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共產黨天下就會大亂嗎？
沒有共產黨天下就會大亂嗎？
由 admin » 2011年6月20日
在沒有共產黨的日子里
——憶六四
作者﹕陳綱
沒有共產黨天下就會大亂嗎？ 其實在首都北京我們已經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就實踐了20天左右沒有共產黨的日子。
1989年5月13日，許多北京高校的大學生來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 為了反對共產黨官員腐敗和爭取更多的人權開始絕食。 從這一天起， 數十萬大學生和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自發的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最多時達到300萬人。從這一天起，共產黨漸漸失去對北京的控制，北京漸漸處於無政府狀態。
我當時正上大學三年級，從5月 16日起也跟隨我校師生去廣場聲援絕食的學生。每天都有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自發的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並在廣場周圍遊行。另有幾十萬大學生自發的彙集在廣場中央，當時人山人海。天安門附近，所有交通警察、治安警察、武警從崗位上撤掉了, 交通崗亭、人民大會堂前都再看不見值勤警察的身影，完全靠大學生自己維持秩序。但一點也沒亂，而且秩序井然。我當時天天去廣場，從沒見到或聽到打架或偷東西的事情。
首都各界送來慰問學生的食品、飲料堆積如山，應有盡有。大家都是發自內心的主動承擔起各項責任，我和幾個大學生正好處在了一個食品飲料堆旁邊，就自動承擔起分發食品的任務。我們負責分發的人並沒有近水樓台先得月先享受，而是先分給其他人。而領取食品的人，只是按需索取，沒人多拿多要。當時我很感慨，沒想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物質極大豐富，人們按需分配」卻在沒有黨組織的天安門廣場首先實現了。
天安門廣場當時就像一個凈化人們心靈的大熔爐，廣場上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其中不乏漂亮的女孩子們。當時我正值青春年少，還沒女朋友，在廣場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應有很多機會。但我在廣場上一點私念都不想動，覺得要是動了私念就是對這偉大的愛國運動的褻瀆，所以從始至終不曾問過那些與我並肩站在一起的女孩們姓字名誰，來自何方。
儘管北京城秩序井然，上千萬老百姓安居樂業，但黨中央一小撮當權者眼看就要失去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所以5月20日以「恢復正常秩序」的借口實行戒嚴，派幾十萬解放軍進城，準備鎮壓學生。但各路開進的解放軍被自發的幾十萬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攔阻在進城的道路上。從這天起北京基本完全擺脫了共產黨的控制。
5月21日我來到離家最近的石景山區古城大街，只見長長的軍車隊被老百姓以血肉之軀攔截在馬路上。當時老百姓除了攔在軍車前，並沒有對軍人採取任何過激行為。那些當兵的荷槍實彈，都是一臉茫然，被上面欺騙：「北京發生了動亂, 前來恢復秩序」。許多老百姓圍住軍人，給他們講事實真相，告訴他們北京秩序井然，不需要解放軍來維護。我一是覺得那些當兵的也是被共產黨欺騙的，覺得挺可憐的，另外想讓軍人理解，我們對他們沒有敵意，只是希望他們別對無辜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於是和幾個同學一起，在現場群眾中募集了一些錢，為當兵的買了些飲料和食品送給他們。至今還記得一位北京中年婦女感慨道：「怎麼聯合國不派維持和平部隊來北京保護我們呢！？」北京市民在各個進城要道赤手空拳的以和平方式沒有讓軍車前進一步。
北京城區和近郊看不見了警察、武警、軍人，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連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們在指揮交通。為不給共產黨找到鎮壓學生的口實，首都市民默契配合，自覺維護社會治安，社會秩序井然，商業活動正常。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的統計，這一時期，北京市各種刑事犯罪案件卻明顯下降，交通事故也是歷史最低。公交車和地鐵被當局停止運營，但許多私人車和屬各企事業單位的車輛承擔起許多載客任務，而且不要一分錢。這期間，北京老百姓人與人、心與心之間的距離都拉得非常近，連素不相識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當時北京根本沒有「暴亂」發生，社會秩序良好，連小偷都聲稱罷偷。一次晚上我從天安門騎自行車往家趕，不小心碰到另一騎車人，還沒等我開口，那人先開口：「沒事，理解萬歲。」招招手就走了。要是在過去共產黨統治時期，大家心裏一肚子怨氣，街上相互碰著就往往吵架。當時，北京大多數人臉上洋溢著喜悅，大家被共產黨欺壓了幾十年，終於過上了幾天沒有共產黨的快樂時光。大家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心愿，最好這次大家一鼓作氣，能讓共產黨徹底從中國舞台上消失。沒有了共產黨的控制，首都媒體人的膽子也壯起來，不再為共黨歌功頌德，不再為共黨欺騙人民，首都媒體開始說了幾天真話，當時北京的社會環境從沒有過的和諧有序。
可是好景不長，6月3日晚至6月4日，解放軍在黨中央的指揮下，用坦克和衝鋒槍一路殺進城來。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北京鐵路總醫院，我親眼看見許多被子彈打死、打傷的市民和學生，親身感受到什麼叫血流成河。第一批戒嚴部隊衝過去之後，我來到軍事博物館前的大街上，看見地鐵站的窗戶和水泥牆上布滿彈洞。一個剛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北方工業大學的女學生哽咽的告訴我，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驅趕他們，在一字排開的坦克和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向廣場隆隆開過來時，有些學生還在帳篷里，在坦克和裝甲車一路撞倒、碾碎廣場上的帳篷時，從帳篷里傳出一片駭人的慘叫聲。
是共產黨指揮的解放軍給首都北京帶來了屠殺、死亡和動亂！
在六四大屠殺后的大清洗中，我們北京科技大學分院就有十幾個學生被端著衝鋒槍的解放軍抓走，同學們各個都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當時的感受是，北京已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共產黨的槍杆子打碎了北京短暫的和諧時光。
時光流逝已二十一載，相信許多北京人和當年學子還仍然懷念1989年那段沒有共產黨的美好、幸福的日子。
章天亮:絕境中的希望
[作者注：據學者研究發現，今日之中國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后，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于鴻毛。然而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后，筆者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
導言
2001年9月，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陸在加入世貿后之政局的書，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得出結論——《中國即將崩潰》。在章博士出版這本書的前一年，中國作家鄭義也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
從兩位學者的書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中國在表面繁榮下潛藏的巨大危機。經濟基礎和生態底座的坍塌必然導致上層建築的坍塌，也就是政權的解體。實際上，中共通過幾十年謊言和暴力治國，不僅把國民經濟和生態推到崩潰的邊緣，中國的文化體系和道德體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狀態。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無道、民不聊生的時候，都會出現一次社會的大動亂，所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換代，江山易主。這個過程短則幾年，長的如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上下500年。不過歷次動蕩之後，只要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開創一個盛世，從「文景之治」到「貞觀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資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執政者之腐敗墮落、普通百姓之走投無路一如過去的王朝末世，更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
可以說，中共通過它五十幾年血腥統治和專制獨裁，製造了一座足以摧毀這個民族，甚至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活火山。目前這座火山完全是因為中共的暴力鎮壓和輿論壓制才沒有噴發出來。然而這種鎮壓卻似飲鴆止渴。最後的爆發，尤其是生態崩潰引發的災難，既使是聖人出世也回天無力。同時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鬆一點鎮壓，還沒有等它從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驚的岩漿噴發就會在瞬間把它燒為灰燼，因為它是這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后，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于鴻毛。
本文願意從民族、經濟、文化、生態、社會大眾心理等各個層面探討中共繼續其高壓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找到病症方可對症下藥。有很多知識分子也從不同的角度預見到了這種災難性前景，他們出於深重的使命感而積極為中國的困境尋找出路，但是這些出路卻因為中共出於「被清算」前景的擔憂，無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擱淺。
《世界經濟導報》的前編輯張偉國先生曾經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敗」鬥爭，稱之為不反腐敗是「等死」，而認真反腐敗則是「找死」。如果把這句話稍作變動的話也仍然成立。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繼續努力尋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卻因為不想「找死」而處在一種無所作為的「等死」狀態。但最可悲的是，我們的民族似乎無論如何也會被中共拉去墊背。
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后，我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全文共分八個部分。
一、兵荒馬亂
不僅僅是中國人，就連西方政府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後，會在中國出現內戰、飢荒和難民潮。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這種衝擊勢必要波及所有國家。
縱觀中國的歷史就會看到，歷次改朝換代都會有一段「兵爭天下」的時間。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是五百年春秋戰國之亂，然後統一于秦；秦末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楚漢相爭，打了六年，然後統一于漢；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到五胡亂華、東晉偏安、南北朝對峙，中間經過了四百年的戰亂，統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被李世民掃滅，前後歷時大約十年，統一于唐；唐末黃巢起義，經過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國戰亂，統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統一于元；元末紅巾軍起義，至朱元璋統一經過了十六年；明末從張獻忠起義，到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經過了十四年戰爭，隨後清兵入關；清末孫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體，從 1911年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至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中間也經歷了十七年的時間。
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爭會帶來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由於飢荒和殺戮造成的人口減少。一般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後，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才能安頓流民、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
這種必然發生的兵荒馬亂，其表面原因是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個血統繼承的「家天下」社會，因此在體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繼承人。當一個皇帝的荒淫殘暴背叛了「天道」 的時候，造反的起義軍就變成了「替天行道」。雖然如此，皇帝下台後的權力真空到底由誰來填補，各路反王哪個人奉天承運，這個就需要靠實力說話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獨裁程度遠遠甚於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從來沒有給過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時用無神論砸碎了「君權神授」的傳統概念。對於民間控制之嚴厲使得在中共體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更沒有一個人具有統一全國的軍事威懾力，很難想象中共現行體制內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會抱著和袁世凱一樣的野心成為新的獨裁者，或者成為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那樣的大軍閥。當SARS爆發之後，尚且有許多村莊挖斷公路，划村而治，當中共徹底失去鎮壓能力后，怎能保證民國初年各省通電獨立的故事不會重演？
更為嚴重的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或者辛亥革命后的農業經濟了，各省無法自給自足，而發展工業的資源當地又不齊全。尤其在中共對環境毫無顧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後，中國的生態體系正面臨全面崩潰，爭奪自然資源、包括飲用水這樣最基本生存資源的戰爭就可能會在各省之間展開。而武器的發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時代，進入細菌武器、化學武器和原子武器時代。即使不用這些武器，常規武器的殺傷力又豈是過去的大刀長矛所能相比？
中國現在承載著巨大的人口和環境壓力。在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下進行生產，才可以勉強維持民眾的生活和基本物資的供給。如果社會出現劇烈動蕩，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遭到破壞，那麼中國陷入大飢荒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國際社會需要拿出多少糧食才能填飽幾億張飢餓的嘴？拿出多少錢來才能遏制中國的難民潮？花費怎樣的政治努力才能讓中國的各方力量坐下來談判？這些對於所有地球人來說可能都是一場劫難。
這是第一個看上去無解，但是卻並非絕對沒有出路的難題。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後，民族問題會立即浮出水面，成為新一屆政府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一直在爭取新疆獨立的維吾爾人可能會趁機建立自己的國家，西藏和台灣問題也都會浮出水面。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一旦垮台，有兩種趨勢耐人尋味。一個是蘇聯分裂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為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以及馬其頓共五個國家；與此相反，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卻在 1990年宣布統一。我們分開來看看這兩種趨勢背後的原因。
國家之所以分裂和統一，與民族問題有很大關係。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具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字、信仰、風俗、歷史、生活習慣，甚至地域，當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約定俗成的方式進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進行管理。在前共產黨國家，一方面共產黨試圖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過經濟收買和暴力鎮壓（物質手段）來對付民族分裂。然而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暴力鎮壓的力度一旦減弱，曾經因為暴力積累的仇恨就會爆發出來，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過某種方式、如全民公決等脫離曾經統治他們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說法：「專製造成的民族問題往往被專制鎮壓掩蓋，等到民主轉型時爆發。」
中共在宣傳自己的民族政策時，經常標榜自己給少數民族撥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了經濟，實際上，民族問題跟經濟問題並不絕對相關。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雖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屬於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長期為匈牙利人征服，經濟比較落後；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即開始工業化，經濟比較發達。斯洛伐克卻並不想綁在捷克這個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顧失業率大幅上揚，外來投資大量減少，毅然與捷克分道揚鑣。
很多人會說，中國與這些國家都不相同，因為中國文化中歷來有「大一統」的意識，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國經過了無數次的戰亂和分裂，但「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點到了問題的關鍵。
一個國家要統一就必須有共同的文化基礎，這幾乎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歷史上曾經有不少英雄橫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羅馬的凱撒大帝、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等，都曾經建立過橫跨亞州、歐洲和非洲的龐大帝國。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時候，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但這些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幾十年的時間就分崩離析，而且破碎得沒有辦法再統一起來。究其原因，就是他們在當初創立帝國的時候，純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觀中國的歷史，中國對於其版圖控制內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是最先進的，無論是農業、科技、曆法還是禮儀。遠方的人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需要經過幾重翻譯，但是前來朝拜的人仍然綿綿不絕。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推行了「書同文」的政策，這使得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可以輕易地傳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區。
中國文化從軒轅黃帝開始一直是道家文化佔主導。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在民間的正統地位正式確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數民族也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甚至他們的姓氏都有使用漢姓的。實際上，中國人內向和含蓄的性格都來自於道家的清靜和儒家的克己，這種修鍊文化註定了這個民族在戰爭中，他的優勢不在武力上，而在謀略上。但是，也正因為這種修鍊精神決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點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個少數民族的認同。
由於漢人一直在體力上和少數民族相比佔劣勢，從秦朝開始，大部分時間統治中國的實際上並不是漢人。秦朝本身屬於「西戎」，就是少數民族；漢朝上下四百年屬於漢人統治了，但是到西晉司馬炎統一三國不到二十年後，就開始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少數民族入侵的「五胡亂華」時期。隨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鮮卑人）在公元439年統一北方，至隋文帝統一全國又經過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這兩個朝代都不是純正的漢族血統，隋文帝楊堅和唐高祖李淵的父親娶的都是鮮卑人獨孤信的女兒，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鮮卑人的血統，唐太宗的長孫皇后也是鮮卑人（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唐朝一直用少數民族軍官如安祿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鎮的節度使，也是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時，西夏、遼和金佔據了全國將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數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來，中國歷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時間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化卻一直在傳承發展，「儒、釋、道」作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沒有中斷。中國文化是一個包容文化，無論是哪個少數民族入侵，都會被漢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漢地會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進來。佛家思想進入漢地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元朝的時候喇嘛教、猶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開始流入漢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禮部侍郎徐光啟介紹給漢人，康熙大帝向湯若望學習曆法、向白晉學習幾何等也都是鮮明的例證。
正是這種先進文化形成了一個民族的粘合劑，北魏、隋、唐、元、清被漢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亂華時一些國王使用漢姓，南北朝時期北方的統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漢族士族，虛心學習漢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來管理國家。昭君出塞、張騫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西藏），鑒真和尚東渡日本，鄭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漢地向少數民族和國外輸出文化的時候。因此，無論國家怎麼分裂，最終還是這個文化認同感把中國各個民族統一到了一起。司馬遷曾經以「重譯款塞」來形容少數民族對漢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時候，日本甚至不顧航海的巨大風險，不斷向漢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鮮、越南和大理自願認中國為宗主國，都體現了先進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說，一個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質的一方面，那麼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礎，統一僅僅是個時間問題。舉例來說，從公元70年羅馬總督提圖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後，猶太人開始散居世界各地，經過無數次的顛沛流離和屠殺后竟然於1948年復國，在特拉維夫開始重建以色列國。東德的共產黨垮台以後，東、西德的統一障礙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統一。
反觀中國，中共在執政大陸五十多年的時間里，恰恰在以摧毀中華文化為己任，這就等於在摧毀民族統一最堅實的基礎。說起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外來學說。它的無神論和中國傳統的以人體修鍊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衝突。問題是雖然中國文化可以包容無神論，做為共產黨來說，他們卻絕不敢允許在其學說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意識形態。
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歷時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現在的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享樂主義」和「金錢至上主義」的個人獨裁國家。「馬列主義」成了上個世紀造成幾千萬人頭落地的最大謊言。那些中共高官們在奪權的第一天起對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討和爭論的，只有謊言才害怕，因此中共為確立「馬列洋教」的統治地位，從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抓在手裡，用暴力來保護謊言，對全民洗腦。
用中國傳統的有神論價值觀，和「儒、釋、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為會看出其一系列說法的虛偽，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類。這就會危及到中共賴以生存的謊言基礎。中共的做法是寧可讓人沒有信仰，也不能讓人信仰「馬列主義」以外的東西。所以，他們視傳統文化為一大威脅，而且破壞起來極其瘋狂，用以表達這種破壞欲和指導破壞行動的詞也都是「搗毀」、「橫掃」和「砸爛」之類。雖然這在短期內幫助他們鞏固了統治，卻給中華民族的分裂種下了最致命的禍根。且莫說，少數民族是否對中共「黨文化」有認同感，即使是漢人又有多少人欣賞「黨文化」，並因此產生民族歸屬感呢？
三、全民破產
中共在當初奪取政權的時候號稱要建立一個以全民所有製為主、集體所有製為輔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他們也是在這個幌子下把一切財產收歸國有，對於地主、富農、民族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進行鎮壓，關的關，殺的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後，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有的工人、農民和那些曾經比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不過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作為城市人口還是以自己畢生只得極其低廉的工資為代價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價住房、養老金和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保障體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丟失了鐵飯碗，而且丟失了政府曾經許諾給他們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於幾十年來農民一直處於的自生自滅狀態，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崗。」
一個人能夠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來。當他想「我明天要幹什麼」的時候，最起碼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說，對未來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於政府不提供社會保障體系，城市人口只能從極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來一部分存進銀行，希望靠存款給自己提供一點安全感。而中共為了維持其經濟繁榮的假象，卻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些存款借貸給那些經濟效益極差的國有企業，或者那些依靠賄賂而與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關係的私營企業主。這些錢因為收不回來而變成了壞帳。
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全部破產，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國公司的巨額投資混日子。中共內部的高官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正親眼看著這座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搖搖欲墜，那麼他們最大的希望就變成了力爭在經濟大廈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貪污最多的錢，然後逃亡國外隱姓埋名過上逍遙日子。被槍斃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就曾對其情婦說：「共產黨早晚會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時間，我們要為自己留後路，如果共產黨垮了台，出現象前蘇聯那樣的局面，沒有後路，大概只有去給人家看大門。」
用政論家胡平先生的話來說，中共貪官不是在 「腐敗」，而是在「搶劫」。他們有許多我等平頭百姓無法了解的手段把《憲法》里寫著歸勞動者所有的財產變成他們的私產，在極短的時間內用權力洗劫百姓，劫貧濟富，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因此，目前國內很多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是沒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領導人至今不敢向民眾公開他們的實際財產。
與東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資產流失遠遠沒有中國這麼嚴重，因此理清產權關係，把原來充公的財產物歸原主，對其它資產採取拍賣等手法進行私有化還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後給中國留下的將是一筆爛賬、一鍋漿糊，對於現有資產的清算將成為極為棘手的問題，同時絕大部分資產可能早已通過資本外逃轉移到國外，下落不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清晰必然會帶來生產停頓，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同時，如何對剩得可憐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才能讓全體民眾滿意，從而平息他們的怒火？
可以設想一下，中國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寄託了他們全部未來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經化為泡影，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個社會。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絕望的支配下鋌而走險，引發殺貪官、吃大戶和搶劫風潮，從而使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四、生態崩潰
一個政府要執政，其權力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否則別人就會問，「憑什麼你當國家元首把持權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君權神授，血統繼承。」在民主社會，這個合法性是靠選票承認的，是大傢伙兒把這個人選出來做總統的。到了中國這就是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了。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前，中共一直在宣傳它是最先進、最革命的政黨，只有它才能領著大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而且它的領袖永遠英明偉大、一貫正確， 「指引我們向前進」。這種說教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掀起過狂熱，也矇騙了相當數量的人，從而成為當時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六四事件」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當中共讓用來抵禦外國入侵的野戰軍掉轉槍口、開著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那些並沒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讓中共懲治官倒和腐敗的無辜學生時，民眾對於政府的希望開始走向破滅。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標志著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日暮途窮。
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已經沒有辦法再用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那麼他們就試圖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說，也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了，乾脆咱們摸著石頭過河，大家全心全意地發展經濟吧。中共力爭給老百姓造成一個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的經濟騰飛，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讓老百姓覺得今天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必須要保持「穩定」，這樣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換句話說，它用經濟發展來支持它的執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釋為「發展中的問題」，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解決。然而一旦經濟發展無法持續，失業人口會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蓋的社會危機也會一總爆發出來。
這裏必須明確兩個問題，首先中共所謂「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外界無法核實的，完全來自這個全無信譽可言的政黨自己的宣傳機器，同時每年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足以抵消這一經濟增長。確實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卻是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以掠奪弱勢群體的財富，擴大貧富差距實現的。
另外，這種經濟增長的生態成本要遠遠大於收益。目前中國森林銳減、西北地區沙漠化、華北平原水資源奇缺、淮河污染、黃河斷流、長江大洪水、湖泊面積減少等等都是中共為發展經濟付出的生態成本。假如說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十萬億元人民幣，可是卻付出三十萬億元的生態成本，誰還會為這樣的「經濟成就」歡呼雀躍呢？
這裏僅僅舉水資源為例。為降低生產成本，工廠採取對環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態度。中國年污水排放量達600億立方米，為了省錢，其中有超過80%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本來中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就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現在加上水污染嚴重，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水荒。中國九大水系－－珠江、閩江、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國人不得不超量開採地下水，以華北平原為例，整個華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機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現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溫度四五十度的時候，自來水龍頭裡流出的水卻冰冷刺骨，可見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經無法和地表形成熱交換。
我引用一段新生網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報道：「由於水資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農業用水又逐年劇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為唯一的選擇，密密麻麻的機井亦成了華北平原的一大景觀。這一殺雞取卵的行為，造成兩大惡性循環。第一，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第二，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凈潔的水源，但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占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是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不幸的是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絲綢之路上樓蘭古國的復滅不就是沙漠化的結果嗎？
水資源僅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中共為發展經濟涸澤而漁的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製造了這場生態大災難后，卻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會動蕩，不敢關停污染企業以暫時阻止生態繼續惡化，也拿不出錢來進行治理，因為這都會讓其經濟發展陷於停頓和倒退。中共官員們可能發現，做為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的國家，不對污染進行處理是 「最好」的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出口競爭力的辦法（中共一直想辦法拒絕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在繼續糟蹋環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後，下一屆政府可能會發現治理生態的成本高得讓他們根本負擔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壓力又只能通過繼續榨取自然資源維持社會運轉，這種惡性循環會讓整個中國陷入更大的生態災難之中。
搞體育和搞經濟的可能都知道，必須在規定時間完成規定動作才有意義。比如買賣股票，如果晚上幾分鐘，可能就是發財和破產的區別。西方國家經常抱著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們卻不會料到，也許還沒等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就會因為生態崩潰而給全球造成以十億計的難民。到時候，哪一個國家還會幸免於難呢？
五、無神論的惡果
從進化論中派生出的無神論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石。在共產黨的說教中沒有宗教意義上的天國，所以它才要建立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就連國際歌里也唱「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共產黨從進化論中進一步發展出了被他們自己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套東西，也就是人類社會也是從低級到高級不斷 「進化」，而「社會主義」就是「進化」的結果，「共產主義」更是社會「進化」的最高形式。
這種共產黨自說自話，沒有經過任何實踐證明的無神論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人作為神所創造的萬物之靈，從內心最深處還是渴望神的眷顧和生命的永恆，這種自發的宗教情結唯有信仰能夠填補。共產黨雖然在宣傳無神論，但同時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領袖，以填補人的信仰需求，這就是共產國家最最常見的造神運動，或曰「個人崇拜」。
在一個社會中，道德是約束人類行為的自然法則，而道德卻是神給人制定的。共產黨在打倒了人對神的信仰之後，就自己搖身一變成了道德的化身，並擁有了對道德的解釋權。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永遠「光榮正確」，死不認錯（它認錯也是不誠懇的，而且是為了繼續證明自己「光榮正確」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認錯，比如它雖然否定文革，但卻絕對禁止民間深入反思和討論文革）。
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經常出現「社會主義道德」這個詞，似乎原本是普世價值的道德在這裏具有了階級性。而是否「熱愛社會主義」竟然成了衡量一個人道德與否的標準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對道德的定義變來變去，最後似乎變成了只要和黨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這個黨已經墮落得五毒俱全。
共產黨的這種說教是經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貫宣揚的「科學」精神，在許多方面無法自圓其說，而它所面對的又是一個具有五千年修鍊文化作為傳統的民族，和幾億曾經深受「儒、釋、道」信仰影響的人群。因此，為根除有神論對中國人的影響，中共除了砸爛傳統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還給寺院、道觀、修道院和民間的修行人士扣上種種帽子進行了血腥的屠殺，並派它的地下黨員打入宗教團體，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徹底「統戰」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領導。中共這種打著宗教旗號反宗教的「宗教滅絕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國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組織。這一極具邪教特徵的「准宗教組織」因為知道自己的理論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鮮明的「排他性」。
一個保持了對神自由信仰的社會是一個「博愛」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愛」（關懷）是社會關係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創造和賜予，因此人心中會知道尊重生命，也會敬畏和愛惜神為人創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眾生平等。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信賴，會形成一種獨立於共產政權之外的凝聚力，這是共產政權最不願意看到的。
對神的信仰，會給人一個不同於共產黨說教的價值判斷，而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和緊密關係又會使真理的傳播變得非常迅速。這會極大地威脅到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因此中共採取了一個系統的辦法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無論誰說了什麼，別人都會懷疑。
其中一大發明就是上面定一個「階級敵人」的百分比，然後讓下面去抓。比如一個單位有1000個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產黨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的國家，誰要是被黨定為敵對分子，那就意味著一生幸福的完結，從此在萬人唾罵中苟延殘喘。但是上面定下來了這個指標，不抓又不行，領導不抓領導就得自己去填補這個指標，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互相揭發，只有揭發了別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發的人除了拚命辯白外，還要揭發別人「戴罪立功」。這樣仇恨很快就在群眾中煽動起來，在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下，既使親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無法信任。這一套花招，共產黨玩兒得爐火純青，民間稱之為 「挑動群眾斗群眾」。
無神論的宣傳灌輸使大多數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異化」、「奴化」的過程中失去了最後的道德防線。儘管有一些有識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這套把戲，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被中共徹底封殺掉了。同時，當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的時候，中共強大的專政機器是可以輕易地把他們各個擊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還有一些理論說教，矇騙了一些人。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了。中共已經不可能再發明出什麼理論學說統一思想，此時中共的策略就變成了讓人根本不去考慮精神領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於物慾的追求和滿足中，以免民間或外來的民主啟蒙或信仰啟蒙會逐漸整合成新的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權威。
無神論的一個惡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惡會遭報」的概念，而敢於為所欲為。窮慣了的中國人在「不管白貓黑貓」的利益驅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這裏的「娼」不僅是指那些出賣肉體的妓女，還有那些出賣靈魂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的「知識分子」。同時，為追求利益，中國人開始了對自然界和對同類的瘋狂掠奪。對自然界的掠奪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生態災難，而對同類的掠奪使全國各地假貨橫行，從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煙、假酒、假藥，從商品造假到文憑造假，坑蒙拐騙、五毒俱全，只要能賺到錢可以不擇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劇膨脹，一切以個人安危和享樂為中心，缺乏對他人最起碼的尊重和關懷。
同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對待別人時，別人也會這樣對待自己；當自己看到一個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當眾強姦婦女而默不做聲的時候，如果自己落難，也同樣不會有別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會上人人自危。
共產黨雖然靠無神論和拜金主義把全體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可以收買、恐嚇、各個擊破，從而延續了自己的統治，卻讓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態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後，江澤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繼續延續中共的生命，但卻是以徹底毀滅整個民族的前途為代價的。
六、仇恨的發作
網上曾經流傳一篇中共殺人紀錄，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八千萬之巨，可以說血債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陸剛剛奪取政權就以「鎮壓反革命」等名義處決了四百萬人。接下來反右鬥爭中抓了二百多萬右派，數萬人自殺或非正常死亡。從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餓死了三千萬中國人。文革時迫害致死的至少數百萬之眾，牽連上億人，並荒廢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當著全世界的面殺人。連林彪自己都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來就是一大片。仔細算下來，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過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對「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這架絞肉機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體折磨之外，更厲害的是精神迫害。劉少奇臨死前還要被強迫聽中共 「九大」將他「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無論誰被中共指為階級敵人，最親愛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必須馬上與他劃清界限。還有沒完沒了的「批鬥」、 「公審」、「認罪」、「檢討」，把一個人的人性和尊嚴徹底摧毀。
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生活，每天面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殘酷現實，如果不與那些迫害者變得同樣殘忍，就必須變得麻木。在有神論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關天。在無神論者的眼中，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語），人死了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一些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改變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債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權力，無法用掌握的暴力機器保衛自己的時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眾「血債要用血來償」。在傳統文化被破壞之前，「人命關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約束民間行為。許多人也把人世間的苦難委之於命。但是，當「無神論」的宣傳不再讓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惡的一面又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放大和放縱，仇恨就變成了可以吞沒人的理智、而讓人瘋狂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仇恨尚未發作的原因是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和暴力機器抓在手裡。在中國，老百姓雖然知道黨內的黑暗，但大多數是從自己親身經歷出發，沒有對中共逆天叛道、腐敗、殘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認識；中共暴力機器的嚴厲鎮壓，更讓老百姓對自身受到的剝奪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沿著現在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的話，重大的天災、生態崩潰或經濟崩潰都在所難免，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管制失靈。在生存都成為問題的一片混亂中，軍隊和資訊都將失控。
資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全面認清中共的罪惡；軍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認識到「翻身」的時刻終於來了；加上全民破產，生活失去著落；生態的崩潰讓整個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時絕望中的民眾自然會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頭上，並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約束而在仇恨的驅動下把普通黨員視為復讎對象，重演土改時的殺人慘劇。到時候，且莫說中共貪官，既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會成為洗劫和打擊的對象。
在假惡鬥成風的社會裡，仇恨的發作會使人做出極其激進和危險的行為，同時法律體系失控，做壞事無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懲罰（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駕於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惡果），人在中共長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身教和無神論「洗腦」下，無法用理性約束自己，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怖氛圍。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們可能會出於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聯合起來（SARS爆發期間曾經出現過這種聯合的雛形，因為對外面的人無法信任），慢慢發展出一些黑幫化的團伙，社會治安從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滯后性和短視性
與專制制度相比，民主的優越性無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體監督、權力制衡等。在這方面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同時也必須看到，民主並不是萬靈藥。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只是所有壞制度中不太壞的一個制度而已。我們不談民主不象一種信仰或者宗教一樣可以約束人的物慾，因為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信仰問題本來也不是民主要解決的問題，而要談談另外兩個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先天弊端。
一個就是民主的短視性。比如一個人當總統只能幹兩屆，那麼爭取連任當然成了第一屆的一個重要任務。在物慾越來越流行的現在，拼經濟發展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拉選票手段。這會派生出許多短期行為，比如為了從中國拿到廉價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權問題束之高閣，或者僅僅在嘴上做一個姿態。至於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比如中國因為成為世界加工廠而生態急劇惡化會不會危及我們的子孫；中國會不會利用從我們這裏賺到的錢去發展它的軍工等等，那麼都留給下一屆政府吧！這就是一種短視的做法，雖然短期紅紅火火，但是長期的危害卻非常之大。
另一個就是民主的滯后性。確實在民主國家，百姓可以通過彈劾總統的辦法讓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問題和嚴重後果是在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後才發酵出來。此時，再吃後悔葯就來不及了。好比當年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養活了希特勒，給全世界帶來了長達六年的戰爭和數千萬人傷亡的慘劇，但當年綏靖政策還是很受歡迎的，《慕尼黑協定》還曾經被認為是給「整整一代人帶來的和平」。一直到二戰爆發，美夢才被驚醒，可惜為時已晚，雖然張伯倫下野，丘吉爾上台，但大錯已經鑄成，戰爭已無可避免。
解決中國的問題僅僅依靠民主還遠遠不夠。同時，民主僅僅是一種制度，而不是一種文化。如果在中國立即實行民主還會出現前面提到的因為缺乏統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亂局。另外民眾在剛剛獲得民主，但一直沒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觀念引導的情況下，殘酷清算的激進思想可能會成為社會主流思想，而使中國被複仇主義所籠罩。讓社會再次平息下來，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中國的生態和經濟是否還給我們的民族留下這麼大的動蕩餘地，都是一些未知的變數。
八、法輪功――大中華復興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無解的難題中，除了生態問題屬於物質領域之外（實際上也和精神領域關係極為密切），其他問題本質上都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信仰，可以重建我們的道德體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愛、互相信賴的人與人的關係；同時這種信仰能帶來和平，消彌人心中的仇恨，讓人與人之間充滿著體諒和幫助；這種信仰讓人從內心深處就滿懷善念和寬容，並時時以誠信待人；能夠教人遠離貪婪，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能夠互相扶持共度難關，而不是訴諸暴力為自己搶奪利益；能夠教人敬畏自然，愛惜環境，等等等等，那麼中國的問題也就徹底地解決了，而且是平穩解決，不會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和生態危機。無論對任何人、任何政府來說，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賜良機。
實際上，良機已經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這就是以修鍊「真、善、忍」為核心的法輪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輪功並非為解決社會問題而來，但他卻能不經意地順帶解決了這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讓我們拋開中共的宣傳，來看一些簡單的事實，而答案就在這些事實背後。
Ａ、法輪功迅速在中國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輪功洪傳迅速的事實人所共知，1992年從長春開始傳出，到1999年鎮壓發生以前，中共下屬的公安部調查結果是全國有近一億人在修鍊法輪功，這個數據還上了上海的東方電視台。
很多人忽略了這個事實背後的意義，那就是七年的時間，法輪功的團體不但從無到有，從國內傳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億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信仰能夠有這樣的發展速度，而且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做過一分錢的廣告，也沒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廣，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口耳相傳。（這也打破了其他知識分子給中國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實行、而中共卻拒不實行這一僵局。）
中國的道家修鍊曾經在西漢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廣；佛教修鍊是得到了隋唐兩代皇帝的推廣；儒教從漢武帝開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權的推廣，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以及從宋代開始的尊孔讀經、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達到鼎盛；基督教從傳入中國開始，就先後有禮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啟、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重量級信徒，基督徒湯若望、白晉也曾經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然而這些宗教少的經歷了幾百年，長的經歷將近兩千年的傳教，現在在中國也沒有達到法輪功在鎮壓前的規模。
這裏反映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重建信仰體系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俗話說「百年樹人」，幾百年、上千年的傳播、禮拜、佈道；統治者的倡導；信徒的捐贈；一批又一批的僧侶、傳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經典；一次又一次民眾持經問難的集會；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藝術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讓一門宗教為廣大民眾認識，形成規模。然而這個漫長的過程，竟然被法輪功輕而易舉地跨了過去，他的規模形成簡直是一蹴而就。
這除了凸顯出法輪功強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與民眾潛藏心底的最深層訴求一拍即合。從法輪功信徒的人員構成來看，各個階層、各種教育背景、各種職業、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從幾歲的孩子，到90多歲的老人；從大學教授到目不識丁的農民；從政府官員、到商人、律師、軍人、經理、醫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輪功追隨者。
除此之外，法輪功從1995年開始傳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傳到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東南亞總共召開過十多次有眾多外國人參加的數千人規模的修鍊心得交流會。許多白人和黑人為了學習法輪功，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漢語。在修鍊法輪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個種族，中國的蒙、回、藏、朝鮮等各個少數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輪功追隨者。
這表明法輪功所傳播的是一種普世價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與人的差別。
正是這種普世價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內迅速恢復了中華民族信神、敬神的傳統；發揚了曾經輝煌、但在中共破壞下斷裂乃至瀕臨滅亡的修鍊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鍊的人凝聚為一個整體。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對法輪功進行鎮壓，而採取允許其發展的態度，也許幾年後，信眾就會滾雪球一樣發展到兩億、四億、八億……當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輪功，但是這個信仰會形成民族凝聚的強大力量。這樣的一個國家絕不會成為分裂的國家，這樣的民族也絕不會是一個分裂的民族。雖然，法輪功並非為國家統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傳，但是客觀上卻會起到這樣的效果。
Ｂ、法輪功弘傳奧妙何在
法輪功能夠弘傳奧妙何在？這是一個可以寫一本大書的課題，而且恐怕只有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終的解釋權。這裏我僅僅做一點簡單化和世俗化的探討。
法輪功有兩個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個是他的原則，就是「真、善、忍」的修鍊原則；另一個是由此派生出來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簡而言之這兩個方面就是「修」和「煉」。
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經經歷過三年大飢荒、走過很多上山下鄉、屯墾戍邊的苦日子，在營養不良又幾乎沒有勞動保護的情況下參加重體力勞動，身體的健康狀況普遍不如西方發達國家；而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資交換來的公費醫療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給工人很低的工資，甚至在買斷了他們的工齡后讓他們徹底失業，因此他們處在一種生病看不起的狀況，從來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廣大農村人口就更無法負擔日益昂貴的醫療費用，而衰老卻一天天降臨。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這些人卻只能通過鍛煉身體等方法盡量增加對疾病的抵抗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許多氣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動力就是人們對健康的追求。然而這些氣功魚龍混雜，真偽並存，還有很多騙子冒充氣功師騙取錢財，另外許多氣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療效也並不太明顯。法輪功就在這個時候，適時地出現了。他最初出現的形式與歷史上很多正教出現的形式是一樣的，就是給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見影。
健康的問題常常是許多人認識一門正教的緣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聖經》的《新約全書》中記述的那些有關耶穌治病的神跡。耶穌在傳法前醫治了麻風病人、百夫長的僕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癱瘓病人、瞎子和啞巴，並讓一年輕女子起死回生，隨後才差遣十二門徒把福音傳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傳入中國的時候，第一個受洗的人也是個被利瑪竇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國道家的一些流派一開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輪功在傳出的時候，李洪志先生曾經兩次參加東方健康博覽會，並親自動手給人治病。其療效之顯著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李先生也因此成為博覽會中榮獲獎勵最多的氣功師。在那之後，雖然李先生不再給人治病，但參加過李先生氣功學習班和自己後來開始修鍊法輪功的人，很快就體會到了法輪功神奇的治療效果。許多曾經患過不治之症、被醫院宣判死刑的人，卻在修鍊法輪功短短几個星期甚至幾天中重獲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漢、大連及廣東分別由當地醫學界對當地法輪功修鍊人群進行了五次醫學調查，被調查人數近三萬五千人，其結果顯示修鍊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8%以上，其中痊癒及基本康復率在70%以上，被調查者的心理狀況和精神狀況都迅速得到極大改善，在煉功期間他們能做到不需繼續吃藥和打針，而疾病不會加重與重發，反而身體狀況越來越好；患有醫學上認為的頑症、絕症或疑難病的學員也得到了康復；法輪大法修鍊者普遍出現身體向年輕方向退的現象，許多老年婦女還會重來例假。（具體統計數據可參見「《法輪功健身功效北京萬例調查報告》、《法輪大法武漢學員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調查》、《[廣州]法輪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達97.9％」》http: //package.minghui.org/qita_ziliao/health_survey/survey_index.html）
這些鮮活的例證對法輪功的傳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一個人見證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會把這種改善告訴親朋好友。而親友之間天然的信任勝過任何廣告媒介。更為重要的是，法輪功的學習和一切活動都是公開和免費的，甚至在互聯網出現以後，法輪功的一切書籍和音像磁帶都可以在互聯網上免費下載；修鍊法輪功既不需要登記，也不交納會費，來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風險的情況下進行自由嘗試，並會因此受益，從而把消息告訴更多的人。所以整個的傳播可以說是指數型增長，在七年的時間就突破了一億大關。
從這個角度來講，法輪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彌補了社會保障體系的不足。美國有一本雜誌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報道中說，朱鎔基對法輪功的這種健身效果非常讚賞，因為如果有一億人在修鍊，而每個人一年節省1000元醫藥費的話，一年國家就會省出1000億元。無疑，這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有巨大好處的事情。
當然，袪病健身並不是簡簡單單地練一練法輪功的動作就可以的，法輪功也不是為了給人治病才傳出來得。袪病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來約束煉功人的行為，而得到了健康身體卻是修心向善的副產品（這裏面的奧妙原因需要讀者自己去看《轉法輪》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輪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從字面上看，做到「真」，那麼就不能說假話，欺騙別人；做到「善」，那麼做事情就要從對方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不能欺負別人；做到「忍」，那麼遇到矛盾時，就要寬容大度，不和別人一般計較。
在法輪功的修鍊人群中，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水平要遠遠高於社會上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度。同時，法輪功的「真善忍」原則提供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道德衡量標準。這些都有助於約束人的慾望和不好的行為，把社會改變為一個更加祥和、充滿信任和關愛的社會。這是一種無價的無形資產。
法輪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就是遇到矛盾的時候，無條件地向內找，發現自己的不足，並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鍊的群體是個人人鋒芒內斂的群體，這樣的群體自然不會互相傷害，也不會傷害他人。與這樣的群體接觸，人是很容易產生安全感的。
對人身心兩方面的改善（有時，這種改善還包含著更深的內涵），成了法輪功對信眾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說，他在客觀上有效地滿足了人對個體健康和社會安全感兩方面的追求，而這兩點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礎。
Ｃ、法輪功的和平精神
法輪功認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夠合一的」（見《精進要旨》之「大法金剛永純」）。雖然法輪功並非宗教，但他也有嚴格的規定不許信徒借法輪功參与政治。李洪志先生還告誡弟子說：「弟子們切記，無論將來有多大政治與權勢的壓力，也不可以為政治權勢所利用。」然而在中國就是這樣，中共是個「講政治」的黨，你不參与政治，但政治卻要來參与你。從法輪功傳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務打入法輪功內部，幾年下來雖然沒有發現法輪功任何的違法行為，但卻發現這個團體已經成長為一個數量超過中共黨員人數的團體了。
如前所說，中共不希望中國出現一種人們真心相信的有神論學說，也不希望這個社會是個人們互相關懷和信賴的社會。雖然法輪功不會對人間權力感興趣，但是對那些權力來源沒有合法性的獨裁者來說，卻會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間團體視為威脅，因為他們自己的權力是偷來的、騙來的，沒有安全感的。同時，法輪功學員在修鍊後日益表現出來的高風亮節、廉潔自律，會自然反襯出這個腐敗政黨的墮落和其某些成員（包括一些「領袖」）的低下人格。
就這樣，中共黨魁江澤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締法輪功，所有傳媒上對法輪功的宣傳都是謊言、詆毀、欲加之罪，所以鎮壓者也決不可能允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和公正的調查。而面對維護自己最基本信仰權利的法輪功上訪者，鎮壓者也沒有任何說得過去的理由與法輪功公開辯論，所以一切的媒體都被中共嚴厲控制，只能發出江澤民這一種聲音。江澤民一定曾經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國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源、一切媒體和暴力機器的情況下，對這些以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為信條的法輪功學員來說，「三個月消滅」絕對沒有問題。
然而江澤民顯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輪功從前赴後繼地走向天安門請願發展到了在全國通過各種方式揭穿江氏謊言。此時的江澤民已經騎虎難下，謊言一旦戳穿，他給自己編造的「偉光正」光環就會破產，同時他會被追究鎮壓責任。所以他除了繼續給法輪功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之外，動用了拘留所、勞改營、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殘人肉體和精神的最野蠻酷刑對付不肯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僅僅透過層層封鎖而傳遞到國外的數據就顯示有超過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這場鎮壓已經整整持續了多年了。每個人都會從這場正邪對比黑白分明的較量中看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法輪功雖然被打死了那麼多人，雖然有數十萬人被關到勞改營里受到洗腦和酷刑，雖然有那麼多人家破人亡，雖然有那麼多人被剝奪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機會，但是法輪功卻從來沒有訴諸暴力。如果看一看這些雖然老實、但並不懦弱的信徒的內心世界，我們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醞釀。一直到今天為止，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對江澤民及其幫凶的法律起訴也都不是為了仇恨，而僅僅是為了還法輪功的清白，僅僅是為了營救那些仍在獄中備受摧殘的同道，僅僅是為了人間正道。
毫無疑問，事實已經證明法輪功團體是一個理性的、有節制的團體。針對那些真正在這場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兇手，他們公開訴諸法律渠道尋求公正懲罰，而對於那些在迫害中輕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謊言蒙蔽的普通民眾，法輪功信徒不斷以各種方式和他們接觸，告訴他們法輪功真實情況，並規勸作惡者趕快懸崖勒馬。
法輪功的和平精神在這場極端殘酷的鎮壓中表露無疑。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這場鎮壓沒有發生，而法輪功真的成為一個很大的團體，那麼這個以理性、誠實、慈悲和寬容為原則的人群必然對中國可能發生的一切摩擦和動亂起到巨大的潤滑、緩衝和消除作用，這就是社會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將受益。所以有人說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江澤民對法輪功鎮壓的荒謬和邪惡也由此可見一斑。
反過來講，我們假設一個不可能的情況：如果不是因為法輪功具有大善大忍的精神而對暴力鎮壓揭竿而起，那些指望靠著共產黨維持「穩定」，以便他們可以和平地和中國做生意並賺取超額利潤的公司或政府必然陷入嚴重的難民潮和經濟危機之中。這樣看來，那些坐視中共鎮壓最基本信仰自由的人權而緘默不語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短視的；那些繼續往中國投資――實際上等於在為中共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輸血的公司和政府，難道不是在支持這架暴力機器，不是在吃法輪功信徒的「人血饅頭」 嗎？最後為一切將會發生的悲劇――即最終的經濟崩潰或生態崩潰――買單的不也有他們自己一份？
結語
法輪功並不主張禁慾和苦行，但是修鍊法輪功以後的人自然會遠離貪婪，並逐漸看淡人間的享樂。他們懂得珍惜自然、敬畏生命。法輪功作為迅速傳播的信仰提供了重新整合民族文化的契機；他的和平理性精神可以消彌仇恨，使社會回到道德自律的社會；他對人身體健康和道德風氣的改善提供了最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從中懂得約束自己的行為，在苦難面前互相扶持、共度難關。法輪功信徒寬宏大度的氣量可以最大程度地達成社會各方的和解，而只在法律的範圍內懲辦元兇巨惡。雖然法輪功的傳出不是為了解決世間這一切危機，但是這一切世間的危機卻能被法輪功輕而易舉地化解，而且這種化解已經成為一種既成事實。
同時，法輪功永遠不參与政治和人間權力的爭奪；不需要官方的支持而僅僅需要個人信仰的自由；甚至對其他正教信仰都保持包容的態度，這種與世無爭的指導思想可以形成社會上一個巨大的緩衝層，緩解來自社會各方的衝突。
行文至此，在本文開篇提出的所有那些災難性問題在法輪功這裏都找到了答案。這一答案給陷入絕境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出路和重新起飛的平台。消彌中國的崩潰危機和難民潮對於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等於挽狂瀾于既倒。且法輪功能給人帶來的遠遠不止這些益處。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應對法輪功珍惜萬分，因為他可以說是人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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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六四
作者﹕陳綱
沒有共產黨天下就會大亂嗎？ 其實在首都北京我們已經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就實踐了20天左右沒有共產黨的日子。
1989年5月13日，許多北京高校的大學生來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 為了反對共產黨官員腐敗和爭取更多的人權開始絕食。 從這一天起， 數十萬大學生和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自發的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最多時達到300萬人。從這一天起，共產黨漸漸失去對北京的控制，北京漸漸處於無政府狀態。
我當時正上大學三年級，從5月 16日起也跟隨我校師生去廣場聲援絕食的學生。每天都有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自發的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並在廣場周圍遊行。另有幾十萬大學生自發的彙集在廣場中央，當時人山人海。天安門附近，所有交通警察、治安警察、武警從崗位上撤掉了, 交通崗亭、人民大會堂前都再看不見值勤警察的身影，完全靠大學生自己維持秩序。但一點也沒亂，而且秩序井然。我當時天天去廣場，從沒見到或聽到打架或偷東西的事情。
首都各界送來慰問學生的食品、飲料堆積如山，應有盡有。大家都是發自內心的主動承擔起各項責任，我和幾個大學生正好處在了一個食品飲料堆旁邊，就自動承擔起分發食品的任務。我們負責分發的人並沒有近水樓台先得月先享受，而是先分給其他人。而領取食品的人，只是按需索取，沒人多拿多要。當時我很感慨，沒想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物質極大豐富，人們按需分配」卻在沒有黨組織的天安門廣場首先實現了。
天安門廣場當時就像一個凈化人們心靈的大熔爐，廣場上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其中不乏漂亮的女孩子們。當時我正值青春年少，還沒女朋友，在廣場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應有很多機會。但我在廣場上一點私念都不想動，覺得要是動了私念就是對這偉大的愛國運動的褻瀆，所以從始至終不曾問過那些與我並肩站在一起的女孩們姓字名誰，來自何方。
儘管北京城秩序井然，上千萬老百姓安居樂業，但黨中央一小撮當權者眼看就要失去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所以5月20日以「恢復正常秩序」的借口實行戒嚴，派幾十萬解放軍進城，準備鎮壓學生。但各路開進的解放軍被自發的幾十萬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攔阻在進城的道路上。從這天起北京基本完全擺脫了共產黨的控制。
5月21日我來到離家最近的石景山區古城大街，只見長長的軍車隊被老百姓以血肉之軀攔截在馬路上。當時老百姓除了攔在軍車前，並沒有對軍人採取任何過激行為。那些當兵的荷槍實彈，都是一臉茫然，被上面欺騙：「北京發生了動亂, 前來恢復秩序」。許多老百姓圍住軍人，給他們講事實真相，告訴他們北京秩序井然，不需要解放軍來維護。我一是覺得那些當兵的也是被共產黨欺騙的，覺得挺可憐的，另外想讓軍人理解，我們對他們沒有敵意，只是希望他們別對無辜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於是和幾個同學一起，在現場群眾中募集了一些錢，為當兵的買了些飲料和食品送給他們。至今還記得一位北京中年婦女感慨道：「怎麼聯合國不派維持和平部隊來北京保護我們呢！？」北京市民在各個進城要道赤手空拳的以和平方式沒有讓軍車前進一步。
北京城區和近郊看不見了警察、武警、軍人，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連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也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們在指揮交通。為不給共產黨找到鎮壓學生的口實，首都市民默契配合，自覺維護社會治安，社會秩序井然，商業活動正常。根據北京市公安局的統計，這一時期，北京市各種刑事犯罪案件卻明顯下降，交通事故也是歷史最低。公交車和地鐵被當局停止運營，但許多私人車和屬各企事業單位的車輛承擔起許多載客任務，而且不要一分錢。這期間，北京老百姓人與人、心與心之間的距離都拉得非常近，連素不相識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當時北京根本沒有「暴亂」發生，社會秩序良好，連小偷都聲稱罷偷。一次晚上我從天安門騎自行車往家趕，不小心碰到另一騎車人，還沒等我開口，那人先開口：「沒事，理解萬歲。」招招手就走了。要是在過去共產黨統治時期，大家心裏一肚子怨氣，街上相互碰著就往往吵架。當時，北京大多數人臉上洋溢著喜悅，大家被共產黨欺壓了幾十年，終於過上了幾天沒有共產黨的快樂時光。大家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心愿，最好這次大家一鼓作氣，能讓共產黨徹底從中國舞台上消失。沒有了共產黨的控制，首都媒體人的膽子也壯起來，不再為共黨歌功頌德，不再為共黨欺騙人民，首都媒體開始說了幾天真話，當時北京的社會環境從沒有過的和諧有序。
可是好景不長，6月3日晚至6月4日，解放軍在黨中央的指揮下，用坦克和衝鋒槍一路殺進城來。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北京鐵路總醫院，我親眼看見許多被子彈打死、打傷的市民和學生，親身感受到什麼叫血流成河。第一批戒嚴部隊衝過去之後，我來到軍事博物館前的大街上，看見地鐵站的窗戶和水泥牆上布滿彈洞。一個剛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北方工業大學的女學生哽咽的告訴我，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驅趕他們，在一字排開的坦克和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向廣場隆隆開過來時，有些學生還在帳篷里，在坦克和裝甲車一路撞倒、碾碎廣場上的帳篷時，從帳篷里傳出一片駭人的慘叫聲。
是共產黨指揮的解放軍給首都北京帶來了屠殺、死亡和動亂！
在六四大屠殺后的大清洗中，我們北京科技大學分院就有十幾個學生被端著衝鋒槍的解放軍抓走，同學們各個都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當時的感受是，北京已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共產黨的槍杆子打碎了北京短暫的和諧時光。
時光流逝已二十一載，相信許多北京人和當年學子還仍然懷念1989年那段沒有共產黨的美好、幸福的日子。
章天亮:絕境中的希望
[作者注：據學者研究發現，今日之中國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后，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于鴻毛。然而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后，筆者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
導言
2001年9月，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陸在加入世貿后之政局的書，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得出結論——《中國即將崩潰》。在章博士出版這本書的前一年，中國作家鄭義也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
從兩位學者的書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中國在表面繁榮下潛藏的巨大危機。經濟基礎和生態底座的坍塌必然導致上層建築的坍塌，也就是政權的解體。實際上，中共通過幾十年謊言和暴力治國，不僅把國民經濟和生態推到崩潰的邊緣，中國的文化體系和道德體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狀態。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無道、民不聊生的時候，都會出現一次社會的大動亂，所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換代，江山易主。這個過程短則幾年，長的如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上下500年。不過歷次動蕩之後，只要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開創一個盛世，從「文景之治」到「貞觀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資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執政者之腐敗墮落、普通百姓之走投無路一如過去的王朝末世，更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
可以說，中共通過它五十幾年血腥統治和專制獨裁，製造了一座足以摧毀這個民族，甚至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活火山。目前這座火山完全是因為中共的暴力鎮壓和輿論壓制才沒有噴發出來。然而這種鎮壓卻似飲鴆止渴。最後的爆發，尤其是生態崩潰引發的災難，既使是聖人出世也回天無力。同時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鬆一點鎮壓，還沒有等它從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驚的岩漿噴發就會在瞬間把它燒為灰燼，因為它是這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后，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于鴻毛。
本文願意從民族、經濟、文化、生態、社會大眾心理等各個層面探討中共繼續其高壓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找到病症方可對症下藥。有很多知識分子也從不同的角度預見到了這種災難性前景，他們出於深重的使命感而積極為中國的困境尋找出路，但是這些出路卻因為中共出於「被清算」前景的擔憂，無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擱淺。
《世界經濟導報》的前編輯張偉國先生曾經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敗」鬥爭，稱之為不反腐敗是「等死」，而認真反腐敗則是「找死」。如果把這句話稍作變動的話也仍然成立。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繼續努力尋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卻因為不想「找死」而處在一種無所作為的「等死」狀態。但最可悲的是，我們的民族似乎無論如何也會被中共拉去墊背。
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后，我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全文共分八個部分。
一、兵荒馬亂
不僅僅是中國人，就連西方政府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後，會在中國出現內戰、飢荒和難民潮。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這種衝擊勢必要波及所有國家。
縱觀中國的歷史就會看到，歷次改朝換代都會有一段「兵爭天下」的時間。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是五百年春秋戰國之亂，然後統一于秦；秦末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楚漢相爭，打了六年，然後統一于漢；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到五胡亂華、東晉偏安、南北朝對峙，中間經過了四百年的戰亂，統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被李世民掃滅，前後歷時大約十年，統一于唐；唐末黃巢起義，經過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國戰亂，統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統一于元；元末紅巾軍起義，至朱元璋統一經過了十六年；明末從張獻忠起義，到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經過了十四年戰爭，隨後清兵入關；清末孫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體，從 1911年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至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中間也經歷了十七年的時間。
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爭會帶來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由於飢荒和殺戮造成的人口減少。一般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後，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才能安頓流民、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
這種必然發生的兵荒馬亂，其表面原因是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個血統繼承的「家天下」社會，因此在體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繼承人。當一個皇帝的荒淫殘暴背叛了「天道」 的時候，造反的起義軍就變成了「替天行道」。雖然如此，皇帝下台後的權力真空到底由誰來填補，各路反王哪個人奉天承運，這個就需要靠實力說話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獨裁程度遠遠甚於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從來沒有給過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時用無神論砸碎了「君權神授」的傳統概念。對於民間控制之嚴厲使得在中共體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更沒有一個人具有統一全國的軍事威懾力，很難想象中共現行體制內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會抱著和袁世凱一樣的野心成為新的獨裁者，或者成為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那樣的大軍閥。當SARS爆發之後，尚且有許多村莊挖斷公路，划村而治，當中共徹底失去鎮壓能力后，怎能保證民國初年各省通電獨立的故事不會重演？
更為嚴重的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或者辛亥革命后的農業經濟了，各省無法自給自足，而發展工業的資源當地又不齊全。尤其在中共對環境毫無顧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後，中國的生態體系正面臨全面崩潰，爭奪自然資源、包括飲用水這樣最基本生存資源的戰爭就可能會在各省之間展開。而武器的發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時代，進入細菌武器、化學武器和原子武器時代。即使不用這些武器，常規武器的殺傷力又豈是過去的大刀長矛所能相比？
中國現在承載著巨大的人口和環境壓力。在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下進行生產，才可以勉強維持民眾的生活和基本物資的供給。如果社會出現劇烈動蕩，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遭到破壞，那麼中國陷入大飢荒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國際社會需要拿出多少糧食才能填飽幾億張飢餓的嘴？拿出多少錢來才能遏制中國的難民潮？花費怎樣的政治努力才能讓中國的各方力量坐下來談判？這些對於所有地球人來說可能都是一場劫難。
這是第一個看上去無解，但是卻並非絕對沒有出路的難題。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後，民族問題會立即浮出水面，成為新一屆政府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一直在爭取新疆獨立的維吾爾人可能會趁機建立自己的國家，西藏和台灣問題也都會浮出水面。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一旦垮台，有兩種趨勢耐人尋味。一個是蘇聯分裂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南斯拉夫分裂為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以及馬其頓共五個國家；與此相反，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卻在 1990年宣布統一。我們分開來看看這兩種趨勢背後的原因。
國家之所以分裂和統一，與民族問題有很大關係。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具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字、信仰、風俗、歷史、生活習慣，甚至地域，當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約定俗成的方式進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進行管理。在前共產黨國家，一方面共產黨試圖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過經濟收買和暴力鎮壓（物質手段）來對付民族分裂。然而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暴力鎮壓的力度一旦減弱，曾經因為暴力積累的仇恨就會爆發出來，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過某種方式、如全民公決等脫離曾經統治他們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說法：「專製造成的民族問題往往被專制鎮壓掩蓋，等到民主轉型時爆發。」
中共在宣傳自己的民族政策時，經常標榜自己給少數民族撥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了經濟，實際上，民族問題跟經濟問題並不絕對相關。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雖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屬於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長期為匈牙利人征服，經濟比較落後；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即開始工業化，經濟比較發達。斯洛伐克卻並不想綁在捷克這個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顧失業率大幅上揚，外來投資大量減少，毅然與捷克分道揚鑣。
很多人會說，中國與這些國家都不相同，因為中國文化中歷來有「大一統」的意識，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國經過了無數次的戰亂和分裂，但「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點到了問題的關鍵。
一個國家要統一就必須有共同的文化基礎，這幾乎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歷史上曾經有不少英雄橫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羅馬的凱撒大帝、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等，都曾經建立過橫跨亞州、歐洲和非洲的龐大帝國。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時候，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但這些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幾十年的時間就分崩離析，而且破碎得沒有辦法再統一起來。究其原因，就是他們在當初創立帝國的時候，純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觀中國的歷史，中國對於其版圖控制內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時期，中原地區的文化是最先進的，無論是農業、科技、曆法還是禮儀。遠方的人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需要經過幾重翻譯，但是前來朝拜的人仍然綿綿不絕。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推行了「書同文」的政策，這使得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可以輕易地傳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區。
中國文化從軒轅黃帝開始一直是道家文化佔主導。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在民間的正統地位正式確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數民族也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甚至他們的姓氏都有使用漢姓的。實際上，中國人內向和含蓄的性格都來自於道家的清靜和儒家的克己，這種修鍊文化註定了這個民族在戰爭中，他的優勢不在武力上，而在謀略上。但是，也正因為這種修鍊精神決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點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個少數民族的認同。
由於漢人一直在體力上和少數民族相比佔劣勢，從秦朝開始，大部分時間統治中國的實際上並不是漢人。秦朝本身屬於「西戎」，就是少數民族；漢朝上下四百年屬於漢人統治了，但是到西晉司馬炎統一三國不到二十年後，就開始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少數民族入侵的「五胡亂華」時期。隨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鮮卑人）在公元439年統一北方，至隋文帝統一全國又經過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這兩個朝代都不是純正的漢族血統，隋文帝楊堅和唐高祖李淵的父親娶的都是鮮卑人獨孤信的女兒，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鮮卑人的血統，唐太宗的長孫皇后也是鮮卑人（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唐朝一直用少數民族軍官如安祿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鎮的節度使，也是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時，西夏、遼和金佔據了全國將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數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來，中國歷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時間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化卻一直在傳承發展，「儒、釋、道」作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沒有中斷。中國文化是一個包容文化，無論是哪個少數民族入侵，都會被漢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漢地會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進來。佛家思想進入漢地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元朝的時候喇嘛教、猶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開始流入漢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禮部侍郎徐光啟介紹給漢人，康熙大帝向湯若望學習曆法、向白晉學習幾何等也都是鮮明的例證。
正是這種先進文化形成了一個民族的粘合劑，北魏、隋、唐、元、清被漢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亂華時一些國王使用漢姓，南北朝時期北方的統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漢族士族，虛心學習漢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來管理國家。昭君出塞、張騫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西藏），鑒真和尚東渡日本，鄭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漢地向少數民族和國外輸出文化的時候。因此，無論國家怎麼分裂，最終還是這個文化認同感把中國各個民族統一到了一起。司馬遷曾經以「重譯款塞」來形容少數民族對漢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時候，日本甚至不顧航海的巨大風險，不斷向漢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鮮、越南和大理自願認中國為宗主國，都體現了先進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說，一個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質的一方面，那麼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礎，統一僅僅是個時間問題。舉例來說，從公元70年羅馬總督提圖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後，猶太人開始散居世界各地，經過無數次的顛沛流離和屠殺后竟然於1948年復國，在特拉維夫開始重建以色列國。東德的共產黨垮台以後，東、西德的統一障礙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統一。
反觀中國，中共在執政大陸五十多年的時間里，恰恰在以摧毀中華文化為己任，這就等於在摧毀民族統一最堅實的基礎。說起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外來學說。它的無神論和中國傳統的以人體修鍊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衝突。問題是雖然中國文化可以包容無神論，做為共產黨來說，他們卻絕不敢允許在其學說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意識形態。
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歷時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現在的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享樂主義」和「金錢至上主義」的個人獨裁國家。「馬列主義」成了上個世紀造成幾千萬人頭落地的最大謊言。那些中共高官們在奪權的第一天起對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討和爭論的，只有謊言才害怕，因此中共為確立「馬列洋教」的統治地位，從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抓在手裡，用暴力來保護謊言，對全民洗腦。
用中國傳統的有神論價值觀，和「儒、釋、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為會看出其一系列說法的虛偽，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類。這就會危及到中共賴以生存的謊言基礎。中共的做法是寧可讓人沒有信仰，也不能讓人信仰「馬列主義」以外的東西。所以，他們視傳統文化為一大威脅，而且破壞起來極其瘋狂，用以表達這種破壞欲和指導破壞行動的詞也都是「搗毀」、「橫掃」和「砸爛」之類。雖然這在短期內幫助他們鞏固了統治，卻給中華民族的分裂種下了最致命的禍根。且莫說，少數民族是否對中共「黨文化」有認同感，即使是漢人又有多少人欣賞「黨文化」，並因此產生民族歸屬感呢？
三、全民破產
中共在當初奪取政權的時候號稱要建立一個以全民所有製為主、集體所有製為輔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他們也是在這個幌子下把一切財產收歸國有，對於地主、富農、民族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進行鎮壓，關的關，殺的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後，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有的工人、農民和那些曾經比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不過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作為城市人口還是以自己畢生只得極其低廉的工資為代價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價住房、養老金和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保障體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丟失了鐵飯碗，而且丟失了政府曾經許諾給他們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於幾十年來農民一直處於的自生自滅狀態，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崗。」
一個人能夠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來。當他想「我明天要幹什麼」的時候，最起碼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說，對未來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於政府不提供社會保障體系，城市人口只能從極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來一部分存進銀行，希望靠存款給自己提供一點安全感。而中共為了維持其經濟繁榮的假象，卻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些存款借貸給那些經濟效益極差的國有企業，或者那些依靠賄賂而與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關係的私營企業主。這些錢因為收不回來而變成了壞帳。
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全部破產，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國公司的巨額投資混日子。中共內部的高官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正親眼看著這座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搖搖欲墜，那麼他們最大的希望就變成了力爭在經濟大廈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貪污最多的錢，然後逃亡國外隱姓埋名過上逍遙日子。被槍斃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就曾對其情婦說：「共產黨早晚會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時間，我們要為自己留後路，如果共產黨垮了台，出現象前蘇聯那樣的局面，沒有後路，大概只有去給人家看大門。」
用政論家胡平先生的話來說，中共貪官不是在 「腐敗」，而是在「搶劫」。他們有許多我等平頭百姓無法了解的手段把《憲法》里寫著歸勞動者所有的財產變成他們的私產，在極短的時間內用權力洗劫百姓，劫貧濟富，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因此，目前國內很多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是沒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領導人至今不敢向民眾公開他們的實際財產。
與東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資產流失遠遠沒有中國這麼嚴重，因此理清產權關係，把原來充公的財產物歸原主，對其它資產採取拍賣等手法進行私有化還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後給中國留下的將是一筆爛賬、一鍋漿糊，對於現有資產的清算將成為極為棘手的問題，同時絕大部分資產可能早已通過資本外逃轉移到國外，下落不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清晰必然會帶來生產停頓，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同時，如何對剩得可憐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才能讓全體民眾滿意，從而平息他們的怒火？
可以設想一下，中國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寄託了他們全部未來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經化為泡影，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個社會。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絕望的支配下鋌而走險，引發殺貪官、吃大戶和搶劫風潮，從而使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四、生態崩潰
一個政府要執政，其權力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否則別人就會問，「憑什麼你當國家元首把持權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君權神授，血統繼承。」在民主社會，這個合法性是靠選票承認的，是大傢伙兒把這個人選出來做總統的。到了中國這就是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了。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前，中共一直在宣傳它是最先進、最革命的政黨，只有它才能領著大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而且它的領袖永遠英明偉大、一貫正確， 「指引我們向前進」。這種說教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掀起過狂熱，也矇騙了相當數量的人，從而成為當時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六四事件」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當中共讓用來抵禦外國入侵的野戰軍掉轉槍口、開著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那些並沒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讓中共懲治官倒和腐敗的無辜學生時，民眾對於政府的希望開始走向破滅。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標志著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日暮途窮。
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已經沒有辦法再用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那麼他們就試圖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說，也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了，乾脆咱們摸著石頭過河，大家全心全意地發展經濟吧。中共力爭給老百姓造成一個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的經濟騰飛，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讓老百姓覺得今天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必須要保持「穩定」，這樣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換句話說，它用經濟發展來支持它的執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釋為「發展中的問題」，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解決。然而一旦經濟發展無法持續，失業人口會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蓋的社會危機也會一總爆發出來。
這裏必須明確兩個問題，首先中共所謂「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外界無法核實的，完全來自這個全無信譽可言的政黨自己的宣傳機器，同時每年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足以抵消這一經濟增長。確實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卻是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以掠奪弱勢群體的財富，擴大貧富差距實現的。
另外，這種經濟增長的生態成本要遠遠大於收益。目前中國森林銳減、西北地區沙漠化、華北平原水資源奇缺、淮河污染、黃河斷流、長江大洪水、湖泊面積減少等等都是中共為發展經濟付出的生態成本。假如說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十萬億元人民幣，可是卻付出三十萬億元的生態成本，誰還會為這樣的「經濟成就」歡呼雀躍呢？
這裏僅僅舉水資源為例。為降低生產成本，工廠採取對環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態度。中國年污水排放量達600億立方米，為了省錢，其中有超過80%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本來中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就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現在加上水污染嚴重，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水荒。中國九大水系－－珠江、閩江、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國人不得不超量開採地下水，以華北平原為例，整個華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機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現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溫度四五十度的時候，自來水龍頭裡流出的水卻冰冷刺骨，可見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經無法和地表形成熱交換。
我引用一段新生網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報道：「由於水資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農業用水又逐年劇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為唯一的選擇，密密麻麻的機井亦成了華北平原的一大景觀。這一殺雞取卵的行為，造成兩大惡性循環。第一，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第二，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凈潔的水源，但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占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是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不幸的是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絲綢之路上樓蘭古國的復滅不就是沙漠化的結果嗎？
水資源僅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中共為發展經濟涸澤而漁的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製造了這場生態大災難后，卻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會動蕩，不敢關停污染企業以暫時阻止生態繼續惡化，也拿不出錢來進行治理，因為這都會讓其經濟發展陷於停頓和倒退。中共官員們可能發現，做為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的國家，不對污染進行處理是 「最好」的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出口競爭力的辦法（中共一直想辦法拒絕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在繼續糟蹋環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後，下一屆政府可能會發現治理生態的成本高得讓他們根本負擔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壓力又只能通過繼續榨取自然資源維持社會運轉，這種惡性循環會讓整個中國陷入更大的生態災難之中。
搞體育和搞經濟的可能都知道，必須在規定時間完成規定動作才有意義。比如買賣股票，如果晚上幾分鐘，可能就是發財和破產的區別。西方國家經常抱著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們卻不會料到，也許還沒等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就會因為生態崩潰而給全球造成以十億計的難民。到時候，哪一個國家還會幸免於難呢？
五、無神論的惡果
從進化論中派生出的無神論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石。在共產黨的說教中沒有宗教意義上的天國，所以它才要建立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就連國際歌里也唱「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共產黨從進化論中進一步發展出了被他們自己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套東西，也就是人類社會也是從低級到高級不斷 「進化」，而「社會主義」就是「進化」的結果，「共產主義」更是社會「進化」的最高形式。
這種共產黨自說自話，沒有經過任何實踐證明的無神論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人作為神所創造的萬物之靈，從內心最深處還是渴望神的眷顧和生命的永恆，這種自發的宗教情結唯有信仰能夠填補。共產黨雖然在宣傳無神論，但同時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領袖，以填補人的信仰需求，這就是共產國家最最常見的造神運動，或曰「個人崇拜」。
在一個社會中，道德是約束人類行為的自然法則，而道德卻是神給人制定的。共產黨在打倒了人對神的信仰之後，就自己搖身一變成了道德的化身，並擁有了對道德的解釋權。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永遠「光榮正確」，死不認錯（它認錯也是不誠懇的，而且是為了繼續證明自己「光榮正確」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認錯，比如它雖然否定文革，但卻絕對禁止民間深入反思和討論文革）。
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經常出現「社會主義道德」這個詞，似乎原本是普世價值的道德在這裏具有了階級性。而是否「熱愛社會主義」竟然成了衡量一個人道德與否的標準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對道德的定義變來變去，最後似乎變成了只要和黨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這個黨已經墮落得五毒俱全。
共產黨的這種說教是經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貫宣揚的「科學」精神，在許多方面無法自圓其說，而它所面對的又是一個具有五千年修鍊文化作為傳統的民族，和幾億曾經深受「儒、釋、道」信仰影響的人群。因此，為根除有神論對中國人的影響，中共除了砸爛傳統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還給寺院、道觀、修道院和民間的修行人士扣上種種帽子進行了血腥的屠殺，並派它的地下黨員打入宗教團體，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徹底「統戰」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領導。中共這種打著宗教旗號反宗教的「宗教滅絕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國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組織。這一極具邪教特徵的「准宗教組織」因為知道自己的理論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鮮明的「排他性」。
一個保持了對神自由信仰的社會是一個「博愛」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愛」（關懷）是社會關係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創造和賜予，因此人心中會知道尊重生命，也會敬畏和愛惜神為人創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眾生平等。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信賴，會形成一種獨立於共產政權之外的凝聚力，這是共產政權最不願意看到的。
對神的信仰，會給人一個不同於共產黨說教的價值判斷，而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和緊密關係又會使真理的傳播變得非常迅速。這會極大地威脅到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因此中共採取了一個系統的辦法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無論誰說了什麼，別人都會懷疑。
其中一大發明就是上面定一個「階級敵人」的百分比，然後讓下面去抓。比如一個單位有1000個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產黨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的國家，誰要是被黨定為敵對分子，那就意味著一生幸福的完結，從此在萬人唾罵中苟延殘喘。但是上面定下來了這個指標，不抓又不行，領導不抓領導就得自己去填補這個指標，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互相揭發，只有揭發了別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發的人除了拚命辯白外，還要揭發別人「戴罪立功」。這樣仇恨很快就在群眾中煽動起來，在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下，既使親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無法信任。這一套花招，共產黨玩兒得爐火純青，民間稱之為 「挑動群眾斗群眾」。
無神論的宣傳灌輸使大多數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異化」、「奴化」的過程中失去了最後的道德防線。儘管有一些有識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這套把戲，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被中共徹底封殺掉了。同時，當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的時候，中共強大的專政機器是可以輕易地把他們各個擊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還有一些理論說教，矇騙了一些人。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了。中共已經不可能再發明出什麼理論學說統一思想，此時中共的策略就變成了讓人根本不去考慮精神領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於物慾的追求和滿足中，以免民間或外來的民主啟蒙或信仰啟蒙會逐漸整合成新的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權威。
無神論的一個惡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惡會遭報」的概念，而敢於為所欲為。窮慣了的中國人在「不管白貓黑貓」的利益驅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這裏的「娼」不僅是指那些出賣肉體的妓女，還有那些出賣靈魂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的「知識分子」。同時，為追求利益，中國人開始了對自然界和對同類的瘋狂掠奪。對自然界的掠奪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生態災難，而對同類的掠奪使全國各地假貨橫行，從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煙、假酒、假藥，從商品造假到文憑造假，坑蒙拐騙、五毒俱全，只要能賺到錢可以不擇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劇膨脹，一切以個人安危和享樂為中心，缺乏對他人最起碼的尊重和關懷。
同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對待別人時，別人也會這樣對待自己；當自己看到一個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當眾強姦婦女而默不做聲的時候，如果自己落難，也同樣不會有別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會上人人自危。
共產黨雖然靠無神論和拜金主義把全體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可以收買、恐嚇、各個擊破，從而延續了自己的統治，卻讓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態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後，江澤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繼續延續中共的生命，但卻是以徹底毀滅整個民族的前途為代價的。
六、仇恨的發作
網上曾經流傳一篇中共殺人紀錄，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八千萬之巨，可以說血債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陸剛剛奪取政權就以「鎮壓反革命」等名義處決了四百萬人。接下來反右鬥爭中抓了二百多萬右派，數萬人自殺或非正常死亡。從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餓死了三千萬中國人。文革時迫害致死的至少數百萬之眾，牽連上億人，並荒廢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當著全世界的面殺人。連林彪自己都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來就是一大片。仔細算下來，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過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對「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這架絞肉機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體折磨之外，更厲害的是精神迫害。劉少奇臨死前還要被強迫聽中共 「九大」將他「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無論誰被中共指為階級敵人，最親愛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必須馬上與他劃清界限。還有沒完沒了的「批鬥」、 「公審」、「認罪」、「檢討」，把一個人的人性和尊嚴徹底摧毀。
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生活，每天面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殘酷現實，如果不與那些迫害者變得同樣殘忍，就必須變得麻木。在有神論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關天。在無神論者的眼中，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語），人死了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一些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改變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債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權力，無法用掌握的暴力機器保衛自己的時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眾「血債要用血來償」。在傳統文化被破壞之前，「人命關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約束民間行為。許多人也把人世間的苦難委之於命。但是，當「無神論」的宣傳不再讓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惡的一面又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放大和放縱，仇恨就變成了可以吞沒人的理智、而讓人瘋狂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仇恨尚未發作的原因是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和暴力機器抓在手裡。在中國，老百姓雖然知道黨內的黑暗，但大多數是從自己親身經歷出發，沒有對中共逆天叛道、腐敗、殘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認識；中共暴力機器的嚴厲鎮壓，更讓老百姓對自身受到的剝奪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沿著現在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的話，重大的天災、生態崩潰或經濟崩潰都在所難免，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管制失靈。在生存都成為問題的一片混亂中，軍隊和資訊都將失控。
資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全面認清中共的罪惡；軍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認識到「翻身」的時刻終於來了；加上全民破產，生活失去著落；生態的崩潰讓整個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時絕望中的民眾自然會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頭上，並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約束而在仇恨的驅動下把普通黨員視為復讎對象，重演土改時的殺人慘劇。到時候，且莫說中共貪官，既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會成為洗劫和打擊的對象。
在假惡鬥成風的社會裡，仇恨的發作會使人做出極其激進和危險的行為，同時法律體系失控，做壞事無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懲罰（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駕於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惡果），人在中共長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身教和無神論「洗腦」下，無法用理性約束自己，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怖氛圍。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們可能會出於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聯合起來（SARS爆發期間曾經出現過這種聯合的雛形，因為對外面的人無法信任），慢慢發展出一些黑幫化的團伙，社會治安從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滯后性和短視性
與專制制度相比，民主的優越性無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體監督、權力制衡等。在這方面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同時也必須看到，民主並不是萬靈藥。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只是所有壞制度中不太壞的一個制度而已。我們不談民主不象一種信仰或者宗教一樣可以約束人的物慾，因為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信仰問題本來也不是民主要解決的問題，而要談談另外兩個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先天弊端。
一個就是民主的短視性。比如一個人當總統只能幹兩屆，那麼爭取連任當然成了第一屆的一個重要任務。在物慾越來越流行的現在，拼經濟發展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拉選票手段。這會派生出許多短期行為，比如為了從中國拿到廉價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權問題束之高閣，或者僅僅在嘴上做一個姿態。至於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比如中國因為成為世界加工廠而生態急劇惡化會不會危及我們的子孫；中國會不會利用從我們這裏賺到的錢去發展它的軍工等等，那麼都留給下一屆政府吧！這就是一種短視的做法，雖然短期紅紅火火，但是長期的危害卻非常之大。
另一個就是民主的滯后性。確實在民主國家，百姓可以通過彈劾總統的辦法讓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問題和嚴重後果是在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後才發酵出來。此時，再吃後悔葯就來不及了。好比當年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養活了希特勒，給全世界帶來了長達六年的戰爭和數千萬人傷亡的慘劇，但當年綏靖政策還是很受歡迎的，《慕尼黑協定》還曾經被認為是給「整整一代人帶來的和平」。一直到二戰爆發，美夢才被驚醒，可惜為時已晚，雖然張伯倫下野，丘吉爾上台，但大錯已經鑄成，戰爭已無可避免。
解決中國的問題僅僅依靠民主還遠遠不夠。同時，民主僅僅是一種制度，而不是一種文化。如果在中國立即實行民主還會出現前面提到的因為缺乏統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亂局。另外民眾在剛剛獲得民主，但一直沒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觀念引導的情況下，殘酷清算的激進思想可能會成為社會主流思想，而使中國被複仇主義所籠罩。讓社會再次平息下來，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中國的生態和經濟是否還給我們的民族留下這麼大的動蕩餘地，都是一些未知的變數。
八、法輪功――大中華復興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無解的難題中，除了生態問題屬於物質領域之外（實際上也和精神領域關係極為密切），其他問題本質上都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信仰，可以重建我們的道德體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愛、互相信賴的人與人的關係；同時這種信仰能帶來和平，消彌人心中的仇恨，讓人與人之間充滿著體諒和幫助；這種信仰讓人從內心深處就滿懷善念和寬容，並時時以誠信待人；能夠教人遠離貪婪，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能夠互相扶持共度難關，而不是訴諸暴力為自己搶奪利益；能夠教人敬畏自然，愛惜環境，等等等等，那麼中國的問題也就徹底地解決了，而且是平穩解決，不會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和生態危機。無論對任何人、任何政府來說，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賜良機。
實際上，良機已經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這就是以修鍊「真、善、忍」為核心的法輪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輪功並非為解決社會問題而來，但他卻能不經意地順帶解決了這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讓我們拋開中共的宣傳，來看一些簡單的事實，而答案就在這些事實背後。
Ａ、法輪功迅速在中國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輪功洪傳迅速的事實人所共知，1992年從長春開始傳出，到1999年鎮壓發生以前，中共下屬的公安部調查結果是全國有近一億人在修鍊法輪功，這個數據還上了上海的東方電視台。
很多人忽略了這個事實背後的意義，那就是七年的時間，法輪功的團體不但從無到有，從國內傳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億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信仰能夠有這樣的發展速度，而且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做過一分錢的廣告，也沒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廣，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口耳相傳。（這也打破了其他知識分子給中國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實行、而中共卻拒不實行這一僵局。）
中國的道家修鍊曾經在西漢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廣；佛教修鍊是得到了隋唐兩代皇帝的推廣；儒教從漢武帝開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權的推廣，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以及從宋代開始的尊孔讀經、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達到鼎盛；基督教從傳入中國開始，就先後有禮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啟、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重量級信徒，基督徒湯若望、白晉也曾經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然而這些宗教少的經歷了幾百年，長的經歷將近兩千年的傳教，現在在中國也沒有達到法輪功在鎮壓前的規模。
這裏反映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重建信仰體系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俗話說「百年樹人」，幾百年、上千年的傳播、禮拜、佈道；統治者的倡導；信徒的捐贈；一批又一批的僧侶、傳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經典；一次又一次民眾持經問難的集會；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藝術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讓一門宗教為廣大民眾認識，形成規模。然而這個漫長的過程，竟然被法輪功輕而易舉地跨了過去，他的規模形成簡直是一蹴而就。
這除了凸顯出法輪功強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與民眾潛藏心底的最深層訴求一拍即合。從法輪功信徒的人員構成來看，各個階層、各種教育背景、各種職業、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從幾歲的孩子，到90多歲的老人；從大學教授到目不識丁的農民；從政府官員、到商人、律師、軍人、經理、醫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輪功追隨者。
除此之外，法輪功從1995年開始傳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傳到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東南亞總共召開過十多次有眾多外國人參加的數千人規模的修鍊心得交流會。許多白人和黑人為了學習法輪功，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漢語。在修鍊法輪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個種族，中國的蒙、回、藏、朝鮮等各個少數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輪功追隨者。
這表明法輪功所傳播的是一種普世價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與人的差別。
正是這種普世價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內迅速恢復了中華民族信神、敬神的傳統；發揚了曾經輝煌、但在中共破壞下斷裂乃至瀕臨滅亡的修鍊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鍊的人凝聚為一個整體。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對法輪功進行鎮壓，而採取允許其發展的態度，也許幾年後，信眾就會滾雪球一樣發展到兩億、四億、八億……當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輪功，但是這個信仰會形成民族凝聚的強大力量。這樣的一個國家絕不會成為分裂的國家，這樣的民族也絕不會是一個分裂的民族。雖然，法輪功並非為國家統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傳，但是客觀上卻會起到這樣的效果。
Ｂ、法輪功弘傳奧妙何在
法輪功能夠弘傳奧妙何在？這是一個可以寫一本大書的課題，而且恐怕只有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終的解釋權。這裏我僅僅做一點簡單化和世俗化的探討。
法輪功有兩個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個是他的原則，就是「真、善、忍」的修鍊原則；另一個是由此派生出來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簡而言之這兩個方面就是「修」和「煉」。
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經經歷過三年大飢荒、走過很多上山下鄉、屯墾戍邊的苦日子，在營養不良又幾乎沒有勞動保護的情況下參加重體力勞動，身體的健康狀況普遍不如西方發達國家；而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資交換來的公費醫療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給工人很低的工資，甚至在買斷了他們的工齡后讓他們徹底失業，因此他們處在一種生病看不起的狀況，從來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廣大農村人口就更無法負擔日益昂貴的醫療費用，而衰老卻一天天降臨。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這些人卻只能通過鍛煉身體等方法盡量增加對疾病的抵抗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許多氣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動力就是人們對健康的追求。然而這些氣功魚龍混雜，真偽並存，還有很多騙子冒充氣功師騙取錢財，另外許多氣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療效也並不太明顯。法輪功就在這個時候，適時地出現了。他最初出現的形式與歷史上很多正教出現的形式是一樣的，就是給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見影。
健康的問題常常是許多人認識一門正教的緣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聖經》的《新約全書》中記述的那些有關耶穌治病的神跡。耶穌在傳法前醫治了麻風病人、百夫長的僕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癱瘓病人、瞎子和啞巴，並讓一年輕女子起死回生，隨後才差遣十二門徒把福音傳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傳入中國的時候，第一個受洗的人也是個被利瑪竇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國道家的一些流派一開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輪功在傳出的時候，李洪志先生曾經兩次參加東方健康博覽會，並親自動手給人治病。其療效之顯著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李先生也因此成為博覽會中榮獲獎勵最多的氣功師。在那之後，雖然李先生不再給人治病，但參加過李先生氣功學習班和自己後來開始修鍊法輪功的人，很快就體會到了法輪功神奇的治療效果。許多曾經患過不治之症、被醫院宣判死刑的人，卻在修鍊法輪功短短几個星期甚至幾天中重獲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漢、大連及廣東分別由當地醫學界對當地法輪功修鍊人群進行了五次醫學調查，被調查人數近三萬五千人，其結果顯示修鍊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8%以上，其中痊癒及基本康復率在70%以上，被調查者的心理狀況和精神狀況都迅速得到極大改善，在煉功期間他們能做到不需繼續吃藥和打針，而疾病不會加重與重發，反而身體狀況越來越好；患有醫學上認為的頑症、絕症或疑難病的學員也得到了康復；法輪大法修鍊者普遍出現身體向年輕方向退的現象，許多老年婦女還會重來例假。（具體統計數據可參見「《法輪功健身功效北京萬例調查報告》、《法輪大法武漢學員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調查》、《[廣州]法輪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達97.9％」》http: //package.minghui.org/qita_ziliao/health_survey/survey_index.html）
這些鮮活的例證對法輪功的傳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一個人見證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會把這種改善告訴親朋好友。而親友之間天然的信任勝過任何廣告媒介。更為重要的是，法輪功的學習和一切活動都是公開和免費的，甚至在互聯網出現以後，法輪功的一切書籍和音像磁帶都可以在互聯網上免費下載；修鍊法輪功既不需要登記，也不交納會費，來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風險的情況下進行自由嘗試，並會因此受益，從而把消息告訴更多的人。所以整個的傳播可以說是指數型增長，在七年的時間就突破了一億大關。
從這個角度來講，法輪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彌補了社會保障體系的不足。美國有一本雜誌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報道中說，朱鎔基對法輪功的這種健身效果非常讚賞，因為如果有一億人在修鍊，而每個人一年節省1000元醫藥費的話，一年國家就會省出1000億元。無疑，這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有巨大好處的事情。
當然，袪病健身並不是簡簡單單地練一練法輪功的動作就可以的，法輪功也不是為了給人治病才傳出來得。袪病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來約束煉功人的行為，而得到了健康身體卻是修心向善的副產品（這裏面的奧妙原因需要讀者自己去看《轉法輪》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輪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從字面上看，做到「真」，那麼就不能說假話，欺騙別人；做到「善」，那麼做事情就要從對方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不能欺負別人；做到「忍」，那麼遇到矛盾時，就要寬容大度，不和別人一般計較。
在法輪功的修鍊人群中，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水平要遠遠高於社會上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度。同時，法輪功的「真善忍」原則提供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道德衡量標準。這些都有助於約束人的慾望和不好的行為，把社會改變為一個更加祥和、充滿信任和關愛的社會。這是一種無價的無形資產。
法輪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就是遇到矛盾的時候，無條件地向內找，發現自己的不足，並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鍊的群體是個人人鋒芒內斂的群體，這樣的群體自然不會互相傷害，也不會傷害他人。與這樣的群體接觸，人是很容易產生安全感的。
對人身心兩方面的改善（有時，這種改善還包含著更深的內涵），成了法輪功對信眾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說，他在客觀上有效地滿足了人對個體健康和社會安全感兩方面的追求，而這兩點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礎。
Ｃ、法輪功的和平精神
法輪功認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夠合一的」（見《精進要旨》之「大法金剛永純」）。雖然法輪功並非宗教，但他也有嚴格的規定不許信徒借法輪功參与政治。李洪志先生還告誡弟子說：「弟子們切記，無論將來有多大政治與權勢的壓力，也不可以為政治權勢所利用。」然而在中國就是這樣，中共是個「講政治」的黨，你不參与政治，但政治卻要來參与你。從法輪功傳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務打入法輪功內部，幾年下來雖然沒有發現法輪功任何的違法行為，但卻發現這個團體已經成長為一個數量超過中共黨員人數的團體了。
如前所說，中共不希望中國出現一種人們真心相信的有神論學說，也不希望這個社會是個人們互相關懷和信賴的社會。雖然法輪功不會對人間權力感興趣，但是對那些權力來源沒有合法性的獨裁者來說，卻會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間團體視為威脅，因為他們自己的權力是偷來的、騙來的，沒有安全感的。同時，法輪功學員在修鍊後日益表現出來的高風亮節、廉潔自律，會自然反襯出這個腐敗政黨的墮落和其某些成員（包括一些「領袖」）的低下人格。
就這樣，中共黨魁江澤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締法輪功，所有傳媒上對法輪功的宣傳都是謊言、詆毀、欲加之罪，所以鎮壓者也決不可能允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和公正的調查。而面對維護自己最基本信仰權利的法輪功上訪者，鎮壓者也沒有任何說得過去的理由與法輪功公開辯論，所以一切的媒體都被中共嚴厲控制，只能發出江澤民這一種聲音。江澤民一定曾經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國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源、一切媒體和暴力機器的情況下，對這些以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為信條的法輪功學員來說，「三個月消滅」絕對沒有問題。
然而江澤民顯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輪功從前赴後繼地走向天安門請願發展到了在全國通過各種方式揭穿江氏謊言。此時的江澤民已經騎虎難下，謊言一旦戳穿，他給自己編造的「偉光正」光環就會破產，同時他會被追究鎮壓責任。所以他除了繼續給法輪功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之外，動用了拘留所、勞改營、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殘人肉體和精神的最野蠻酷刑對付不肯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僅僅透過層層封鎖而傳遞到國外的數據就顯示有超過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這場鎮壓已經整整持續了多年了。每個人都會從這場正邪對比黑白分明的較量中看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法輪功雖然被打死了那麼多人，雖然有數十萬人被關到勞改營里受到洗腦和酷刑，雖然有那麼多人家破人亡，雖然有那麼多人被剝奪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機會，但是法輪功卻從來沒有訴諸暴力。如果看一看這些雖然老實、但並不懦弱的信徒的內心世界，我們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醞釀。一直到今天為止，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對江澤民及其幫凶的法律起訴也都不是為了仇恨，而僅僅是為了還法輪功的清白，僅僅是為了營救那些仍在獄中備受摧殘的同道，僅僅是為了人間正道。
毫無疑問，事實已經證明法輪功團體是一個理性的、有節制的團體。針對那些真正在這場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兇手，他們公開訴諸法律渠道尋求公正懲罰，而對於那些在迫害中輕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謊言蒙蔽的普通民眾，法輪功信徒不斷以各種方式和他們接觸，告訴他們法輪功真實情況，並規勸作惡者趕快懸崖勒馬。
法輪功的和平精神在這場極端殘酷的鎮壓中表露無疑。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這場鎮壓沒有發生，而法輪功真的成為一個很大的團體，那麼這個以理性、誠實、慈悲和寬容為原則的人群必然對中國可能發生的一切摩擦和動亂起到巨大的潤滑、緩衝和消除作用，這就是社會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將受益。所以有人說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江澤民對法輪功鎮壓的荒謬和邪惡也由此可見一斑。
反過來講，我們假設一個不可能的情況：如果不是因為法輪功具有大善大忍的精神而對暴力鎮壓揭竿而起，那些指望靠著共產黨維持「穩定」，以便他們可以和平地和中國做生意並賺取超額利潤的公司或政府必然陷入嚴重的難民潮和經濟危機之中。這樣看來，那些坐視中共鎮壓最基本信仰自由的人權而緘默不語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短視的；那些繼續往中國投資――實際上等於在為中共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輸血的公司和政府，難道不是在支持這架暴力機器，不是在吃法輪功信徒的「人血饅頭」 嗎？最後為一切將會發生的悲劇――即最終的經濟崩潰或生態崩潰――買單的不也有他們自己一份？
結語
法輪功並不主張禁慾和苦行，但是修鍊法輪功以後的人自然會遠離貪婪，並逐漸看淡人間的享樂。他們懂得珍惜自然、敬畏生命。法輪功作為迅速傳播的信仰提供了重新整合民族文化的契機；他的和平理性精神可以消彌仇恨，使社會回到道德自律的社會；他對人身體健康和道德風氣的改善提供了最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從中懂得約束自己的行為，在苦難面前互相扶持、共度難關。法輪功信徒寬宏大度的氣量可以最大程度地達成社會各方的和解，而只在法律的範圍內懲辦元兇巨惡。雖然法輪功的傳出不是為了解決世間這一切危機，但是這一切世間的危機卻能被法輪功輕而易舉地化解，而且這種化解已經成為一種既成事實。
同時，法輪功永遠不參与政治和人間權力的爭奪；不需要官方的支持而僅僅需要個人信仰的自由；甚至對其他正教信仰都保持包容的態度，這種與世無爭的指導思想可以形成社會上一個巨大的緩衝層，緩解來自社會各方的衝突。
行文至此，在本文開篇提出的所有那些災難性問題在法輪功這裏都找到了答案。這一答案給陷入絕境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出路和重新起飛的平台。消彌中國的崩潰危機和難民潮對於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等於挽狂瀾于既倒。且法輪功能給人帶來的遠遠不止這些益處。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應對法輪功珍惜萬分，因為他可以說是人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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