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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丁凯文：林立果是怎样炼成的？不朽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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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考量，毛泽杔及其追随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因此，任何批判、改变、驱除甚至推翻他们反动统治的行动，当属正义之举，尽管笔者赞同“茉莉花”渐进政改，反对流血革命。林立果不愿学他父亲那样消极认命，在毛泽东“批陈整风”和“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步步紧逼下，他要反抗，他要造反，他要用武装政变来推翻毛氏反动王朝。这里借用毛泽东“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话判定：林立果的行动，不论成功与否，都应视为正气凛然的英雄行为。
由于在“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相关他的资料少之又少，人们无法看到他的全貌。为了正视历史，笔者只好从一些知情人记述的褒贬中，捕捉到他的一些生活片段，借而传之，以告慰英烈。
林立果，1945年生，196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一年，天下大乱，毛泽东下令学校从6月13日起停课闹革命。林立果也同其他学生一样，参加了红卫兵，进行大批判、大揪斗、大串连，闹起革命来。据林彪《日记》记载，到了1966年年底，“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第二年年初，“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而此时，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援引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月19日，中共又将军队“支左”任务发展成“三支两军”，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月25日下午，一百多名“联动”的贵族红卫兵骨干，因挑战毛泽东而被捕，被监禁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审时度势的林彪，同夫人叶群商量后，便利用权力将林立果送入部队，一如当年毛泽东送长子毛岸英入志愿军司令部当彭德怀俄文秘书那样。入伍几天后的1967年3月，林立果便走马上任，当上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开始了他短暂的军事生涯。
林立果是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他像世上大多数独生子一样，从小就备受林彪和叶群的宠爱，他和他的姐姐林立衡，被林彪称为自己的“一对眼珠子”；他长得很像林彪：细高的个儿，白净的皮肤、单眼皮；他的小名“老虎”的“虎”字，也只是比林彪的“彪”字少三撇。据熟悉他的人讲，在青少年时期，他很文静，喜欢读书，特别爱鼓捣无线电，他性格很腼腆，有时和生人交往都会脸红。在他的卧室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电子器件。
正因为他出身名门，历史从他降生之日起就给了他许多出人头地的机遇，享受到常人子弟难以想象的殊荣。当他走马上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时，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四个月后，经空军司令吴法宪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介绍，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使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在吴司令、周主任等人的关照下，他快速成长起来。1969年10月，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他的火箭式发迹之路，被人讽为“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对此，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迹之路”实属平常。君不见：刚毕业不久的肖力，才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就当上了《解放军报》总编（时称总编辑小组组长），因为她是毛泽东爱女李讷；一个娇小妩媚的基层译电员谢静宜，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没有经过逐级上爬、举荐，一跃而任北大、清华两所顶级大学的第二把手，因为她曾是毛泽东宠幸的“秘书”；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的政委（兵团级以上）毛远新，也是火箭式的干部，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侄儿。因此，林立果荣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是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组织路线”的体现，是顺“理”成章的“正常”推举范例。
不过，吴法宪并不认为，他提拔林立果仅仅因为林是贵族出身，他认为林也确实干过一番事业。他回忆说：
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林立果非常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如远程雷达等。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
对于远程雷达，当年空军有一份报告对林立果的调研小组加以肯定：
如何先发现敌人向我发射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是当前战备工作中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空军组织一批力量进行了研究和试验，并且初步取得了成功。这项研究，就是在原有用于侦察敌机的地对空雷达设备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技术革新，使它能够改用侦察来自敌方的导弹。这样，如果改装几台这样的设备，把它布置在北京四周的适当位置上，就可以在敌人已向京发射导弹之后，使北京能够得到五至五十分钟的预警时间。这项革新对于首都的安全是一个贡献。
对此，因在“调研小组”当翻译被判五年徒刑的陈伦和，也持吴法宪的看法。他在25年坚持上访的“申诉书”中写道：
1970年4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并且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笔者：空军情报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笔者：空军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
但也有人并不完全认同吴司令和陈伦和的说法，林立果的顶头上司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是其中之一。鲁珉者，空军一级战斗英雄也。1980年大审判时，被定为林彪死党，判10年徒刑，后又被悄悄释放在家。他对来访的作家张聂尔说：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过在我面前还不敢装腔作势。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
鲁珉回避了远程雷达问题。人们对人对事的评价不可能绝对一致，这是社会意识的自然形态；而“舆论一律”或“主旋律”强制统一，则是对社会意识自然形态的恶性扭曲。吴法宪、陈伦和对林立果的“褒”与鲁珉的“贬”，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尽管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从一褒一贬中，人们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笔者认为，林立果是个有很强事业心的青年，他的“异想天开”恰恰是开创性事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林立果又是个雄心勃勃的叛逆者。张聂尔在《鲁珉谈林立果》一文中写道：
林立果没有社会经验，却过多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最高层的政治内幕，中国当时处在与世界隔绝之中，林立果却大量地看阅了国外画报、资料、电影、录像······他的纯情和理想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一下子击碎了，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显然，这是“主旋律”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客观上反映出林立果叛逆精神的形成过程。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无一不是靠谎言和镇压来维系的。在毛泽东统治下，政权的最高层，充满了阴谋和尔虞我诈，内讧不断发生。这些高层的政治内幕，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许老百姓知道，否则，肮脏的内幕会助长叛逆，引起社会动荡。当年笔者身居蒿蓬间，在“舆论一律”中， 到的尽是“伟大、光荣、正确”之声，而目睹地方官僚的胡作非为，却还以为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错经”了呢！但林立果却没我等之愚昧。身为副统帅的公子，虽没有证据证明他看过林彪《日记》，但在耳濡目染下，他一定会知道许多高层的肮脏内幕。事实上，当他踏入社会后，这些肮脏内幕，便从他平时的言谈话语中表现了出来。
据鲁珉回忆说：“据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林彪，有时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 ，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又据林立果的女友张宁回忆，当她向他提出清查“五一六”运动扩大化时，林立果不假思索地说：“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苏搞出那么多，上海就没一个？都是张春桥和许世友在争夺势力范围。那个张春桥就怕掌握不了军权。”当她提到林彪也说打倒“五一六”时，林立果不屑一笑地说：“你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名言吗？他说政治斗争是最肮脏的，无实话可言。”还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教育正规、条件优越、潜力很大，但没有出息。文化大革命都起来造反，革命者都成了反革命者，‘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显然，林立果的言论，对于当年包括张宁在内的年轻人来说，不但不敢说，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因此，当年的张宁把林立果的言论视为“邪端异说”。
了解高层肮脏内幕的林立果，大胆地发表些“异端邪说”，是坦率和嫌恶的表现。他的坦率远比那些谎言连篇的“伟光正”者、远比那些溜须拍马的精英们要诚实得多，尽管并不证明他叛逆。但他的嫌恶却有反毛、反高层肮脏的征兆。这些在鲁珉回答张聂尔时已经表现了出来。鲁珉抨击林立果道：“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 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鲁的抨击，与其说林立果不尊重长辈，倒不如说他是父辈们的逆子！
为了使谎言大行其是，不被揭穿，“舆论一律”的宣教管制，便被毛泽东炮制了出来。这是依靠谎言进行统治的专政者的共识。
“舆论一律”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洗脑术，即对大陆中国人，用一种声音反复灌耳，用一种文字、图像和影视反复养眼，同时，屏蔽一切外来不同声音和影视的“干扰”。换句话说，就是毛泽东力图将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全部“格式化”，然后“输入”他一个人的思想，并使全国人民的思想与他同步，跟着他的思想而思想，同时，用“防火墙”阻断一切外来信息的入侵！
为了“将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全部‘格式化’，然后‘输入’他一个人的思想”，“舆论一律”的两个重要特征，便被毛泽东制造了出来。其一对自己要“一俊遮百丑”。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因此，他要求对中共做的“一件”好事，要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而达到一俊遮九丑的目的。其二对敌人要“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于阶级敌人，假如他们办十件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就要抓住那“一件”坏事，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而达到丑化、妖磨化阶级敌人的目的。
在“舆论一律”的强权统治下，一切敢于阅读国外读物、观看国外影视作品或收 国外广播人，都会被以偷看反动报刊和影视、偷 敌台的罪名科以重刑。这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显然，这种思想是马列主义和封建专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意识自然形态的反动。因此，对这种反动思想的反叛和忤逆，便成了一切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
在“舆论一律”下昏昏欲梦的中国人中，林立果是清醒的叛逆者之一，是当时中国难得的佼佼逆子。
出身于副帅家庭的林立果，得天独厚，不仅知道很多高层肮脏内幕，在封闭的环境里，还能接触到外部世界。他在空军成立的调研小组，在从事科研活动的同时，看到了许多外国书刊、录像、电影，吸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新鲜的自由空气。新鲜空气与肮脏内幕的反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禁锢、开放与封闭的碰撞，特别是美好的理想与恶劣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促使他思想发生了剧变，双重人格病态状即人格分裂日趋明朗化：一方面他是受到毛泽东表彰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表现了他对毛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效忠性，另一方面他对现实日益不满，准备随时取父辈而代之，显现了他对毛对党对父辈的叛逆性。这种双重人格病态状还表现在个人发展上：当发展顺利时，效忠性覆盖叛逆性，反之，叛逆性将主导一切。
与林立果相比，今日握有重权的红色贵族子弟们，他们的双重人格病态状也十分清晰：一方面他们从自由世界学成回国，挤身“海归”，但却摈弃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鼓吹“特色社会主义”，借以维护既得利益，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效忠性；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特色”久长，便存钱国外，给后代办理“绿卡”，等等，做好了应变和随时“走”的准备，显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叛逆性。近据有关媒体报导，“美国政府统计，大陆的部级以上的官（包含已退休）的儿辈，74.5%拥有美国的绿卡或公民的身分，孙辈有美国的公民身分者达到91%以上。”笔者大胆预测：未来中国有变，他们将是一群第一批携巨款离境的叛逃者。
当年的林立果与今日的红色贵族子弟，在双重人格的病态上，没有显着差别。在毛泽东“批陈整风”和“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步步紧逼下，特别是1971年1月底重组北京军区、撤了毛的忠臣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后，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林立果，被逼上梁山，叛逆性主导了他的一切，甩掉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决心以武力与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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