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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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由 张海豚 » 2021年8月24日
什么导致胡适——这位温文儒雅的外交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发了这么大的火呢？就是因为他感觉和认识到了，这个刚诞生的国际机构，在原始设计上有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六十多年来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真正解决。
柔不能克刚 弱无法胜强
胡适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的，期待它可以制约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联合国的前身“国联”，胡适就非常赞同，他不仅是支持国联的中国机构发起人，还是第一个把“国联章程”译成中文的。
对于支持国联和联合国，胡适有过一段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作为饱读经书的学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原来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认为“它是一本著名的反战著作”；还信奉老子的《非争》（不抵抗），尤其对老子的柔弱之水却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刚抵美接触到《新约圣经》的“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让他打”等理论，使年轻的胡适成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跟美国一帮“极端反战者”为友。
后来日本逼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时，胡适才认知到∶柔不能克刚。他说，站在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适甚至认为这个发现“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但中国当时积弱不振，哪有更强的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适转而赞成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杜威的以力量制约强权的理论，所以支持成立“国联”，并寄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二战胜利时他在美国，作为前驻美大使和中国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当时国共和谈，代表中还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适从纽约抵达旧金山后得知苏联有“否决权”时就对联合国非常失望，因而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胡适说这番话是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已成立十多年。以后也没有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的任何信息，说明他至死（1962年）都没有签。
历史证明胡适对联合国这个“预感”是正确的。至2003年的记录显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中俄）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就用了120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
当初的设计即使给五大国否决权，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数制，就会好很多，毕竟五大国中，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是亲美亲西方的，只要在安理会表决，以多数原则，当然会是西方国家主导。斯大林显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五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就等于任何联合国的议案，不管多少国家赞成，只要苏联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后来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跟苏联，就可以合法地否决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所以，联合国的这种少数大国否决制（而五个大国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就决定了这个机构绝不会是主持正义之地。
蚊子与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则，应该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当初联合国的设计是没有五大国的否决权，而是采取全部成员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麽这种“票选”结果，可能弊端更加严重。
首先，大国小国，差别太大。像美国是三亿人口，面积982万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国土仅21平方公里，人口才9千多，两者简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别还大。就更别说中国是13亿人口了。让美国、中国跟诺鲁等小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票票当然不等值，明显不合理。除了国土人口，还有国力，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已达七千亿美元，而另一联合国成员喀麦隆的年度军费只有20万美元。喀麦隆跟美国都是一国一票，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形成多数，完全可能通过议案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从联合国记录来看，美国动用过的76次否决权，其中35次是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决议。
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
在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中，其成员国席位是实行一国一票选举的，结果，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竟然一度把美国的会员席位给“选”掉了，而把苏丹这样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纳补進来；还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亚“选”为人权委员会轮值主席。让苏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主导人权委员会，就如同让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一样荒唐。
所以，如果当初的设计是只有民主的国家才可以参加联合国，那还有点可能避免上述那种荒谬。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等，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才有投票权，这种议案，无论在当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过。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能天性。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与胡适一样，也对联合国非常失望，他甚至公开撰文谴责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昨天，白宫表示拜登愿意为美国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承担责任，通过五角大楼和众多白宫官员的表态，民主党人已经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犯下了错。
民主党在阿富汗问题上到底犯了哪些错误？这一切都跟他们这些年推崇极左政策的行为有着点与点的直接关系：
①民主党极左派总是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攻击保守派的有效政策。有个明显的例子，前几年民主党左派们对保守派创办的黑水公司進行政治迫害致使其关闭公司。黑水公司有功有过，但是其在阿富汗和索马里都创造了特别醒目的战绩。仅仅因为黑水公司的雇佣兵误杀平民被民主党的各大主流左媒一年365天批判，对黑水公司的性质進行的夸张虚假的报道一直就没停过。创始人不堪其扰而关闭公司。
民主党从来不关心杀人不眨眼的塔利班，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无休止的政治攻击怎么政治攻击保守派，他们零容忍保守派。
②民主党不去指挥美军如何去战斗，而是让美军天天学习批判性种族理论，去搞性别话题，去学习各种政治正确。本来美军已经在左化之下腐败不堪，效率低下，但好在底子墙厚，美军仍然是非常的专业军队，打塔利班肯定轻而易举。但在各种国际法律、各种军事合规、各种人道主义的极左精英主义政治正确之下，美军被捆死了。成了一群废物。说句玩笑话，如果美国的白左精英早出生七十年，那日本不可能会挨两颗原子弹的。
③民主党、建制派、深层政府的政棍、军棍以及武器制造商联合他们圈养的阿富汗政府共同贪污军费。从这届大选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出来，美国这个国家早就失去了两党监督和政治纠错的能力了，已经没有人为政治错误负责了。
暂且抛开民主党不谈，这场美国政府外交事件的失利，让美国这个国家与阿富汗几十年恩怨纠葛再蒙上一层阴影。那么这两家的矛盾点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左派精英人士推广和控制的极左全球主义的秩序之下，几乎没有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这倒不是因为美国逼着别的国家这么做，而是因为塔利班在成立之初就有两大毛病：原教旨主义和推广原教旨主义。推广原教旨主义这个行为又被称作为塔利班主义。所以全世界主张普世价值观念的发达国家，没一个愿意和这样的组织打交道。但是矛盾要找个主要矛盾人，所以理所当然，塔利班把矛头直指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
那么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矛盾的，其实根本就是两个意识形态生存空间的矛盾。
昨天，美国着名媒体人Tucker Carlson在节目中是这样评价美国与阿富汗的：
“近半个世纪，美国的左派精英阶层把这些穷困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了他们做社会实验的场所，有着各种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勾结起来对这个世界上最贫困最没有话语权的人進行社会改造。这20年来，源源不断的资助進了阿富汗，支持当地的女权主义，在大学还开设了两年制的性别研究和女性研究硕士项目，而阿富汗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美国的左派们还教阿富汗男性如何挑战他们的刻板印象。在对当地的部队改造中，美国左派们依旧不忘自家那套性别话题，要求阿富汗军队中至少10%是女性，这个比例比当地政界女性比例还高。然而实际情况是，被美国左派扶持的当地很多女性立法者都没去她们辖区转过。当然阿富汗几乎没人喜欢这样的安排。
之前有一份阿富汗军队内部的文件被曝光，文件中的负责人后来承认，美国人让军队把精力花费在性别问题上，导致军队内部各种不稳定甚至反抗。可是美国左派政客们才不会管这些，还是推行了这些项目。阿富汗人对性别研究这些东西并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美国左派那套”男人可以生孩子”这些可笑的东西，他们并不为自己的男性文化感到不安，而且他们很爱国。
美国之所以会在阿富汗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左派自由主义的东西本身就是个笑话，是反人性的，是让那些项目的发起者感觉更好一些，但根本不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程度的荒唐可笑只能用武力来实现。一旦你把武力撤走，人们就会回归他们想要的生活。这也许是阿富汗事件真正的教训（这次阿富汗军队溃不成兵，不知道美国左派们有没有反思）。”
美国极左精英的意识形态就是极左民主专制主义，他们的动机是全球主义资本势力（比如索罗斯等人），想把手伸到每一个国家。他们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女权、性少数权、黑人权、少数族群权放在自己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之上，实行民主（选票，极左精英拥有强大的文宣系统，选票对他们来说就是迟早的事）+对主体民族的专制，又因为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来暴力执行，所以叫极左民主专制主义。
伊斯兰世界里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极左草根思想，它叫泛伊斯兰主义，该主义倡导天下穆斯林不分派别都是一家人。泛伊斯兰主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推翻伊斯兰世界所有的世俗政权，包括军人政权和国王政权，建立一个以穆兄会等宗教组织为权力核心，不分派别的教民人人平等的宗教国家。
奥巴马执政期间，泛伊斯兰主义的草根极左思想在奥巴马等草根极左势力的牵引下，与民主专制主义的美国极左精英思想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极左思想的变种：伊斯兰民主主义。该主义要求在伊斯兰世界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专制主义宗教国家。（话题延伸：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麦凯恩家族、拜登佩勒西，这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建制派，他们在政治路线上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党派之分，他们便组成了美国极左精英派。奥巴马属于后来居上，奥巴马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听他们的话执行他们那帮人的政策，毕竟自己是他们推上来的。后来奥巴马连任，在其第二任期时很明显看出来奥巴马的翅膀硬了，他擅自大搞极左政策，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极左草根属性，草根的特点是更没有底线的脑残）
与此同时，谋求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梦的土耳其，以及想在全球推广什叶派主义的伊朗，都想把手伸進阿拉伯国家。这两个国家早就对埃及、海湾国家不满了，于是就接纳穆斯林兄弟会，假装跟他们一起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实则是借一个颇受穆斯林青年人欢迎的左翼思想，推广泛泛突厥主义和什叶派主义。
所以，美国民主党极左派、土耳其以及伊朗，他们在中东搞大革命是有共同兴趣的。他们三股势力常年在中东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民主主义，对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是他们的宣传基地，2011年，在长期的谋划下，在经济危机波及到中东后，他们终于搞出了中东大暴乱。万幸的是埃及的军人塞西迅速镇压了穆兄会，导致埃及革命没有成功，此举导致奥巴马大怒，经济制裁了埃及好几年。
这十几年来，尤其是奥巴马执政的8年，中东苦不堪言。而最近发生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塔利班夺回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都是对活在象牙塔里的美国两党精英的意识形态的重大打击。这也是他们完全无视现实的极左激進乌托邦主义而导致的失败。
如今，民主党精英的民主专制主义、土耳其伊朗和穆兄会的泛伊斯兰主义、民主党草根的伊斯兰民主主义，还有共和党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主义全部破产。布什家族和麦凯恩家族提出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其本质就是打着保守主义旗号，伪装成保守主义，实则是盲目追求”文化進步”的渐变式极左思想。
川普的上台，是美国保守派试图让美国回归保守主义的立国基础。然而很可惜，无法接受权力丧失的两党建制派和极左精英统治阶级利用大选漏洞進行了复辟，他们试图绑架整个国家和整个盟友圈一起随着他们失败的意识形态一起完蛋。
拜登曾对美国保守派民众说：你们得拥有战斗机和核武器才能打败我们。这句话看似玩笑，其实是左派的挑衅。
美国保守派拥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能拥有很强的生存力。有个不恰当但很实效的方法，那就是让现阶段的美国保守派塔利班化：有信仰不怕死，没有道德约束，组织能力强，能够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所到之处人人都被塔利班化。有时候保守派就应该学习塔利班的生存能力，把纠正民主党错误政策的想法抛弃，转变为夺权，把民主党赶出美国，剥夺所有支持民主党的人的选举权，让他们要么滚出美国，去他们热爱的精神祖国，比如非洲中东和南美，要么闭上嘴巴乖乖的活着。
文章结尾，侃个看法。左派的思维之下，美国这些年直接把阿富汗政府宠养成了废物，养了一批毫无士气、毫无战斗力的军队。试想一下，如果当初美国打下阿富汗后立即就撤军，说不定阿富汗政府能活下去，而且现在很可能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且和主流国家接轨了。
国立金门大学通识与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犹如经历一场暴风雨、动荡不安，这场暴风雨袭击了开发中新兴民主国家。国家之所以要以民主为基石，创建一个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无不希望民主可以为人类改善经济生活、避免贪污腐败政府与达成社会和谐的福祉，这是乔舒亚・科蓝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提出来的概念。
然而在经济上1973年石油危机、1987年美国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2020年国际金融恐慌，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对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在贪腐上，萌芽中民主国家如缅甸、阿富汗、印尼、印度、泰国与菲律宾，其中泰国在透明国际组织的排名，从2001年世界第61名跌到2010年第78名，菲律宾从1998年第55名，跌到2010年第134名；在社会和谐方面，凯瑟琳・盖尔（Katherine M. Gehl）与麦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合写《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即指出，典型民主国家美国，在不健康的政治竞争与双头垄断的控制已成为常态下，影响美国人民生活与社会和谐，无法解决美国现阶段遭遇到的问题。
民主倒退可以从一些国家得到印证。军人干政是民主倒退因素之一，最典型的国家包括缅甸、埃及、泰国、越南、北韩、柬埔寨、菲律宾、古巴、奈及利亚、尼日、马利、几内亚、墨西哥、哥伦比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秘鲁等；政教合一也是民主倒退因素，其国家最典型例子如汶莱、沙乌地阿拉伯、伊朗与梵蒂冈，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由此可见，军人干政与政教合一是杀害民主二只手，而挥舞民主大旗的这些现代化国家，倒行逆施的战略，根本无法阻挡逆民主或民主退潮的现象。从缅甸军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神学士，可以看出挥舞民主大旗国家已疲惫无力。
缅甸军政府背后的老大哥中国大陆，滔滔不绝军事援助，是军政府胆跟美国对抗最大原因。而缅甸这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可以算是命运多舛，从1948脱离英国独立后，丝毫没有一天政治稳定过。1962年奈温（Ne Win）将军发动第一次军事政变、1974年新宪法实施后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新政府、1988年射秽主义政权崩盘军政府接掌国家、1990年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大获全胜但军政府不愿释放权力、2015年缅甸议会选举翁山苏姬全国民主联盟再次获胜但军方仍保留大量权力、2020年翁山苏姬第三次在议会赢得支持但军方以选举舞弊将翁软禁、2021年缅甸总统温敏（Win Myint）宣布将权力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Min Aung Hlaing）。缅甸国防军依据《宪法》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二战结束后，军政府势力未减，西方民主化浪潮似乎没有在缅甸滋长，取得具体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民兵这次对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的成功逆袭，与缅甸军政府同样是背后的中国大陆在撑腰。塔利班兴起于1994年，并于1995年发动喀布尔战役控制90％以上领土；在1996至2001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多次不顾联合国反对支持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盖达组织，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定义为恐怖组织；2001年911之后，美方要求引渡宾拉登遭拒，以美方为首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阿富汗北方联盟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权；2007年塔利班与盖达组织联手抗美；2014年宾拉登被击毙后，塔利班分裂成自由联盟、卫士与马赫穆德三大派系；2018年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i）承认塔利班是合法政治团体；2020年塔利班与美国签署协议，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与喀布尔進行和平谈判；2021年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流亡海外，塔利班重返执政。在伊斯兰教义领导下的塔利班，迅速收复领土并扩张其版图，控制阿富汗85％土地，在美方撤军后，進一步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对谈，商讨战后重建工程，并重新掌权阿富汗。目前仅沙乌地阿拉伯与巴基斯坦承认政权取得的合法性。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会怎么结束：政变、大灾难和科技接管》（How Democracy Ends）亦指出，政变、灾难与科技将会结束民主体制。
综上发现缅甸与塔利班都有一共同特征，即透过“政变”的方式掌握政权。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科学家贝姆（Nancy Bermeo）区别六种不同政变方式，分别是军事政变、行政政变（当选的人把民主束之高阁）、选举日投票舞弊（对选举过程动手脚，使之产生特定结果）、追任性政变（接管民主的人事后举行选举，合法化他们的统治）、行政权扩张（当权者暗中削弱民主机构的权力而没有推翻他们）与策略性选举操纵（举行不尽自由和公平但没有公然舞弊的选举）。显然此二国家都是透过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获取政权。
除政变终结民主外，冷战时的美苏二强在苏联土崩瓦解后，取代苏联的中国大陆瞬间跃起，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突飞猛進、超英赶美，让一超多强的美国感受到畏惧，也是一非常重要因素。而缅甸军政府及阿富汗塔利班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只会让美、中关系加深剧烈，二强的态势在将来，无论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上冲突只增不减。且拜登（Joe Biden）从阿富汗撤军后，有意将军队部署在印太，三艘动力航空母舰持续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美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C. Aquilino）在2021年向国会追加近十亿美元经费，以防堵中国大陆威胁，确保亚太地区安全。中国大陆军事及经济的突飞猛進，代表着美国国力的衰退。反观台湾如何在这波动荡不安民主衰退浪潮中处变不惊、安稳自居？
柔不能克刚 弱无法胜强
胡适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的，期待它可以制约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联合国的前身“国联”，胡适就非常赞同，他不仅是支持国联的中国机构发起人，还是第一个把“国联章程”译成中文的。
对于支持国联和联合国，胡适有过一段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作为饱读经书的学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原来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认为“它是一本著名的反战著作”；还信奉老子的《非争》（不抵抗），尤其对老子的柔弱之水却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刚抵美接触到《新约圣经》的“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让他打”等理论，使年轻的胡适成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跟美国一帮“极端反战者”为友。
后来日本逼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时，胡适才认知到∶柔不能克刚。他说，站在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适甚至认为这个发现“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但中国当时积弱不振，哪有更强的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适转而赞成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杜威的以力量制约强权的理论，所以支持成立“国联”，并寄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二战胜利时他在美国，作为前驻美大使和中国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当时国共和谈，代表中还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适从纽约抵达旧金山后得知苏联有“否决权”时就对联合国非常失望，因而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胡适说这番话是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已成立十多年。以后也没有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的任何信息，说明他至死（1962年）都没有签。
历史证明胡适对联合国这个“预感”是正确的。至2003年的记录显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中俄）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就用了120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
当初的设计即使给五大国否决权，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数制，就会好很多，毕竟五大国中，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是亲美亲西方的，只要在安理会表决，以多数原则，当然会是西方国家主导。斯大林显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五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就等于任何联合国的议案，不管多少国家赞成，只要苏联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后来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跟苏联，就可以合法地否决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所以，联合国的这种少数大国否决制（而五个大国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就决定了这个机构绝不会是主持正义之地。
蚊子与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则，应该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当初联合国的设计是没有五大国的否决权，而是采取全部成员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麽这种“票选”结果，可能弊端更加严重。
首先，大国小国，差别太大。像美国是三亿人口，面积982万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国土仅21平方公里，人口才9千多，两者简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别还大。就更别说中国是13亿人口了。让美国、中国跟诺鲁等小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票票当然不等值，明显不合理。除了国土人口，还有国力，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已达七千亿美元，而另一联合国成员喀麦隆的年度军费只有20万美元。喀麦隆跟美国都是一国一票，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形成多数，完全可能通过议案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从联合国记录来看，美国动用过的76次否决权，其中35次是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决议。
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
在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中，其成员国席位是实行一国一票选举的，结果，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竟然一度把美国的会员席位给“选”掉了，而把苏丹这样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纳补進来；还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亚“选”为人权委员会轮值主席。让苏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主导人权委员会，就如同让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一样荒唐。
所以，如果当初的设计是只有民主的国家才可以参加联合国，那还有点可能避免上述那种荒谬。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等，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才有投票权，这种议案，无论在当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过。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能天性。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与胡适一样，也对联合国非常失望，他甚至公开撰文谴责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昨天，白宫表示拜登愿意为美国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承担责任，通过五角大楼和众多白宫官员的表态，民主党人已经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犯下了错。
民主党在阿富汗问题上到底犯了哪些错误？这一切都跟他们这些年推崇极左政策的行为有着点与点的直接关系：
①民主党极左派总是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攻击保守派的有效政策。有个明显的例子，前几年民主党左派们对保守派创办的黑水公司進行政治迫害致使其关闭公司。黑水公司有功有过，但是其在阿富汗和索马里都创造了特别醒目的战绩。仅仅因为黑水公司的雇佣兵误杀平民被民主党的各大主流左媒一年365天批判，对黑水公司的性质進行的夸张虚假的报道一直就没停过。创始人不堪其扰而关闭公司。
民主党从来不关心杀人不眨眼的塔利班，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无休止的政治攻击怎么政治攻击保守派，他们零容忍保守派。
②民主党不去指挥美军如何去战斗，而是让美军天天学习批判性种族理论，去搞性别话题，去学习各种政治正确。本来美军已经在左化之下腐败不堪，效率低下，但好在底子墙厚，美军仍然是非常的专业军队，打塔利班肯定轻而易举。但在各种国际法律、各种军事合规、各种人道主义的极左精英主义政治正确之下，美军被捆死了。成了一群废物。说句玩笑话，如果美国的白左精英早出生七十年，那日本不可能会挨两颗原子弹的。
③民主党、建制派、深层政府的政棍、军棍以及武器制造商联合他们圈养的阿富汗政府共同贪污军费。从这届大选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出来，美国这个国家早就失去了两党监督和政治纠错的能力了，已经没有人为政治错误负责了。
暂且抛开民主党不谈，这场美国政府外交事件的失利，让美国这个国家与阿富汗几十年恩怨纠葛再蒙上一层阴影。那么这两家的矛盾点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左派精英人士推广和控制的极左全球主义的秩序之下，几乎没有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这倒不是因为美国逼着别的国家这么做，而是因为塔利班在成立之初就有两大毛病：原教旨主义和推广原教旨主义。推广原教旨主义这个行为又被称作为塔利班主义。所以全世界主张普世价值观念的发达国家，没一个愿意和这样的组织打交道。但是矛盾要找个主要矛盾人，所以理所当然，塔利班把矛头直指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
那么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矛盾的，其实根本就是两个意识形态生存空间的矛盾。
昨天，美国着名媒体人Tucker Carlson在节目中是这样评价美国与阿富汗的：
“近半个世纪，美国的左派精英阶层把这些穷困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了他们做社会实验的场所，有着各种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勾结起来对这个世界上最贫困最没有话语权的人進行社会改造。这20年来，源源不断的资助進了阿富汗，支持当地的女权主义，在大学还开设了两年制的性别研究和女性研究硕士项目，而阿富汗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美国的左派们还教阿富汗男性如何挑战他们的刻板印象。在对当地的部队改造中，美国左派们依旧不忘自家那套性别话题，要求阿富汗军队中至少10%是女性，这个比例比当地政界女性比例还高。然而实际情况是，被美国左派扶持的当地很多女性立法者都没去她们辖区转过。当然阿富汗几乎没人喜欢这样的安排。
之前有一份阿富汗军队内部的文件被曝光，文件中的负责人后来承认，美国人让军队把精力花费在性别问题上，导致军队内部各种不稳定甚至反抗。可是美国左派政客们才不会管这些，还是推行了这些项目。阿富汗人对性别研究这些东西并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美国左派那套”男人可以生孩子”这些可笑的东西，他们并不为自己的男性文化感到不安，而且他们很爱国。
美国之所以会在阿富汗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左派自由主义的东西本身就是个笑话，是反人性的，是让那些项目的发起者感觉更好一些，但根本不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程度的荒唐可笑只能用武力来实现。一旦你把武力撤走，人们就会回归他们想要的生活。这也许是阿富汗事件真正的教训（这次阿富汗军队溃不成兵，不知道美国左派们有没有反思）。”
美国极左精英的意识形态就是极左民主专制主义，他们的动机是全球主义资本势力（比如索罗斯等人），想把手伸到每一个国家。他们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女权、性少数权、黑人权、少数族群权放在自己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之上，实行民主（选票，极左精英拥有强大的文宣系统，选票对他们来说就是迟早的事）+对主体民族的专制，又因为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来暴力执行，所以叫极左民主专制主义。
伊斯兰世界里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极左草根思想，它叫泛伊斯兰主义，该主义倡导天下穆斯林不分派别都是一家人。泛伊斯兰主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推翻伊斯兰世界所有的世俗政权，包括军人政权和国王政权，建立一个以穆兄会等宗教组织为权力核心，不分派别的教民人人平等的宗教国家。
奥巴马执政期间，泛伊斯兰主义的草根极左思想在奥巴马等草根极左势力的牵引下，与民主专制主义的美国极左精英思想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极左思想的变种：伊斯兰民主主义。该主义要求在伊斯兰世界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专制主义宗教国家。（话题延伸：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麦凯恩家族、拜登佩勒西，这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建制派，他们在政治路线上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党派之分，他们便组成了美国极左精英派。奥巴马属于后来居上，奥巴马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听他们的话执行他们那帮人的政策，毕竟自己是他们推上来的。后来奥巴马连任，在其第二任期时很明显看出来奥巴马的翅膀硬了，他擅自大搞极左政策，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极左草根属性，草根的特点是更没有底线的脑残）
与此同时，谋求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梦的土耳其，以及想在全球推广什叶派主义的伊朗，都想把手伸進阿拉伯国家。这两个国家早就对埃及、海湾国家不满了，于是就接纳穆斯林兄弟会，假装跟他们一起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实则是借一个颇受穆斯林青年人欢迎的左翼思想，推广泛泛突厥主义和什叶派主义。
所以，美国民主党极左派、土耳其以及伊朗，他们在中东搞大革命是有共同兴趣的。他们三股势力常年在中东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民主主义，对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是他们的宣传基地，2011年，在长期的谋划下，在经济危机波及到中东后，他们终于搞出了中东大暴乱。万幸的是埃及的军人塞西迅速镇压了穆兄会，导致埃及革命没有成功，此举导致奥巴马大怒，经济制裁了埃及好几年。
这十几年来，尤其是奥巴马执政的8年，中东苦不堪言。而最近发生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塔利班夺回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都是对活在象牙塔里的美国两党精英的意识形态的重大打击。这也是他们完全无视现实的极左激進乌托邦主义而导致的失败。
如今，民主党精英的民主专制主义、土耳其伊朗和穆兄会的泛伊斯兰主义、民主党草根的伊斯兰民主主义，还有共和党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主义全部破产。布什家族和麦凯恩家族提出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其本质就是打着保守主义旗号，伪装成保守主义，实则是盲目追求”文化進步”的渐变式极左思想。
川普的上台，是美国保守派试图让美国回归保守主义的立国基础。然而很可惜，无法接受权力丧失的两党建制派和极左精英统治阶级利用大选漏洞進行了复辟，他们试图绑架整个国家和整个盟友圈一起随着他们失败的意识形态一起完蛋。
拜登曾对美国保守派民众说：你们得拥有战斗机和核武器才能打败我们。这句话看似玩笑，其实是左派的挑衅。
美国保守派拥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能拥有很强的生存力。有个不恰当但很实效的方法，那就是让现阶段的美国保守派塔利班化：有信仰不怕死，没有道德约束，组织能力强，能够深入基层，扎根基层，所到之处人人都被塔利班化。有时候保守派就应该学习塔利班的生存能力，把纠正民主党错误政策的想法抛弃，转变为夺权，把民主党赶出美国，剥夺所有支持民主党的人的选举权，让他们要么滚出美国，去他们热爱的精神祖国，比如非洲中东和南美，要么闭上嘴巴乖乖的活着。
文章结尾，侃个看法。左派的思维之下，美国这些年直接把阿富汗政府宠养成了废物，养了一批毫无士气、毫无战斗力的军队。试想一下，如果当初美国打下阿富汗后立即就撤军，说不定阿富汗政府能活下去，而且现在很可能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且和主流国家接轨了。
国立金门大学通识与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犹如经历一场暴风雨、动荡不安，这场暴风雨袭击了开发中新兴民主国家。国家之所以要以民主为基石，创建一个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无不希望民主可以为人类改善经济生活、避免贪污腐败政府与达成社会和谐的福祉，这是乔舒亚・科蓝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提出来的概念。
然而在经济上1973年石油危机、1987年美国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2020年国际金融恐慌，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对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在贪腐上，萌芽中民主国家如缅甸、阿富汗、印尼、印度、泰国与菲律宾，其中泰国在透明国际组织的排名，从2001年世界第61名跌到2010年第78名，菲律宾从1998年第55名，跌到2010年第134名；在社会和谐方面，凯瑟琳・盖尔（Katherine M. Gehl）与麦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合写《当政治成为一种产业》（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即指出，典型民主国家美国，在不健康的政治竞争与双头垄断的控制已成为常态下，影响美国人民生活与社会和谐，无法解决美国现阶段遭遇到的问题。
民主倒退可以从一些国家得到印证。军人干政是民主倒退因素之一，最典型的国家包括缅甸、埃及、泰国、越南、北韩、柬埔寨、菲律宾、古巴、奈及利亚、尼日、马利、几内亚、墨西哥、哥伦比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秘鲁等；政教合一也是民主倒退因素，其国家最典型例子如汶莱、沙乌地阿拉伯、伊朗与梵蒂冈，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由此可见，军人干政与政教合一是杀害民主二只手，而挥舞民主大旗的这些现代化国家，倒行逆施的战略，根本无法阻挡逆民主或民主退潮的现象。从缅甸军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神学士，可以看出挥舞民主大旗国家已疲惫无力。
缅甸军政府背后的老大哥中国大陆，滔滔不绝军事援助，是军政府胆跟美国对抗最大原因。而缅甸这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可以算是命运多舛，从1948脱离英国独立后，丝毫没有一天政治稳定过。1962年奈温（Ne Win）将军发动第一次军事政变、1974年新宪法实施后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新政府、1988年射秽主义政权崩盘军政府接掌国家、1990年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大获全胜但军政府不愿释放权力、2015年缅甸议会选举翁山苏姬全国民主联盟再次获胜但军方仍保留大量权力、2020年翁山苏姬第三次在议会赢得支持但军方以选举舞弊将翁软禁、2021年缅甸总统温敏（Win Myint）宣布将权力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Min Aung Hlaing）。缅甸国防军依据《宪法》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二战结束后，军政府势力未减，西方民主化浪潮似乎没有在缅甸滋长，取得具体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民兵这次对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的成功逆袭，与缅甸军政府同样是背后的中国大陆在撑腰。塔利班兴起于1994年，并于1995年发动喀布尔战役控制90％以上领土；在1996至2001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多次不顾联合国反对支持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盖达组织，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定义为恐怖组织；2001年911之后，美方要求引渡宾拉登遭拒，以美方为首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阿富汗北方联盟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权；2007年塔利班与盖达组织联手抗美；2014年宾拉登被击毙后，塔利班分裂成自由联盟、卫士与马赫穆德三大派系；2018年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Mohammad Ashraf Ghani Ahmadzai）承认塔利班是合法政治团体；2020年塔利班与美国签署协议，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与喀布尔進行和平谈判；2021年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流亡海外，塔利班重返执政。在伊斯兰教义领导下的塔利班，迅速收复领土并扩张其版图，控制阿富汗85％土地，在美方撤军后，進一步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对谈，商讨战后重建工程，并重新掌权阿富汗。目前仅沙乌地阿拉伯与巴基斯坦承认政权取得的合法性。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会怎么结束：政变、大灾难和科技接管》（How Democracy Ends）亦指出，政变、灾难与科技将会结束民主体制。
综上发现缅甸与塔利班都有一共同特征，即透过“政变”的方式掌握政权。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科学家贝姆（Nancy Bermeo）区别六种不同政变方式，分别是军事政变、行政政变（当选的人把民主束之高阁）、选举日投票舞弊（对选举过程动手脚，使之产生特定结果）、追任性政变（接管民主的人事后举行选举，合法化他们的统治）、行政权扩张（当权者暗中削弱民主机构的权力而没有推翻他们）与策略性选举操纵（举行不尽自由和公平但没有公然舞弊的选举）。显然此二国家都是透过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获取政权。
除政变终结民主外，冷战时的美苏二强在苏联土崩瓦解后，取代苏联的中国大陆瞬间跃起，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突飞猛進、超英赶美，让一超多强的美国感受到畏惧，也是一非常重要因素。而缅甸军政府及阿富汗塔利班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只会让美、中关系加深剧烈，二强的态势在将来，无论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上冲突只增不减。且拜登（Joe Biden）从阿富汗撤军后，有意将军队部署在印太，三艘动力航空母舰持续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美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C. Aquilino）在2021年向国会追加近十亿美元经费，以防堵中国大陆威胁，确保亚太地区安全。中国大陆军事及经济的突飞猛進，代表着美国国力的衰退。反观台湾如何在这波动荡不安民主衰退浪潮中处变不惊、安稳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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