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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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

帖子由 admin » 2011年12月5日

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上)
作者:丁柯
1、西苑100號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終於結束學業,並如願以償,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願------中共中央直屬西苑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當幹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語系77級的小楊、法語系的小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用車接走,我對未來的一切,茫然無知。心底只有一個念頭,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調查部作為職業的起點,與我父親早年從事過地下黨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記得在文革期間,有一次我父親騎自行車帶我經過宣武門時,他一邊騎,一邊給我講述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于學生運動,曾在那裡遊行,反飢餓,反內戰的場面。文革期間還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與朋友正玩兒著,突然聽到一位中年婦女對著我說: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後來父親告訴我,那個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期間秘密發展加入地下黨的。這些對我這樣的少年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當然,好奇心,以及生來俱有的一種冒險精神也早早地為我後來所選擇的這個職業埋下了伏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讓我沒有象其他同學那樣,選擇去國家機關從事口語翻譯的工作:我覺得那只是去當一個活的語言機器。對我而言,外語不是專業,應該是所從事職業的一個工具。
西苑100號坐落在碧波蕩漾的昆明湖東南不遠的地方。它的東邊是北京中醫研究院。附近還有吳家花園,就是軟禁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那個地方。那時那裡在夏天到處稻米飄香。到了秋天,天高雲淡,萬壽山上的楓葉紅的依稀可見。從頤和園的佛香閣遠眺西苑,調查部的辦公區就在一片樹蔭之間。
我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年年去頤和園,香山,八大處等風景區都經過那裡。但到西苑落腳還是頭一遭。待辦好機關手續,領到出入證,安放好行李,換好食堂餐券,幹部局召集我們開會,通知我們這些新人為期一個月的集訓第2天開始。這時我才發現,這裏沒有工作證,只有那個配有照片並不表示工作性質的出入證。
2、一切以保密為先
除了沒有工作證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強烈的與保密相關的各種信息:
大院門口有攜槍的軍人站崗,穿過家屬區,進入辦公區時,再次由軍人檢查出入證。幹部局大樓內以及我們進出的辦公室都張貼著毛澤東關於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還有保密紀律守則,如:
不該聽的不聽;
不該問的不問;
不該說的不說;
...
接下來這種保密教育始終是集訓期間的要點。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時的部長羅青常在給我們這一百來人做報告時,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要做好豎著進來,橫著出去的準備。這對我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我從沒有想在這個職業上干一輩子的打算。記得當時的人事部門的領導曾專門講到什麼人可以調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的調動指令。否則,門兒沒有。記得當時我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覆是除非機關許可,否則不可報考。
保密教育還涉及到家屬及配偶。根據規定,我們不能告訴家人所在工作單位的情況。年輕人準備結婚,須向機關彙報對象的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親。後來聽老人兒講,從前談戀愛,中間還得有第三者旁聽才行。
出於保密的需要,部領導反覆強調帝修反如何利用財和色千方百計來拉我方人員下水的。在不同場合舉的例子包括駐義大利使館的一位調查部派去的翻譯。說他如何在美色的誘惑下,在使館的接待室里出事,以及如何及時被發現,調回國內。幾年後,從一位北京外國語學院義大利語畢業的校友,也是調查部同事那裡得知,此人押回國內后就被送到山西的勞改農場。多年後因為發表有關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論文,取得學術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從事情報搜集的方式和方法。大體是關於利用公開身份搜集情報;利用隱蔽渠道搜集情報;以及利用公開的材料進行分析,歸納,從中得到情報。所謂公開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聞、經貿、金融、民航、旅遊、宗教團體、國際組織、文化交流等涉外職業為掩護,從事情報搜集。隱蔽渠道泛指沒有這類中共掩護身份的秘密派遣。這類派遣危險性最大,一旦出事,沒有任何保障。
至於如何搜集情報,除在利用交往中探聽感興趣的內容外,主要是廣教朋友,從中挑選和培養有價值的對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適時施以援手。長期經營,長期培養。一旦對象條件成熟,情報便源源不斷。應該說民族情感是中共情報機構在海外華人中伺機發展情報關係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開放后,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調查部派駐使領館人員必須於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這樣一來許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員被迫改行。紛紛改當記者。由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傾向選派自己人常駐國外,且有錢有人,調查部在這兩家的人數不斷縮水。只好另闢途徑。和上海以及後來的,,,就是在這樣情況下藉助調查部(後為安全部)的財力和人力有了駐外記者的。
培訓後期,我利用曾考過社科院新聞所研究生的這段經歷向幹部局表示了從事新聞業務的意願。當時從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民大學新聞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畢業生有好幾個,且都是黨員,按常理,派他們去報社順理成章。由於他們需要到調查部的國際關係學院進修英語。這樣當聽說光明日報社外事辦公室需要個年輕人時,幹部局選擇了我。培訓結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聯絡局。這個局負責管理派到北京市內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記得當時的局長姓馬,60來歲。他和我握握手說,小丁同志年輕有為,來日方長。處長和副處長交待過工作任務后,當天我就趕到光明日報社報到。
3、報社「勤雜工」
80 年代初是光明日報社在文革之後最為紅火的一段時光。由於78年率先在全國掀起的大討論,一舉衝破了文革遺留下來的「兩個凡是」的條條框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實行農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輿論基礎。報社不僅在當時對共產黨尚存一線希望的知識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譽,也成為關注中國政情走向的外國駐京記者的必讀報紙。
一到報社外事辦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動忙得團團轉。在這兒沒有時間參加「政治學習」,也沒有戒備森嚴的層層哨卡,與西苑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外辦主任是報社自己人,叫王錦,50多歲,是位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記者,但對外事活動一竅不通。副主任老張,煥培,還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張東北鐵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義直言。50年代後期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分到調查部后又在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幾年英語。不知得罪了何人,遲遲出不了國門。而他的新聞系校友于恩光和孫文芳,都經調查部派至新華社,成為業務骨幹。80年代後期分別就任安全部副部長。煥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從英語系畢業。我們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報社的外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那時,平均每月都有幾個國外記者團、組經我們接待到中國各地採訪。有些是外交部新聞司委託我們接待的,有些是報社駐外記者安排來華訪問的朋友,;還有些則是海外的情報關係。人手不夠,就從西苑或東風大樓(調查部下屬的研究機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借。我們的業務還包括為報社內部人員應邀出國訪問辦理護照和簽證的申辯手續。由於工作繁忙,82年底結婚時,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點的工作中度過的。
雖然對外美其名曰是記者,但真正的採訪和寫作我沒幹幾樁。有時我戲稱自己是報社的「勤雜工」。儘管如此,這類工作還是讓我學到許多東西。如養成了嚴謹的工作習慣;學會了從容應付來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種不同立場的外國記者,並通過觀察他們採訪,學到了他們一絲不苟的求實態度。這都為我日後從事記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心血。報社對我們也沒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報社職工其它的各種福利包括獎金,我們應有盡有。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國家機關絕無僅有。記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幹部內部開會時,在民航總局的人抱怨在那兒上班,還得自己花錢買工作服。在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的講,活沒少干,卻享受不到那裡的任何福利。
4、初見內部傾鍘
外辦的老張看我工作勤奮,且虛心好學,為進一步培養我,向報社推薦我隨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現為人民日報社社長)參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舉行的第12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報社領導二話沒說,簽字同意。報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組建后,在報社工作的西苑幹部統歸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后,關於我的出國報告很快也得到批准。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出國採訪。我們事先到國家體委訓練基地了解情況,作了充分的準備。順利完成了報道任務。
這以後外辦的工作輕車熟路,一帆風順。外辦陸續又調來吳建友(現為駐華盛頓記者)和張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記者站4年)。煥培離開外辦去了勞動人事部,等待派駐國際勞工組織的機會。
大概在1984年夏,外辦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張突然接到西苑電話,通知回去彙報工作。等幾天後再見時,他判若兩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後來得知,二局局長詹永傑(後任副部長)聽信讒言,不容分辨,硬說老張犯下若干罪狀,包括在安排報社總編輯杜導正出訪西歐時,故意把日程排的滿滿的,意圖謀害報社總編輯。雙方大吵一架,不歡而散。我知道這實屬誣陷。可我人微語輕,除說些安慰話,沒有一點辦法。很快老張離開了報社。到西苑籌備創辦這份內部報紙。
這件事讓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誣陷並批鬥我母親的那段經歷又出現在眼前。原以為,文革結束了,這類誣陷罪名,殘酷打擊的事情也會隨著歷史的流逝而壽終正寢。沒想到這類誣陷居然又發生在我身邊!
我想去幫老張辦這張小報,調出二局,遠離那些人前講人話,人後講鬼話的傢伙。老張知道后,勸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將來到的出國工作的機會。
5、再出國門
老張的勸告很有道理。因為不久前,二局副局長孫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編輯戴夫之(RobertDelfs)的邀請,去當實習記者一事,讓老張轉告我:「那兒是個特務窩兒,不要去。小丁很快會派上用場。」要知道,他那時專門負責安全部駐外記者的派遣。想到這些,心裏踏實了許多。
老孫曾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在中東和西歐長駐多年。安全部組建后,他剛好結束駐倫敦記者的任期,馬上被任命為二局副局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光明日報社國際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為配合中央領導人出訪,組織了兩個記者組,以新聞採訪為名,分別到西歐和東南亞搜集這些國家的政要對中國情勢的看法和對策。整理後上報中央,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在籌備這兩次活動的過程中,我曾陪同他拜會過幾個使館的新聞官員,併為記者組作了其它一些後勤準備工作。總之,他多少對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張離開外辦不久,剛剛在堪培拉記者站幹完四年的張澤權坐上了老張的空位。沒等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國際部陳克勤悄悄告訴我:
「老王要你去華盛頓記者站。」
「什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華盛頓記者站是眾目睽睽的地方。爭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輪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開玩笑。
「不信,你問問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樣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給華盛頓記者站發去了一個電傳,探聽虛實。
老王那年52歲,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早年參加「抗美援朝」,在志願軍總部做翻譯。回國後進入調查部。50年代先以中國民航的名義在緬甸首都仰光工作,后調去新華社。60年代初以記者名義到肯亞首都內羅畢。被驅除出境后,在國內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結束,他才得以重返國外。先後在敘利亞和埃及工作多年,功績卓著。84年離開新華社,來到光明日報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華盛頓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發回電傳,問我什麼時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馬上回電:「一經報社批准,會儘快成行」。與此同時,二局聯絡處處長史地打來電話,要我第二天到西苑報到。
第二天一早乘機關班車趕到西苑。剛進老史辦公室,她就邊說邊笑地把我領到老孫那裡。拖著濃重的山東口音,老孫說:
「老王點名叫你去。他寧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別的提名。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我想了一下,說:「「一個月後」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長夢多。另外,不要對他人提此事,不然風言風語不好招架。」
接著他問起我愛人的工作情況,並說:「你們先去問問她的單位可否把她借調出來。」
見過老孫,三處(美大處)副處長和鄔秀基又帶我去見局長詹永傑。見面頭一句就是:「我聽說你在報社工作期間,經常遲到早退,還用報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傢具。有沒有這些事?」
我注視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測月前他指控老張時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緩慢地對他說:
「我的確經常遲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聽說我結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於拿報社的木材做傢具,根本是無中生有。實際的情況是報社要處理一些新聞紙的包裝箱,鼓勵大家拿回家。我覺得不能免費白拿,特意花錢買了一點。事後我曾專門向外辦的老張作過彙報。他對我的作法表示過肯定。」
他一時無語。
「聽說你人還沒去華盛頓,就已開始張羅你愛人的出國日程了,啊?」我笑笑說:
「我根本沒有張羅什麼。是老孫主動問起的。」
詹永傑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囑咐我出去后,要服從老王的領導,當好他的助手,並定期給黨組織寫思想彙報,爭取早日入黨。
離開詹的辦公室,鄔秀基悄悄對我說:「幸虧你講明白了,否則老詹會記你一輩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剛過完28歲生日,中國民航的客機就把我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著陸前透過機窗,只見機翼上方星空燦爛,下面的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天地似乎渾然一體。
6、華盛頓歲月
初來乍到有許多事情要從頭做起,包括學習駕駛,申請駕駛執照,記者證,以及如何儘快適應新聞報道和情報搜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許的幫助我很快適應了環境。
美國是世界上最出新聞的地方。根據報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負責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聞報道,我則負責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報道任務。
當時我們和報社都沒有傳真機,所寫的稿件要靠老許把漢字換成電報明碼,輸入,再經電傳機發回。多虧老許早就把明碼本子熟記在心,故從來沒有耽誤發稿。只是這樣一來超過千字的應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點才能發走。後來,我採用漢語拼音加英語單詞的方法發稿,多少減輕了老許的壓力。
每天我們都要閱讀、、以及、 和等三份中文報紙。當然,還包括國內的和。這是我們了解最新情況,汲取新聞題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報紙一份最少20多頁。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時國內一份報紙兩周的總和。看完報紙並把感興趣的材料剪下,分門歸類,加以保存,大約要用一個上午。
正是依照這種辦法,我很快搞到一個獨家新聞。當時美國國家航天局的太空梭起飛后,我發現七名宇航員中有一位中國出生,后從台灣來美求學的華裔,叫王贛俊(Dr.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飛行期間擔任儀錶艙專家。我意識到這是國人很感興趣的話題,便不時留意太空梭的行蹤。5月6日在加州 Edwards空軍基地著陸后,我立即給休士頓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打電話,要求與他通話。結果,陰差陽錯,話筒另一端居然傳來了他的聲音。我抓緊時機,請他談了太空飛行的觀感。然後,根據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寫出一篇新聞特寫,經老王修改,及時發回報社。第二天,這篇稿子居然上了頭版,並被中國新聞社轉發到海外中文媒體。這是我從事新聞報道以來頭一次上頭版。
為西苑搞到的第一個科技情報也非常湊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閱讀英文報刊時留意尋找有情報價值的材料。一次在和發現兩篇從不同角度介紹一種對宇航技術和國防工業有重要功能的新興工業材料。我整理出一份東西,經外交信使隊帶回國內。幾個月後,老王告訴我那篇東西被評定為甲類科技情報。
1985 年中共領導人有兩次重要的赴美訪問活動。其中一次是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應前總統里根的邀請於7月份開始的國事訪問。作為隨團記者,陪同代表團途經各大城市時,經常碰見的民運人士散發傳單。我當時對他們很敵視,與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敵視法輪功的一些人的立場如出一轍。現在回想起來實在為那時被中共矇騙而汗顏。
在華盛頓期間,我們廣交朋友。這使我有機會從不同側面聽到對中共社會制度的評論。一次一個曾在國內媒體作過記者,后在美國一家報社實習的朋友談了對中美新聞制度的一番比較,入木三分。他說,美國的媒體各有自己的老闆而中共的媒體卻只有一個老闆。我很受震動,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劇在大陸重演,必須要有新聞出版自由。
那時的我篤信科學,除中醫外,對任何與現代科學發生衝突的現象總是持否定態度。有一次,與朋友聚會時,碰到一位女士,經介紹,知道她有特異功能,可以透視人體,看到經絡走向和穴位分佈,還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動。我當時就請她猜猜我那時的內心思想活動。結果,她一下就說中了。與她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的經絡學說是古代醫家依據這種特異功能發現並加以總結和歸納而成的。雖說我對現代醫學就經絡學說的眾說紛紜早就有所耳聞,她的解釋讓我大開眼界。使我看到了現代醫學的局限,同時莫名奇妙的對傳統中醫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這次經歷為我日後告別仕途,潛心學醫起到了獨特的影響。
1985年初到華盛頓不久,我就趕上了聯邦調查局接二連三地破獲間諜案件。上半年抓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多年的John Walker情報組,四人落網包括他在海軍服役的兒子。年底又捕獲了為以色列提供情報的Polard。最讓公眾感到震驚的間諜案卻是中共潛伏在中央情報局達30年之久的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據媒體報道,金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學生時代已加入地下黨,1946年為美國駐華軍調處做翻譯。朝鮮戰爭爆發后,加入中央情報局外國廣播新聞處。一干就是30來年,1981年退休。由於享有中情局內部最高保密等級,可閱讀有關中共方面的絕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膠捲,通過在多倫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轉到中共手中。與此同時,美國媒體還報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導致金的被捕。按理說,對這樣一位為中共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老情工」,中共會破例為他「求情」,採用交換在押間諜等形式,把他營救出來。這種事例在美蘇間諜戰中已屢見不鮮。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政府發言人為了面子,死不認賬,一再否認金與中共有任何關係。86年2月4日法庭開審,2月8日聯邦陪審團定罪所有17項指控,並定於3月17日宣布判決。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決期間,他接受了的採訪,呼籲中共拿魏京生作為籌碼,交換他出獄。當他得知中共對他依然矢口否認后,他絕望至極,於2月21日在囚室內用垃圾袋裹住頭,拿鞋帶勒緊,窒息而死。
金的結局令海外為中共長期潛伏的間諜極為緊張。因為他們實在無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們的情況。1986年初從台灣劫持波音貨機到廣州的王錫爵就屬於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後來得知,安全部的那個叛逃者叫於強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處長。最為滑稽的是,安全部後來希望利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國際關係學院派出的一個代表團,內有一名說客曾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工作,與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華盛頓期間,專門拜會老Bush,聲稱于「很壞」,「一旦跑到蘇聯那裡對美中關係十分不利」。當該團知情者把此事告訴我們時,大家對使用這種小把戲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讓我意識到安全部對部內年輕出國幹部的防範一定會大大強化。我愛人來美事看來很難有機會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婦87年初休假歸來后,我從他那兒得到了證實。我當下決定,提前結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遠離故鄉25個月之後,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親人身邊。
7、棄仕從醫
兩個月的休假結束,我先到光明日報社向國際部彙報工作,再到外事辦公室交回護照。而後跑到西苑向二局三處還有局長詹永傑彙報工作。沒想到兩年來,老詹對我緊盯不舍,一然如顧。
「你是不是到華人家偷看過黃色錄像?」,我簡要彙報完,他張口這樣問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便把一美籍華人把我及常駐華盛頓的其他中共記者,的小藏,的老陳還有的小景請到他家過周末的事介紹了一下。當他給我們放黃色錄像片時,我首先婉轉地表示拒絕。他只好作罷。
詹沒有再說別的。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氣,向他遞交了早已寫好的請調報告。我的理由是「覺得已不適合在這樣重要的國家機關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為我不滿意光明日報社,想換個地方。所以,他說,想不想去或還個地方。我明確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離開安全部。其實,我當時的真正緣由是兩個,一是覺得他們不信任我。我那時推崇的原則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愛人出國事上屢次出爾反邇,有些人對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過了。我實在沒必要為「五斗米折腰」。二是覺得中共的媒體都一個樣,充當黨的傳話筒,要麼粉飾太平;要麼小打,大幫忙。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當然這些是不能講出口的。
接下來聯繫好的兩個用人單位都被西苑先後拒絕,尤其是對第二個單位的調函,安全部人事局是這樣答覆的:用人單位必須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為我註冊,否則不會放人。當人家悄悄告訴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內容,我倒吸一口涼氣,看來我已被他們懷疑成美國或台灣的特務嫌疑了。
原來安全部的熟人,極個別的除外,看見我都退避三舍,彷彿我染有傳染病似的。我請求辭去公職,結果被告之他們有拒絕我辭職的權力。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三天兩頭找詹永傑,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響他工作,威脅說要對我實行黨記處份。我只好告訴他那得先發展我入黨才有可能。此後我不再去他的辦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談。詹沒辦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卻半年」。
我明白象我這樣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門被委以重任了,也沒有可能再到國外工作或讀書了。我該如何調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學電腦,也想去經商。但想來想去覺得電腦和經商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最後我想起了學習中醫。應該說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願。
我從小體弱多病。大了之後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數最多的一個。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幾乎讓我從此殘廢。後接受長達兩年的脫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鍛煉,我才恢復了健康,並得以到農村插隊。半年之後又在農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轉成慢性的。就在西醫徹底拋棄了我的情況下,著名中醫孔牧民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我的癥狀很快全面改觀,半年後得以康復。當時我曾壯著膽子請求老人收我為徒,誰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這時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恢復了。在準備高考和自學中醫之間,我舉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訴我,隨他學醫,沒有文憑很難立足,鼓勵我去高考,並說他願當我的醫學顧問,保證我學業成功。
就這樣我放棄了頭一次學醫機緣。「現在不正是學醫的最好時候嗎?!對!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我還可以把中醫古籍翻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一想到此,壓抑在心頭的煩惱和苦悶一掃而光。我馬上騎車跑到孔爺爺家,向他說明了來意。雖年屆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遞給我一本,說,先把它背下來。從此我天天跟這本書幹上了,無論是騎車還是步行,只要腦子有空就在背書。半年後把那本書的四百味葯基本上背的滾瓜爛熟。
1988年夏,西苑終於放我走了。他們安排我回光明日報下屬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兒的前提是因為出版社的總編輯陳清泉許諾我可以利用上午時間去進修中醫。不過在辦理調出安全部的手續時,我不得不簽署了一份協議書:保證15年不會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爺爺為了讓我系統學習中醫,建議我自費到北京中醫藥學院開辦的第12屆中醫進修班學習兩年。很快我辦好了手續。
出版社老陳對我格外開恩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幫他處理與澳大利亞通訊社合辦的中國新聞信息中心的文字編審。我們的任務是每日向對方提供10來條譯成英文的中國經濟新聞。譯文請中國日報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選新聞和審核譯文。
就這樣,我上午到地處東城區寬街的藥學院上課,下午到位於宣武區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門是每天騎車的必經之路。 (法新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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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

帖子由 admin » 2011年12月5日

8、民運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沉重得象壓上了石頭。
這時每日騎車經過天安門突然具有了特殊意義。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發地在那裡聚集,借悼念周恩來發泄對「四人幫」的不滿。誰能預料胡耀邦之死不會引發「大地震」哪?
廣場上一天一個大變化,花圈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大,悼詞越來越尖刻,直指官僚腐敗和老人政治。
與此同時,報社同仁也傳聞不斷:先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被撤職,導報停刊;即而徵集在京新聞從業人員簽名,呼籲上海市委撤銷相關錯誤決定。接著就是醞釀上街遊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學生陸續走出校門。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火上澆油,把大學生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接著學生開始了絕食請願。
此時,我照常上午上課,下午上班,中午途徑天安門廣場時,關注著那裡的變化。
5 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聲吵醒,才知道李鵬宣布對北京實行戒嚴的命令。公共汽車那天停開。我不得不截了輛卡車來到天安門,根本沒看見軍隊的影子。搭車來到城南的大興縣境內,只見人山人海圍在一長串坦克和裝甲車周圍。我跳上其中的一輛,接過一個手提擴音器,就對現場群眾和軍人講了起來。那時腦子裡沒有恐懼,只有一念:盡我所能,聲援這場由學生髮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從而避免流血情況。離開時,當地人特地找來一個年輕人護送我搭車回到市內。我就近去了光明日報社。
報社大樓位於虎坊橋,對面是前門飯店。我到時正是早上上班時間。只見樓前聚集著幾百人。走近才發現大家在聽四、五個北京航天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們急需新聞紙,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們流著眼淚,苦苦地等待著答覆。可人們卻象被什麼施了魔法給定住似的,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毫無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來保衛處處長周xx和人事處處長林國棟都在現場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因遇羅錦《春天的童話》一書而被撤職的前副總編馬沛文也站在那裡,毫無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學生們跟前,對他們說:「來,我帶你們去拿紙去。」
在印刷廠,我請廠長把所拿的新聞紙全部記在我的賬上,從工資扣除。他二話沒說,就招呼我們動手搬。回到大門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見了。學生們把紙裝進一輛機動車,滿載而去。
9、屠殺令我覺醒
如果有誰這樣問我:從屠殺前到屠殺后,我本人經歷了什麼變化?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屠殺斬斷了我對中共寄予的最後一線希望。不僅如此,還把我從以前的中共衛道士變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裡,面對京城發生的一切,我憤怒異常,頭暈目炫。當即發誓:一定要逃出國門,把我掌握的機密全部捅出去,以這種形式報復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於我涉「案」情節「嚴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證,我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在夜間被抄走。好在報社領導和報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暫時還能照常上學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況有變。一天下午,報社領導派人找我談話,告訴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緝拿歸案。一旦發生,報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動。不如報社派人帶我去投案自首,這樣報社保我會好作的多。我當即同意。就這樣報社用專車,由專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報社的片警為我作了頭次筆供。按他的囑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說的就不說。當天夜裡,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對我再次提審,反覆盤問我向學生提供新聞紙的事情經過,看得出來他們想搞清楚我是否與他們認識並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時早已人滿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隨時可能被頭帶綱盔,懷抱衝鋒槍的「解放軍」用拳腳或槍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後來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審」 為由把我帶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為我買飯,讓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還請我介紹美國見聞。就這樣經過30多個小時之後,報社把我保了出來,直接送回報社。報社年輕人為我買了兩個大西瓜,問我想吃什麼飯,我說只想喝粥吃鹹菜。他們隨即為我準備了一鍋米粥。
總之,屠殺之後的紅色恐怖時期,我有驚無險的平安度過。
我依舊上午上學,下午工作。光陰荏然,學校課程都以學完,就剩下實習了。由於參与6.4,學校拒絕安排我到北京寬街中醫院和沙灘針灸門診部實習。可這恰恰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實習去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經以前的鄰居黃廣生的介紹,他的親戚,著名針灸專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處診所實習。當我把此事告訴我母親后,她對我講:「王大夫一定會收你的。因為文革之後,王大夫沒有工作,他們曾找我幫過忙。」
針灸小巧玲瓏,既見效快,又便於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後出逃的最好職業掩護。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邊實習的半年裡,他把他歷代單傳的絕技──眼內進針,統統傳授予我。為我半年後八方行醫,雲遊各地,伺機出境,鋪平了道路。多年之後,王大夫應邀到加州講學,我得知后請他到新澤西一聚。這時他才告訴我眼內進針絕技的由來。原來共產黨打下江山後,20 出頭的王大夫負責調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醫。他被前清御醫金一針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為義子,接受滿姓,並在三年之內盡傳眼內進針之密訣。老人為了讓王大夫掌握進針手感,多次讓他在金老先生眼內進針。就這樣在金老先生悄然長逝之日,王大夫已聲譽鵲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報社在樓內登出通告,宣布開除了我的公職。同時被開除的另一個是著名女記者戴晴。這是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做出的決定。我很開心,因為至此最重要的監視手段已被他們解除了。
10、別了,北京
既然已開除了公職且「取保候審」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經到來。我事先托朋友為妻子申請到一本護照,希望她先出國門,這樣我可以從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親訪友簽證屢遭拒絕。沒辦法我只好決定先走一步。為了預防意外,給她帶來不幸,我建議我們離婚,這樣即使萬一事情敗露,身陷囹圄,她不至於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視。她拒絕了。出於無奈,我只好冒此風險了。臨行前,我鄭重告訴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來。
1991年元旦剛過,我便悄然離家,登上南下列車。本想從雲南中緬邊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國。因邊境身份證沒有辦成,只好放棄這一方案,改走廣州,希望從水路或陸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個仗義疏財,交際很廣的生意人。他抱怨我來的不是時候。若早來半年,會很容易聯繫上「黃雀行動」*的營救管道,抵達香港。現在只好另找機會了。
廣東緊鄰香港。這種地理特點在1949年以後為無數青年人逃離共產黨專制制度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文革期間,港英當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離大陸的偷渡客,引發大規模的偷渡風潮。阿J那時前後偷渡過三次,都因「運氣不佳」功虧一簣。據他介紹,他的同齡人中10個裡有7、8個都曾偷渡過。1983年我陪美國合眾社的資深記者訪問深圳時,他曾指著那裡的海域講述大批中國青年人為逃離文革和貧困葬身海底的情況。可那時的我對這些根本聽不進,加上共產黨封鎖消息,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偷渡高潮時的絕望和瘋狂。如今,我也要與他們為伍了。想到這裏,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為了謀生阿J勸我去大街賣水果。我告訴他我可以行醫看病。他覺得不可思議,問我什麼時候又學會了看病的。我便把這幾年的學醫經歷講給他聽。說來湊巧,他當時正犯腰痛,就問我能否治療。我說可以。就這樣他成了我在廣州的第一個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愈。
接著他把我介紹到缺醫少葯的高要縣農村。我很快建立了聲譽,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絡繹不絕。後來我又被他的朋友請到韶關地區行醫。在那兒,我碰上一次奇特經歷,使我對生命的認識再次眼界大開。
*指6.4屠殺后,海外一些機構營救流亡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11、慧菊居士*
韶關西北方有一小縣,依山傍水,風景宜人。境內有古剎,更有篤信神佛的信眾。慧菊居士就是這樣的一位。那年她40出頭,靠耕作謀生。幾年前一次開荒,她從野桃樹下挖出一個罈子。內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貧寒,她數次動念想把佛像變賣,每次都沒成交。商人指責她拿銅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銅像又被專人鑒定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託夢給她,暗示她不可變賣。可她見財眼開,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後她大病一場,高燒一月。就在她丈夫擔心她要死時,佛像又給他託夢,告訴他她不會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復了。從此,具備了一些特異功能,比如,可以根據姓氏講出此人的過去,當時和未來之事。
我去訪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兒童節。我特地準備了一個袖珍錄音機,裝上新電池,希望聽不明白的地方可反覆聽聽。
她家地處一個小盆地,草房的四牆用黃土脫坯壘成。四周種的是稻子還有煙葉。她聽明白我們的來意后,對我要錄音的要求沒有作答覆。就這樣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種奇異的狀態下,把我的過去,當時和未來說了一遍。懂當地方言的朋友一邊聽一邊翻成普通話,大意是:89年我有難,但沒有造成傷害。我此時是治病救人的醫生,已交好運,能出國,能去美國,走得越早越好;而幫我出國的朋友就在我身邊;並說妻子半年後與我團聚;還說我災難都已過,很快發橫財,43歲再發橫財;總之,上帝為我安排好了一切。
憑她對我過去和當時的準確介紹,我覺得她對我未來的預料不會沒有根據的。讓我感到吃驚和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盤錄像帶。她可以任意觀看查閱,而我或其他人卻沒有這種特權。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錄音機倒轉,重新播放錄音時,竟發現裏面什麼也沒有錄上去!再次試驗錄音機的錄音功能,結果發現一切又正常了!現實科學理論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據地就這樣瞬間土崩瓦解了。從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個新的疑問:為什麼信佛的她卻對我講出「上帝」這麼一個與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難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這一天我在惠州惠東縣某地看到了俄國發生政變,戈爾巴喬夫被軟禁的電視新聞。與此同時,載我去香港的漁船已經抵達,就等我夜間上船,回返香港。
那時在廣東沿海做人口偷渡買賣的漁船,主要是廣東和香港的漁民。廣東漁民一般不做帶人去香港的買賣,因為港英水警對大陸漁船盤查十分嚴格。相對來說對香港漁船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他們一般相信香港漁民不會冒沒收漁船和懲處走私人口重罪的風險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邏隊對返航途中的香港漁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對偷渡客的防範主要是在夜間抽查沿海地區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員。我抵達惠東縣某地時,當地朋友根據「情報」,及時把我們從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頂上躲過隨時可能出現的「臨時」檢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來的走私重鎮。歷朝歷代都曾在這裏「稽查」走私,卻從沒有成功過。我在那期間發現那兒的輕便摩托車沒有一輛有牌照,都是從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來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兩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條小船,然後悄悄駛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漁船。我那天付的船費為7000港幣,是兩個人的費用。本來阿J答應跟我同行,但臨時改變了主意。阿K想隨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結果,我只好只身前往。
阿 K的父親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親早年畢業於某名牌大學土木工程系。可在共產黨專制下沒有一天安穩過。1966年他年過半百,再次被趕進「牛棚」。他對阿K說:「我已被共產黨打入17層"地獄"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層"地獄",17層與18層已沒有什麼不同了。」就這樣老人家頑強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盡,多虧他人救起,從此絕地逢生。阿K的弟弟為我的事專門從香港回廣州一趟,對我在港的穿著提供了寶貴意見,並說服我遺棄了大陸產的近視眼鏡。
分手的時刻終於到了。我與阿J和阿K熱烈擁抱,感謝他們對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獨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揮手告別。淚水一下子象開了閘似的流個不停。從89年6.4屠城之夜開始,兩年多來我期盼已久的這一時刻終於到來了!
船老大對我十分友善,請我坐在船頭與他家人一起飲茶,觀看香港電視節目。他問我去香港做什麼時,我按事先的準備說去給患急病的親友治病。
起程時天氣很好,月明星稀,漸漸風起來了,濃霧迷漫,漁船發動機在海上吃力地轟鳴著。不知什麼時候,船老大告訴我前面會遇到水警了,我隨他來到船尾,下到底艙。他連續掀起兩塊木板,叫我鑽進露出的一個黑洞。我一進去,上面就原樣蓋好。除了機器的轟鳴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風浪越來越大,我有些暈船,便用左手使勁擠壓右手的內關穴。
上邊傳來巡邏艇的馬達聲,一會兒又傳來皮鞋在甲板上行走產生的聲響。接著手電筒的燈光在上面搖曳著。就在這時,從我對面的方向傳來輕微的嘔吐聲。我一下緊張起來,腦子開始想一旦被發現,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護... ...所幸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很快離去了。
不知又過了多久,晨光透過木板的縫隙,折射到我們的空間。船駛進了香港□灣。停穩后,船老大領我們鑽出藏身的地方,然後拿著我們各自朋友的電話號碼,上岸聯繫去了。我們則分頭更換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紹認識的。我曾幫他一家看過病。這天清晨他乘計程車來接我下船,然後帶到九龍的公寓。洗過澡,我用他的電話給海外的親友報了平安。打開電視,發現俄國政變失敗,政權依然在戈爾巴喬夫手中。休息一個多小時候,我告別阿M只身前往美國領事館。
領事館地處香港島花園道。由於九龍的計程車保險有專門規定,九龍的計程車不肯帶我過海底隧道。沒辦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換乘香港島的計程車。那時我不敢講我的蹩腳廣東話,怕引起懷疑,只好講英語。就這樣我終於到達了花園道的領事館。
13、重返美利堅
8月23日,星期五,是領事館一周最後一個工作日。我避開裏面排隊申請簽證的人群,直接走到負責內部保安的美國士兵跟前,請他允許我與裏面的外交官直接接觸,我說我要尋求政治庇護。他遲疑片刻,便答應了我的要求。
見我的外交官,叫John,聽明來意,記下我的名字和背景后,請我稍候,匆忙離去。我只等了大約一刻鐘,可感覺時間彷彿停頓了似的,竟是那麼漫長,好象足足等了個把小時。他再回來時,示意我隨他走出領事館,保持大約10米距離。我十分不解,又不便請他解釋,只好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跟著走。在一個購物中心的通道里,左拐右轉,穿過來走過去,直到走近中環的Marriott旅店才止步。幸虧John這時與我站到一起,不然,已尾隨我一段時間的一個當地保安可能會把我截住,盤查證件。
John領我進了41層的一個房間,告訴我他們只能這樣安頓我。從那時起整整一周,我幾乎沒有再出過這個房間。三餐全都在房內電話預定,請人送到。打掃房間時,我裝作上廁所,躲在裏面不出來。我當時猜想旅店服務員要是細心的話,一定覺得很奇怪。因為每次送來的飯都是兩份,卻從來只見一個美國人接過食物。而其中一份總是一大碗中國人喜歡的雲吞面。
一天之後,John的上司來見我。他們已從華盛頓得到確認,知道我的身份,並轉告我會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我前往美國。到了第八天,John的一位同事用了一上午的時間為我化裝,戴上假髮和假鬍子。等打扮停當,我對著鏡子已認不出鏡子中的「我」了。他們給我一個信封,告訴我上飛機前領取登機卡時,把信封遞給機組人員。
一切準備就緒,我隨他們上車前往啟德機場。在機場我戴上他們為我準備的機場通行證,直接來到候機通道。聯合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查我的機票和護照時,我掏出那個信封,她打開看看,沒說話,遞給我登機卡,示意我可以登機。
十幾個小時之後,飛機降落在舊金山國際機場,到達華盛頓杜勒斯機場時已是當夜10點多。美利堅,我又回來了!
在維吉尼亞一處莊園,來自台灣的Peter負責我日常生活。Jim,一位60多歲的老人,每天陪我聊幾個小時。記得第一次見面時,Jim打開一包香煙,用道地的中文請我吸煙,我忙用中文回答說,對不起,我不會,謝謝。他感到很驚訝,我猜他碰到的中國男性恐怕各個都吸煙吧。
有一天我跟Jim講起了慧菊居士為我算命的事。他聽后,給我講了25年前馬思聰告訴他的一段相似的經歷:原來馬思聰決定偷渡香港之前,也在廣東見過一位通曉命理的高人,請其指點迷津。當他知道全無危險時,才下定決心全家乘船偷渡來港。
還有一次我向Jim談起北京公安局內部關於於強生的傳聞。于調到安全部之前曾在公安局外事處工作過。據公安局的朋友講他們局領導曾向外事處的幹警傳達于的 「結局」:他作過整容手術,以為不會被人認出了。有一次去台灣時,在那兒被人幹掉了。Jim笑了起來,說這是共產黨典型的Disinformation。他說于在美國活得好好的。看來共產黨為了控制人心只有靠哄嚇騙詐了。
與此同時,幫助我太太來美的準備工作已經展開。她按約定時間去辦簽證時還是被拒簽了一次。再次約定好時間,告訴她這次會有專人在那裡等候,終於讓她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簽證。買機票也有不少波折,但還是於11月31日抵達華盛頓,我們再次團聚。屈指一算,距算命之日正好6個月,再次讓慧菊居士提前說個正著。
生活重新恢復正常。半年後我們離開維吉尼亞,在風景如畫、四季如春的舊金山灣區定居下來。妻子生下孩子后,重返學校。我則一邊行醫看病,一邊照看孩子。96年她學業結束,並在東部找到工作,我們全家搬回東海岸。
14、初聞法輪功
我第一次聽說法輪功是在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民眾在中南海和平請願之後。當時美國的中、英文媒體對這一事件均作過及時的報道。因為這是6.4鎮壓民運后北京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我斷定共產黨絕不會善罷甘休的。共產黨總結6.4教訓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必須把任何「不穩定」因素窒息在萌芽階段。儘管4.25之後,中共媒體一再引用國務院負責人和國務院信訪辦負責人的公開談話,保證不會對法輪功「秋後算帳」,這能欺騙誰呀?89年6.4 鎮壓之前,共產黨不也宣布過對學生不「秋後算帳」嗎?!我感到這種表面的息事寧人的後面暗藏著磨刀霍霍的殺機。
果不其然,三個月後,中共政府突然在7月20日在全國狂捕法輪功各地負責人,並啟動全部輿論機器狂轟濫炸般地詆毀法輪功,大有文革時期「口誅筆伐」的味道。我當時想共產黨看來又得手了。記得90年中共在北京就是以這種陰毒的手段三兩下就把京城幾十萬自然中心功的練功者壓垮的。
誰知共產黨這一套招數這次居然不靈了。法輪功練功人非尋常之輩。他們沒有退縮,沒有畏懼,挺身而出,前赴後繼地到國務院信訪辦和人大信訪辦和平請願。當這些合法渠道被中共徹底封閉之後,他們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門和平抗爭。媒體天天都有這方面的圖片新聞報道。目睹著軍警和便衣在天安門廣場對和平的法輪功男女老少大打出手的圖片,我被法輪功堅持信仰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震撼著。我情不自禁地在網上《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為法輪功吶喊,抨擊中共的邪惡暴政。
在網上辯論過程中,我發現我對法輪功所知甚少,只能從維護他們的基本人權以及維護氣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角度去呼籲人們站出來關注和聲援法輪功。至於法輪功究竟為何可以在短短7年間傳遍大江南北,達到上億人修鍊,為何被江澤民恨之入骨,欲不惜一切加以剷除而後快,我無法解釋。帶著這些疑問,我決定對法輪功做一番實地調查。我當即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的網友。
就這樣我給當地的法輪功義務聯繫人徐先生打去電話,並於幾天之後,即99年11月感恩節前的周末,來到新澤西州Marlboro中文學校的法輪功練功點。

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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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

帖子由 admin » 2011年12月5日

15、神奇的功法
中文學校的一間教室是法輪功的煉功地點。我找到那兒時,他們還沒有開始煉功。閑聊幾句,發現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且熱情友善。我問學功是否要交費,他們笑笑說,這裏誰來都是免費學功,他們則是義務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產黨的「斂財」之說看來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這時錄音機的煉功音樂響起,我站在一邊隨著李洪志老師的口令模仿著他們的動作。一切顯得十分平和、輕鬆。因為以前練過氣功,我很快有一種置身在很強的能量場的感覺。打坐時,我咬牙堅持到結束。臨別前,他們借給我李老師的兩本書:《法輪功》和《轉法輪》。當夜,我打開《法輪功》,一下子就被作者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將古人從未介紹過的博大精深的修鍊真機展示在眼前所折服。從前閱讀涉及人類歷史、宗教、古代醫學、倫理、和古代哲學的許多百思不解的疑惑,瞬間冰消凍解。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義,知道了氣功的真正內涵。淚水奪眶而出。
看完《法輪功》,我連忙捧起《轉法輪》,直到雞叫天明。星期天我上網對《紐約時報》的網友介紹了我考察法輪功的初步結果,並向大家宣布:我決定修鍊法輪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個修鍊的人。
這個帖子一登上去,立即引來一陣喧囂。為首的是Lau先生。他是新加坡的製藥商,曾作過新加坡的議員。他質問我如何解釋我以前對他和他家人的人身攻擊。
以前的我在中國論壇上對一切為中共塗脂抹粉之人用最尖刻的言語抨擊。Lau先生曾讚揚6-4屠殺,支持把大陸死刑犯的器官割下用於出口換匯的勾當。為此他成了我人身攻擊的箭靶子。他曾致函《紐約時報》的中國論壇表示抗議,使其一度取消了我在那裡的寫作資格。
面對他的質問,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原以為過去的事已經過去,現在重新做起就是了。沒想到現在必須在大家面前作個公開的了斷。我該怎麼辦?是維護原來的面子繼續迴避,還是按修鍊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悔過道歉?我很快決定,因為我是修鍊人了,必須按照修鍊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於是,我馬上在論壇登出帖子,向包括Lau 先生在內的所有曾遭到我惡意人身攻擊的人士表示歉意,同時再次表示我會真心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個修鍊的人。
Lau先生很長時間沒有表示,一周后才接受我的道歉。他寫道,「一周來我注意到你的變化,相信你不是在愚弄我。」
就在我登出道歉的帖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渾身發冷,關節疼痛。我以為感冒了,便決定用針灸給自己調一調身體。剛扎進一根針,我一下子想起李老師在《轉法輪》第二講中關於凈化身體的論述。他說:「真正煉法輪大法的人,你能夠把心放得下的時候,從現在開始都有反應。放不下的那些人哪,他嘴上說放下了,他其實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難做得到。也有一部分人到後來聽明白了我講課的內容,他放下了,身體凈化了,別人都一身輕了,他才開始祛病,才開始難受起來了。每個班上都有這種落後的,悟性差一點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是正常的。在其它地方辦班的時候,都出現這個情況,有的人很難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從講台上下來給他治。我不會動手治的,就這一關你都過不去,今後在你自己修鍊的時候,你會出現許多大難的,這都過不去,你還修鍊什麼呢?這麼點事你還過不去嗎?都能夠過得去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這個字,我就不願聽。」我的反應不正是李老師為我凈化身體的表現嘛。一想到這兒,我立即把針拔了出來。這種「病態」持續了大概兩天便自行消失了。從那時起,我感受到一種從沒有過的輕鬆和精力充沛。這是以前練其它氣功或打針吃藥從未有過的美妙。
一個月之後,我到波士頓參加法輪大法經驗交流會。這期間因一點小事我和一個修鍊人吵了一架。我當時沒有找自己哪裡做的不好,心裏一再怪罪人家態度不好。結果越想越氣,竟決定參加完下午的遊行不再修鍊了。傍晚開車回新澤西時,我擔心開車犯困,想打開收音機,邊聽音樂邊開車。可剛一接觸按鈕,突然一縷清新美妙的法輪大法音樂——《普度》在車內響起。我以為是從車窗外面飄進來的,回頭一看,車窗根本沒有打開。這清晰流暢、委婉動人的樂曲究竟來自何方?我的手停住了,腦子也不再思索她來自何方。開動起車子,在這美妙的樂曲的陪伴下,平安回到新澤西。原來的惱火不知不覺地被這樂曲化解得灰飛煙滅。
16、百利而無一害
三年半來,我在法輪功修鍊人中結交了不少朋友。從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中,我見證了一個又一個昔日的絕症患者從死亡線上絕處逢生的神奇,也目睹了在法輪大法的啟悟下修鍊人道德迅速回升,成為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奇迹。我相信這些是法輪功對任何社會百利而無一害的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親愛的讀者,讓我隨意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
——新澤西的Tom是來自中國南方的電腦工程師,今年40來歲。以前曾患有「克山病」,一種少見的中國大陸地方病。幾年前他在美國安居樂業初現輪廓之際,所患的「克山病」發展到後期,造成心臟衰竭。就在這個時候,他找到了法輪功,從此無醫自愈。
—— 我認識的另一位新澤西的電腦工程師已在一家全美數一數二的電訊公司服務多年。她來自北京。大概在97年她不幸染上重病,一度坐上了輪椅。就在莫名的恐懼和對未來的憂慮突然代替了對未來的憧憬之際,公司同事向她介紹了法輪功。讀完《轉法輪》,她能下地了,很快莫名其妙地痊癒。
——紐約市的一女士也來自北京,有30多年的中醫臨床經驗,不幸患上乳腺癌,手術后癌細胞擴散。絕望之際,她聽從大陸親友的建議,開始修鍊法輪功。相繼成年的女兒和兒子目睹了母親死里逃生的過程,也於98年前後走上了修鍊的道路。
2000 年11月我在香港期間,在中聯辦對面的街道碰見了大陸[反氣功]「名人」司馬南。當時,他沒有報姓名,只說是大陸的記者,想與在中聯辦外和平抗議的法輪功學員聊聊,順便拍幾張照片。我們就這樣從6-4屠殺到鎮壓法輪功聊了起來。沒說幾句,香港法輪功學員馬傑便「猜出」了他的真名實姓。司馬南只好掏出名片。據他講,他因6-4曾遭受軟禁。他認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非常愚蠢。我們又從氣功現象開始,談到法輪功修鍊給我們帶來的益處。當時在場的香港學員周勝講述了從小遭受癲癇的折磨,久治不愈,給個人和婚姻帶來的痛苦,以及後來修鍊法輪功使癲癇無醫自愈的經歷。深圳退休教師、紐西蘭公民廖姨也介紹了過去一身病包括肝和胃均作過部份切除手術,煉功後身體全面康復的事實。司馬南靜靜地聽著。第二天他與我們再次會面,分手時,他接過了我們送給他的大陸迫害法輪功真相的印刷品和法輪功的書籍,告訴我們要把這些帶回大陸。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人患病。目前大陸整體醫療保健體制每況愈下,瀕臨破產。無數下崗工人和貧困農民有病看不起,許多能去看病的人卻又看不好所罹患的疑難病症,人們在苦苦地掙扎著。
在99年鎮壓之前,李洪志先生的法輪功使大陸一億人無醫自愈,神奇地恢復健康。這不僅給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帶來歡樂和幸福,也自然而然地為中國社會整體的福祉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福庇所及何止是一億人啊?!
如今法輪功已傳播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越來越多的人民和社會帶來幸福和美好。那麼,江氏政權一手操縱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迫害不正從關係到大陸民眾身心健康這一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上剝奪了億萬民眾的權益了嗎?!難道這就是江氏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簡直就是笑話!
目前中國大陸江氏政權腐敗至極,為了「穩定」而編造的謊話象瘟疫一樣泛濫。連象SARS這樣攻城掠地如入無人之境般的烈性傳染病也敢大言不慚地當著國外媒體和大陸民眾公開扯謊:「SARS已得到控制,外國人到北京工作、學習、旅遊都很安全,帶不帶口罩都一樣。」江氏政權這樣的欺詐民眾難道也是為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假如說江氏誣陷法輪功的謊言有什麼站得住腳,那為什麼在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從未出現所謂的「法輪功學員」自焚或自殺?為何這類聳人聽聞的「報道」完全出自在國際上沒有任何信譽可言的中共媒體口中?其實,法輪功若是真的一練就得「精神病」或造成「死亡」,何必勞駕江氏親自操刀四年,血腥鎮壓,早就自生自滅,無影無蹤,豈可洪傳五大洲60多個國家和地區?!
江氏政權全面迫害法輪功,詆毀真善忍,不正好從另一面在大陸推崇假惡暴嗎?!一個假惡暴盛行的國度必將把它的國民置於人人相見如敵,隨時準備宰殺別人或被別人宰殺的可怕境地。江氏利用謊言發動的這場大迫害不正把國人引入災難的深淵嗎?!是無動於衷只關心鈔票,或見利忘義落井下石,還是做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士仁人?這不正是對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一個不可迴避的道德考題嗎?古人云:持善之家必有餘福,持惡之家必有餘殃。《史記》中說:禍不妄至,福不徒來。但願更多的國人做出正確的選擇,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帶來余福!
17、謊言最怕戳穿,事實勝於雄辯
面對江氏政權鋪天蓋地般地將世人引入災難深淵的謊言,無數法輪功修鍊者本著維護眾生根本利益的善念,全面講清真相戳穿謊言,讓真善忍傳遍天涯海角。
在中國大陸,無所畏懼的法輪功修鍊人屢屢成功插播中共牢牢控制的電視系統使數以百萬的大眾有機會看到真相,認清謊言。
在海外,修鍊者利用給中國大陸打電話,發傳真,接觸大陸出訪團體以及參加網上討論等形式也有力地把真相的信息傳播到無數中國人的心中。
有一次我無意發現紐約法拉盛有許多小旅店,聚集著許多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或多或少被江氏政權的謊言所蒙蔽。為了向他們講清真相,去年春天有一段時間,我每個周末都以過路客的身份在其中一個旅店落腳。付錢后,便和裏面的房客坐到一起,他們看我穿著印有法輪功字樣的套頭衫,自然而然地就談起法輪功。就這樣我從容地把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講給他們。有一回,到了晚上11點,也沒有碰上談話的對象,我打算到房間里去睡覺,可一想我來這裏不是為了來睡覺的,便又回到客廳。剛進去,旅店經理就朝我走了過來。他原是遼寧省經貿委的一位處長,后在美國落腳。他對我說,他曾和他的一位朋友,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的外交官,一起討論法輪功。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許多有名的科學家也相信法輪功。就這樣我們開始坦誠交換看法,一直談到清晨4點才去休息。
記得最後一次去一個小旅店,我剛講幾句,其中一個來自東北的下崗工人就沉不住氣了,接著我的話題講了起來。他說:「我娘和家裡的其他親友都煉法輪功,他們都因煉功恢復了健康。」
還有一次,在紐約中國領事館對面煉功時,我發現領事館外有一個大陸幹部模樣的人盯著我們看個不停。我走過馬路,與他聊了起來。交談中,我突然想到此人可能是新到的副總領事,黃慧康。一問,正是。
黃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派到此地大概專為我們而來。他告訴我,他每天都看《明慧網》。兩個小時的交談中,他大概多少弄明白了兩個問題。其一,他告訴我,在北京他曾會見過印度學者,討論邪教的定義。根據印度學者的結論,只要某種精神運動的領袖尚在人世,其必然是邪教。我反問他,若根據這一定義,當年釋迦牟尼和耶穌在世時必然是「邪教」了?!他想了想,沒有回答。其二,他指責李洪志先生「要謀取中國的領導權」。我當時這樣反問他:「法輪大法已傳遍五大洲 60多個國家,未來還會有更多不同膚色的民眾修鍊法輪功。若按上述邏輯,看來李洪志先生是意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了?!」黃先生再次啞口無言。接著我請他談談對江氏賴在職位上不退的看法。他頗有把握地說十六大一開,他就會全退。看著他那份「自信」的神情,我請他過後看分曉。今年2月,在舉辦的一次聯誼會上,我再次碰見黃先生。談到十六大后江氏死抱軍權不放時,黃先生又說今年人大會後江必然會放下軍權。
如今十六大和人大都開過,江氏要「全退」的許諾也全部「兌現」。再加上SARS爆發時,江氏指使人公然散布的彌天大謊也昭然若揭,真不知黃先生這類口中與江氏保持一致的中共官員情何以堪?
18、冰島之行
江氏的謊言不僅毒害著包括黃先生這樣的中國人,也毒害著其他國家的善良百姓。去年6月,我去冰島抗議江氏出訪時差點被拒之冰島國門之外。在巴黎機場辦理冰島航空公司的登機手續時,近百名來自不同國家的法輪功學員被冰島航空公司依據中共提供的名單拒絕辦理登機手續。由於頭天我因護照和機票被竊,重新補辦了護照和機票,我成了少數幾個「矇混過關」登上飛機的法輪功學員。據當天飛機上的英文報紙介紹,冰島政府在日前已在雷克雅未克機場扣押了7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
這種因受中共欺騙而做出的一系列有悖民主國家憲法準則的作法引起了各界的強烈反彈。冰島政府迫於壓力很快釋放了全部扣押的法輪功學員。我抵達雷克雅未克時,計程車司機免費帶我們找旅店。在一處旅店,我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布告,三個兩寸見方的紅色漢字赫然印在最上方:對不起!(詳見明慧網報導: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6/14/31753.html)
要到議會來。我走到議會旁邊的小山頂,盤腿坐下。不久,一警察告訴我這裏不能停留,我起身朝著議會方向走去。議會對面有一個小咖啡館,我信步走入,要了一杯咖啡,坐在玻璃窗前。江氏終於出現了,拖著沉重的步子,在保鏢的攙扶下吃力地爬著幾個台階。脖子後面露出的厚厚的肉褶讓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北韓獨裁者金日成到訪北京時給我留下的那個腦滿腸肥的醜陋印象。我拿出法輪功的黃色套頭衫,穿在衣服外面,然後閉上雙目,盤腿坐在椅子上。
不知什麼時候江氏保鏢在外面發現了我。他們交頭接耳,對我擠眉弄眼,但就是不敢進來。江氏出來時,他們站成一排擋住江的視線,生怕江看到黃色套頭衫。
那天中午,雷克雅未克出現了一次罕見的大遊行。3000多名當地人士舉著印有法輪功真善忍的的橫幅標語,抗議冰島政府的不義之舉,並嘲笑獨裁者的到訪。(詳見明慧網報導: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6/16/31832.html)
那天晚上,我回到議會附近的小山上,獨自一人在長椅上打坐,這引起了附近7、8個喝著啤酒的年輕人的注意。他們圍了上來,重複著中共在當地媒體上散布的有關法輪功的謊言。我平靜耐心地開導著他們。幾個小時之後,他們主動要我教他們學功。學完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他們不住地告訴我「抻」得真舒服。其中一個小夥子說:「你應該見我們的首相,向他講明法輪功的真相。」分別時,他們各個與我擁抱。
第三天下午,我們在機場附近為江氏「送行」,警方對我們出奇的友善。「送行」完畢,許多警察當起義工,用警車把我們一車車地送到機場候機大廳。
19、「一國兩制」還是「兩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飛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歸」大陸5周年。29日夜抵達香港機場。30日清晨坐在寬敞的大廳正閉目休息時,突然被一陣喧嘩驚醒。我站起來,只見一群移民官員從海關方向疾步從我旁邊經過。一位中國女士從人群中聲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們不能這樣無禮!」透過外面的的移民官員,我看見5、6個年輕力壯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個年輕女士包裹得嚴嚴實實、挾持著強行遣返。那位女士顯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歲,身穿連衣裙的婦女正指揮著:「抓緊她,不要鬆手!」還有一位男性官員不停地用攝像機記錄著這個實施暴力的場面。
我忍不住了,跑過去,大聲用英文呵斥他們必須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來,讓她自己走。「否則,我會把這一切全部公布給媒體!」有人試圖阻攔我,其他人慌慌張張地加快了腳步。我跑上一條電動傳送帶,反方向移動,以便與這些步行的官員保持同步。我大聲呼籲來來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這種野蠻行為。加上那位女士拚命掙扎,穿連衣裙的婦女沒辦法了,讓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並請我去勸說。我闖過去,彎下腰,用中文問她的姓名。她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我叫楊向東,是日本橫濱的法輪功學員。」
我起身質問那些官員,香港不是一國兩制嗎?為什麼向中國大陸看齊,也迫害法輪功?!無人作答。最後穿連衣裙的婦女出於無奈,放棄了這次遣返,允許楊女士站起來,隨他們走回海關辦公室。
我回到機場大廳,找到一個免費電話。剛要給香港英文報紙打電話,投訴香港移民官的劣行,兩位香港佩槍警察出現在我面前,要求查護照。他們記下姓名和護照號碼后,其中一個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說:「Behave yourself!」(「規矩點!」)我對他說::「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該守規矩的是你們的移民官員。)他們沒說什麼,轉身離去。
既然身份已經暴露,也就沒必要再隱蔽什麼了。我先把剛發生的一切通知《南華早報》,接著就在機場大廳的另一側盤腿打坐。
下午4、5點突然從睡夢中醒來,後來從新聞報道得知,江氏就是那時在香港機場降落的。我和一位朋友不出關,選擇在機場內煉功、發正念清除環境中的邪惡物質因素,此舉顯然讓等候我們出關以便及時扣押、迅速遣返的「各類官員們」大失所望。但礙於機場內中外遊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對我們的行動看來一拖再拖。
午夜12點,大廳一片寂靜。在機場過夜的旅客大都進入夢鄉。只有我們倆還在盤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員出現在我們不遠處。其中兩個人走過來,要求檢查護照。看過護照,又要查機票。因為我們用的是電子機票,他們沒有查成。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不出海關,我們說擔心會被他們的同事用帆布把我們也包裹起來,扔進飛機。所以我們選擇當過境旅客。他們告訴我們,若是過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時。我們說,還好,還可以繼續停留24個小時。
兩位剛離開,不一會兒又從那群人中走過來兩個人,再次要求查護照。這時那群人已挪到離我們5、6米的地方盯著我們。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機場宣傳材料上介紹過的當地 「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來的正好,便上前兩步,向這位「要人」講起大陸正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幾個移民官員急忙挺身護住他。我笑笑說,你們20多人還怕我們一男一女嗎?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時期的悲劇又重新在中國大陸上演。
移民官拿著我的護照翻過來倒過去,不知在查看什麼。我猜他已看夠,便伸手把兩本護照抓住,收回,還給同伴,把自己的放進褲兜,然後扣上鈕扣。剛放好,我發現那個官員已繞到我身後,我正想轉身,他突然把我攔腰抱住,用廣東話大聲招呼他的同伴。就這樣他們蜂擁而上,把我們二人劫持,連推帶搡地關進海關辦公室。我的護照被他們趁機搶走。
推我最凶的一個人使勁用一隻手揉著自己的另一隻胳膊,看來很難受。目睹他們這種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徑,我忍俊不禁,問他們:「難道你們就這樣對待江氏不喜歡的過境旅客嗎?」他們低頭不語。我們要求通知美國領事館和媒體,他們推託了一陣兒,在我們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的電話把這一切通知《南華早報》。
後來他們讓我們在「拒予入境通知書」上簽字,我們拒絕了,覺得十分荒唐:我們不曾申請入境,只是在機場等待轉機,卻被他們強行拉進海關走過場。
香港公務員畢竟不同於中共假惡暴制度下熏陶出的「人民公僕」。上早班的移民官聽了我們的陳述頗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無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訴我們他也信佛。我說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輪功卻在大陸遭受血腥迫害,不僅如此,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對待。他問我發正念是怎麼回事,我便簡要地把修鍊人利用通過修鍊而產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間操縱人的邪惡因素的道理講給他聽。
他們原計劃找一架一早離開的客機,儘快遣返我們。由於座位緊張,沒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這樣我們在海關辦公室煉功和發正念一直延續到江氏下午離開香港之前。
他們沒有對我們動「粗」,但還是動用大批人力,前呼後擁,直到「送進」飛機為止。坐在我旁邊的是位香港老婦人,搭機回多倫多。她對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經濟持續下滑、失業率不斷攀升、公務員變相減薪以及特首強行通過23條頗為不滿。她悄悄說,公務員準備最近上街遊行,抗議減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正迅速被「兩地江治」所取代。大陸瘋了似地鎮壓法輪功,香港當局緊跟其後。她指著的圖片,對使用暴力遣返台灣法輪功學員十分不滿。我掏出,講述了我們如何在機場內不曾出關就被劫持的經歷。她聽了目瞪口呆。她告訴我在多倫多經常碰見法輪功學員,知道他們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萬市民上街大遊行標志著中共在香港推行「兩地江治」的破產。祝願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們的民主權益,為了香港的未來,共同抵制實為陷阱的「23條」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門
當人落水時,我該如何做?當殺人放火出現在眼前,我又該如何對待?的確,我可以站在岸邊呼喊他人來救人,也可以扔出繩索或想出別的辦法去營救落水之人;對行兇者我也可以站在遠處高喊「抓壞人!」但這不是我的為人處世之道。如果說,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為絕食學生講句公道話,做件公道事,那麼,當這場危及中華民族和人類未來的邪惡迫害甚過殺人放火千百倍時,我豈能袖手旁觀,隔岸觀火。作為一個信仰真善忍的修鍊人,我必須挺身而出,維護真理,窒息邪惡。這是我的義務和職責。
很多事說來容易,一旦付諸行動就顯得阻力重重。但是,這迎面而來的阻力對修鍊人來說,卻又是心性提高的修鍊過程。
2000 年2月我申請到護照。隨即到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申請簽證。結果被拒簽。理由是:作為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公民首次申請簽證回中國,必須出示中國的出生證或中國大陸簽發的旅行證件。看來命該去不成,我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後來我隨一對法輪功夫婦去紐約中共領事館會見中共外交官,呼籲中共停止迫害。這位官員與我年齡相仿。我談起6-4,談起有關我過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陸以及如何從修鍊法輪功得到益處。也談到我申請簽證,但被拒簽的經過。他看來很受觸動。在我們結束會面時,他居然向我們索取。
不久之後,我意識到我不能因為拿不到簽證就順水推舟,放棄回國抗議邪惡迫害的機會。我想既然為了個人的自由可以偷渡來美,為什麼不能為維護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辭去工作,買好一張單程票,告別了家人,來到香港。
當地的煉功人勸我先到中國旅行社試辦簽證。結果,一下就拿到了。原來一抵達香港就算第一次進入中國。從香港再申請赴大陸的簽證,原來那個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這樣,我於2000年6月2日下午坐上北去的列車。
上車后我躺下就睡。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被人叫醒,發現車廂里只有我和兩個大陸警察。他們要我立即從上鋪下來,隨他們出去。原來列車進入深圳后要在邊防站停車,檢查身份。我竟渾然不知。邊防人員看過我的護照,盯著我使勁地瞅,然後又連忙翻著一個本子,對照上面的照片。沒有發現破綻,放行了。我心想看來紐約的那位外交官沒有見利忘義,把我的一切通報給中國政府。
軟卧車廂除了我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的中國文學史教授,剛從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回來。另外兩位是僑辦的官員,一老一少。經過這番檢查,我困意全無,便拿出袖珍版,坐在下鋪讀了起來。正讀著,旁邊那位教授忽然問我:「看的是什麼書」?
「」,我答道。
「什麼,」他有些緊張。我把書的封面遞給他看。
「快收起來,這是禁書」,他面部肌肉抖動著
「為什麼?這本書教人向善,使無數人身體健康,道德回升。為什麼不許看?」
「不許看,就是不許看!」僑辦的老太太在一旁幫著腔。
我凝視著教授,問他:「您教中國文學史,想必對中國曆朝歷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內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對?」
教授說不出話來。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產黨明明血腥鎮壓民眾和學生,卻誣陷學生和市民為『暴徒』,還說天安門沒死人。您為什麼相信和順從這個靠謊言和欺騙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說話。我便和僑辦的年輕人聊了起來。女列車員也不知什麼時候停住腳步,依著門框聽我們談著法輪功。就這樣從法輪功在海外洪傳到國內的血腥鎮壓,我們談了近一個小時。最後我告訴他們我會在第二天到天安門去煉法輪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驚,勸我千萬不要去,說去了也沒用,還說抓起來就回不去了。我告訴他們:「如果去了真沒有用,我也就不來了。既然來了,我就沒想著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車駛進北京。當晚在朋友家過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頭班公共汽車,趕到天安門廣場。在晨曦中,我從容走上金水橋的主橋,站到武警的後面,放下背包,開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彌勒伸腰,
如來灌頂,
……
從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離天安門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門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從小到大,我來這裏上萬次而不止,卻從未有過象那天清晨那樣的殊勝和莊嚴。因為我在用生命捍衛著真善忍,捍衛著無所不在的佛法!
遊客駐足觀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異樣的表情引起武警的注意。他回身發現了我。他想用手把我頭前抱輪的雙手強行按下,沒有得逞,便用對講機呼叫同夥。不會兒,一個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掄起拳頭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聲,我竟紋絲不動,也不覺得疼。我繼續抱輪。他們各自拉住我的一隻胳膊,強行把我往橋下一輛麵包車那兒拖。一群人圍觀著,我開始大喊:「佛法無邊,法輪常轉!」
一上車另一個警察便連踢帶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後一排才停手。可我還是不覺得有絲毫的疼痛。「兜里裝著什麼?」他呵斥著。「。」「交出來!」他吼著。這本書是香港學員借給我的。我曾告訴她,只要我活著,我就把書帶回來。我怎能交給惡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著,做出準備動手的架式。我一邊雙手護住褲兜,一邊斬釘截鐵地說道:「你要敢搶,老子就一頭撞死在這裏。」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準備動手的時候,坐在駕駛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對他大喝一聲:「你給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從我的背包中發現了我的護照。
車子開到廣場上的另一輛警車旁,我被押上那輛車。後排坐著兩女一男。他們向我合十,原來都是修鍊人。一警察不知為何突然對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說:「朋友,請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來。接著我們被押送到天安門派出所。
這個派出所坐落在廣場東南,歷史博物館西面。這裏原有一座小紅樓。1976年4-5運動爆發時,曾是鎮壓的指揮中心。不知何時拆了重建,改為天安門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陸學員關進一個鐵籠子里,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簡單登記后就不再理我。我趁機回到鐵籠子那兒和裏面的5、6個修鍊人交流。他們分別來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區,還有一位50多歲的男士,來自寧夏,是個音樂學院的老師。和他們交談,我看到自己的許多不足。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修鍊人各自攜帶的能量場強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們身邊,能感受到一種不可言表的祥和與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從他們對我姓名的反覆盤問,我再次確信紐約的中共外交官沒有為中共盡心。既然如此只好請他們按護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備案了。他們有些惱羞成怒,又是給我照相,又是做指紋記錄。外事處的一個科長揚言一定要把我查個水落石出。
外事處的其他幹警對我都很客氣。他們看我煉功根本就不理睬。一個幹警在值班時甚至向我借閱讀。他告訴我他一身病,也想學法輪功,但又怕丟了「飯碗」。我勸他先偷著煉。他告訴我他們已離休的老處長就煉法輪功。我問是不是那位「塔山戰鬥英雄團」的戰鬥英雄,他說正是。
說起來很有意思。89年6-4期間,在建國門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軍」中彈喪命。戒嚴部隊非說是公寓里有特務打冷槍所致。結果朝著外交公寓一通開火。事後戒嚴部隊責令公安局外事處立即實地調查。那位老處長帶著一個年輕翻譯和一個彈道專家跑上跑下地調查此事。最後從彈道分析發現,致「解放軍」于死命的子彈來自死者身後幾十公分之內。也就是說子彈跟幾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另一個「解放軍」開槍或走火所造成的。當報告上交到戒嚴部隊指揮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認為絕不可能。老處長為此哭笑不得。
外事處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找人想從我口中套出我從北京哪個大學畢業的。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第二天晚上,科長找到我,問我準備怎麼辦?我說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我在天安門煉法輪功被你們的人連踢帶打,抓來兩天,居然還問我怎麼辦?他又說,要抗議去美國白宮,幹嗎來北京?我說,誰讓江澤民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來著?!
最後他沒辦法了,說,「我看你就煩,趕快走。」說著,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機場,塞進當晚的最後一班國際航班,經上海送到法國巴黎。幾小時之後,又飛過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鄉。

特工 民運 法輪功:我的傳奇經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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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終於了卻一個長久的心愿。但願此文能幫助讀者對江氏四年來殘酷鎮壓法輪功的邪惡本質有更清醒的認識,同時也能對法輪功有進一步的了解。若能達到此目的,寫作的辛苦則什麼也不是了。
江氏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繼續,但在無數法輪功學員頑強的和平抗爭下,愈來愈力不從心,且大勢已去。
最後謹向在寫作期間對我給予鼓勵和幫助的朋友表示誠摯的謝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于新澤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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