聽他們的話執行他們那幫人的政策，畢竟自己是他們推上來的。後來奧巴馬連任，在其第二任期時很明顯看出來奧巴馬的翅膀硬了，他擅自大搞極左政策，已經表現出很強的極左草根屬性，草根的特點是更沒有底線的腦殘）
與此同時，謀求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夢的土耳其，以及想在全球推廣什葉派主義的伊朗，都想把手伸進阿拉伯國家。這兩個國家早就對埃及、海灣國家不滿了，於是就接納穆斯林兄弟會，假裝跟他們一起倡導泛伊斯蘭主義，實則是借一個頗受穆斯林青年人歡迎的左翼思想，推廣泛泛突厥主義和什葉派主義。
所以，美國民主黨極左派、土耳其以及伊朗，他們在中東搞大革命是有共同興趣的。他們三股勢力常年在中東宣傳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民主主義，對阿拉伯世界影響最大的卡達半島電視台就是他們的宣傳基地，2011年，在長期的謀劃下，在經濟危機波及到中東后，他們終於搞出了中東大暴亂。萬幸的是埃及的軍人塞西迅速鎮壓了穆兄會，導致埃及革命沒有成功，此舉導致奧巴馬大怒，經濟制裁了埃及好幾年。
這十幾年來，尤其是奧巴馬執政的8年，中東苦不堪言。而最近發生的」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和喬治亞」，塔利班奪回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都是對活在象牙塔里的美國兩黨精英的意識形態的重大打擊。這也是他們完全無視現實的極左激進烏托邦主義而導致的失敗。
如今，民主黨精英的民主專制主義、土耳其伊朗和穆兄會的泛伊斯蘭主義、民主黨草根的伊斯蘭民主主義，還有共和黨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主義全部破產。布希家族和麥凱恩家族提出的所謂新保守主義，其本質就是打著保守主義旗號，偽裝成保守主義，實則是盲目追求」文化進步」的漸變式極左思想。
川普的上台，是美國保守派試圖讓美國回歸保守主義的立國基礎。然而很可惜，無法接受權力喪失的兩黨建制派和極左精英統治階級利用大選漏洞進行了復辟，他們試圖綁架整個國家和整個盟友圈一起隨著他們失敗的意識形態一起完蛋。
拜登曾對美國保守派民眾說：你們得擁有戰鬥機和核武器才能打敗我們。這句話看似玩笑，其實是左派的挑釁。
美國保守派擁有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能擁有很強的生存力。有個不恰當但很實效的方法，那就是讓現階段的美國保守派塔利班化：有信仰不怕死，沒有道德約束，組織能力強，能夠深入基層，紮根基層，所到之處人人都被塔利班化。有時候保守派就應該學習塔利班的生存能力，把糾正民主黨錯誤政策的想法拋棄，轉變為奪權，把民主黨趕出美國，剝奪所有支持民主黨的人的選舉權，讓他們要麼滾出美國，去他們熱愛的精神祖國，比如非洲中東和南美，要麼閉上嘴巴乖乖的活著。
文章結尾，侃個看法。左派的思維之下，美國這些年直接把阿富汗政府寵養成了廢物，養了一批毫無士氣、毫無戰鬥力的軍隊。試想一下，如果當初美國打下阿富汗后立即就撤軍，說不定阿富汗政府能活下去，而且現在很可能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並且和主流國家接軌了。
國立金門大學通識與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近半個世紀以來整個世界猶如經歷一場暴風雨、動蕩不安，這場暴風雨襲擊了開發中新興民主國家。國家之所以要以民主為基石，創建一個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無不希望民主可以為人類改善經濟生活、避免貪污腐敗政府與達成社會和諧的福祉，這是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提出來的概念。
然而在經濟上1973年石油危機、1987年美國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2020年國際金融恐慌，幾乎每十年發生一次危機，對人民生活造成巨大衝擊；在貪腐上，萌芽中民主國家如緬甸、阿富汗、印尼、印度、泰國與菲律賓，其中泰國在透明國際組織的排名，從2001年世界第61名跌到2010年第78名，菲律賓從1998年第55名，跌到2010年第134名；在社會和諧方面，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M. Gehl）與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合寫《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即指出，典型民主國家美國，在不健康的政治競爭與雙頭壟斷的控制已成為常態下，影響美國人民生活與社會和諧，無法解決美國現階段遭遇到的問題。
民主倒退可以從一些國家得到印證。軍人干政是民主倒退因素之一，最典型的國家包括緬甸、埃及、泰國、越南、北韓、柬埔寨、菲律賓、古巴、奈及利亞、尼日、馬利、幾內亞、墨西哥、哥倫比亞、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秘魯等；政教合一也是民主倒退因素，其國家最典型例子如汶萊、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梵蒂岡，現在又多了一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由此可見，軍人干政與政教合一是殺害民主二隻手，而揮舞民主大旗的這些現代化國家，倒行逆施的戰略，根本無法阻擋逆民主或民主退潮的現象。從緬甸軍政府與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神學士，可以看出揮舞民主大旗國家已疲憊無力。
緬甸軍政府背後的老大哥中國大陸，滔滔不絕軍事援助，是軍政府膽跟美國對抗最大原因。而緬甸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可以算是命運多舛，從1948脫離英國獨立后，絲毫沒有一天政治穩定過。1962年奈溫（Ne Win）將軍發動第一次軍事政變、1974年新憲法實施后革命委員會將權力交給新政府、1988年射穢主義政權崩盤軍政府接掌國家、1990年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大獲全勝但軍政府不願釋放權力、2015年緬甸議會選舉翁山蘇姬全國民主聯盟再次獲勝但軍方仍保留大量權力、2020年翁山蘇姬第三次在議會贏得支持但軍方以選舉舞弊將翁軟禁、2021年緬甸總統溫敏（Win Myint）宣布將權力交給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Min Aung Hlaing）。緬甸國防軍依據《憲法》實施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二戰結束后，軍政府勢力未減，西方民主化浪潮似乎沒有在緬甸滋長，取得具體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民兵這次對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的成功逆襲，與緬甸軍政府同樣是背後的中國大陸在撐腰。塔利班興起於1994年，並於1995年發動喀布爾戰役控制90％以上領土；在1996至2001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多次不顧聯合國反對支持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蓋達組織，而被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定義為恐怖組織；2001年911之後，美方要求引渡賓拉登遭拒，以美方為首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阿富汗北方聯盟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權；2007年塔利班與蓋達組織聯手抗美；2014年賓拉登被擊斃后，塔利班分裂成自由聯盟、衛士與馬赫穆德三大派系；2018年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艾哈邁德扎伊（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i）承認塔利班是合法政治團體；2020年塔利班與美國簽署協議，美軍撤出阿富汗，塔利班與喀布爾進行和平談判；2021年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艾哈邁德扎伊流亡海外，塔利班重返執政。在伊斯蘭教義領導下的塔利班，迅速收復領土並擴張其版圖，控制阿富汗85％土地，在美方撤軍后，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對談，商討戰後重建工程，並重新掌權阿富汗。目前僅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承認政權取得的合法性。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How Democracy Ends）亦指出，政變、災難與科技將會結束民主體制。
綜上發現緬甸與塔利班都有一共同特徵，即透過「政變」的方式掌握政權。與此同時，美國政治科學家貝姆（Nancy Bermeo）區別六種不同政變方式，分別是軍事政變、行政政變（當選的人把民主束之高閣）、選舉日投票舞弊（對選舉過程動手腳，使之產生特定結果）、追任性政變（接管民主的人事後舉行選舉，合法化他們的統治）、行政權擴張（當權者暗中削弱民主機構的權力而沒有推翻他們）與策略性選舉操縱（舉行不盡自由和公平但沒有公然舞弊的選舉）。顯然此二國家都是透過流血衝突的軍事政變獲取政權。
除政變終結民主外，冷戰時的美蘇二強在蘇聯土崩瓦解后，取代蘇聯的中國大陸瞬間躍起，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超英趕美，讓一超多強的美國感受到畏懼，也是一非常重要因素。而緬甸軍政府及阿富汗塔利班與中國大陸的友好關係，只會讓美、中關係加深劇烈，二強的態勢在將來，無論在政治、經濟與外交上衝突只增不減。且拜登（Joe Biden）從阿富汗撤軍后，有意將軍隊部署在印太，三艘動力航空母艦持續在西太平洋執行任務，美印太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在2021年向國會追加近十億美元經費，以防堵中國大陸威脅，確保亞太地區安全。中國大陸軍事及經濟的突飛猛進，代表著美國國力的衰退。反觀台灣如何在這波動蕩不安民主衰退浪潮中處變不驚、安穩自居？
柔不能克剛 弱無法勝強
胡適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聯合國」這種國際機構的，期待它可以制約強權、維護世界和平。對於聯合國的前身「國聯」，胡適就非常贊同，他不僅是支持國聯的中國機構發起人，還是第一個把「國聯章程」譯成中文的。
對於支持國聯和聯合國，胡適有過一段思想轉變的心路歷程。作為飽讀經書的學者，他在口述自傳中提到，原來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認為「它是一本著名的反戰著作」；還信奉老子的《非爭》（不抵抗），尤其對老子的柔弱之水卻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哲學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剛抵美接觸到《新約聖經》的「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打你右臉，你把左臉也讓他打」等理論，使年輕的胡適成為「絕對的和平主義者」，跟美國一幫「極端反戰者」為友。
後來日本逼迫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21條時，胡適才認知到∶柔不能克剛。他說，站在康奈爾大學工學院後面峽谷上的弔橋，「俯視這一為水沖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並不是水之弱終能勝強；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適甚至認為這個發現「實在是我智慧上變動的起點」。
至死拒簽聯合國憲章
但中國當時積弱不振，哪有更強的力量對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適轉而贊成他的哥倫比亞大學老師杜威的以力量制約強權的理論，所以支持成立「國聯」，並寄望「國聯」制止日本侵略中國。二戰勝利時他在美國，作為前駐美大使和中國代表，到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成立大會（當時國共和談，代表中還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適從紐約抵達舊金山後得知蘇聯有「否決權」時就對聯合國非常失望，因而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他在「口述自傳」中說，「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胡適說這番話是五十年代中期，聯合國已成立十多年。以後也沒有他在聯合國憲章上籤過字的任何信息，說明他至死（1962年）都沒有簽。
歷史證明胡適對聯合國這個「預感」是正確的。至2003年的記錄顯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中俄）共動用過251次否決權，其中蘇聯就用了120次。冷戰時的蘇聯外長葛羅米科被稱為「否決先生」。
當初的設計即使給五大國否決權，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數制，就會好很多，畢竟五大國中，當時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也是親美親西方的，只要在安理會表決，以多數原則，當然會是西方國家主導。斯大林顯然也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堅持五大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否決權。這就等於任何聯合國的議案，不管多少國家贊成，只要蘇聯不同意，就無法通過。後來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中國跟蘇聯，就可以合法地否決聯合國的一切決議。所以，聯合國的這種少數大國否決制（而五個大國中就有兩個是獨裁國家），就決定了這個機構絕不會是主持正義之地。
蚊子與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則，應該是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如果當初聯合國的設計是沒有五大國的否決權，而是採取全部成員一國一票，少數服從多數，那麽這種「票選」結果，可能弊端更加嚴重。
首先，大國小國，差別太大。像美國是三億人口，面積982萬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島國諾魯（Nauru）國土僅21平方公里，人口才9千多，兩者簡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別還大。就更別說中國是13億人口了。讓美國、中國跟諾魯等小國都是一國一票，這票票當然不等值，明顯不合理。除了國土人口，還有國力，美國年度軍費開支已達七千億美元，而另一聯合國成員喀麥隆的年度軍費只有20萬美元。喀麥隆跟美國都是一國一票，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聯合國的很多成員國都不是民主國家，它們形成多數，完全可能通過議案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從聯合國記錄來看，美國動用過的76次否決權，其中35次是否決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不公正決議。
強姦犯主導「保護婦女委員會」
在聯合國的一些下屬機構中，其成員國席位是實行一國一票選舉的，結果，像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竟然一度把美國的會員席位給「選」掉了，而把蘇丹這樣臭名昭著的人權惡劣國家納補進來；還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亞「選」為人權委員會輪值主席。讓蘇丹、（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等主導人權委員會，就如同讓強姦犯主導「保護婦女委員會」一樣荒唐。
所以，如果當初的設計是只有民主的國家才可以參加聯合國，那還有點可能避免上述那種荒謬。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雖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不到法定年齡的青少年等，都是沒有投票權的。但是，只有民主國家才能成為聯合國成員，或者才有投票權，這種議案，無論在當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過。所以這個機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的無能天性。
原蘇聯持不同政見作家索爾仁尼琴與胡適一樣，也對聯合國非常失望，他甚至公開撰文譴責說，「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里，聯合國也變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員國政府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的，而是暴力強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奪取的。」
昨天，白宮表示拜登願意為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問題上所做的每一個決定承擔責任，通過五角大樓和眾多白宮官員的表態，民主黨人已經承認在阿富汗問題上犯下了錯。
民主黨在阿富汗問題上到底犯了哪些錯誤？這一切都跟他們這些年推崇極左政策的行為有著點與點的直接關係：
①民主黨極左派總是喜歡站在道德高地攻擊保守派的有效政策。有個明顯的例子，前幾年民主黨左派們對保守派創辦的黑水公司進行政治迫害致使其關閉公司。黑水公司有功有過，但是其在阿富汗和索馬里都創造了特別醒目的戰績。僅僅因為黑水公司的雇傭兵誤殺平民被民主黨的各大主流左媒一年365天批判，對黑水公司的性質進行的誇張虛假的報道一直就沒停過。創始人不堪其擾而關閉公司。
民主黨從來不關心殺人不眨眼的塔利班，他們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無休止的政治攻擊怎麼政治攻擊保守派，他們零容忍保守派。
②民主黨不去指揮美軍如何去戰鬥，而是讓美軍天天學習批判性種族理論，去搞性別話題，去學習各種政治正確。本來美軍已經在左化之下腐敗不堪，效率低下，但好在底子牆厚，美軍仍然是非常的專業軍隊，打塔利班肯定輕而易舉。但在各種國際法律、各種軍事合規、各種人道主義的極左精英主義政治正確之下，美軍被捆死了。成了一群廢物。說句玩笑話，如果美國的白左精英早出生七十年，那日本不可能會挨兩顆原子彈的。
③民主黨、建制派、深層政府的政棍、軍棍以及武器製造商聯合他們圈養的阿富汗政府共同貪污軍費。從這屆大選我們其實已經能看出來，美國這個國家早就失去了兩黨監督和政治糾錯的能力了，已經沒有人為政治錯誤負責了。
暫且拋開民主黨不談，這場美國政府外交事件的失利，讓美國這個國家與阿富汗幾十年恩怨糾葛再蒙上一層陰影。那麼這兩家的矛盾點到底是什麼？
在美國左派精英人士推廣和控制的極左全球主義的秩序之下，幾乎沒有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這倒不是因為美國逼著別的國家這麼做，而是因為塔利班在成立之初就有兩大毛病：原教旨主義和推廣原教旨主義。推廣原教旨主義這個行為又被稱作為塔利班主義。所以全世界主張普世價值觀念的發達國家，沒一個願意和這樣的組織打交道。但是矛盾要找個主要矛盾人，所以理所當然，塔利班把矛頭直指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
那麼美國和塔利班之間的矛盾的，其實根本就是兩個意識形態生存空間的矛盾。
昨天，美國著名媒體人Tucker Carlson在節目中是這樣評價美國與阿富汗的：
「近半個世紀，美國的左派精英階層把這些窮困的發展中國家當成了他們做社會實驗的場所，有著各種權力的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政府勾結起來對這個世界上最貧困最沒有話語權的人進行社會改造。這20年來，源源不斷的資助進了阿富汗，支持當地的女權主義，在大學還開設了兩年制的性別研究和女性研究碩士項目，而阿富汗當地人都不知道他們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美國的左派們還教阿富汗男性如何挑戰他們的刻板印象。在對當地的部隊改造中，美國左派們依舊不忘自家那套性別話題，要求阿富汗軍隊中至少10%是女性，這個比例比當地政界女性比例還高。然而實際情況是，被美國左派扶持的當地很多女性立法者都沒去她們轄區轉過。當然阿富汗幾乎沒人喜歡這樣的安排。
之前有一份阿富汗軍隊內部的文件被曝光，文件中的負責人後來承認，美國人讓軍隊把精力花費在性別問題上，導致軍隊內部各種不穩定甚至反抗。可是美國左派政客們才不會管這些，還是推行了這些項目。阿富汗人對性別研究這些東西並不買賬，他們根本不相信美國左派那套」男人可以生孩子」這些可笑的東西，他們並不為自己的男性文化感到不安，而且他們很愛國。
美國之所以會在阿富汗失敗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這些左派自由主義的東西本身就是個笑話，是反人性的，是讓那些項目的發起者感覺更好一些，但根本不是為了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這種程度的荒唐可笑只能用武力來實現。一旦你把武力撤走，人們就會回歸他們想要的生活。這也許是阿富汗事件真正的教訓（這次阿富汗軍隊潰不成兵，不知道美國左派們有沒有反思）。」
美國極左精英的意識形態就是極左民主專制主義，他們的動機是全球主義資本勢力（比如索羅斯等人），想把手伸到每一個國家。他們要求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女權、性少數權、黑人權、少數族群權放在自己國家的主體民族文化之上，實行民主（選票，極左精英擁有強大的文宣系統，選票對他們來說就是遲早的事）+對主體民族的專制，又因為需要用社會的力量來暴力執行，所以叫極左民主專制主義。
伊斯蘭世界里有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極左草根思想，它叫泛伊斯蘭主義，該主義倡導天下穆斯林不分派別都是一家人。泛伊斯蘭主義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推翻伊斯蘭世界所有的世俗政權，包括軍人政權和國王政權，建立一個以穆兄會等宗教組織為權力核心，不分派別的教民人人平等的宗教國家。
奧巴馬執政期間，泛伊斯蘭主義的草根極左思想在奧巴馬等草根極左勢力的牽引下，與民主專制主義的美國極左精英思想合二為一，形成了一個新的極左思想的變種：伊斯蘭民主主義。該主義要求在伊斯蘭世界推翻世俗政權，建立一個民主專制主義宗教國家。（話題延伸：柯林頓家族、布希家族、麥凱恩家族、拜登佩勒西，這些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建制派，他們在政治路線上高度一致，幾乎沒有黨派之分，他們便組成了美國極左精英派。奧巴馬屬於後來居上，奧巴馬在第一任期的時候聽他們的話執行他們那幫人的政策，畢竟自己是他們推上來的。後來奧巴馬連任，在其第二任期時很明顯看出來奧巴馬的翅膀硬了，他擅自大搞極左政策，已經表現出很強的極左草根屬性，草根的特點是更沒有底線的腦殘）
與此同時，謀求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夢的土耳其，以及想在全球推廣什葉派主義的伊朗，都想把手伸進阿拉伯國家。這兩個國家早就對埃及、海灣國家不滿了，於是就接納穆斯林兄弟會，假裝跟他們一起倡導泛伊斯蘭主義，實則是借一個頗受穆斯林青年人歡迎的左翼思想，推廣泛泛突厥主義和什葉派主義。
所以，美國民主黨極左派、土耳其以及伊朗，他們在中東搞大革命是有共同興趣的。他們三股勢力常年在中東宣傳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民主主義，對阿拉伯世界影響最大的卡達半島電視台就是他們的宣傳基地，2011年，在長期的謀劃下，在經濟危機波及到中東后，他們終於搞出了中東大暴亂。萬幸的是埃及的軍人塞西迅速鎮壓了穆兄會，導致埃及革命沒有成功，此舉導致奧巴馬大怒，經濟制裁了埃及好幾年。
這十幾年來，尤其是奧巴馬執政的8年，中東苦不堪言。而最近發生的」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和喬治亞」，塔利班奪回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都是對活在象牙塔里的美國兩黨精英的意識形態的重大打擊。這也是他們完全無視現實的極左激進烏托邦主義而導致的失敗。
如今，民主黨精英的民主專制主義、土耳其伊朗和穆兄會的泛伊斯蘭主義、民主黨草根的伊斯蘭民主主義，還有共和黨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主義全部破產。布希家族和麥凱恩家族提出的所謂新保守主義，其本質就是打著保守主義旗號，偽裝成保守主義，實則是盲目追求」文化進步」的漸變式極左思想。
川普的上台，是美國保守派試圖讓美國回歸保守主義的立國基礎。然而很可惜，無法接受權力喪失的兩黨建制派和極左精英統治階級利用大選漏洞進行了復辟，他們試圖綁架整個國家和整個盟友圈一起隨著他們失敗的意識形態一起完蛋。
拜登曾對美國保守派民眾說：你們得擁有戰鬥機和核武器才能打敗我們。這句話看似玩笑，其實是左派的挑釁。
美國保守派擁有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能擁有很強的生存力。有個不恰當但很實效的方法，那就是讓現階段的美國保守派塔利班化：有信仰不怕死，沒有道德約束，組織能力強，能夠深入基層，紮根基層，所到之處人人都被塔利班化。有時候保守派就應該學習塔利班的生存能力，把糾正民主黨錯誤政策的想法拋棄，轉變為奪權，把民主黨趕出美國，剝奪所有支持民主黨的人的選舉權，讓他們要麼滾出美國，去他們熱愛的精神祖國，比如非洲中東和南美，要麼閉上嘴巴乖乖的活著。
文章結尾，侃個看法。左派的思維之下，美國這些年直接把阿富汗政府寵養成了廢物，養了一批毫無士氣、毫無戰鬥力的軍隊。試想一下，如果當初美國打下阿富汗后立即就撤軍，說不定阿富汗政府能活下去，而且現在很可能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並且和主流國家接軌了。
國立金門大學通識與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近半個世紀以來整個世界猶如經歷一場暴風雨、動蕩不安，這場暴風雨襲擊了開發中新興民主國家。國家之所以要以民主為基石，創建一個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無不希望民主可以為人類改善經濟生活、避免貪污腐敗政府與達成社會和諧的福祉，這是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提出來的概念。
然而在經濟上1973年石油危機、1987年美國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2020年國際金融恐慌，幾乎每十年發生一次危機，對人民生活造成巨大衝擊；在貪腐上，萌芽中民主國家如緬甸、阿富汗、印尼、印度、泰國與菲律賓，其中泰國在透明國際組織的排名，從2001年世界第61名跌到2010年第78名，菲律賓從1998年第55名，跌到2010年第134名；在社會和諧方面，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M. Gehl）與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合寫《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即指出，典型民主國家美國，在不健康的政治競爭與雙頭壟斷的控制已成為常態下，影響美國人民生活與社會和諧，無法解決美國現階段遭遇到的問題。
民主倒退可以從一些國家得到印證。軍人干政是民主倒退因素之一，最典型的國家包括緬甸、埃及、泰國、越南、北韓、柬埔寨、菲律賓、古巴、奈及利亞、尼日、馬利、幾內亞、墨西哥、哥倫比亞、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秘魯等；政教合一也是民主倒退因素，其國家最典型例子如汶萊、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梵蒂岡，現在又多了一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由此可見，軍人干政與政教合一是殺害民主二隻手，而揮舞民主大旗的這些現代化國家，倒行逆施的戰略，根本無法阻擋逆民主或民主退潮的現象。從緬甸軍政府與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神學士，可以看出揮舞民主大旗國家已疲憊無力。
緬甸軍政府背後的老大哥中國大陸，滔滔不絕軍事援助，是軍政府膽跟美國對抗最大原因。而緬甸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可以算是命運多舛，從1948脫離英國獨立后，絲毫沒有一天政治穩定過。1962年奈溫（Ne Win）將軍發動第一次軍事政變、1974年新憲法實施后革命委員會將權力交給新政府、1988年射穢主義政權崩盤軍政府接掌國家、1990年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大獲全勝但軍政府不願釋放權力、2015年緬甸議會選舉翁山蘇姬全國民主聯盟再次獲勝但軍方仍保留大量權力、2020年翁山蘇姬第三次在議會贏得支持但軍方以選舉舞弊將翁軟禁、2021年緬甸總統溫敏（Win Myint）宣布將權力交給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Min Aung Hlaing）。緬甸國防軍依據《憲法》實施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二戰結束后，軍政府勢力未減，西方民主化浪潮似乎沒有在緬甸滋長，取得具體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民兵這次對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的成功逆襲，與緬甸軍政府同樣是背後的中國大陸在撐腰。塔利班興起於1994年，並於1995年發動喀布爾戰役控制90％以上領土；在1996至2001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多次不顧聯合國反對支持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蓋達組織，而被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定義為恐怖組織；2001年911之後，美方要求引渡賓拉登遭拒，以美方為首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阿富汗北方聯盟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權；2007年塔利班與蓋達組織聯手抗美；2014年賓拉登被擊斃后，塔利班分裂成自由聯盟、衛士與馬赫穆德三大派系；2018年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艾哈邁德扎伊（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i）承認塔利班是合法政治團體；2020年塔利班與美國簽署協議，美軍撤出阿富汗，塔利班與喀布爾進行和平談判；2021年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艾哈邁德扎伊流亡海外，塔利班重返執政。在伊斯蘭教義領導下的塔利班，迅速收復領土並擴張其版圖，控制阿富汗85％土地，在美方撤軍后，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對談，商討戰後重建工程，並重新掌權阿富汗。目前僅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承認政權取得的合法性。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How Democracy Ends）亦指出，政變、災難與科技將會結束民主體制。
綜上發現緬甸與塔利班都有一共同特徵，即透過「政變」的方式掌握政權。與此同時，美國政治科學家貝姆（Nancy Bermeo）區別六種不同政變方式，分別是軍事政變、行政政變（當選的人把民主束之高閣）、選舉日投票舞弊（對選舉過程動手腳，使之產生特定結果）、追任性政變（接管民主的人事後舉行選舉，合法化他們的統治）、行政權擴張（當權者暗中削弱民主機構的權力而沒有推翻他們）與策略性選舉操縱（舉行不盡自由和公平但沒有公然舞弊的選舉）。顯然此二國家都是透過流血衝突的軍事政變獲取政權。
除政變終結民主外，冷戰時的美蘇二強在蘇聯土崩瓦解后，取代蘇聯的中國大陸瞬間躍起，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超英趕美，讓一超多強的美國感受到畏懼，也是一非常重要因素。而緬甸軍政府及阿富汗塔利班與中國大陸的友好關係，只會讓美、中關係加深劇烈，二強的態勢在將來，無論在政治、經濟與外交上衝突只增不減。且拜登（Joe Biden）從阿富汗撤軍后，有意將軍隊部署在印太，三艘動力航空母艦持續在西太平洋執行任務，美印太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在2021年向國會追加近十億美元經費，以防堵中國大陸威脅，確保亞太地區安全。中國大陸軍事及經濟的突飛猛進，代表著美國國力的衰退。反觀台灣如何在這波動蕩不安民主衰退浪潮中處變不驚、安穩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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